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春

一、“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

1910年的夏天，经过艰苦准备和焦急等待，19岁的安徽青年胡适终于考取了公费赴美留学的资格。这是清朝政府用庚子赔款所设立的一项留学资助项目，同时成行的还有赵元任、竺可桢等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在那个风云变幻的特殊年代，社会风气悄然发生着某种重要的变化，读书人渐渐改变着对海外世界的种种偏见，而出国留学则成为一种能给青年学子带来光明前途和切实利益的有效途径。生长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年轻人，第一次以一种异样的目光较为真切地审视中国之外更为广阔的天地，第一次能够较为主动地选择自己的前途和未来，也第一次将自己与世界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与前辈青年不同，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吹拂下，他们已经基本超越了国人对西方世界无知和盲目的阶段，也超越了相当长时期的种种误解和恐惧，众多的文化青年开始向往着出国深造，渴望着到一个先进的国度去接受更多的现代教育，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415页。。

我初来此邦，所志在耕种， 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

带来千卷书，一一尽分送。种菜与种树，往往来入梦。

匆匆复几时，忽大笑吾痴。救国千万事，何以不当为？

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岂今所当问？……*姚鹏、范桥编：《胡适散文》第三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48页。

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在专业选择和变更过程中，与顺应社会时尚相对立，胡适特别强调了“个人兴趣”问题。他说：“我后来在公开讲演中，便时时告诫青年，劝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学习前途的选择，千万不要以社会时尚或社会国家之需要为标准。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和禀赋，作为选科的标准才是正确的。”*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页。尽管在这方面胡适的言与行之间也还是有距离的，他很难做到彻底不顾社会时尚特别是不顾国家的需要，况且对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国家需要总在有形无形地制约着他们，但这里他们对留学生个人兴趣的强调，无论对留学群体还是对他个人都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例证，胡适后来一再强调之所以变换专业，是因为自己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学尤其是政治史，文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兴趣。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的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促使胡适在留学岁月的第二年，便毅然决然地转入了文学院，他要在自己的慎重选择之后重新开始，在自己喜欢的专业、喜欢的领域中扎实求学，并且有所作为。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发现，现代作家的这种专业转向往往会产生一种奇妙的作用，对胡适而言，这次专业方向的调整及时而关键，很快便见成效，他不仅喜爱，而且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曾多次告诉朋友自己“感到很快乐”。在此后的留学生涯中，他不仅积极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亲身接触、体验了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氛围，而且自觉地深入钻研本国的传统典籍，思考中国文化革新的路径，在文学、哲学等领域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从而奠定了其一生事业坚实的基础。一部《胡适留学日记》便是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只要把这部日记与当时国内的学术文化状况作一简单比较，就不难看出胡适在视野、方法以及思想等方面所展现出的颇为超前的一面。其用心之苦，涉猎面之广，钻研之深都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甚至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也体现出这种努力。尽管类似的题目曾因“在国外大谈中国问题，在国内大谈外国问题”之嫌而屡遭讥讽，但胡适试图以新眼光、新方法、新手段，总之以一种新的视野和态度对中国传统的旧文化、旧思想、旧学术进行科学整理和现代评估却是显而易见的。

当获悉胡适改换专业方向，并由农学院转入文学院后，正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的留美学子梅光迪颇为振奋。他不仅立即致信胡适表示坚定的支持，而且以斩钉截铁的语气高度评价了这一转变的意义。他说：“足下之材本非老农，实稼轩、同甫之流也。望足下就其性之所近而为之，淹贯中西文章，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则一代作者非足下而谁？……足下之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竭力赞成。”*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8页。把学习农学比作老农显然是不妥当的，甚至有欠公允，但梅光迪对文学的推重、对胡适的期待、对未来新局面的开拓渴望却是明显和强烈的。在这封热情洋溢的通信中，他以“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开一代风气的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陈亮相比喻，将胡适的改科当作中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事件，并且认定将来在中国文学史上打开一个崭新局面的必是胡适无疑。这些极具感染力的语言无疑给胡适以巨大的支持和力量，不仅坚定了他改换学科的决心，更为重要的使他下定决心，要在未来为祖国掀起一场文学革命的狂潮，为大中华创造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新文学。胡适的留学之路在百年中国留学史上具有某种代表性和标志意义：在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都在苦苦寻路的时候，他跨出国门求知海外；当所学专业与理想志向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毅然决然转换方向、重启征程；当目标明确路径选定以后，他又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最为扎实有效的知识准备。至此，胡适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他所期待的“留学者”答卷，其核心和主线则是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以及“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的寻找和规划，这一切直到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自古成功在尝试”

我们以为，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贡献，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甚至不可替代，今天依然值得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其一是在理论倡导方面的异军突起和不同凡响，他对文学革命系列理论的精心选择和有效运用，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眼光和功力。他手中最主要的利器是求学时代欧美学界最新的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他不仅大胆选择，灵活吸收，一些时候甚至是直接拿来，变通运用，令社会各界眼前一亮。

唐德刚在谈到胡适的思想源泉时，曾尖锐指出：“青年期的胡适是被两位杰出的英美思想家——安吉尔和杜威——‘洗脑’了，而且洗得相当彻底，洗到他六十多岁，还对这两位老辈称颂不止。这也就表示胡适的政治思想，终其生没有跳出安、杜二氏的框框。”*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我们以为，指出胡适思想一生深受安、杜二位的影响无疑是有道理的，但说他终其一生没有跳出两人的思想框框似乎有些绝对和偏颇。因为纵观胡适一生，视野之宽阔，吸收之广泛，运用之灵活，远非安、杜二人及其思想可以完全包容和统摄，当然杜威的实验主义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我们以文学革命时期胡适最重要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为例。在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中，胡适从文学进化论出发，明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极强的理论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的重要主张。作此文时，胡适还是一名留学海外的在读研究生，他后来多次解释，说这些想法是其留学期间长期思考，并与同学们反复探索乃至争论的结果。然而，我们细究其因，却能清晰感受到其留学年代社会潮流的明显痕迹，甚至是某种决定性的影响。1936年，胡适在其《留学日记》“重印自序”里特意强调：“我在1915年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响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其实我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导。我的文学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8页。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特意强调并提醒研究者要特别注意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运动对胡适的影响，那个年代不仅是美国诗歌的新纪元，也是美国文学和思想上的新纪元。美籍学者周策纵在其著名的《五四运动史》中着意指出，胡适和其他一批文学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们，正是“在这个充满创作性和启发性的时代留学美国”*[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35页。。我们认为，如果说胡适最初关注语言问题是有一段个人经历的原因，正如他在《逼上梁山》中所讲述的，是钟文鳌等人的言行刺激和启迪了他，促使他开始关注祖国的语言问题；那么，他探索的深化和思考的成熟，特别是系列观点和主张的提出，无疑受益于当时美国“新时代”文化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深深打上了求学时代和留学背景的清晰烙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改良刍议》的行文风格，在很多地方与美国意象派诗歌理论家庞德惊人相似，比如影响甚大的所谓“八不主义”就是如此。庞德有一篇著名文章，题目也叫《几个不》，今天我们再细细阅读这篇文字，感到它与胡适的文章，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十分相似，基本上是一脉相通的*参见罗钢：《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家与西方文学理论》中所引用的《一个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细读胡适留美期间的日记，我们在其卷十五中发现这样一则有意思的剪报：1916年《纽约时报》的一则“书评”，题目是《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其中提到“用最普通的词，但必须是最确切的词；不用近乎确切的词，也不用纯粹修饰性的词”，“创作出确切、明朗、具体的，而不是模糊和不明朗的东西”等等，更有意味的是，日记中胡适特意在简报下面添加了一条按语，“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卷，第522页。。由此可见，胡适的文学主张与意象派理论之间，明显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最起码胡适是知晓并了解“此派主张”的。之所以指出这些，我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论证胡适与西方文学流派之间的源流关系，也不是考证胡适的照搬照抄或者随意挪用等问题，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思想武器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对西方文艺理论灵活吸收和直接运用，甚至一些重要论点本身就是当时美国流行文艺思潮的直接翻版。我们认为，这一切不能看作胡适的不足，而应看作他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他的优长所在。正因为他具备这样的力量，能够以开阔的胸怀和目光，精心选择那些时代变革最需要的理论武器，并联系实际，大胆使用，才能在那样特殊的时刻，明确地及时地提出那些具有震撼性的理论主张，从而掀起那样一场意义远大的文化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胡适充分利用这些理论武器，敏锐地发现了中国文言表达的局限所在，认定语言方面存在的弊病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并且旗帜鲜明且言之有物地提出系统主张，无疑在新文学倡导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我们以为，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价值和意义恰恰表现在这里。正如周策纵所言：“语言表达的方式可以影响到人们的思路、思考和行为。白话文的成功推展，可能已促使中国文字变色和变质了。这无疑的是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周策纵：《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与贡献》，子通主编：《胡适评说八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第368页。

胡适对中国新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大胆尝试，不顾一切地尝试，勇于“领风气之先”，这突出地表现在对现代文学样式的引进和创建方面。当年胡适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尽快运用自己的所学所知，促使祖国发生某种积极的变化。他选择文学为突破阵地，努力探索文学体式的创新，力矫当时流行文学形式的陈旧与僵化，明确指出旧形式装不下新思想，甚至会严重阻碍中国文学的健康发展。他竭尽全力投入新文化运动，并将之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目的就是以此实现中国人文传统的某种变革。他明确提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努力造就言文一致的统一的“国语”，并以此作为实现思想启蒙和建立统一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必要条件，这一切无疑将白话文运动明显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层次。更为重要的是，胡适不仅是这一运动的理论论证者和积极倡导者，更是一个恪尽全力的实践者和先行者。也就是说，他不仅这样说，更是这样做；不仅勇于提出理论，更是率先垂范，在理论指导下率先实践，大胆尝试，甚至不顾得失成败，“尝试尝试再尝试”。

应当看到，胡适一生对文学事业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感，他在回忆录中一再谈到自己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文学熏陶，坦承内心深处对古典文学的珍爱，以及曾经有过的种种文学冲动等等。1922年3月4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与周氏兄弟的一次颇有意味的谈话，他这样写道：“与启明、豫才谈翻译问题。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许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很是可惜。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不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卷，第569页。在这些温情的文字中，胡适把文学创作当作了“自己的事业”。但应当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清醒的学者，他对自己还是有着相当理性的认识和判断，他深知自己艺术创作能力有限，文学写作明显非己所长，他多次说过自己缺乏创造的潜力和艺术的灵感，也就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然而，胡适的可贵尤在于此，虽然自己能力有限，“没有文学的野心”，但因为新文化运动倡导的需要，他还是愿意勉为其难，努力去身体力行，率先示范，做一些引路的工作，尝试着迈出示范性的第一步。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率先出版了一部翻译小说集，最早尝试用白话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创作了一部白话剧本《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新形式；第一次将传统小说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开创了一个新学科“红学”；并且还完成了数篇严格意义上的白话散文和杂文作品，还结集出版了令人褒贬不一的新诗集《尝试集》，这些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开山之作，称得上是“领风气之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用白话创作新诗的人物之一。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便开始思考中国诗歌的改革问题，并从翻译外国诗歌入手，尝试着用白话写诗。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自信颇能以白话做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50页。回国以后，在倡导“文学革命”的同时，他渴望能有一种“样品”，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与“可行”，1920年他终于完成并正式出版了《尝试集》。尽管这些创作曾受到种种的非议和责难，甚至在诸多文学史著中都被当作诗歌不成熟的例子。但平心而论，胡适诗歌也有其独到之处，不可一概而论。他的诗中所深深蕴含并时时闪烁着某种理念、感悟甚至是思辨的光泽，以及率真亲切、自然流畅的语言表达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胡适曾这样评论自己创作的长处和短处，他说：“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胡适的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够开一代思想风气的重要原因。唐德刚就曾特别强调：“适之先生真正不朽的贡献，事实上就是本篇所叙述的，他对白话诗文的倡导和试作。这虽然多少也是那时的‘时势’所铸造出来的，但是胡氏毕竟是第一个‘英雄’。”*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55页。

以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一代作家，对现代文学建设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在于文学体式的创新建构。文学体式，是指由一定的话语秩序所构建的文本形式，它既是作品所显示的语言秩序，又是社会文化精神和作家人格内涵的载体。文体的建构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方面，客观地说，文体古典形态的终结和现代形态的确立及其演变，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社会进程特别是人的价值观念、精神需求和审美情趣的现代化需要，不能不说是最根本的客体原因。但是，同样应该看到，短短几年的五四文体革命，就基本摧毁了经营几千年的古典文体规范，初步建构起具有崭新形态的现代文体系统，从文学本体自身来看，大力引进与传统迥然异质的西方文体系统是一个重要原因，胡适等人的开创、实践、创新，以及“尝试再尝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因如此，胡适晚年曾不无自得地对青年人说：“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胡适：《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陈漱渝主编，欧阳哲生编：《再读胡适：中国当代文化现象》，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39页。此话不无道理。

三、“充分世界化”

回顾中国新文学早期的发展历程，最让人感怀的是那个年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是那个年代读书人看世界的眼光和境界，以及在这种眼光和境界中所展现出来的某种崭新气象。其实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就一再倡导“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师夷智”等等，但这些倡导比起“五四”时代将“一举一措”都与世界关系密切关照起来的开放性思维方式来，比起在这种开放思维的具体运作中所展现出来的视野、胸怀和情感态度来，无疑有着重大的差别。我们以为，这是时代的差别。

回顾胡适一代具有留学背景的作家对现代中国最大的贡献，我们以为，不仅在于他们跨出国门率先学到一系列先进文化知识，也不仅在于他们先后引进系列文明成果为现代国家的建设奠定最重要的基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把民族视野融入世界视野，把浓郁的主体意识与强烈的开放意识相结合，在宽阔的胸怀和厚实的中外文化知识基础上，建立和拥有了一种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弥足珍贵的世界眼光。孙郁在谈到胡适对北京大学的意义时，也曾指出：“胡适给北大带来了什么呢？在我看来，一是自由的、人道心态；二是科学的、理性化的治学精神；三是开阔的世界意识。”*孙郁：《鲁迅与胡适》，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8页。这种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意识对古老而沉重的中国是极为重要和关键的，今天我们反思胡适等一代学人，感到十分可贵的一点是，他们看自己、看中国、看世界的尺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尺度的变化反映着眼光的变化、眼界的变化，正因为如此，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眼光便成为“五四”以来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作家得天独厚的标志，也成为他们在世界文化现代化的现实环境、视域和语境中，开创中国新文学最辉煌一页的重要前提。

1912年11月，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曾经写下这样一则日记：“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第180页。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内心深处对梁启超等人的深深感激，因为正是有了这些先驱者的努力，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中的中国人，才在真正意义上较为清醒地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留美期间的胡适，无论是在康乃尔大学还是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都与世界各国学生有着密切友好的交往，这些交往与友谊大大开阔了青年胡适的眼界。由于胡适担任了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的主席，他与外部组织的联系也大大增多。1914年国际学生大会在绮色佳举行年会，他作为康乃尔分会会长力尽地主之谊，更是多方奔波，与国际间学生接触更为频繁。他的世界主义思想形成于此时，正可谓是“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这一句康大分会会训的精神体现。胡适真心地希望自己的祖国融入世界，成为这个大家庭中和谐的受尊敬的一员，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爱国的世界公民。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希望作为栋梁的留学生能够目光远大，明确目标，恪守职责，为祖国的未来做一些踏实有用的工作。1915年为抗议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留学生集会抗议时，他公开发表著名的《致留学生公函》。针对海外留学生界“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我们也只有对日作战”等激烈宣战言论，他冷静地指出：“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学子’、‘干才’，若只是‘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随后，胡适颇动感情地写道：“当务之急，当以镇静处之。让吾辈各就本分,各尽责职……吾等正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安于学业，力争上游，为将来振兴祖国做好一番准备，只要她能幸免于难——余深信如此——若是不能，吾辈将为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而努力！”*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第97页。这些话在留学生中引起很大的争议，但却是胡适内心想法的真实反映。“安于学业，力争上游，为将来振兴祖国做好一番准备”等观点，正是他一贯坚持的“充实自己”、“完成自己”，把自己锻炼成对祖国真正有用的人才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挥。从以上两件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期的海外生活，使他树立了坚定的开放观念，他深知开放是世界潮流，也是祖国的唯一出路，但如何去做才真正对祖国有利，胡适的诸多思考不同凡响，而且旗帜鲜明，相当坚定。比如当祖国面临危机之时，大家关注的重点普遍都在军备的强弱时，他却一再强调大学、公共藏书楼、博物院、美术馆的极端重要性。并在日记中深情呼唤：“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百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卷，第63页。这种思想、眼光和境界伴随了胡适的一生，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正因为这种超乎常人的世界眼光，使胡适一代学人极为关注和看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他们密切关注世界局势、思潮变化和社会发展，并因此普遍具有浓郁的外语情节，喜爱外语，热爱翻译，并且努力用外文写作。如果说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外语是为了掌握一种重要的生存工具，他们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投身文学翻译是为了让同胞了解世界，那么，他们不懈的外文写作努力则是为了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或者说，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怎样让古老而沉重的祖国真正走向世界，这是那一代人魂牵梦绕的一个共同目标。为此，鲁迅在提出著名的“拿来主义”以后，又进一步拓展和升华，认为首先要拿来,但仅有拿来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拿去”。而且拿来只是手段，目的在于拿去，即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向世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胡适则在反复斟酌、思考之后，明确提出了“充分世界化”的主张。他特意强调，充分就是“用全力”，不仅不能以各种借口抗拒，也不能以各种方式折衷，而是要充分地与世界先进文化联在一起，“长期暴露，慢慢渗透”，在学习、比较、撞击、磨合中吐故纳新，淘洗熔铸，努力促成我们文化质的更新和新的品性的形成。

这一主张的明确提出源于一场波及知识界的大争论。起先胡适用英文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的文章，提出对现代文明唯一可行的态度，是一心一意接受的态度。他说：“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抗拒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胡适认为，“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为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议论，看上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充分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这个观点后来为留美归来的中山大学教授陈序经接受，且进一步引申、强调和发挥，并被概括为“全盘西化”论，进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诸多的反驳，对此，胡适深感忧虑和不妥。坦率地说，尽管胡适内心深处未必不倾向陈序经等人的观点，但他斟酌再三，还是专门发表了以“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为题的解释性文章，郑重提出以“充分世界化”的提法来取代易生歧义的“全盘西化”，以正视听。在文章中，胡适郑重地检讨自己“用字不小心”，他回顾了当时自己同时使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和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两种提法，前者译为“全盘西化”，而后者则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他特别提到当时潘光旦就曾专文辨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并清晰表达了“可以完全赞成后面那个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个字。这就是说，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西化’”的观点。胡适说，自己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没有注意到这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批评，引起了不少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些语病”，因为“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实在不应该。他说：“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

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很诚恳地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作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胡适还十分明确地申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完全可以与“充分的世界化”相协调，“我自信我的长袍和缎鞋和中国字，并没有违反我主张‘充分世界化’的原则”。在文章最后，他写道：

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份，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1935年6月21日。

[责任编辑渭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