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 100084)

笔者在法学院教书，起居不外法意，行藏皆在规则，对于中华文明脉络中的“家国情怀”，以及进而言之“家国天下”这一理念，于历史，于学理，皆为外行。心思所及，忧思所至，虽然不出此范围，却至多算个业余爱好者。因而，冒然置喙，难免不妥不确，还请教正为盼。碍于篇幅，概约十点。

一、“家国天下”是一种在境性人类意识

第一，重温中华文明的“家国情怀”，体认其义项和意象，梳理其义理与心理，瞻望其文思与哲思，旨在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世界体系中清楚认识今日之中国。此为问题意识，源于当下时势，承接自百年“中国问题”，而凝结为一己心事，仿佛辗转为一个有关汉语古典思想的学术作业。

1840年以降，尤其是1895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中国在亚洲处于何种位置，亚洲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如何参与和贡献于现代世界体系。置此列国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人间世，何为全球秩序，这是一个怎样的全球秩序，全球秩序仰赖者何？以及天下一统还是万国之一国，封建抑或郡县，帝国还是纯粹的文明体？凡此悬疑，伴随着西力东渐，中国的屡战屡败和东亚中华世界的解体，油然而生，日益凸显，与华夷之辨、东西之争、古今之变一起，催逼着国人必须有所思考，作出回应，而构成近代中国史上超逾百年的“古今中西时代”，至今尚未止息。当其时，环宇浩瀚，华夏原来只是万国中的一国，而此波现代文明发轫于地中海大西洋，已非一朝一夕。两洋涛急，拍岸打来，吾中华文明，命脉倒悬，已然岌岌可危，非得见贤思齐，启动转型不可矣。

于是，有至今未止的这波文明大转型。转眼一个半世纪过去，起承接续间，今日中国GDP总量不期然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可能，按平均购买力计算竟已超过美国。按人均计算，在一两百个单元中瞠乎其后，则又如何是好？吾华夏天下，虽说亿万富翁如雨后春笋，却也还有数千万同胞尚未脱贫，几亿国人依旧不过刚够温饱，意义秩序不见成型，历史终结还是尚在展开？与此同时，这文明复兴与国力成长中的旧邦新命，辗转腾挪之际，置此全球体系，必有所谓战略空间与大国博弈的难题，同样如何是好？

因此，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由此反省内政，梳理意义秩序，遂成这方水土之心思重重所在。要言之，中国如何为世界贡献其德其能，世界怎样为我所用，从而造福于十四亿同胞，进而造福于普天之下？

其间一大纠结就是，一贯以弱国心态周旋于世，奉行弱国外交，此刻多少走强，而又不可虚骄，盖因大转型尚未结束，则国族心智心性均需有所调整，以应时需，又如何是好？此间作业，虽说并无当年救亡图存的急迫恓惶，但也实在不比救亡图存简单，更需直面大国博弈的波诡云谲。

实际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历经20世纪的两次热战、一场冷战，西方塑造的近代世界体系，至少使其间的东西权势对比，已然到了一个“结束的开始”的关口。值此险隘，华夏旧邦新命，其之古来教训，而念兹在兹之“民胞物与”理念，“普天之下皆兄弟”的无私胞谊，与邻为善的敦睦和合取向，特别是“中国乃一人，天下为一家”的“家国天下”理想，应在慎予反思、重新解释之后，作为中华文明理解与应对当下世界的理念资源出场。此时此刻的中国心智，于此用功，不仅意在调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为中国谋福利，也是在为这个纷繁人世找出路、谋福利，而责无旁贷。所谓“家国情怀”与“家国天下”意识，此刻重提，意即在此。

第二，揆诸本义，按图索骥，“家国天下”内涵的修习次第与襟抱格局，概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而，包含“身”、“家”、“国”与“天下”诸要素，能近取譬，宏微互嵌，大致穷尽了组织人世生活的基本伦理政治单元，而排比铺陈，适足以安身立命，支撑邦国。至于古今中国，在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两重架构中，名实之际，可能与现实两头，向往和担忧之间，何为“身”、“家”与“国”，“天下”究所何指，史家自有追问，深刻周纳，我辈法政学人，谦卑受教，以资利用，可也。

在此接续，可得申论者，今日透过文化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来看，则所谓的“天下”或者“家国天下”，指谓的是一个文明时空、政治想象与世界图景，而且落脚在道德理想，适为四位一体的宏阔意象，表达的正是“天下一家”的意思。天下为一家，四海乃一人，不要以邻为壑，摈弃猜忌憎恨。相反，爱亲友、爱邻居、爱这个人世，以爱意置换恨意，用交往沟通取代刀枪剑戟。进而，用公民友爱和契约主义组构国民横向联系，建构政治共同体，一种亿万公民和平共处的公共家园。这样的政治想象与道德理想，以文明时空垫底铺展，堪为普世价值，也是“家国天下”这一中国文明理念当能贡献世界的精神财富。就此而言，中国为亿万国民的家邦，世界是人类分享的公共家园，正为“家国天下”值此时刻可能引申发挥的价值理念。什么是普世价值？这就是普世价值。

第三，因此，在文化政治学的意义上引申发挥，“家国天下”理念内涵了一个“双重四位一体”的义理结构，喻示着一种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特有的中国式文明间架。除开上述四位一体外，第二重结构统辖“个人抱负、集体寄托、民族理想和公民憧憬”。在此，起自身家，从自己做起、从小做起、从小事做起，“不随地吐痰”，按规则过马路，家人相互照应，尽责打自己的一份工，包括担负起选择与批评的权利和责任，关键时刻扛枪打仗，不惜赴汤蹈火，就是修身，就是齐家，就是爱国爱人类，也就是在为天下作贡献。因此，其将个人抱负、集体寄托、民族理想和亿万公民对于美好生活、和谐人世的憧憬融为一体，笼括无遗。这样四位一体的概念，“家国天下”，岂止浩瀚而又微茫，普天之下，实在更无第二个概念足堪比拟。

总之，上述“双重四位一体”的义理结构与文明间架，依据“家国天下”这一修辞命意而引申解析得出。其之两相叠合，至微至宏，克爱克威，概将组织人世生活的基本伦理政治单元拢括一体，喻示着一种特有的中国式文明间架结构与政治时空，也是一种超迈的道德理想与普世情怀，实在是中国文明的奠基性概念。

第四，上述诸题，落实在实践论和功夫论，引导出两个维度，意味着个体终生体认与人类世代践履，而使得“家国天下”这一理念不只是愿景规划，还是一种修习次第，士君子陶冶身心的进阶指南。

就第一个维度而言，上述四位一体暗含了个体终其一生，高自标榜，才能实现自己的文明秉性，完成政治成长。生而为人，却又需要“做人”，时时处处，警而怵之，这是多么豪迈而又悲凉的理念。而一不小心，“做人”就会变成一顶大帽子，反而压抑人性自由生长。其间两难，惟谨惟慎，盖因人性幽微，人心曲折，而生计维艰，社会无情，稍有松懈，人性就会滑入谷底。逮至率兽食人，文教隳颓，则亡天下矣。因此，中国古典的“人性论”以文化行教化，再敷陈为文教，而通达于政教，既是基于人情世故，却又寓含理想，不动声色，曲尽情理与道理。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于人性的同情，明白面对不得已，真正仲尼临终不免一叹耳。职是之故，诸种身份，除开父母儿女，赵钱孙李，自天造地设的“生民”，而自我体认之“族民”，再到社会烙刻的“市民”与国家赋予的“国民”，最终进境于政治成长的“公民”，而移步换型脱胎而出的嚣嚷“选民”。

就第二个维度来看，着眼于人类历史，讲的是“数代人”、每一代人，前赴后继，沿承接续，不懈不怠，戒慎戒惧，才能臻达理想；或者，不断逼近理想之境。此为漫长岁月，于个体，一生望不到头，以毕生持守为代价；于人类族群，更且一眼望不到头，以全部历史作赌注。故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否则，“最高的已然落下”，则打回原形，一切回到原点。另一方面，对此抱持疑惧，实则满怀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善的光明心态，正为一种华夏文明观，也就是一种政治观，其之宅心仁厚之所在也。

因此，个体的终生践履与全体人类的世代接续，所构成的这一幅景象，苍茫而豪迈，悲悯复奋昂，令人不禁为生而为人、人为万物之首的道德灵气，为其基于此岸与彼岸的分别而汹涌喷发的理想情怀及其超越张力，而赞叹一阕。而且，它意味着一切美好理想，必得落诸个体努力和众群奋斗，当下起步，才有指望。进而，鉴于人性惟微，人心惟危，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指望而绝无把握的事，才更需吾日三省，不敢稍懈。因而，身为其中一员，无选择地来了，还将无选择地走，是如此幸运，又是多么无可奈何。

二、“家国天下”是国家哲学，也是一种文明观

第五，“家国天下”理念，尤其是“天下情怀”，充盈着兴亡概念与忧患意识。古往今来，兴亡是常态，如同生死乃规律。生是异常与侥幸，死乃常态与必然。同样，兴亡有形而无常，其间必有轨辙，却又那般缥缈，捉摸不透。置此进程，生命是个向死而生的流程，不可逆抵。幸而为人，需要做人，而做人不慎，人不成其为人也。私心利用，治理松弛，则家国遭殃。世界不努力，则灾荒、淆乱与战争必至。位高权重之人，一言一行，动辄牵连天下，稍有松懈，败国丧家，更需戒慎戒惧。放眼望去，小小寰球，该有多少物种繁衍生息，达至峰巅，竭尽其能，而后消隐无形。又有多少文明，美轮美奂，千年训育，万年生聚，却挡不住雨打风吹去，沦为考古对象，徒令后人复哀后人。

因而，究其实，忧患意识是对冥冥之中更高存在的敬畏。由此而有人的观念，适成一种超越意识。“神”的概念的出现，对于更高的存在的意识与膜拜，虽说吊诡，恰恰表明人的觉醒及其超越。究其情由，当然源自人间兴亡，出自对于苍生苦难和一己顿挫的苦闷同情。左右为难之际，顿悟之下，豁然开朗，而有忧患意识和兴亡概念也。

正是在此，天命惟危，君子不当玩忽。如同周公之诫召公：“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却原来，忧患意识的背后深藏着天命观念，道出的是天人之际，人之浩然而卑微。习常所谓的“做人”，人人都逃脱不了的“过日子”，遂成一个以文化育的兢兢业业的持守长旅。唯有兢兢业业，唯有奉天敬德，个人可得善终，大家才好过日子。由此，天命观潜含着并转化为文明化育的实践论，也是一种和平政治，而涵盖作育于人际、家族、族群与邦国。

可那古往今来，坑蒙拐骗享尽福，修桥补路总受苦，此时此刻，天何在耶？地何在耶？八方神圣何在耶？那些峨冠博带的正人君子又何在耶？

天地无语，唯有人间苦难作证，这一切叙事，不过是不得已，不过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从而，不过是一种解脱之道而已。否则，如所见证，更糟糕呢！

第六，天下为公，致公天下。“家国天下”概念意味着天下为公，正面肯认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产。人人起居其中，人人皆有份，人人担一份责。此经家国勾连，早已揭橥昭彰。而且，此亦非惟三代景象，毋宁是一种普世价值。虽有朝代国家前后相继，而改姓易号，却不损其本义。今日民族国家成为正宗，也正是基此本义，“家国天下”概念正堪对接“主权在民”政道，而于文明论一脉，伸展其世界体系观念。仅有国族本位，而无主权在民理念，今日国家立不起来。没有民族国家本位，所谓的世界体系奠立于霸权体系与帝国体系，离理想甚远矣。

循此理路，可得申说的是，就现代政道而言，经由遴选程序而施行代表治理，让国家成为亿万国民分享着的公共家园，正为其善果。因此，既然天下为公，要在致公天下，则中国为家园，世界为天下，而天下本一家。这是“家国天下”理念展现于世人的中国文化的美好方面。时在今日，其之指向，当为契约主义的邦国与条约体系的全球秩序，同样为此“家国天下”概念所能引申包含。而且，此非审美，毋宁政治，一种关于群居生活善好向往的政治设计。笔者曾经喟言，“家国天下”概念是一种“立基人道理想的文教本质性与充盈普世情怀的典范性价值真实”，其因在此。

第七，以文明间架组织公共空间，遵循承认政治的相互性普遍主义。“家国天下”概念起自文明概念，而以文明概念组织政治单元，基于相互性普遍承认主义，以承认政治作为群居生活的基本底子。换言之，每个人承认彼此的安全、自由、尊严和幸福，以彼此的承认获得自我承认。只有承认对方才能获得对于自己的承认，而对方承认我，也就是在承认他自己。进而，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恰构成一种普遍的相互承认关系。在此关系基础之上建构公共空间，转化为文化心灵，蔚为一种文明概念。因而，此种文化情怀就是天下情怀，而天下情怀就是中国人的文化情怀。

至于说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非指朝廷，亦非一家一姓的朝代国家也。当年顾炎武明明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十三《正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6页。因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是指径任朝廷驱驰，为帝王家族张本卖命。恰恰相反，朝廷兴亡，如走马灯，干卿何事。故而，亭林先生才会接着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第757页。但是，假若文明衰落，文教崩塌，人性堕落，整个世界堕入暗夜，这时候人兽相食，则为“亡天下”矣。此时此刻，读书人当起而抗之，奋而救之。这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本心本义。

三、知不可而为之

第八，立国模式、世界主义公共空间意象与世界公民共和主义。“家国天下”概念所蕴含的双重四位一体结构及其八种要素，意味着它是一种立国模式。说是立国模式，是在政治社会学意义上，对于它的古典含义引申阐释所获得的现代建政立国意义。其以身、家、国各为同心圆，经由相互承认，而伸展出关于世界体系的和平文化，仿佛有别于纯然民族国家的列国模式之壁垒森严，既与现代国际法合辙，又多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情。就是说，其基本立意在于，中国身处世界国族之林，“家国天下”笼罩下的世界是也只能是分享着的公共空间。此亦非他，就是天下归仁，天下归善焉。换言之，不妨说这就是一种世界公民共和主义。反之，这个世界天天打仗，满大街贩毒爆炸，人奴役人，国奴役国，何谈家国？而且，纵然眼见而不忍，又有什么法子呢？职是之故，从理论铺陈做起而见诸践履，自每个人做起，化性起伪，而铺展为大众实践，乃至于国家政治实践，借此“家国天下”理念以倡导世界公民共和主义，好歹奏效于万一，而天下归善矣。

第九，以和平为凭，以自由立国。“家国天下”理念意味着一种和平文化，同时必以和平文化来支撑。此间之和平，主要是指“人类政治上的和平共处”，不惟邦国之内，复指邦国之间，更指全体人类的普世大同与永久和平。天下无外，中和位育，恰成一大场景。孔子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诫勉，实为永久和平之道，义从理出。“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同样基此义理，而出乎情义，同样适用凡此伦理政治单元。换言之，破除帝国秩序，以分享政治组织邦国政治和世界体系，才是和平之道。

因此，其之呼唤与指向的，是建立在和平文化基础之上的常态政治。置身现代语境，以自由立国，是达成常态政治的不二法门。“家国天下”搭建了一个于折冲樽俎中营造和平的文化政治架构，在现时代语境立言，意味着必须以生民福祉、个体自由为归宿。因而，天下归善，而自由即善。同时，各以自家为中心，意味着各自承认对方为中心，则“家国天下”这一古典中国的双重四位一体的架构，似乎具有营造全球和平的文明潜力。

进而言之，现代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奠立于和平基础之上，以自由立国建设民主国家，以文明立国建构民族国家，将“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笼统于此进程，四位一体，蔚为建国大纲，而适成普世和平之道。

毕竟，一切的文教法政设置，包括家国在内，缘起于生计，而造福于生机。有益生计生机则行，无益则藏则废，原无条条框框。

第十，也就因此，最后想说的一点是，中华文明脉络中的“家国天下”理念或者“家国情怀”，究其表里，考其古今，其实满含悲悯，用恻隐面对诡谲人性，以不忍化育不仁之世。职是之故，“家国天下”这一文明法政间架，其愿心所在，其憧憬所向，实在是知不可为而为之。人性善恶交合，而终究靠不住。向上提撕的超越情怀与作恶的自私基因，二位一体，使得如何叫人向善，令世界美好，只能努力，但求尽心，却实在毫无把握。

说到底，家国天下情怀，其为一种普遍主义的文教本质性，展现的是一种在境性人类意识，也是一种宗教性悲愿而已矣。笔者曾以“一个伟大汉语修辞的悲悯致意”为题作文，其心如此，其意在此，其义更在此矣。

四、家国天下情怀的文明资源

或问，中国有多少这样的文明资源可供挥洒家国天下情怀呢？而且，仅有情怀也不够。想吾华夏古代，“不少东西领先世界”，精神资源尚算充沛。但今日世界精神，似乎均宗自由主义，则中国政教设施仿佛瞠乎其后。

笔者是这样看的，当我们说中国文明时，不仅是指这一方水土含蕴化育的纷繁文化艺术成就，同时，它是一个历史概念，陈述的是五千年来中国文明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哪些足以支撑生活世界、提供人生意义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与理想社会图景，关于人际关系和惬意生活的美好设想，以及曾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信仰体系，它们在今天是活的还是早已博物馆化，等等。

今日谈中国文明，当然更不止于此，同时面对的是如此浩瀚时空中十四万万生民之生居作息。其之婚丧嫁娶，柴米油盐，坐卧行止，生老病死，歌哭和战。而且，千万年来，此方水土营造中华世界，牵连世界风云，从未止息。问题是，1840年以来，文明论意义上，而非建构主权、争取国族独立与解决衣食温饱的意义上，吾国吾民，其心智与心性，究竟对此世界有何贡献？这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

在文明论视角，就此刻这个世界的现代文明的创生来看，坦率而言，这一百多年间，中国文明的贡献微乎其微。因为，一阶段一时代，文明有高低，发展有快慢，闻道有先后。当其古典枢纽文明时代，中华文明民胞物与的普世主义和犹太基督教的救赎精神，以及其他枢纽文明，孕育于不同地域，各领风骚，难言高下。发育于不同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乃有不同的人生哲学、宇宙图景、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从而养育了各自的人民。推陈致新，截至现代降临前夜，三千年来，各美其美，都算功德圆满。

问题在于，晚近人类这波大转型起自17世纪前后，三四百年来的世界就处于这波文明大转型的漩涡之中，终于造就出了一个叫做现代、现代文明与现代秩序的文明体系，并于旦夕之间，席卷全球。而率先启动这波大转型的不是中国。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今天的生活景象，毋庸讳言。

见贤思齐历来是华夏君子人格的修行次第。回头一看，从开始的懵懂蒙昧到后来的自明自觉，从一味抗拒到被迫学习、主动学习，而至今日之锐意进取，就器物层面来看，多半到手，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于世界。就“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这些现代国家建构的大经大法来看，现在所缺乏的，是民主与法治。

实际上，也不能说中国对于现代文明的创生毫无贡献。一百多年来，但就中华大地亿万生民建设现代国家的实践，史无前例，非英美德法的成例所能框含。其之试验与效应，就是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也是启示所在。在此，如何消解集权传统、避免民粹主义，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耗费资源、撕裂人心，均需也终将会获得中国式解答。此波大转型完成之际，也即现代历史终结之时。那时节，如同黑格尔所说，世界历史精神在德意志翱翔，也许我们可以戏仿，世界历史精神在中华大地翱翔。

问题在于，这份愿望和愿景，须付诸当下实践。因而，如何破解政治僵局，小步慢走，却走个不停，和平、理性、渐进，一直走出“历史三峡”，才是核心所在。在此进程中，不要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一步一步，走向理想图景，才是包括政治精英、思想精英和财富精英在内的全体中国心智，应当担负起的责任，也是当下必得回答交卷的迫切问题。

正是在此，重温“家国情怀”或者“家国天下”意识，尤为重要。实际上，自古以来，“天下”并非实体，而是理念，一个文化与政治的大框架。生而为人，我们的认识范围有限，一生经历亦且有限。中国之外是什么？宇宙之中，人类的邻居在哪里？凡此种种，我们并不确知，放飞想象，伸缩之间，权以“天下”笼统之。因此，古典中国所谓的“天下”，与其说是地理时空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教本质性，一种典范性价值真实。

实际上，就“天”之一字而言，古来中国人命意，如先贤早已揭橥，包含多重含义，而有“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与“德性之天”的层次之别。换言之，首先是地理空间概念，然后是文明概念，最后是道德概念，使得“天下”观总是意味着一种文教取向。所谓“文教”者，相对于“政教”，意味着和平文化、文明开化、崇尚王道而非霸道。其中，尤其是相信人的理性，人性的善端，对于人性疑惧复信赖，而更加倚重教化。就此而言，对于此间的和平文化、文明开化与王道精神的创造性阐释，或有化解宗教冲突、救济当今世界体系之处，也就是中国文明对于这个纷纭人世有所贡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