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新闻学研究的五个焦点问题

2018-08-15张志安江晓雅

传媒 2018年1期

文/张志安江晓雅

2016年，技术深刻影响着新闻报道的生产方式和内容形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影响力加速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中外新闻业也面临着更大挑战。中国应用新闻学研究关注哪些焦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何新特点、新趋势？笔者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当代传播》《中国记者》《新闻战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新闻界》《青年记者》《新闻与写作》12本新闻传播类期刊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中国应用新闻学研究主要聚焦于五个方面的议题：主流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影响力重塑，专业新闻报道的新机制和新话题，移动社交平台上的新闻生产，技术对新闻生产的复杂影响，海外媒体新闻生产的实践创新。

一、主流媒体话语变迁和影响力重塑

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主流媒体越来越善于整合资源，表达方式更加活泼，呈现角度更加生活化，逐渐重构其在网络空间中的影响力。王晓冬分析了《人民日报》微信和微博上的传播语态，发现语言特点有从严肃到活泼的倾向。方可成总结了《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话语特征，包括把政治和普通人生活结合、激发民族自豪情绪、提供情绪抚慰、在标题上设置悬念等。张志安和曾子瑾则运用“亲近性”的视角分析了三家主流媒体对全国“两会”的报道，发现时政新闻的文本体现出“全时性”“互动性”和“沉浸感”的特点。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研究者们关注到了主流话语变迁后，受众对信息的关注、接受程度和信息对受众的影响。方可成发现主流媒体内容变化后被更多关注和接受的趋势。王晓冬从总体新闻生产趋势上阐述了技术革新对新闻内容的影响，也从受众特征的角度说明了受众年轻化现象及其导致的对新闻内容需求特点，倒逼新闻生产内容改变的情况。

此外，也有研究者比较了媒体报道特点的差异。王宇琦和曾繁旭描述了报道风险议题过程中，《人民日报》以“科学权威”如信息科普等支撑媒体权威，《南方都市报》以主题侧重“程序正义”、消息来源平衡的专业化报道等维护权威。孙彦然以“玉林狗肉事件”的报道为例，探究了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媒介逻辑差异：传统媒体的报道更理性化、平衡性、专业；自媒体重个体化、感性化，具有不平衡性。

二、专业新闻报道机制和策略创新

围绕不同题材和领域的专业报道，不少学者研究了法制报道、环境报道、健康报道的报道机制和策略，同时结合一些焦点事件剖析报道、舆论和行业生态之间的关系。

关于法制报道，针对大学生“掏鸟窝”获刑事件，相关研究指出，这个案例的报道反映了法制新闻操作中存在“报道悖离法律事实”“煽情主义驱逐法理分析”“专业知识缺乏”“法律意识淡薄”等不足。郑雅宁和范玉吉从“泛标签化”的角度指出，当事人的性别、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年龄、姓名、地域等成为法制新闻报道中被普遍运用的标签。

关于环境报道，周海燕以常州外国语学校的“毒地”事件为例，分析了“受害者叙事”，并提出新闻界报道环境问题，应该从“抗争”角度转变到“环境公害”角度。王积龙等学者从知识能力、信源使用等方面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的环境记者对气候问题的知识习得、认知角度和报道方式。刘景芳从“环境话语”的角度分析了6家活跃的ENGO的话语生产，发现相关话语内容有非争议性、去政治化、把环境问题归因于个人和道德层面、关注实践的特点。

关于健康报道，“食品安全”是在2016年继续凸显的议题。陈静茜和马泽原发现，2009-2015年北京食品安全事件的首发报道有上升趋势，媒体主要从涉事食品类型、问题发生环节、违法性质等方面呈现食品安全问题。冯强和石义彬分析了食品安全报道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比如，报道着重呈现“问题预防阶段”、新闻框架中“政府行动”比例过高。

三、移动社交平台的新闻生产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平台给新闻生产的移动化、数字化和互动化操作带来了新机遇，2016年的应用新闻研究对这个话题给予了不少关注。清博大数据的研究报告描述了传统媒体新闻客户端的总体发展现状，包括：地域分布上集中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用户尚未规模化，产品同质化，盈利模式模糊等。郝永华和訚睿悦总结了微信订阅号“长江云”中信息传播的规律，如新闻越“口语化”“易读”“可视”，转发率越高。

关于新媒体平台上的新闻生产，陈宁和杨春总结了记者在微博平台上的新闻生产特征，发现记者在微博上的信息发布有更多观点表达，“中立记录”角色被弱化。陈刚和王继周发现两位前记者写公众号时更“个性化”和重“私人化表达”，指出社交平台给记者提供了更多新闻生产方式。

一些学者也关注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新闻话题及其传播特点。李东晓分析发现，对于健康类信息，微信平台中专业传播者缺位，企业公众号成为主要传播者。张筱筠和连娜发现，因为朋友圈“强链接”的特点有利于建立信任关系等原因，公益内容在微信平台上具有传播优势。

移动社交平台上信息生产所带来的问题引起学者关注。牛慧清和钱梦姣从信息生产特点、信息传播特点的角度梳理了微信平台上谣言集聚的原因。何凌南等对微信公众号文章标题进行了文本分析。靖鸣和钟倩把“标题党”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公众号盈利模式单一、微信缺少把关淘汰机制、公众号运营者缺乏社会责任感。

四、互联网技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大数据对新闻业的影响也是研究热点之一。周勇和赵璇总结了大数据时代新闻生产的优势，包括记者能够精准判断选题、信息来源多样化、信息可信度变得更可验证等。孟威指出，数据既可帮助分析者了解整体情况，也可加强信息与个体用户的关联性。方洁等研究者指出，国内的数据新闻的发展受到“太多数据未公开”“记者编辑缺乏数据素养”等因素制约。周勇和赵璇提出，数据的合法性、代表性、真实性、解释力都可能存在问题。高扬也指出，数据不一定能客观反映现实，因为数据的呈现方式可能导致解读偏差，数据的解释和预测作用也有限。方师师指出在算法过滤中，新闻呈现更取决于用户的需要，这容易加强受众在新闻接触中的偏向和社会认知中的偏见。

伴随虚拟现实（简称VR）和增强现实（简称AR）技术越来越多被运用到新闻生产中。史安斌和张耀钟指出，AR和VR技术导致传统新闻业发生三个转向，即内容从浅层叙事转到深度内容，新闻业态从“各自为战”到“跨界融合”，报道样式从“原画复现”到“沉浸+参与”。刘先根和彭培成把VR新闻的话语范式概括为“采用第一视角”“叙事空间和阅读场景融合”“与受众形成对话积”以及“采用超文本架构”。孙振虎和李玉荻指出了VR技术在报道中的优势主要是让受众有现场感、自主性，让新闻有客观性、交互性。

此外，研究者也探讨了VR可能给新闻生产和受众认知带来的负面影响。周敏和侯颗认为，目前难以找到合适的方式将“沉浸感”和“新闻叙事”协调好。刘先根和彭培成也指出，VR新闻可能“模糊新闻的边界，消解新闻客观性，弱化公众的理性思考，催生新闻泛娱乐化倾向，导致社会共识缺失”。

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运用也得到学者们的关注。梁智勇和郑俊婷把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概括为：从专业生产走向“专业生产+用户生产+机器人生产”；新闻议题设置更加个性化，为用户定制；新闻操作上更加偏向“产业链”运作。陈小晰则对比了机器人和记者在写稿方面的优势。

五、海外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

欧美国家媒体的新闻生产和融合转型，始终吸引着国内学者的研究。窦锋昌分析了10年间7项普利策获奖报道，发现其选题倾向是深挖静态选题、聚焦中性选题、监测全社会、报道可视化。黄雅兰和陈昌凤以“谷歌新闻实验室”为例，发现“目击媒体”的发展在带来丰富信息的同时，也容易促使虚假信息传播。

外媒对华形象的报道是另一个受关注的议题。朱桂生和黄建滨分析了《华盛顿邮报》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发现在其报道中，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有积极意义，但充满新殖民主义色彩。周萃和康健分析了《华尔街日报》的构建媒介框架，发现报道被消极和疑虑占主导，体现出警惕和防范心理。赵曙光和李海容在Twitter有高影响力的社交媒体账号中搜索含有“China”的推文，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受到全方位关注、政治议题的意见偏向较负面、环境议题的评价较负面。

另一些研究关注了事实核查类新闻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新闻报道。虞鑫和陈昌凤发现，在新闻生产上“事实核查新闻”生产会受到受媒体所需关注度的影响。史安斌和周迦昕分析了川普的传播策略，如使用“策略性模糊”的说辞、利用社交媒体的“情感放大”效应等议题操控方法，并认为这些现象反映了西方新闻学理念中信奉“反常放大”和“冲突新闻学”等积弊。

六、结语

从2016年应用新闻学的研究综述看，有三类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关注度逐渐凸显。一是相关研究更加注重从“社会现实”和“行业规范”维度来讨论新闻报道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二是在常规的权力、市场、受众变量之外，研究者们格外注重“技术”这个结构性的重要变量对新闻实务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三是相关研究关注了主流媒体在新闻话语和范式修订领域的积极变革，注重从变化特征、影响因素和社会功能等角度多维度分析“主流党媒如何重构影响力”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关注到了新闻实践领域出现的变化和趋势，但分析对象和切入角度上略显同质化，问题意识和阐释深度也有待继续深化。而且，大多数研究着重于描述现象、总结策略，或者提供基于经验甚至价值观的预测和建议，缺少运用实证数据来分析实践或进行理论建构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作者张志安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广东省舆情大数据分析与仿真重点实验室主任江晓雅系传播与设计学院科研秘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项目助理

[1]王晓冬．人民日报“两微一端”的传播语态研究[J]．新闻战线，2016(05)．

[2]方可成．社交媒体时代党媒“重夺麦克风”现象探析[J]．新闻大学，2016(03)．

[3]张志安，曾子瑾．网络时政新闻的亲近性文本研究——以三家央媒2016年全国“两会”报道为例[J]．新闻大学，2016(03)．

[4]王宇琦，曾繁旭．风险议题中传统媒体专业权威维护的两种范式[J]．新闻记者，2016(09)．

[5]孙彦然．媒介逻辑视角下的自媒体研究——以“玉林狗肉节”事件为例[J]．新闻战线，2016(03)．

[6]范玉吉，杨心怡．从“掏鸟窝”事件审视传媒法律素养[J]．新闻记者，2016(02)．

[7]郑雅宁，范玉吉．法制新闻报道中的“泛标签化”[J]．新闻战线，2016(23)．

[8]周海燕．环境公害报道：受害者叙事、议程设置与理性协商——以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为例[J]．新闻记者，2016(05)．

[9]王积龙，路鹏程，等．中美环境新闻记者气候报道知识之比较研究——一种第三世界生态批评的阐释[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12)．

[10]刘景芳．中国绿色话语特色探究——以环境NGO为例[J]．新闻大学，2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