杜霞　魏思雨

国学经典教育需要重新恢复实修与体证传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历事练心，践履躬行，在“知”与“行”融合统一中，完成个体情意、态度、价值观的构建，提升心灵品质，涵养君子人格。

以国学经典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蕴育了中国人的品格与气节。中国百年巨变，国学经典教育也随之浮沉，起起落落间，虽有低潮，却并未泯灭，足见其内在强大的生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定了“立德树人”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与国学经典教育以德为本、培育君子品格、孕化德性人生的核心精神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时移世易，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中，以修身成德、固本培元为旨归的国学经典教育，也愈发显示出重要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而探讨国学经典教育为生命奠基之应然路径，也显得尤为必要。

一、导之以正。固本培元

当今的国学经典教育天然地具有现代化的属性与任务，蕴含着“现代化而不西方化”的文化要求与文化意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明确这一核心价值，对于国学经典教育的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考察当前国学经典教育，不难发现识记背诵仍是主要的教育模式，这与我国的教育传统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国学经典需要诵读、记忆，这是无可争议的。但仅仅将其作为一门知识记问之学，忽视其涵养道德蕴化心灵的本质意义，不免会陷入舍本逐末的误区，国学经典在当今教育场域中的独特作用也难以发挥出来。而且，这种偏离中心和根本的国学经典教育也极易招致误解和反对，比如有些人就认为儿童诵读经典只会抹杀其成长的多样可能性，将其拘束在死记硬背的框架之内，忽视了其生命活力，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此，正确认识国学经典教育之于生命奠基的真实作用，导之以正，固本培元，才能够准确把握其在实践中的定位与方式。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横渠四句形象地描绘出儒家文化一以贯之的理想与信条，即由修身成德进而推展扩充到家、国、天下的“内圣外王”之路。“白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无论贵贱高低，“修身”皆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它是生命个体终生不辍的自我身心功夫，是对自身道德人格的不断磨砺与培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正是以君子人格的养成为基点，以人伦道德培育与礼仪规范约束为发展路径，在个体对至善境界的追寻中，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充分发挥本性是培育君子人格的必要条件，而对本性的发露与开掘，则须得有“诚”的工夫，那就是不断趋向内心的纯粹与澄明。孟子的修身之道则与其“性善说”紧密关联。依孟子而言，仁、义、礼、智是人所固有的善端，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而修养身性在于保存和发扬其善端，涵养浩然正气，涤除物欲诱惑。朱熹也主张“切己第一，读书乃学者第二事”，将切己体察、涵养心性放在人生第一紧要的位置上，并明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乃是君子修身的具体步骤。王阳明则倡导“致良知”，并身体力行，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的大业……纵览儒学发展，无论其外在形式如何变迁，其实质内核——“修身”始终占据中心位置，伦理规范、政治理想、社会秩序最终都落在了人格养成上，足见以“修身”为核心的国学经典教育之于中华文化的重要影响。

“理想的教育不是要以各种现实的规定性去束缚人、限制人，而是要使人从现实性看到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并善于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它要使人树立起发展与超越现实的理想，并善于将理想赋之于现实。”瞄以个体的道德人伦为起点，不断追寻人的价值与生命本质，从而扩充到人与人、人与世界乃至整个宇宙的关系，正是国学经典、传统文化所遵循的育人逻辑，而这一逻辑在当今时代依旧有着强健的生命力。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是以人为中心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而当今的教育现场中，我们却不得不频频面对“无人的教育”，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所引发的人才需求，使得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培养满足当前社会发展所需求的工具型人才，而忽略了人的发展与完善。毫无疑问，这种单向度的人才培育是与教育的本质相背离的。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促成每个主体的生成，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活生生的人。“全面发展”意味着人的身体、心灵、精神、灵魂的整合；情意、灵性、灵感、直觉的激发；想象力、创造力、多元综合智能的开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2016年9月我国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中，就明确提出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目标，这一目标既包含了追求个人终身发展的目标，也包括了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其理想状态是培养知识丰富、综合能力较好且具有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人格健全的人——这与国学经典所贯穿的修身立德、化育天下的精神主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因此，国学经典教育惟有切中导引价值生成、注重精神指引与道德培育、促进个体的人格完善与生命觉醒这一核心价值，才能够满足育人的本质要求，才能够在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中成为无可替代、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

二、知行合一，蕴化心灵

当我们明確了国学经典涵养德性孕化生命的核心精神与主旨，那么就要遵循道德教育的实践特征和体证路径：即知行合一，蕴化心灵。

道德教育一直是我国学校教育的中心问题之一，尽管德育的重要性与根本性被反复强调，也给予其专门的学科地位，却面临着投入多、产出少的尴尬境地，日趋走向了边缘化、外在化与知识化，教学效果不明显，学生的实际获得感较弱。我们似乎有了很多关于道德的观念，却缺乏生活上的实践智慧。道德根基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若是脱离了真实的社会与生活，单纯强调知识的道德教育，只能作为僵化的规则和呆板的条文存在于书本之中。为此，“生活德育论”将道德教育从天上拉回地下，从抽象破碎的理论拉回具象完整的生活，然而，完全从生活中学习德育的逻辑，很明显是将德育混同于生活，无形中消泯了德育的特殊性。可见，指向“知”的“知性德育”与指向“行”的“生活德育论”，在道德教育实践中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失。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中国传统道德智慧的实践伦理特征中汲取精神资源，为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的困境寻找出路。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开篇就阐明了“学习”的真义；“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在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里，“学习”二字本身就隐含着生命的践行与体悟。我们今天的国学经典教育正是需要在这点上格外下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与行这一对辩证关系就似向前行进的双脚，无论轻视或偏向哪一边，都会因跛脚而无法完成人格养成、道德教化这一征程。“知”即是对于经典要义的基本认知。孔子认为“知”者不惑，有了“知”，方会对前路坚定，拥有持久的信念。同时，“知”是“行”的指导，心中空空无物，断不会有行的念头产生。“弗学何以行？”若没有对圣贤之道的基本认知，便无法做出合乎义理的行为。而“行”即对经典要义中所承载价值的实践，“力行近乎仁”，只有“知”的学习是不完整的，切实践行所知所思，才是切中大道的根本路径。应当注意的是，切不可将“知”与“行”简单理解为线性的前后顺承关系，以为国学经典教育唯有使学生先将知识理解通透才能去生活中践行，那就又容易陷入泥文着句的误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本为一体，唯有身心互动，知行合一，才能使道德意识成为亲知和真知，才能使道德行为成为觉行和笃行，才能在双向互动、随时切入、多层次运行的知行循环中，促成心灵的蕴化与生命的成长。

当阳明先生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龙场悟道时，他觉悟到天理即在人心，圣贤之道便是将深藏于我们内心的良知善端发露出来，而达致良知的方法便是知行合一。更为可贵的是，阳明先生用自己一生的真实践行，对“知行合一”做了绝佳的诠释，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终于成为接续孔孟之道、彪炳中华史册的“五百年来第一人”，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道德实践智慧。悠悠文化长河中，我们既需汲取、继承前人思想文化的精华，更要清醒地意识到承载思想运行的路径与方法。国学经典教育需要重新恢复实修与体证传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历事练心，践履躬行，在“知”与“行”融合统一中，完成个体情意、态度、价值观的构建，提升心灵品质，涵养君子人格。

三、立足时代。兼容并蓄

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生生不息，厚重的历史文化给予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发展与进步须得建立在已有的文化土壤之上，带着历史所赋予的文化底色融入时代潮流。20世纪90年代，弘扬国学的声音一经发出，便得到海内外众多华夏儿女的呼应，是因为这个口号喊出了人们压积在心的渴望。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这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之举。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学的每一次沉浮实质上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转变，凸显我国发展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物质生活已得到基本满足，随之而来的便是精神文化生活的充实与个体人生的丰盈。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挣脱了沉重的锁链，将蓄积的力量全数进发，以令世界瞩目的速度进行着现代化建设。然而，当我们的目光过多地投注在经济建设中，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放在首要位置，更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带给人类力量的无限高扬时，却忽视了人类心灵品质的提升与道德伦理的建设——而这也正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问题。

近代的国学乃为“防御”而生，当今的“国学”是为了自主。运用历史理性看待当前道德教育中的缺失与困境，不难发现国学经典中蕴含的思想资源于当今时代个体的成长、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进步都有无法忽视的意义。国学经典教育中所蕴涵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理想、“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都呈现出将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次的发展整合融通、和谐并进的特点。在价值观层面上，有效地回应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人与社会、自然存在的割裂与疏离。2014年3月，在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中，围绕“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明确提出：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开展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引导儿童青少年树立远大志向、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人民紧紧连接在一起，成为能够肩负起历史使命的新时代的生力军。

只有立足于对现时代矛盾与问题的深刻理解与应答，立足于时代对个体成长的要求，国学经典教育才能不断寻找到新的生长点，在创造性转化中彰显其时代的价值。这就特别需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国学经典教育与现代化的关系；二是国学经典教育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曾经一提起国学经典教育，就不免使人产生复古倒退的错觉，认为恢复国学经典教育便意味着对现代教育理念的压制和对西方文化的排斥，这样的偏见自然会限制国学经典教育的发展空间。我们需要澄清的是，以道德实践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不存在着对立斗争的關系。伴随着现代化的持续深入，引发了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不少西方的有识之士转而投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寻求解决之道，“天人合一”的观念在新时代下焕发出生命的活力。由此可见，国学经典的研习与西方文化的学习并不冲突，西学与东学就似太极的两端，各具特色，却又能组成和谐统整的“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正需要文化的中西互补，兼容并蓄。因此，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学经典教育的发展既要发扬传统，又要发展创新，要充分借鉴现代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教育内容的厘定上，还是教育方法的选择上，都应遵循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杜绝形式主义与灌输教育，从而有效推动国学经典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

置身于伟大的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充分认识国学经典教育对于个体生命成长与心灵蕴化的重要价值与作用，探寻适切有效的路径与方法，真正让国学经典教育发挥正面核心功能，担负起“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以文化的复兴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樊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