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 璐 彭书雄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日起，中国扶贫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基本顺利完成了由一般和区域贫困直至贫困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的过渡。目前，我国贫困人口呈现出了涉及范围大、数目多的特点，引起贫困的原因层出不穷。面对新的贫困问题，我国提出了新的扶贫政策——精准扶贫，对我国传统的扶贫模式进行反思，从而构建和调整我国新一轮扶贫方案。

扶贫先扶志，精神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主观层面的根本因素。其中精神生活不足、缺乏参与意识以及个人权利意识淡漠等是其直接外在体现。培养脱贫理念、奠定脱贫基础，引导贫困人民对自身优势和主观能动性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在精神上和贫困脱离等是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理念的主要思路。习近平总书记“精神扶贫”理念的核心在于乡村教育，而媒介公共服务正承载着社会教育的职责。利用媒介公共服务的教育功能，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农民主动参与公共生活，是开展“精神扶贫”、实现“精神脱贫”的有力推动。

媒介资源长期不均衡分布，加深了城乡二元对立，为农村地区的“精神扶贫”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这些困境和挑战是什么？该如何面对困境，迎接挑战？本文将通过分析试给出对策。

一、困境及挑战

（一）农民公共文化生活的衰落

1．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低下。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开展中一方面体现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核心工作，另一方面还是促进农村地区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从而实现小康社会的根本目标。

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缺乏和农民对其知晓度和参与度的低下，都给农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带来阻力。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在全国农村居民及返乡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研究中指出，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普遍存在供给不足且利用率低下的情况，从湖北省2011—2013年农村居民文化生活的调查数据来看，约为50%受访人员指出农村并未建有农家书屋，大于70%的受访人员指出文化大院建设不到位，指出缺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项目服务点的所占份额各自为69.8%、74.7%、77.8%。由调查结果可知，指出本村配有这类设施，然而大部分都不参与的村民同样占据了很大份额。所以能够简单归纳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尽管各行政村都依据上级部门的规定创建了一系列项目服务点，其中主要包括农家书屋、文化大院等，然而受访农民对这种公共设施了解度让人堪忧。

2．城乡媒介资源分布失衡。我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而这也是我国实现媒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阵地。我国是农业大国，从国家统计局网站2017年1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16年底，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依然有58973万，占总人口的43%，全国有线广播电视用户为23567万户，但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仅为8250万户，仅占35%；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共有3288套电视频道，而经申报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农业频道仅有9套，占全国频道总数的0.27%。可见，我国电视媒体的资源配置与城乡人口分布存在明显反差，媒体资源严重缺乏，呈现出“僧多粥少”的尴尬局面。

在网络使用方面，《2016年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直到2016年年底，中国总计网面数目达到了7.31亿，其中农村网民仅为2.01亿，占比不到1/3；除此之外，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的差异也十分显著，截止至2016年12月，中国城镇地区网络推广率是69.1%，而农村这一指标数目仅仅是33.1%，城乡互联网普及率较2015年的34.2%扩大为36.0%。

由此可见，在媒介产业布局不平衡的局面下，贫困人口聚集的农村地区，不仅会因为城乡“信息鸿沟”而导致农民生活质量下降、文化发展受阻；此外，农民公民参与意识的淡漠和自我建构意识的缺失，更让他们面临物质贫困和精神匮乏的双重窘境。

（二）农民普遍缺乏对公共服务的选择和使用能力

1．滞后的信息理念促使农民对社会公共服务新型平台建设不知所措。因为中国在农村公共服务上从很久以前起就实施“从上往下”的供给模式，该模式具有较强的单一性，使农民形成了在被动的情况下接受信息的习惯，他们并未发现积极掌握新资讯的重要性，尽管其期待根据政府有关公共服务权益来满足自身生活需求，然而却不希望积极感知新事物，这严重阻碍了公共服务工程在农村的进行。

湖北电视台《垄上》频道曾在2010年对农村受众进行过调查，在被问到“您心目中所认识的农村专业合作社是怎样的？您是否想参加合作社活动？选择想了解，也想参加”的受访群众占比67.4%：而在回答“您是否清楚农村小额贷款？您是否支持小额贷款？”时，选择“不清楚，但想办”的受访群众占比58.9%。由以此发现，大部分农民期待掌握公共服务项目，同时希望参与相关活动从而增强其生产效率和生活品质，然而因为对这些组织和项目不够熟悉，还不能第一时间得到有关信息，大部分人最终选择了望而却步。

引起这种情况的根本因素首先是面对农民的社会化服务机构不多，基层服务项目功能不完善导致人员、资金不到位等现象而无法正常运转；其次，由于农民信息观念过于滞后，始终处于“坐等靠”的状态之下，主动的接收和获取信息的意识不强。

2．“无表达”和“表达无效”对农民自主性目标的完成具有束缚作用。农民主体观念和权利观念的不足造成了农民“无表达”，大部分农民在公共领域并不主动表达自身诉求希望当“沉默的大多数”。现阶段，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服务供给模式依旧沿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供给，信息传播的失衡等引起广大农民群众有着服务无法获取等困难，农民大多都是被动接收公共服务，“理性无知”由此产生。

而“表达无效”表现为需求表达的失真与无力。首先主动失真，也就是农民蓄谋不透露内心感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成本和收益并未有正确的认识，恐惧“枪打出头鸟”，不想去获得服务也不想招致麻烦，因此，要么迎合上级的要求，要么回避问题的实质，顾左右而言他，这形成农民利益表达的客观必要性与表达意识缺失之间的矛盾。其次是“惯性”失真和表达无力，农民表达的制度和渠道并未建立，利益表达在基层不受重视，各部门相互推诿、拖延、不予理睬，有的时候还会被无情地拒绝。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取决于所落实的主体和自身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适当的伸缩”，和政治中心相脱节，不具有任何政治资源的农民具有较低的利益表达效度。

二、对策与方法

（一）发挥媒介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

公共文化服务在文化服务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初衷在于服务于人民大众，因此并非以盈利为目的。在资源节约社会，使用怎样的方式来创造文化服务，不仅和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息息相关，同时还决定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品质。发挥大众媒介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打破中国媒介资源城乡发展不平衡，借助于大众媒介公共服务来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无疑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

农村居民对公共文化生活的不满，正意味着他们具有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需求，他们所喜爱的文娱模式并未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关注，而城镇居民所追捧的文化形式与他们而言毫无接近性。2013年时任荆州电视台垄上频道总监杨小龙说道：“《中国好声音》红遍全国，但农民对其有却知之甚少，因为它更加贴近城市人们的生活。农民热爱观看自己周围的人，唱他们所了解的歌、展示他们的传统舞蹈。”在对农媒介内容的制作上，重点就在贴切于实际，题材选取需要有目的性，此外编排工作的开展都需要充分考虑到农村实际情况，立足于当地特点，通过特殊化的内容和编排来获取人们的支持和重视，充分挖掘农村文化资源。

（二）关注农村公共事务，增强农民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即生活在民主体制下的人民所需具备的意识和观念，其中涉及集团、民主与合作等方面。

大众媒介作为对农公共服务的前沿和平台，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信息传播来增强农民参与观念和监督观念等，为农民打造健全的科学公民观念提供必要的支持，提升农民群众主体观念，对他们群体主体地位进行明确界定，促使其认识到正是自己在在生存环境的打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优化自身的生活条件，让其如实变成新农村建设的原动力。他们的参与对及时处理公共事务具有重要作用，他们的监督能够保证农民正确使用基层公权力以实现权益的最大价值，他们的责任观念对于农村社会而言起着推动作用，而法律观念的培养主要能促使其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免受影响。因此，大众媒介在对新闻事件进行筛选的时候，应当有意识的突出能够激发农民公民意识的事件。

（三）保证公共利益表达途径畅通，提升农民表达效度

公共利益表达是公民参与的基础形式之一，其在提升公民参与、显现农村公共服务“民主”意蕴中具有桥梁作用。媒介从业者要有意识地“为农民说话”或是“代表农民说话”，增强农民全方位的需求表达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主动性。然而媒体代言模式或多或少的表现出“居高临下”的现象，媒介也并未给农民足够的机会来表达心声。《农民日报》原总编辑王太研究媒介服务三农的过程中尤其重视“让农民表达想法”的问题，王太指出，当下的农民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农民具有一定的文字和言语技能，他们的话语富有生命力、表达清晰。加强媒体和农民的合作，在农民提升主体观念、保障基础话语权中具有重要实践意义和价值。

三、结语

精准扶贫要攻坚，关键在于实现从“输血式”的生活救济型扶贫向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开发型扶贫转变，而只有农民自我意识觉醒、公民权利意识增强，即精神脱贫了，才可能真正地转被动为主动，赋予他们脱贫的勇气和信心。利用媒介公共服务，扩宽农民的表达渠道，鼓励和帮助农民践行公民权利，让他们成为社会主体，所享受的社会主体地位相较于城镇居民保持一致，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尽量做到免受城乡二元对立的束缚，促使人民百姓都可以受益于改革的成果。发挥媒介公共服务在扶贫工作中的积极作用，既是现实迫切之需，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文系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广电公共服务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601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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