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经济自2012年回落起，正式步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几十年来堆积的问题和矛盾也逐步暴露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国家首次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经济工作的重心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意在通过完成“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基本任务，2017年在中央紧急工作会议上又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这实际是对五项基本任务的明确和细化，最终为了形成制度和生产力上的突破，最终建立起有效防止和克服继续产生无效和低端产能、缺乏市场需求的库存、高杠杆带来的高债务以及成本持续走高的制度结构。

行为经济学作为实用的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有机结合起来，以发现现今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等基本假设的不足。其主要理论有前景预期理论、有限意志力与计划者-执行者模型和心理账户理论，在这些理论的作用下，不同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对企业有迥异的影响，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剖析，试探究制度供给的路径选择及相应的政策保障。

二、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内涵

(一)形成有效制度供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形成能够有效防止和克服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杠杆率过高、成本居高不下和短板明显的制度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要落脚到制度结构的变革上，通过形成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完成对上述问题的预防。“破”、“立”、“降”的基本任务是基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提出的改革任务，其本身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内涵，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能对问题和风险进行提前的规避和防范。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力，既不能根据当地情况做出最优决策，又时常为了眼下利益而抛弃长远目标。

因此，从行为经济学看，制度改革的实质就是最大限度的规避有限意志力形成长期有效的制度供给。这里的制度是一个广义的层面，囊括配套法律体系、政策支撑及顶层设计的方方面面，制度供给主要是通过中央提供完善的制度体系，规避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和有限意志力，使其避免计划者和执行者的矛盾，减少朝令夕改、政策规划短视、规划长远却又追求短期利益的情况发生，这样才能有效解决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杠杆率过高、成本居高不下和短板明显的问题，贯彻好中央政策意图，同时令地方政府在较长时间内做出最优决策根据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激励作用，加快推进改革。

(二)提供有效政策激励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层内涵就是配套于制度供给中提供行之有效的政策。政策设计关乎改革能否落到实处，有效的政策设计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由于政策设计必须考虑其可能引起的反馈和连带效应，因而必须从受众的心理出发，利用前景预期等行为经济理论，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宏观经济环境，激发企业信心并进行有效激励，通过政策帮助企业建立起合理的参照依赖，放大确定效应，减少面对风险，积极引导企业向重点改革领域投资并进行生产端的产品创新和升级，最终反哺生产供给。此外，不同类型的政策设计侧重点和想要达到的预期效果有所不同，所采用的行为经济学理论也有所不同，加上各地区文化间的差异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会对政策激励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如何利用行为经济学合理设计，发挥其最大功效至关重要。

(三)设计合理退出机制

利用行为经济学设计合理的退出机制，完成“破”、“立”、“降”的主要任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后一层内涵。全面考虑禀赋效应、中杯效应和幼犬效应设计退出机制，综合考虑企业所想、企业所盼，满足企业的退出要求，提供并为企业框定多种退出方案，缩窄企业退出路径，尽量在满足企业需求的同时降低退出成本，并将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相结合，在要求企业退出落后产业的同时鼓励企业进驻新兴产业，采用降低进入门槛，逐步提高要求和监管的方式，为企业进入新市场打开突破口，从而加快企业退出和进入的步伐，尽快淘汰落后产能，引导企业投入到新兴产业中，实现改革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

三、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政策激励失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顺利推行的先决条件，即是国内现有技术能否达到改革提出的要求。而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看，其主要作用于政策效果中，即政策激励引发微观主体信心以及心理状态的变化，从而利用信心乘数扩大政策效果，达到改革目标。但目前国内受制于技术条件不够成熟，政策的激励引发的信心乘数被技术这类核心影响因素抵消，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以电动车市场为例，由于对能源结构改革提出了较高要求，国内电动车市场一时之间也是十分火爆，层出不穷的政策扶植拉动电动车的产量和销量，但纵观整个国内汽车市场，耗油车的需求量依旧远远大于电动车。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电动车蓄电量的技术难题难以突破。国产品牌(如一汽)的电池续航只有240-260公里，将达到国家最低200公里续航里程的要求，远低于特斯拉等国际品牌400-500公里的续航里程。加之特斯拉高达70万的售价又令国人难以接受，而国产车价廉却不物美，所以尽管国家出台免摇号、购车补贴、充电桩配备等一系列的相关激励政策鼓励电动车购买，但电动车市场不景气也不可避免。何况改革涉及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面临的情况也要比单纯电动车市场复杂许多，技术难题必然更为突出，并且在国内和国外技术对比的参照依赖中，微观主体的风险规避心理更为强烈，信心乘数的作用更加大打折扣，政策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激励都可能失灵。

(二)政策缺乏联动性

今年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四个年头，改革固然成效喜人，但也存在政策制定缺乏统筹联动，中央地方缺乏统筹联动等问题。从地方印发的促进改革和落实改革的总体方案来看，并未提出太多具体举措，仍然以总体基调为主，说明改革目前依旧处于“摸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的阶段，缺乏成熟完备的推进体系和完整的框架蓝图，更缺乏抗压和应对风险的对策。依旧以新能源汽车市场为例，国家支持系能源汽车发展已两年有余，但直至现在各地方也没有完成充电桩的配套建设，有些地方现在才拟定鼓励企业配套充电桩的条例，可见政策持续性和统筹联动性有所缺乏。更不用说在地方与地方之间如何协调改革指标的问题上，则完全是以自身利益优先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这样不仅可能导致改革用力过猛，引发一系列问题，更是给人一种方向不明确的印象，致使企业对改革未来的前景预期不清晰，打击微观主体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三)混改阻力相对较大

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困境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上下不同心，试点地区参与企业急于摆脱，投资方未能理解改革的目的和最终架构；二是非试点地区观望态度居多，面对试点地区和企业的改革依旧是“他改他的，我走我的”，企业参与混改积极性不强。

我在试点地区的调研中发现，很多投资方愿意参与混改，但他们主要担忧自身能否拿到改革企业的控股权，即能否按照自身的意愿调整、布局企业未来的规划。这本身就是投资方缺乏对改革目的和最终架构的理解和认识的表现，在混改的原始规划中，就不存在哪一方能够实现对企业控股，任何决策都需要协调各方利益才能做出决策。投资方对政策错误的解读和自身视野的限制无疑为混改蒙上一层阴霾，另一方面，在第一批参改的十余家企业中，只有一到两家被摘牌，其余企业挂牌无果。参改企业急于摆脱，将许多不良资产混入其中，也是造成投资方不愿摘牌的主要原因。再加之出现许多的新做法、新思路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和规范，更是使混改举步维艰，处处受挫，改革前景被更多的观望企业看衰，参与方丧失信心，且缺少成功的参照依赖等问题进一步打击企业的积极性，使改革推进难上加难。

在非试点地区主要存在隔岸观火的现象。地方企业和政府惧怕风险，依旧各走各路，试点地区和企业起到的带动作用甚微，加上这些地区遇到些问题和困难，形成了消极的参照依赖，更加剧了非试点地区对风险的规避，坚定其按兵不动的消极态度，更使改革受阻。

四、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选择及政策保障

(一)路径选择

图1 制度供给路径及行为经济学影响机制

从理论内涵及以上困境来看，除去技术难题，问题主要集中在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有效激励不足、信心不足、前景预期难以判断以及参照依赖的选择等方面。因此本图从制度供给的整体流程出发，构建行之有效的制度供给体系作为改革路径。

1.多部门联动进行顶层规划

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改革的整体设计和规划，只有解决顶层设计，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信心，把控前景。改革提出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互独立又有部分重叠，这就急需中央的统一规划协调，才能避免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改革思路不清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另外在深入解决结构性问题的过程中，更需要多部门共同协商，做到全方位、立体性跟进政策，全面协调各方利益，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保证政策的顺利推行。顶层设计可以采用矩阵管理模式，按照项目进行组织，加强了不同部门之间的配合信息交流，克服了直线职能结构中各部门相互脱节的现象，使政策制定更加全面、行之有效，且实现资源全面的高效配置。

2.财政与信贷政策并重

针对化解过剩产能、调整能源结构和排放结构、全面促进供给创新等问题，充分利用参照依赖偏好对现行的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加以调整，从而有效激励。

首先，改革重点领域的税制。以即将开征的环保税为例，可效仿标准普尔的债券评级体系，建立污染指标评级，将税收指标层级化，调整每个大层级和小层级之间的对应标准跨度，利用微观主体存在努力的边际评价下降原理，设计相对细致的划分激励措施以及指标间差距的减少有利于连续激发挥短期激励的作用，在较短时间内缓解改革压力。还可以对此模式进行扩展，在减税的基础上加入财政补贴等一系列跟进政策福利，多维度激励更大的激发出企业自觉参与改革的动力。

其次，适当放宽信贷标准。这里的放宽并不是放宽准入条件，而是由国家开设特定目的和领域的项目，在法制化、规范化形式下放宽参与特定项目企业的信贷标准。且为了避免大企业垄断特定项目，中小微企业“靠边站”的现象出现，在对特定项目申请企业条件审核时，可以设定一定的比例限制，即大、中、小微企业各占比多少，并在审核中按照企业规模标准的划分在大、中、小微企业群内部择优选择，并对最终参与项目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适当放宽对其的信贷标准。这样既能使政府的方向引导落到实处，又能让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真正尝到甜头，促进其发展壮大，激发行业内企业的良性竞争，压缩“柠檬”市场的存在空间，继而调动整个市场的积极性，促进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掀起改革热潮，使改革真正发挥功效。

3.建立健全中央智库与企业智库的联动机制

建立中央智库与企业智库的联动机制有利于提供科学有效的制度供给并反哺产品供给。政府的智库掌握着制定政策的整体思路，他们深刻理解政策的本质是什么以及要解决什么的问题，而企业的智库则清楚究竟如何将政策转化为生产力和创新成果，并对实操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十分充分的了解。二者的相互联动一方面使政府可以充分了解改革的进程，及时帮助企业解决改革推进中出现的问题，并对一些问题防患未然；对于企业而言，可以保证产品创新不偏离大方向，同时增强企业对未来发展前景的理性预期，精准把握政策，增强确定效应和信心乘数的作用，进一步反哺产品供给，并在对实践过程中的总结，为改革建言献策，促进政策和制度供给的进一步完善。

(二)制度保障

1.营造稳定宏观经济环境

在进行决策时，受制于其受教育程度、经验阅历等客观因素限制，微观主体不能总是做出理性决策，从而造成理性预期失灵。而不稳定的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会加剧失灵，并在经济中反映为“柠檬”市场的扩大和“动物精神”等非理性行为的增加，给实现“调结构，转方式”的目标带来巨大阻力，甚至有可能造成经济的倒退。稳定的宏观政策和经济运行环境会大大提高人们对于前景的预判能力和经济转轨的自信，增强信心乘数的作用，增加理性预期，提升对政策的反馈效果。同时也尽量降低了企业和个人所面对的不确定性风险，由于风险规避的存在，所以宏观政策和环境越稳，越有利于激发微观主体的积极性，自下而上的降低改革阻力，助力改革推进。

2.准确定位产业调整方向

在宏观政策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改革的方向有利于降低企业因对产业政策判断不清而出现的风险。不明确的产业政策会增加企业的危机感，即当微观主体觉得会在改革中面临重大损失时，便产生风险偏好，激起反射效应，为了规避损失铤而走险，如若成功助力改革，一旦失败将会对企业和个人带来严重损失，反而限制改革的进行。准确产业政策实质为化反射效应为确定效应，明确出改什么、怎么改和如何改，给企业以明确的导向。由于企业在面临获利时会风险规避，所以在确定的政策导向和不确定性风险面前会选择前者，在进行生产、投资时也会选择较为稳妥、前景明确的产业，这有利于最大限度的发挥政策导向性作用并放大其乘数效应，从产业层面引导市场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

3.激发企业创新能力

个体在一天中努力水平按照先低后高再变低的方式进行分配；随着工资的增加，个体在一天中的总体努力可能会下降，因为高工资会使个体在一天中更早的达到收入目标，努力的边际评价将下降；分期兑现工资和转移支付的改变将影响个体劳动供给行为，即产生短期激励，使个体工作努力立即上升。

企业的情况与个人情况类似，因此激发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灵活的微观政策，其实质是不断调整或分期兑现对企业的激励和支持力度，从而影响其短期投入程度，最大限度的发挥企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不断为生产端的供给侧改革提供助推动力。另外，灵活的微观政策还有利于及时发现、及时解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改革的推进扫清障碍，不至于造成问题堆积和矛盾集中爆发，以至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将改革逼入墙角、陷入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