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北京 100084)

自1840年以来，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悲剧性的碰撞。这种碰撞不仅没能把文野之分划得更清楚，反而悲剧性地造成中西和古今之地域与空间文明的僵化对峙。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明碰撞结果。但历史无法从头再来。从1840年走到今天，中华文明终于可以理性地筹划自己的未来，重启中华文明当中确实可以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文明精粹。

一个被动挨打的弱小文明和民族，常常是在舔舐自己的痛苦中努力争取崛起，这就注定其无法理性地筹划未来，或者挖掘传统文明当中有益于人类的积极因素。当中国终于告别了被动挨打的悲剧性处境，在物质实力上进入世界前列，因此具备条件去认真考虑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究竟要为整个人类承担些什么。尤其是在国人谈论“中国梦”的时候，执政党领导人指出“中国梦”与“美国梦”本质上的一致性，如何凸显人类共同的梦想，而由中华文明给出优化答案和领先智慧就变成关键问题。这正是讨论中华文明天下情怀的现实动力。

一、“天下”的三重蕴涵

在中华文明天下情怀重新回到现代现场之前，曾经的中西文明相遇，不是进取性的碰撞和升华，而变异成为中西文化的地域文明和文化对抗的悲剧结果。西方人在1500年以来呈现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中华文明长期发展所凸显的“古代天下体系”，两个关于人类社会整体筹划的方案处在鲜明对立的状态。廓清两个体系的真实内涵，就此显出其重要性。如在“中华文明再出发”大命题中讨论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需要厘清“天下体系”的三层含义。

“天下”，首先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地理性概念。在今天的分科学术里属于地理学考察的范围。这个地理范围，随着中国政权所达范围的扩大而具有明显的变化。现在申论“天下”，似乎不可能不重视这个含义，这是天下的物理对象所注定的事情。一般强调的天下“情怀”，属于天下之最高精神层面或价值层面的东西。在中间层，“天下”主要是指华族和周边民族的关联圈，这与中国古人立定的天下制度结构相关。在传统文化体系里就是周代的“五服制度”和后来的“朝贡体系”，这是由一系列制度建构起来的国家间机制。在今天平等的民族国家之林当中，试图重建一个由中国人绝对占优的世界，把其他文明和民族卷入中华民族的天下“漩流”，并认同中华文明古已铸就的天下体系，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天下“情怀”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亦属无疑。

对现代人类而言，无论是从全球性问题还是从全球性治理角度来讲，由于长期受民族国家思维的主宰，环宇之中，保有“天下一家”这样的价值情怀的国家不是太多。当然我们得承认并赞扬，一些西方国家保有这样的情怀。但近期欧洲人表现这种情怀时遭遇到中东移民的挑战，以至于给欧盟造成前行的巨大障碍。而今天西方阵营中的美国，特朗普显然秉承一种带有自闭性特征的保守主义传统。不过在美国文化或美利坚文明里，仍然无可怀疑地保有世界情怀、理想主义成分。美国历史明显短暂，如果我们把历史眼光拉长，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最为源远流长、最为值得重启。

三重因素催促我们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一方面是因为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已经变成关键问题，超越国家视野，确立全球眼光变得日益重要。另一方面，中国自身遏止了近代以来的悲剧性命运，而对中西文明的碰撞产生新的认知，知晓必须超越中西文化的价值冲突和地域性对抗。中国现代文明走到了站在人类文明门槛面前或是迈进或是退守的关键地步。再者，中华文明在决断自己发展未来的当下，也到了需要重新检视自身文明遗产的关键时刻。

中华文明曾经拥有一个完整的天下体系，以地理奠基，以五服、朝贡制度保障，以天下情怀升华。相比而言，基于地域对“天下”概念的建构，既有继承，更有超越。很明显，中国古代对天下体系的建构，在地理因素上已经有了极大突破。古人常常认为中国就是中原，就是汉族的天下。在中国的边疆理念史上，人们长期认为中原的周边，都是蛮、夷、戎、狄，只有汉族人可称华族。这种地理概念逐渐扩大，中国对东亚甚至东南亚、中亚局部地区发生重大影响之后，地理意义上的“天下”概念，已经拓展出与其原始的地理含义迥然相异的意涵。但真正的结构性突破，则是由一个现代性事件所引发的，那就是1840年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天下”逐渐变成近代的“世界”、今天的“地球村”。

中国人的“天下”，在地理上是扩展性概念。但在近代的扩展过程中，出现不少笑谈。且不说现代中国早期的保守派，就说开明派，在睁眼看世界的时候，曾经闹出惊人笑话。在19世纪后半叶,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行者、现代文化的开拓者，譬如编辑《海国图志》的魏源，想当然地把西方人，甚至接近西方人的中国人，都视为怪物。“天下”概念的地理拓展，随着近代的“地理大发现”而骤然变化，当时国人的认知出现这样的笑话，不足为奇。今天我们离魏源那个时代过去了近两百年，对当时超出“天下”的那个地理范围，不会有过多井底蛙见了。

其次，我们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并非重建一个以五服体系、朝贡体制为支撑的制度结构。坊间有一种说法，中国崛起一定以美国衰落为比照，或者说东方崛起一定以西方衰落为前提。换言之，当代“以我为主”的中国之世界观及其相应的制度体系，乃是“天下”制度结构在时下的反刍。这种立于中国历史的现代版天下体系，可不可能将历史上那种恩威并重、道德感化和政治安排在当下重新结合起来呢？答曰很难。从历史的视角看，传统五服制度的地理想象是很丰富的，但在五服范围展开的朝贡制度建构，靠的不是一手而是两手：一方面是化外民族对华族文化的自愿接受，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征服提供的强大动力。仅仅着重前一方面的伸张，并将之视为重建天下体系的精神依托，恐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而在当下，后一方面的力量伸张，恐怕难以为之。

我们重温著名历史学家陈序经的《匈奴史稿》，从中可以获知，汉朝与匈奴争战，失败的匈奴进入欧洲，让欧洲人感受到黄种人的可怕。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天下体系建构的武力因素绝对不低于道德感化与文化认同因素的作用。而今全球处在多极化的结构状态，试图依靠武力重建天下，无异于痴人说梦。

至于朝贡制度，并非当下国人臆想的那样，是周边国家诚心诚意臣服于中国。周边国家到中国朝贡，常常仅具有中国单方面自认的外人恭敬而来的自恋，其实朝贡者甚少这种虔敬。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绝不只是中国支撑其弱国地位的国家间政治心态，而是中华文明对外关系体制的核心——只不过它体现为两个面相：在古代，凡是来朝贡的国家，表示你臣服于中华政权，因此可以得到极大的物质馈赠，这是一种朝贡体制的道德感动制度；在现代，中国国势微弱之时，国家需要维持面子心理，因此宁愿向外人让渡利益，从而维持其统治地位。这是一种朝贡体制的政治好胜心理。

当代国家间的往来，更重视平等交往和利益互惠，这就肯定不是对朝贡体系的当下重建。比较而言，传统的天下体系所包含的三方面含义，地理和制度意义上的当代价值已经不太明显。这一体系中真正有益于人类开拓光明未来的成分，主要是它的精神理念，即天下情怀。中华民族关注整个世界，重视人的价值一致性，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对今天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而言，确实是最可宝贵的理念。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并不是指天下人都归属于皇族一家，臣服于皇帝一人。相反，其基本精神是同气相求，“民胞物与”。其建立在人的一致性尊严、共同性发展、平等性共享的基础上，就此能够具备寰宇的感召能量。基于此，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不囿于举国眼光，而必是全球视野。换言之，这样的情怀，不仅对中华民族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全球治理具有普遍意义；不仅是追求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且要全面放开视野，使全球范围、万国万民，都能同呼吸、共命运，由此便具备超越异质性的民族国家建构起来的对峙性世界体系的可能。

在这个特定意义上，重启中华文明的天下情怀，主要是要重启中华民族足以矫正现代世界体系冲突机制的宝贵成分。同时，有效克制中国古代天下体系由“万邦来朝”所体现的那种独占鳌头、独领风骚的排斥性观念。如此，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对人类光明灿烂的未来担负起责任。

二、天下观的语言载体

语言是文明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海德格尔特别强调，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重启天下，必须选择适当的语言载体。

近代以来，随着古代天下体系的崩溃，汉语在精神担负的宏大意义上明显退化，甚至堕落了。第一，象征汉唐气象的语言气势荡然无存。那种话语是表明中华民族宏大文明气象的语言形式，它对周边国家具有示范性。广而言之的“唐音”一度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发展程度极高的语言载体。但历史演替、文明衰变，两次受到少数民族的征服，语言携入了非常多的少数民族话语成分。尽管因此为汉语注入了活力，但也大大改变了汉语发音表意的结构，反映出中华文明语言载体的历史兴替。这样的语言体系，后来经过西方文化侵入，尤其是中经日本的转译，使目前的汉语负载了两重社会信息：一重是失败者的信息，汉唐气象的语言成分被挤压下来，变成一种失败语言或者弱者的语言。汉语寄托的不是我们文明文化的实体性力量，中间楔入了很多弱者对于道德公平的呼唤之声。集中起来，就是一种弱者句式：因为我是弱者，所以你不能欺负；又因为我是弱者，你曾经欺负过我，所以欺负者永远不道义。至于“落后就要挨打”这样对国家处境的格式化表述，更是体现了汉语的某种现代性格。严格说来，这类表达方式需要全盘反思，否则，“天下”很难激活为一种强者语言。

第二，由于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体系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呈现出全方位的强势，因此，中国常常用西方侵略者的行为模式来组织语言，形成一种颇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的语言风格。在面对当下国家间利益平衡关系、抑或致力于解决彼此间的冲突时，一方面极力将语言变成道德工具以护身，而不是表达现实处境和讨价还价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将语言作为表达姿态的手段，而不是理性陈述的工具，极化的言辞甚为流行。就此而言，我们的语言必须要经历一次革命，才可能真正负载一个承担人类使命的汉语言的功能。

从语言看中华文明的现代演变，当然存在一个如何对待“五四语言”和“文化遗产”的问题。笔者对“五四”启蒙精神是持坚定辩护态度的，并且特别看重精准现代立场的极端重要性，对一切偏离现代价值立场的所谓古典说辞是坚决拒斥的，对一切站在后现代维度拒斥现代的态度也是不同意的。但“五四”也有它的缺点。仅从语言视角看，因为“五四”是对传统语言的现代革命，一方面它使汉语进入现代语言的天地，功莫大焉；但另一方面，“五四”太过推崇平民语言，甚至将之民粹化，导致精英语言的全面丧失。精英语言并不是单纯负载精英群体意识的语言形式，而是一种富有个性的汉语言表达方式。由于“五四”片面推崇白话文，拒斥文言文，语言表述的个性被抹平了，精英语言太半消逝，“言不雅驯”的情况普遍出现。这令人颇感遗憾。

时下不多的文人语言表达，人们听起来感觉过瘾，但又有点儿不明不白。原因在于这样的语言表述有些脱离目下的流行表达体系。“五四”中断了精英语言，导致语言表述个性化的东西少了，千人一面的政治性语言多了。这是一种以宏大词句遮蔽丰富思想的表述系统。按照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说法，这是一种“语言腐败”。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运用自己富有个性的语言，更为充分地实现相互交流的目的，使语言真正成为民族的精神家园。设若中国试图重启“天下”，并加以现代表述，确实需要再来一场语言革命。当然，那已经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式的语言革命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缺少胡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陈独秀这样有感召力的思想大师，也是因为“后革命”需要的是富有个性化的语言表述方式，不必追求那种整齐划一的语言表达系统。只有在开放性地论及“天下”的思想市场的前提条件下，呈现摄人心魄的宏大气象之“天下”话语，才可能重新登上现代世界的理论舞台。

三、民族主义与“天下观”重建

或问：天下情怀、天下主义在理论内涵上是否能够成为与民族主义相匹配或者相平等的理论研究领域？

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后最流行的政治思潮，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极为重要的政治理论之一。但政治学界比较公认的是，民族主义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述。西方学术界对世界主义的阐释水平，远远超过了对民族主义理论的阐释高度。从理论角度看，民族主义大致流于经验描述或现状概括。

无论是天下主义还是世界主义，他们与民族主义是什么关系？当然是冲突关系。民族主义着眼的是“地球村”的小群体，包括各个民族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认同对象。孙中山先生曾经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为什么民族主义是个宝贝？因为在民族国家时代，各个国家都靠民族主义强化民族的认同，维系国家的向心运转。无论是在文化认同、政治认同还是其他方面，这种小群体认同无异于筑起了一道排他的高墙。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人们把古典世界里民族、种族的边界壁垒夯实起来，且几无例外地经历了种族甄别、种族清洗甚至种族屠杀的惨痛过程。这可以说是民族主义往下走的一条演变线索。

民族主义还有一条往上行的演变线索。这一路径的演变，促使现代民族国家迈过三道坎：第一道坎是，一个主体民族生活的中心地区，以其民族主体为依托，建立起相应的国家。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现代国家结构。第二道坎是，当落后民族致力于建立国家的时候，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模仿先进民族来建立其国家形态。同时取决于自身的落后挨打处境，会浮现强大的道德冲动——寄望于强国、同时又投射于弱国的扶弱济困之道义感。比如：我们认识到世界上有跟自己一样被西方列强欺凌的民族需要建立国家，我们就乐意声援这些国家的建国事业，“人民要解放、民族要独立”的口号就反映出这种国家理念。这种同病相怜、相携前行，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边界。第三道坎是，受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政治心理驱动，一种建立在“环球同此凉热”心理基点上的国际主义情怀油然而生。不过相应的制度设想与建设，还相当苍白。

民族主义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在政治学理论上需要反思。原因在于，民族主义自身为一背反结构：一方面它诉诸相对于整个世界“大家庭”而言的民族小群体意愿；另一方面最后一定要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走向天下一家的境界。这中间必然存在相互冲突的道德欲求和政治欲求，需要世界各个民族逐渐具备理性处理这些难题的政治能力和观念技艺。

民族主义不是民族间绝对相互排斥的理念。因此，民族主义并不见得完全跟天下主义、世界主义相对立或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有一种政体建构与国际关系关联的断言，那就是已经成为民族民主的国家，比如法兰西民族、大和民族，之间是没有发生过战争的。而非民主国家的国家间冲突，常常诉诸战争手段。一般而言，对和平的同质性追求，是在民主国家间首先实现的。独立的民主国家在共同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逐渐驯化了民族主义中的野蛮成分，因此彼此可以和平相处，并且以和平方式处理彼此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前行道路上是存在一条走向世界主义的通道的。

致力于超越民族主义的政治理论，有着“新天下主义”与“新世界主义”两种不同的进路。新天下主义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此种平等关系不是来自于现代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主义，而是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只不过这一理念不再建立于中国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是挺立在平等民族国家之间。同时，它以天下理念超克了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诉求，生成一种近乎天下一家的政治情怀。这样的天下主义之所以被命名为“新天下主义”，在于它不仅超越了中国古代那种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建构，而且也超越了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民族国家间秩序。但新天下主义致力于激活中国古典传统的天下理念，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古今维度置于中西维度之上，由此试图将中国传统的结构转变所凸显的古今关系问题、由西方挤压中国催生的中西关系问题，转变为中国重启传统解决当今世界难题的问题。如果新天下主义在制度层面闯出一条通道，那不啻是人类之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那是中华民族带给全世界的福祉。但这种理想性的国家间秩序构想，与西方国家建构的理想化的“世界”秩序，并无实质性区别。目前引人瞩目的相关理论建构，也就是“新天下主义”跟“新世界主义”，也都没能呈现出各自宣示的根本性差别。

一般而言，天下体系着重于体系层次，并未涉及个体行为层次。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究竟如何？如果政治理论只讲体系不讲个体，相关的制度设计是不是根本无法进行呢？

这两者中间确实存在某种令人担忧的断裂。第一是现代政治理论的逻辑断裂。现代政治理论致力于解决个体行动层面的问题，并只是在有限的民族国家范围内保证有政府状态或秩序状态，即通过限权，保障个体自由、社会秩序。一旦上升到国家间层面时，这样的理论逻辑就中断了。之所以如此，在于国际社会总体上还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这就让国际政治完全不同于国内政治，国内政治致力于索解一国范围内的个体行为、组织行为和民族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政治行为之正当性与合法性。假如超出这一范围，它就无能为力了。国家内部的政治行为主体定位于公民个人，而国家间政治的行为主体确定为国家，当从个体行为跃进到超大的政治社会即国家间的行为时，人们便无法用同一逻辑观察和理解国家间的政治行动。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没有以个体为行为单位的理论建构，仅有个人主义的认知方法，这是需要留意的事情。

第二，在天下主义的理论建构中，人们试图沿循“修齐治平”的进路，一路往上以求解决从个体修养到天下治理的所有问题。笔者认为此路不通。原因在于，这样的思路既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需求，也无法打通人类行动的彼此畛域。在“新天下主义”思路中，对个人的关注程度不高，关注个人的理由不过是因为个体是向外推展德治逻辑的起点。这样的推展力度是否足够，是倡导者所虑甚少的事情。但即便个人道德修养的强度可以强大到推向天下，天下人的相应反馈是否绝对一致，也是一个疑问。在此意义上讲，现代政治理论并没有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实现从个体一直到天下一以贯之的通畅治理。加之“上帝的事情归上帝，恺撒的事情归恺撒”，让世俗事务与神圣事务处在一个显著的断裂状态；国内的事务归主权国家处理，国际的事务归国家间协商或诉诸战争手段解决，也让为一国所熟知的解决政治问题的套路无以用于国际问题的解决。因此人们才看到，在国际政治理论流派中，何以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蔚为大观、居于主流，而国际政治的自由主义流派并未像它在国内政治中发挥那般巨大的作用。原因之一，就在于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无法将其理论思考从国内直接延续到国际，一以贯之地处理好国内与国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