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的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等地位实力与日俱增，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构建以工商实体经济、科技领先创新、国内外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全球化经济产业体系。作为联系内外经济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路等的重要货币媒介，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是人民币国际化里程碑标志。据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报告显示，2018年3月，美元使用量仍然是全球最多，达到41.8%，排名第二的是欧元，使用量31.2%，而英镑及日元的使用量则分别为7.13%及3.31%。加元使用量升至四年来最高水平，达到2%。人民币全球支付占比由2月的1.84%跌至1.78%，位居第六位。美元仍在世界经济活动中计价、结算、贮备等占主导地位。人民币国际化虽有推进，但地位徘徊不前，因此如何广泛的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备受关注。

研究国内外近年重要事件，也为当下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警示。从国内角度，人民币全球支付占比下跌，或与内地经济放缓、人民币汇率波动及资本管制措施有关，“入篮”后的人民币全球使用出现萎缩，反映出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持续贬值的预期以及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在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账户的需求下，考验着“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协同效应，以及国内金融风险的防控机制和能力。从国际角度，中美贸易战也考验着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欧债危机及经济疲软重创欧元区国家逐步复苏，联盟内国家经济差异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不断显现，弱势成员国希望采取独立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强势成员国又不想受到弱势成员国的长期拖累，致使对抗美元而产生的国际货币欧元，由于统一货币政策与国家个体差异所存在冲突缺陷将使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对欧元国际货币模式及地位也是极大的挑战和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也是重要警示。

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发展迈向世界性的重要战略问题之一。纵观历史条件和经验，没有人民币国际化覆辙之路。要以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的本质核心出发，在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影响因素、逻辑关系等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的逻辑体系、内涵动力与驱进模式。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逻辑体系思考

货币国际化主要条件可以归纳为：一是稳定、持续、创新的实体经济是货币国际化根本条件；二是强有力的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是货币国际化后盾；三是币值稳定是货币国际化心理保障；四是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风险防控是货币国际化内在支撑；五是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是货币国际化催化剂[1]。货币国际化虽有共性，但每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大有不同，不存在“模板”可以复制，人民币国际化只能探索“中国之路”。

(一)人民币国际化体系构建的思路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认同，重要性不断攀升，人民币国际化也成为热点问题。如何合理有效的认识货币国际化，如何正确认识货币国际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首当其冲。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是我们的终极目的，还是达到终极目的的手段之一？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立足导向是什么？

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未来进程。从内在动力上，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需要人民币国际化并逐步成为主要国际货币，适应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从外在需求上，中国本身经济与贸易地位的提升，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也相应上升[2]。

主要国际货币都具有其特殊背景下各有千秋的国际化表现。在英国、美国国内金融市场尚未充分发展的初始阶段，推动英镑、美元国际化主要采用“资本输出+国际卡特尔/跨国企业”模式；日元国际化模式采取事实上是失败的“贸易结算+离岸市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政治主导的产物[3]；欧元是欧盟主权国家间博弈合作的产物，但盟内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千差万别，而统一的货币政策会导致欧元区内政治经济实力薄弱的、具有缺陷的国家产生问题，若不能有效的缓解和消除，将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欧元区域货币体系实际上始终处于危险境地，希腊主权危机已成为负面警示，欧元区内国家均有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救”与“不救”都是两难决策，如何维系欧元体系将是一个永远存在的难题。

从国际货币的发展态势来看，多元化、多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是趋势，并长期存在。特别是在美债危机、次贷危机、主权危机的冲击下，以美元独大、欧元的潜在矛盾的国际货币体系暴露出缺陷，波动显著加大，国际经济治理格局变化，这些因素影响着中国经济，但也刺激了对人民币的需求，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时间窗口因素之一。

不难得出，在当今经济一体化现实趋势和“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但须明确的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不是终极目标，而是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而产生的一种历程，这个过程是复杂多变、具有风险的；人民币国际化并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是实现经济发展而所需的多种重要促进因素之一。

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人民币国际化体系，其内涵可从三个方面阐述：首先，必须以我国实体经济的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国际市场开发为主导，夯实货币国际化根基；其次，必须以我为主，为我所需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避免依附关联其他国际货币或者采取区域统一货币形式，保持自控性和独立性；再次，为我所用并兼顾国际化过程中的相关利益经济体，实现资本和资源合理再配置，实现货币国际化利益的内外均衡，协调共赢，承担国际责任。

(二)人民币国际化体系框架构建和主要内容

综合归纳总结众多学者研究，本文将从系统学角度考虑，将人民币国际化体系逻辑框架和主要内容分为五个层面：

1.核心层：国民经济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逻辑内涵，经济发展是根本目标，人民币国际化是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和影响力的必然结果状态；人民币国际化服务伴随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并在成为国际货币后进一步巩固延展的持续性过程。

2.支柱层：货币国际化研究的假设、原理、技术、方法以及主要概念理论的拓展深化，如“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货币国际化条件、路径、程度研究，货币国际化的成本、收益、风险问题等。

3.功能层：国际货币作为特殊货币，具有交易媒介、支付手段、计价单位、价值储藏以及境外持有者的投资融资功能。在官方操作领域有钉住货币、干预货币和储备货币，私人领域操作有计价货币、工具货币及财富储存货币[4]。人民币国际化中各职能相互影响机制不可回避，存在此消彼长的可能，也存在一进俱进、一损俱损的可能。

4.关联层：基于核心层、支柱层、功能层基础上，从发展我国经济的根本目标出发，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利用和发挥人民币国际化利益，控制、削弱及转移各种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研究因素之间的多重关系，是人民币国际化体系的最具复杂性、针对性的层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有汇率问题、利率问题、货币互换、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替代与反替代问题、离岸市场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与股市、债市、基金、期货等相互作用；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风险传染、国际金融新秩序问题、国内金融体系完善、金融产品衍生及金融风险防范；货币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影响；外围主权货币与人民币货币博弈问题，经济合作体系内货币合作等[5、6]。

5.应用层：围绕经济发展核心本质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研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区域内乃至国际范围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

上述体系各因素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复杂性、系统性，形成逻辑关系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体系逻辑框架

三、“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动力与驱进模式

“新常态”已成为中国经济标签，“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开放促内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从量与速度转化为质与结构，以国际区域性“五通”为政策目标，创造了人民币国际化新历史契机。目前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职能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国际化步伐有所放缓。如何开启“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民币国际化新征程，需进一步探讨和深入研究。

(一)从发展经济的本质内涵认识人民币国际化动力

“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存在内在一致性及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纵观美、欧、日等货币国际化历程，货币国际化的根基和源动力是实体经济实力。对于新常态下重要转型的中国经济，“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长期战略过程，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蜕变过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能抛开经济发展谈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逻辑本质上是统一的、协同的。

1.经济转型升级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源动力。我国人口及资源红利已经消退，经济发展依托创新驱动。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工业4.0”时代、“中国制造2025”启动，在需求导向大背景下，实体经济主导以价值链为基础，创新高附加值环节的价值增值及实现形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仅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重塑、布局和融合，同时向国内外提供技术、产品和服务，区域性乃至世界性深度合作，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的协同发展。

2.“一带一路”倡议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目前我国经济存在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现状，“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目标，将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形成以中国内需和产能输出为起点的资金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新循环。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过剩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

(二)开发与利用多层次外部网络路径，延展人民币国际化网络效应

周边化、区域化及国际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路径，须将“地域化”概念进行拓深和延展，从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构建外部合作网络效应。周边化已经完成，将进入区域化阶段。从长远看，人民币国际化不仅需要时间来完善，更需要空间来支撑，并要以空间换取时间，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1.创建优化网络格局，拓宽国际化路径。“一带一路”将构筑全球经济贸易新的大循环，成为继大西洋、太平洋之后的第三大经济发展空间，沿线65个国家，所覆盖世界人口的64%，全球GDP 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是巨大的国际市场，又是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力量，作为“一带一路”主导国，充分发挥“五通”策略，从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构建或延展国际合作网络，建立并巩固网络效应，助推经济发展并将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2.构建动态网络效应层次，统筹利用各种政治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合作涉及范围大、差异大、难度大，需要合理构建网络层次，把握主次，梳理重点核心。首先，围绕贸易交往合作效应因素，据商务部统计2018年1至4月，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额3891亿美元，同比增长19.2%；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6.7亿美元，同比增长17.3%；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242亿美元，同比增长27.7%，这将成为人民国际化的重要基础，相关国家及地区的成为带动人民币使用的重要网络要素；其次，围绕产能转移合作效应因素，如建筑施工、钢铁建材、机械工程、电力设备等行业大型项目输出、边际产业转移合作，企业找准对接点；再次，围绕能源、资源的投资开发效应因素，扩大大宗物资商品进口渠道的开拓与顺畅，增强合作潜力前景和稳定性，对多元化的获取资源可以增强人民币定价及交易的效率和效果；第四，围绕国内过剩资本投资输出效应因素，国内资源红利、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基于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相对优势和资本积累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等。此外，结合既有政治经济合作网络，如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联盟、G20集团等，为各地区的共同利益保持经济增长和发展，促进成员间经济相互依存，加强开放多边贸易，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创造了机遇。

3.应对克服与美元、欧元的网络效应竞争。当前货币网络效应仍是以经贸联系和制度安排为基础的。以美元取代英镑为例，历经八十多年时间。现今“美元区”成员对美国经济及美元的依赖程度高，“欧元区”有欧盟各国的支撑。从一带一路的国家范围来看，既涉及“美元区”又有“欧元区”，人民币克服美元、欧元既有的网络效应，实现区域化，也是货币替代和反替代竞争，将是一个漫长过程。

(三)实施多元化货币功能组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求效应

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国际储备货币是人民币货币职能“三步走”。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模式主要是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16年跨境贸易及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大幅下降，人民币国际化趋势放缓。从前文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当今国内经济转型升级也不可能短期内完成，需要结合现实，开展多元化组合的推进模式，从而深化国际化。

1.持续巩固加强跨境人民币结算的贸易基础需求模式。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要在“一带一路”中的充分开发利用区域贸易流通的重要渠道。在贸易流通中充分利用产品差异化、服务差异化和相对竞争力，尤其大宗商品等，增强双边多边合作，巩固和提升使用人民币定价和结算地位，同时，创新使用方式，依托互联网、物联网、智联网等跨境电子商务，充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基础功能。

2.强化“资本输出+跨国公司”的实体经济核心需求模式。回顾英镑和美元成为国际关键货币的过程，起初均采用“资本输出+跨国公司”模式，借助网络效应占据了国际货币地位；日元国际化采取“贸易结算+离岸市场”的模式，事实上是失败的，其中日本独特的贸易模式中日元贸易结算地位低下，缺乏周边国家的地域支撑，遭遇美元阻击，在贸易黑字的期间没有及时利用当时富裕的资本拓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及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间的“再贷款游戏”是重要原因；欧元是欧盟国家联合抗击美元的产物，但其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具有其内在政治经济不稳定性隐患，欧债危机就是例证。

人民币国际化所处状态与日元当年具有很强的类似性，贸易顺差且贸易话语权不强；但又与欧元的背景基础有本质不同。人民币已经进入区域化阶段，总结前车之鉴，把握新的发展趋势，“资产型”和资本项目下的适度适时开放，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所需。对外输出人民币必须注重与实体经济和产业投资挂钩，充分开发“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投资，使人民币资金逐渐成为核心货币，推动全球资源配置、生产、销售和定价，才能夯实人民币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基础。“贸易结算+离岸市场/资本项目开放”模式对于地位不高、权重不高的人民币国际化是危险而激进的，结合我国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因此应采取渐进、稳定的“资本输出+跨国公司”模式[7]，树立以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为目的，配合国内经济及产业升级转型、企业实体跨国经营的推进，逐步争取主动权和灵活性，稳妥地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3.深化银行金融业国际化的金融先导需求模式。从国际经验来看，利用银行金融业的先行导入，是货币国际化通道载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资银行起到了重要铺垫推动作用，促使美元大规模流向欧洲和日本。日元国际化过程中，金融银行业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为目标国基础设施等提供日元贷款，推动了日元国际化。“一带一路”创建了区域网络，人民币国际化的“先遣队”必须要求中国银行金融业首当其冲，为资本输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基础的金融服务，并通过政府援助、政策性贷款、商业贷款、直接投资及发行基础设施债券等方式，解决沿线国家的资金瓶颈问题，从而使人民币得以在沿线国家推广使用。

(四)坚持深度金融改革，提供人民币国际化内部支撑效应

成熟的金融市场提供良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减少持币者的风险和损失，增强持有信心。建立“一带一路”区域广泛的网络效应，倒逼国内金融改革，适应经济升级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内在要求。

1.汇率、利率的弹性市场化改革。合理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将使人民币作为资金和货币的价格富有弹性，更好地调节市场的需求并有助于控制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这将会有效助推人民币国际化[8]。增强开放人民币双向波动弹性，各类避险和衍生工具才能得到应用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是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是金融业开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性条件，有助于保护存款人利益，稳定所有者信心，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2.金融市场广度与深度的创新，调节人民币跨境流动等产生的国际化风险。“一带一路”各国差异大、情况复杂，推行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正视与其他国际货币现实差距，调研实际国际市场对人民币使用需求，出台缩小差距的政策措施。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度、市场深度和规模都不够，跟国际市场相比金融衍生产品相对比较单一。缺乏便利投资、产品丰富，以及规模巨大、内外开放的金融市场，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几乎是不可能的[9]。要从国内国际视野考虑各类型人民币持有者的心态、利益、目的，逐步完善、缩小差距，既创造投资获利的机会可能，又有防范风险的渠道、手段、产品，这对于后续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至关重要。

(五)审慎有序开放资本项目，规避人民币国际化误区风险

资本账户开放是一项持久的制度建设，资本项目完全开放未必是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求的前置条件，人民币国际化并不等同于资本项目开放，货币的境内外自由流动并非意味着成为了国际货币。诚然，资本项目开放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但仍与潜在金融风险并存，应推行“以我为主，为我所需”的策略。

1.有序有度的双向开放资本项目。完全自由、不受约束资本项目开放是不现实的，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要充分分析成本、收益与风险，从“一带一路”沿线实际出发，拟定开放广度和深度。先直接投资，后间接投资；先长期后短期；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先放松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再放松对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管制，并进行必要的监管和约束[10]。

2.合理可控的资本流出流入机制。对“一带一路”沿线境外人民币的回流应偏重于提供安全性、流动性的便利，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际投资收益长期逆差的结构性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思路应从当前“贸易项下输出、资本项下回流”转向“资本项下输出、贸易项下回流”，与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输出+跨国企业”推进模式紧密配合，避免日元国际化的覆辙。

3.审慎可靠的风险隔离机制。充分发挥人民币离岸中心防火墙作用，建立国内外人民币的风险隔离机制，重新布局或建立离岸清算中心，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和离岸市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11]。同时，设立“外汇人民币”账户，将国内人民币与离岸人民币业务分离开来，区分和掌握人民币基础货币在国内外的分布和变化，及时反映人民币境外流动的异常情况，防止国际投机者的攻击。

四、小结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系统，也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在信用货币体制下，须要对可能产生的金融风险进行预测和控制。不可否认，“一带一路”区域内也存在制度障碍、沟通障碍、人为障碍、情感障碍等，在国内也存在各部门、各省份战略执行上的差异，实体经济以及企业跨国经营的层次水平的差异，产业升级转型参差不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制约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统筹国内外因素，做好政治、监管、市场、汇率、法律等管控，构建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国际货币合作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