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明 孙美华

（1.武汉市委改革办，湖北 武汉 430010；2.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武汉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争创有特色的国家科学中心，努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武汉尽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武汉市委党校第76期市管干部任职培训班课题组深入研究了国内外一流科技创新中心和科学城建设发展的主要特点和经验，分析了武汉市基础和优势，认为武汉市应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依托武汉长江新城（区）加快规划建设长江科学城。

一、国内外主要科技创新中心概况

欧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凭借在基础和前沿领域研究优势，建设形成了若干世界公认的全球科学中心或科学高地。2017年3月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已先后批复上海、合肥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也在纷纷规划建设科学城。

（一）美国加州中心

在加州，现有大科学装置主要集中在美国能源部管辖下的国家实验室，主要包括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国家加速器实验室和劳伦斯利费莫尔国家实验室等。目前已聚集先进光源、国家电子显微术中心、国家能源研究科学计算中心、能源科学网络、分子铸造厂、同步辐射光源、直线高能电子加速器和粒子加速器-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等大科学装置，在医学图像、电子加速器、生物燃料和节能玻璃涂层材料等方面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为美国预防和控制疾病、开发先进电池和燃料电池、研制节能玻璃涂层材料和屋顶材料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英国哈威尔科学与创新园区（HSIC）

坐落于英国牛津郡，是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商业综合发展园区。该园区由英国科学技术设施委员会、医学研究会、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研究会、工程物理科学研究会、Diamond光源、自然环境研究会等共同出资组建，两家政府机构（英国原子能管理局、英国科学技术设施委员会）和两家上市公司联合管理。园区占地300公顷，现有中心激光装置、ISIS中子源、Diamond光源、第4代光源和新光源等全球一流大科学装置，在生物技术、医学、环境和材料等前沿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加速了生命医学、新材料等产业转换进程。

（三）日本播磨科技城

日本播磨科技城是由日本政府、兵库县、县立大学、各研究所、地方企业联合支持下建成的国际综合科学中心，由日本原子力研究所、理化学研究所、兵库大学实验室和兵库县政府共同管理。园区内有spring8光源、SACLA自由电子激光、HIBMC离子束治疗和NewSUBARU光源四个大科学装置。佳友、NEC、松下等一批日本领军企业依托这些大科学装置，在材料、核物理、生命医学等细分领域开展布局研究。目前，播磨科技城已输出了包括新型轻质材料、新抗病毒药物、质子和重离子治疗仪器等一批备受世人瞩目的前沿科技成果。

（四）北京怀柔科学城

怀柔科学城是以大科学装置集群和前沿科技交叉研究平台为核心，同时建设科学教育区、科研转化区、综合服务配套区、生态保障区四区。《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于2017年5月获批。中心重点工作聚焦于系统推进重点科学领域跨越发展，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发展，科学布局前沿交叉研究平台等方面，预计到2020年，中心建设成效将初步显现。到2030年，全面建成世界知名的综合性科学中心。2017年，大科学装置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和清洁能源材料测试诊断与研发、材料基因组、空间科学卫星系列及有效载荷研制测试保障、先进光源技术研发与测试、先进载运和测量技术综合实验五大交叉研究平台已开工建设。

（五）深圳科学城

科学城位于光明新区东北部，规划面积约10平方公里，分为装置核心区、科学教育区、综合配套区、拓展区。装置核心区规划用地面积约2平方公里，重点聚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空间科学、材料科学等前沿领域，重点布局若干大科学装置及其配套研究平台、国家级实验室等，包括建设引力波、材料基因组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形成国际化前沿技术研发机构群，弥补新区基础创新、源头创新短板。

（六）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2016年3月正式获批。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由“四大支柱”构成。第一大支柱是张江综合性实验室，它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为依托，这是建设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基础支撑；第二大支柱是创新单元、研究机构与研发平台，重点开展系统性强、开放协同程度高的研发活动；第三大支柱是创新网络，从点、线、面上布局网络化协同创新，这是建设国家科学中心的放大器和倍增器；第四大支柱是大型科技行动计划，积极组织、主导、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计划。目前，超强超短激光、转化医学等大科学设施开工建设，张江实验室、李政道研究所挂牌成立，张江科学城规划启动实施。

二、科技创新中心的特征和模式

目前国内外对于什么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还没有统一标准。参照其他科技创新中心，我们认为其一般特征包括：集聚国家重大创新资源、组织前沿尖端研究、转化一流科研成果、聚集“高精尖”产业，对全国科技创新具有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在全球科技创新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或区域。

（一）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特征

一是拥有国际国内顶尖的科学研发资源。研究型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大学和科研院所不仅仅是科学和知识的源泉，也是产业相关技术、设备及人力资本的源泉，更是区域乃至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关键制度性主体。从国内外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区来看，基本都遵循科学研究高密度聚集规律，一般以专业性研究园区或研究基地为主，发展规模都不大，但都聚集了全球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大科学装置和国家实验室等顶尖资源，致力方向主要是普通高校或民间研究机构难以开展的交叉学科综合性研究。

二是吸引聚集了大量顶尖科学家和一流研发团队。科学中心所依托的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等不仅仅是一个基础性研究平台，而且是一个开放性、综合性、跨学科的高端科研人才培育和集聚基地。在欧美的一些著名大学周边地区(如美国加州的硅谷、圣地亚哥及整个湾区地带)和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近郊（如美国的纽约曼哈顿以东地区、波士顿地区，英国的剑桥镇以及日本东京都东北部的筑波学研城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这与相应的大规模高素质人才集聚、适宜的自然生活环境、数量众多的高水平大学及科研机构等密切相关。

三是具有强大的产业辐射带动效应。多数科技创新中心往往源于区域性经济中心，通过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和转型升级，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和发展定位。例如，以全球创新“圣地”硅谷为腹地的美国“旧金山湾区”，依托硅谷地区知识、资本的外溢和辐射，圣荷西的高技术产业群，奥克兰的高端制造业以及旧金山的专业服务（如金融）和旅游业，通过长期发展构筑了一个“科技（辐射）+产业（网络）+制度（环境）”的全球创新中心。又如，以东京都为核心的日本“东京都市圈”，从战后的传统工业城市群逐步转变为现代化的特大型都市经济圈，树立了独具一格的“东京模式”——“工业（集群）+研发（基地）+政府（立法）”的深度融合，使得“东京圈”成为制造业基地、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科研和文化教育中心及人才高地。

四是在地理空间上多数体现为一个“创新带”或“创新城市群”的概念。在创新全球化趋势加剧的今天，世界性的科技创新中心已突破了某个科技园区或某座城市的地理界限，通常是体现为以一个或几个创新型区域、地带为核心，与周边一些开放度高、有产业配套和技术吸纳能力、创新要素和产出密集的区域组成“大区域”。如以硅谷为核心的旧金山湾区是全球创新中心，周边有圣荷西、奥克兰和旧金山等城市群;美国东部的创新集聚区128公路周边有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等大都市为支撑;东京都周边有琦玉、千叶、神奈川、茨城等多县构成的日本首都经济圈。此外，尽管科技创新中心与大都市区域（经济或政治中心）关系紧密，但多数科技创新活动仍集中于其周边而非市中心区。如美国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中心在硅谷，欧洲主要创新中心在德国的埃尔朗根及其周边。

（二）科技创新中心发展的主要模式

从国内外科技创新中心和科技城形成机制和规律看，其建设发展的主要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模式：

一是自发集聚、野蛮生长模式。欧美大部分国家在制度设计上都认同“创新政策应倾向于自由主义经济”，推崇自发集聚的模式，在制定国家创新战略时强调政府资助基础研究，让市场决定哪些想法关键且可行，私人企业会将那些研究创新地转化为产品与服务。因此，多数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是以市场机制驱动的“自组织”模式为主流，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对专利许可或技术转移、合作研发的市场化转让政策。

二是政府规划助推模式。亚洲地区等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发展起来的科技创新中心，通常是以国家和地方财政公共资金的直接投入建设为主，或由政府所属大学、科研机构间接投入建设，比如主导组建大科学装置和实验室等。政府规划建设模式以日本的东京都地区为代表。日本政府通过五次“首都圈规划”将东京都市圈逐步打造成为以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相结合的、在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中心。美日英德政府在大科学装置和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也可谓“大手笔”。近年来，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的年度拨款超过120亿美元，一些固定人员达数千人的大型国家实验室，每年可获得10多亿美元经费。国内城市，比如上海张江的大科学装置投入以上海市地方财政为主，由上海市财政一次性投入12.6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投入3亿元，支持在建的大科学装置建设和运行；此外，上海市每年还对上海科技大学、中科院上海分院分别投入1亿元、8千万元的项目建设和运行经费。

三是协调发挥市场激励和政府作用模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开始注重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顶层政策和机制设计，相继出台了各种刺激创新活动集聚的政策，如欧盟经合组织（OECD）的技术与创新基金政策、德国的生物产业和创新产业集聚计划、法国的竞争中心计划、英国中西部创新计划，以及美国奥巴马政府在纽约等地的区域创新中心规划等。在规划的具体实施机制上，各科学中心在以政府投入为主导的同时，普遍重视和积极引进企业研发力量参与战略合作，根据各种标准资助创新集聚地区，推进研究成果转化。同时，积极引入高校、研究所、企业、基金会等第三方机构参与园区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

综合上述模式看，我们认为地方政府或公共部门的积极主导，如开放公共实验室、政府主导的产业技术联盟等，有利于在短期内迅速集聚形成一定规模的创新网络。但从未来看，应更加注重协调发挥市场激励和政府作用，积极健全市场导向的创新驱动方式，形成长期性“内生”的区域发展条件。

三、武汉科技创新的良好基础

（一）武汉具有较强的创新基础力

拥有国内领先的产业基础和人才储备。武汉共有84所高校，30个国家实验室，有两院院士68人、“千人计划”412人，国家实验（重点）室31家，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84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29个。

图1 2012年-2017年武汉市完成工业投资额 单位：亿元

表1 2017年武汉市重点实验室、高校及院士数量

表2 武汉市科研机构及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数量

（二）武汉具有较强的创新投入力

2016年武汉市R&D经费占GDP比重为3.1%，在北京、上海、深圳之外的其他副省级城市中位居前列，科技支出占公共预算支出比例超出北京、上海，仅低于深圳。

图2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数 单位：万元

图3 全市科学技术支出完成数 单位：万元

图4 科技支出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比重 单位：%

图5 全社会R&D经费 单位：%

图6 全社会R&D经费占GDP比重 单位：%

表3 2015年-2020年武汉市科学技术财政支出情况

表4 2015年-2020年武汉市人才专项投入情况

表5 城市财政科技支出比较（单位：亿元）

（三）武汉具有较强的创新产出力

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三大新兴产业产值（收入）分别增长18.2%、18.7%和22%；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2000家。专利申请49726件，授权25528件%；有效发明专利30962件。

图7 2013-2017年专利申请、授权量

（四）武汉具有较强的创新持续力

信息技术制造、装备制造、能源及环保业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已达30%。人口总量持续增长，结构持续优化，2017年全年在汉落户大学毕业生14.19万。建成武汉地区高校孵化器217家,大学生众创空间115家,大学生创业特区73家,全市孵化器场地占地面积1000万方。

图8 2013-2017年武汉市三次产业结构

四、对标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规划建设长江科学城

当前，我市正在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对标雄安新区，启动建设和申报国家级武汉长江新区，努力将武汉长江新区打造成为高效高新产业集聚的创新名城、大江大湖魅力凸显的生态绿城、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先运用的现代智城、对外开放合作水平一流的国际友城、百姓富裕安居乐业的创富大城，真正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典范新城。我们认为，依托武汉长江新城规划建设长江科学城，正当其时、意义重大，尽快整合优势资源、集中力量加快推进，进而为武汉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关键核心支撑，加快推动武汉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一）基本思路和目标定位

学习借鉴国际国内科学城的经验做法，建议将长江科学城建设的基本思路和目标定位为：

一是具有强大的配置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的创新资源集聚区。聚集研究型大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高水平研究所和创新型企业，吸引世界级科学家和高端科研人才团队，抢占基础前沿领域制高点，成为多学科交叉，科教融合、产研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国家级研发与创新基地。

二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集聚和研发转化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重大原创性的科技成果。

三是技术创新示范区和“高精尖”产业主阵地。在信息技术、生命健康、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优势领域集聚若干具有世界影响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国家队。

四是深化改革先行区。在全国率先探索形成以研究型大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高水平研究所和创新型企业等创新链不同环节主体的深度融合为依托，有利于构建完善创新创业生态和环境，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二）主要举措建议

一是坚持规划引领，以国际一流标准高水平规划建设长江科学城。深刻认识建设长江科学城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主动对接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按照武汉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从战略高度谋划未来发展，从顶层设计研究推动建设长江科学城，拓展发展空间，集约用地，合理布局各种要素，重点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重点发展智能制造、创新金融、生命科技、创新科技、智慧城市、环保及养老等产业，吸引更多国内一流企业总部、世界500强企业入驻长江科学城，大力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建设长江科学城，努力提升武汉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是坚持改革创新，着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通道。武汉作为全国重要的科教资源大市，要真正将科教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发展优势，必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通道。建议在长江科学城建设中，重点做好“放、引、活”三字文章，打通制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构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产业化开发紧密衔接的“产业—创新链”。“放”，即深入推进科技成果“三权”下放改革，重点是向高校、科研院所下放科技创新要素配置的决策权、科研资金使用权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处置权，落实科研自主权，赋予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给足科研人员创新成果的收益权。“引”，就是引导搭建科研机构与政府、企业沟通对接的平台，引导科研人员激励由论文导向转为应用导向，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持，广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引入科研机构共建研发平台，走出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发展的路子。“活”，就是激活，解决科技成果“躺在柜子里睡大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瓶颈制约，让更多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是坚持人才第一，加快培养汇聚海内外一流创新创业人才。当前，人才争夺战在全国打响。我们应将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统一起来，强化拼抢意识，以一流的政策、一流的环境、一流的服务，集聚一流的人才。重点以推进实施“四大资智聚汉”工程为抓手，通过实施诺奖人才、院士人才专项引进支持计划，建设院士工作站、新型研发机构等，精准引进世界级科学家和产业领军人才、领军企业家，吸引他们将世界级的研究成果带到长江科学城来转化，大力培育发展“院士经济”“海归经济”“菁英经济”“校友经济”。全面优化落实大学生留汉各项政策，高标准建好“长江青年城”，吸引更多国内外名校的优秀大学毕业生来长江科学城发展。持续深化人才体制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支持建设武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为各类人才高品质服务，打造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最佳“栖息地”。

四是坚持开门合作，加快吸引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办学。支持在汉高校突出优势学科、优势专业，加强学科建设，围绕国家和武汉发展战略的重大需求，努力攀登世界学术高峰，积极打造“学术特区”，尽快突破形成一批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加快向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迈进。坚持开门办学，重点支持武大、华科大、中科院武汉分院等有条件的高校院所联合世界著名大学，在长江科学城创办国际合作学院、新型大学，创建国际合作研究院、实验室，兴办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孵化培育基地，为我市创新发展培育高水平创新人才，打造前沿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重要策源地。

五是坚持做大载体，加快打造顶尖创新平台和机构。推动长江科学城创新平台建设，整合高校、企业研发资源，充分利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企业研发中心等平台，组织实施重点科技计划项目，围绕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努力在新兴产业取得关键技术创新与突破。健全长江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深入实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对接工程”，聚集和整合信息、人才、技术、资本、中介、市场等各类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要素，促进科技成果信息开放共享，挖掘更多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富矿”。加快打造“长江金融城”，完善“政府+保险+银行”风险共担模式和风险补偿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支持金融机构联合创业风投资本设立“长江科学城银行”，打造创新金融中心，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

六是坚持辐射带动，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支持长江科学城重点围绕量子通信、人工智能、新一代互联网、虚拟现实等产业，加快布局推进一批重大研发和产业化项目，培育壮大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加快推进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为新的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商用航天、通用航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着眼未来5-10年全球产业发展前沿，超前布局可穿戴设备、石墨烯材料、生物质能等领域，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整体统筹产业空间布局，严格产业用地管理，加强与东湖高新区、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互动联通，不断提高产业聚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