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 语

当代都市空间是功能性的，一砖一瓦、每处留白，都带有丰富的含义，体现着权力的博弈和历史的脉络。尤其是那些令人驻足瞩目的地标性景观，往往具备强大的生产性。位于北京东城区的王府井，其诞生、演变的历程，其当今的景观实践，既留有整个城市的发展印记，又凸显出当代空间生产性实践的强大能量。对于当代都市空间来说，发掘与本民族历史相关的独特记忆，关注地方流传的民间传说，考察地方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及二者相互作用方式等，既可厘清当代都市文化形成的渊源脉络，也能够发掘其特色根源，增添一地空间的文化魅力。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不仅是一个与市民生活高度相关的当代对象，也具备相当的历史渊源。在消费文化引领的全球流行风尚、交通技术造就的时差、空间距离的缩减，以及网络媒体将一切地方性事务曝光为世界性景观的当代大都市里，如何保持地方的特色文化是当代大都市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类似王府井这样的街道得以保留的原因。王府井大街每一处空间都具备超出单纯物理维度之外的更丰富的含蕴。它构造着城市意象，就像凯文·林奇所言，“观察者借助强大的适应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所见事物进行选择、组织并赋予意义”[1]。无论是消费场所、人文景观，还是看似不具备特殊表达意味的纯功能性空间如座椅、隔离设施等，都能解读出空间之外的含义。王府井大街提供了城市意象的对象，游客从而得以开启想象。

本文以王府井街道景观为例，考察其名称由来、街景特色、与当代生活的融合等，分析其在北京都市文化构建中的能动性作用。

图1 宽阔的王府井大街

2 古井与历史文化传承

王府井是北京著名商街。从历史沿革方面看，王府井尚显稚嫩，其繁荣不足百年。比起老北京的“东四、西单、鼓楼、前门”等老牌商街，它是后来者，但却同样具备极高的知名度和丰富的文化含蕴。

在元代规划大都形制时，王府井主要是衙门官署所在，担负着行政大道的职能，因此街道长而宽阔。这种开阔符合现代城市发展需求，以至于800余年来王府井地区街道制式基本没有太大变化。此处的商业自晚清起步，发展很快，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洋行林立、店肆遍布，成为京城商界颇具特色的后起之秀。近代中国风云变幻，但王府井始终保持着高档、时尚、与世界接轨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后，王府井的面貌更是日新月异，担负起商业街和交通主干道的双重功能。1998年，北京市决定将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王府井大街改为步行街，以缓解该地区两侧店铺集中、游人众多导致的交通拥堵和杂乱面貌。自此，这条遐迩闻名的街道在消费功能之外，还凸显出都市景观的功能。如今的王府井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风雨的历练，其风貌也日渐国际化：那楼面上巨幅的广告西文闪烁，街两侧庞大的橱窗里摆满东方珍玩；肤色混杂的俊男靓女熙来攘往，以不同文化背景的目光浏览着曾令马可·波罗惊叹不已的东方都城里的物质奇观。

王府井大街的命名源于“井”，在1998年王府井大街改造过程中，古“王府井”遗迹被发掘出来。随即原地修缮，突出其观赏性，供游客拍照留念。王府井的井有不少传说。有人说它原本修建于清代某位王府后院，有人说它因为水质甘甜清冽而被恶霸王爷从百姓手中抢夺霸占。无论如何，如今修缮后的古井已成公共景观，熙来攘往的王府井大街上，总有三五游客围绕着古井，对着井盖不停自拍。修缮后的井盖“以樱花红大理石铺设井台图案，井口覆盖圆形铸铜浮雕，以明清时常见的盘龙形象围成圆圈，圈中是此井历史的说明”[2]。人们在参观、玩赏这一处当代消费景观的同时，也回味着街区的过往，被保护起来的古井及其相关的传说从此被纳入商街景点，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景观的一部分。

图2 古“王府井”遗迹

既然名为“王府井”，那么这口井和“王府”到底有什么渊源呢？姜纬堂曾进行过考证。他发现，明代《酌中志》中已提及“十王府街”井，其历史相当悠久，结合清《乾隆京城全图》、民国《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可知，该井“突出街心，影响交通”[3]。因此，主干道中央不可能建有王府。又从《明代北京城复原图》、《唐土名胜图会》中《正蓝旗居址》[4]可见，当年的王府位于大街东侧，旁边街道规整，自元代以来制式基本未变。所以这口“王府井”不可能是先在王府中，后因街道走向变化而移到街心的。

即便如此，王府井大街依然声名远播，成为北京一处知名历史景点。在2009年国庆60周年之际，大街两侧竖立起一组名为《逝去的记忆》的怀旧雕塑，展示着旧京街景：“三弦”女艺人引吭高歌，伴奏的老琴师怡然自得；“剃头”挑子上手巾把儿冒着热气，宾主神态怡然地打着辫子；“拉洋车”的祥子空着座儿，让人忍不住上去拍个照……把近百年前的生活、娱乐场景展现在往来游客的眼前。

在复建新东安“老北京一条街”时，更设有仿照民国样式的街市：眼前是诸多熟悉而又遥远的老字号：“六必居”、“稻香村”、“盛锡福”、“马聚源”、“戴月轩”、“瀚文斋”，还有那透着亲切感的糖葫芦、景泰蓝、风筝、空竹、泥娃娃……这个“地下老北京”为人们提供了亲身扮演《东安市景图》复古角色的机会。

如今，历史成为王府井不可或缺的景观资源。它具备平凡景观变成传奇故事的能力，将过往和当下联系起来，一头延伸到传统的传说故事、风俗趣味中，另一头牵系着消费社会丰茂的物质享乐。走在王府井，仿佛进入时间隧道，满清王爷的宠幸、封建贵族的遗风、革命领袖的简朴和海外友人的赞美次第展开，人们的游览和购物获得了亲近历史的纵深感。王府井深得消费社会的精髓，尽情运用一切可以吸引注意力、激发购买欲的元素，将时间的棱角磨得圆滑，将过往的文化差异、等级限制、意识形态区别稀释殆尽。于是，王府井街道景观中的过去和今天，在全国、全世界的游人面前都不言自明，不需要过多阐释，只为当下提供值得驻足流连的复古图景。

图3 雕塑《逝去的记忆——三弦艺人》

3 橱窗与文化沟通效应

王府井商街早期虽不如前门、东四热闹，却有鲜明的特色：它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外国顾客集中，是一条涉外高档购物街，街景也与别处大为不同，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的橱窗：“亨得利”表行“装有大玻璃橱窗，两扇玻璃推拉门。殿堂里四周为玻璃货架，当中设两个大玻璃柜，都带着北京少见的洋味”[5]。“大华百货公司”橱窗尤其高大，上部砌浅黄瓷砖，下部铺墨绿瓷砖，“站在店外望去，似置身其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尽入眼帘。整个商店修饰得宛如一个‘玻璃世界’，与新奇的商品交相辉映”[6]。“同陞和”用橱窗作广告，店员经常在繁华场所“采风”，发现新式鞋帽后立即绘图仿制，“不出三天就将新产品陈放在橱窗里，吸引顾客观赏、购买。”[7]

图4 通透的玻璃橱窗至今仍是王府井大街重要景观

传统经商之道讲究含而不露，好东西很难与外人见。王府井的商店却不同：敞亮的橱窗、五彩的霓虹，水晶宫般通透明亮的建筑物显出趾高气昂的排场。橱窗景观在王府井大街的流行有其社会心理基础。20世纪初，《辛丑条约》签订，世道纷乱，商户的经营方式不得不随之改变。以往店铺往往物以稀为贵，由伙计将货物送达可能需要的买家府上。而战乱使贵族落魄，店铺无法再将货物销售给固定的主顾，只能在玻璃橱窗里将好东西全部铺开，迎接各方品鉴和艳羡，以求找到合适的买主。橱窗使王府井变成一条展示性的街道。橱窗里的东西面向高端，透着骄傲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场。而这种高端定位，无形中也成为一种自我保护和自我安慰：在战火频仍的年代，原本稳定平衡、自给自足的物质供应系统已被打破，人们笼罩在因战争带来的贫乏和不安全感中。橱窗里铺开的丰足物质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很好地抚慰了物质短缺造成的创伤。

当然，王府井的橱窗传达的不只是忧伤和无奈，还有沟通世界、积极变通和文化交流的成分。

王府井商户大多不畏惧新事物，而是采取开明、包容的态度。主营欧美手表的“亨得利”就十分注重参与社会新闻的制造。在其与法国“亨达利”的官司中，媒体上对胜诉过程的报答大大提高了其声誉和实力。因此，1930年王府井分店开业时，店方特邀几位报社记者莅临，以扩大影响[8]。曾被清华大学校长蒋梦麟誉为“为爱神造弓矢”的结婚用品店“紫房子”则是移风易俗、中西结合的产物。他们参照国外影视画报和留学生照片，设计了一套中西结合的新式婚礼，一时间成为风尚。在承办当时北平最高领导人宋哲元女儿的婚礼时，还曾在北京销量第一的《世界日报》上大肆报道，堪称“软文”的鼻祖[9]。积极利用现代传媒的态度使王府井迅速声名远播。

图5、图6 通透的玻璃橱窗至今仍是王府井大街重要景观

精明的老北京商户还从王府井的外国商户和游客身上嗅到了消费社会的气息，主动引进新式销售流程和经营理念。“新巴黎”丝绸店为缩短进口时间，积极在英国汇丰、日本正金、香港中国银行办理押汇业务；“盛锡福”则将中国草帽销往海外二十多个国家，在列强争相向旧中国倾销之时早早实现出口贸易。由于常做外国人生意，很多王府井店铺雇佣的不再是伙计、学徒，而是会外语、有文化的店员：“新巴黎”曾以高薪聘请能说俄语、英语和日语的售货员[10]，“北京国货售品所”也雇有在教会学校学过英语的练习生[11]。

普通老百姓也能在王府井大开眼界，见识外国文化与生活习俗。依北京饭店老员工回忆，曾有一个美国女人柏东（Button）专门向西方游客贩卖她自己利用清朝蟒袍刺绣片子制作的手提包，这些布满仙鹤、雄狮刺绣的华丽手工艺品使她很快变成富商[12]。在普通民众的印象中，西餐粗陋的炸猪排、煎鸡蛋上不了中国宴席；红白葡萄酒倒卖却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西洋人说大褂旗袍邋遢臃肿，中国人则笑坦胸露背的洋帽纱裙伤风败俗。作为皇城故道，本应庄重典雅的王府井在入侵者的铁骑下呈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繁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意志主导了王府井的发展，这里的景观流露出强大的意识形态特性，着意凸显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不同。王府井的工艺美术大厦等商店不仅销售本土特色产品，还担负着筹备国家礼品、参加国际展览的重任，将最富中国特色的产品呈现给世界。

4 街道与日常生活景观化

王府井的街道景观占据了人们的视野，深度渗透当代生活，并具有强大的生产性。它滋生着都市特有的浪漫爱情，也滋生着新的节日和闲暇时光。借用德波的说法，它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是全部视觉和全部意识的焦点”[13]。

很长一段时间内，过节去天安门广场看摆花、玩音乐喷泉成为北京人的一大乐趣。然而，如今提到北京音乐喷泉，大多数年轻人却定位在王府井，这要感谢热门影片《失恋33天》之所赐。《失恋33天》是写的大龄女青年恋爱失败后自我疗伤的故事。那晚，女主角黄小仙和临时男友魏依然共进晚餐后去王府井消费，期间有一段对喷泉的表现。于是王府井喷泉深深地进入了民众的心中。

王府井天主堂（东堂）位于王府井大街北段，占据了北京最好的地段，面前有一个小广场。对于众多不信教的普通民众来说，这座罗马式建筑堪称绝佳的取景地。天气好的时候，经常看到新娘新郎加摄影师的组合出现在东堂广场，白裙捧花与庄严教堂完美地将西式婚礼的图像移植到中国。西洋的时尚度、宗教的神秘感、照片的纪念性和一生一世浪漫的誓言，成全了无数婚龄青年的想象。

图7 东方广场喷泉

“浪漫”本身有些虚幻，但在王府井，零投入者街头拥吻，低投入者买一支玫瑰，高预算者则可以步入国际知名的tiffany选一颗闪亮钻石……投入多少就有价值相当的配套浪漫。制造浪漫，更要制造闲暇节庆来消费浪漫。王府井的节日比别处多：啤酒节、品牌节、艺术展演、主题庆典轮番登台。在每年一届的啤酒节中，简单的步道被布置成开放式啤酒花园。人们手握装满朝日、百威、科罗娜的酒杯，触目所及的是英文、日文的菜单和不同肤色的游客。国际品牌节则不仅有慷慨的折扣、精彩的T台秀，还用演讲和论坛交流吸引潜在的贸易伙伴。“公共艺术大道”上的展览也十分抢眼，美术、雕塑、集体快闪和行为艺术使它热闹非凡。在王府井过节特别过瘾：“光棍节”有相亲大会，“情人节”有接吻大赛，“圣诞节”甚至有人工降下的雪花……这些节庆与带有纪念性的民俗节庆不同，它们消解纪念、消融历史，随时制造、随时取消，不断翻新、变幻无穷。

在王府井，东方广场对应着天安门，人们用啤酒节上喝一杯的方式庆祝“七一”和“国庆”。消费场所悄悄置换政治场所，离散化的休闲生活取代了向心性的传统生活。在当代人的都市想象中，兢兢业业的衣食日用不叫生活，只有专卖店中耀眼的LOGO、招贴画上巨大的折扣、自拍照里低调的炫耀，才称得上生活。王府井的生活是景观化的，它得到了精心设计，因而有比别处更多的巧妙细节，制造着关乎美好生活的想象幻境。

图8 王府井天主堂

5 结语

在全球化席卷之下，在互联网虚拟经验的替代之中，现代化的都市景观无不面临高度同质化的威胁。而历史文化和地方经验的独特性，对于都市空间来说无疑是塑造个性化形象的有利资源。自第一个店铺落户王府井，这条街道就试图探索一条对异域文化容纳、化用进而反拨的道路。无论是当年强迫性的开埠，还是如今大方的招商引资，它都以开放的姿态和强大的中华文化氛围浸润并改造着外来文化。同样，对于媒体虚拟经验的挑战，王府井显示出合作的主动性。从印刷媒体到互联网页面，它始终占据着媒体版面。媒体报道和虚拟影像是这条街增添魅力的筹码，真正的王府井从图像开始，扩展到川流不息的人群，从而成为空间、时间和创造性生产过程共同组建的立体概念，成为参与文化的动态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