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　炜，　张白桦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呼和浩特 010080)

一、研究背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为代表统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跳出了语言学研究的桎梏，开始向更多元的领域拓展。在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Translation,HistoryandCulture)的序中，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否定了翻译研究中的各种语言学理论，认为虽然翻译的单位最后由字词提升至篇章的高度，却依然缺乏篇章之外的研究[1]。由此，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以从文集、评论、电影改编、翻译等形式创造出的文学形式为考察对象，将这一重写(rewriting)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制度考虑进去。于是翻译的文本转化便发生了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政治目的的活动转向，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采纳了在论文集中所收录的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称之为“文化转向”(culture turn)的术语，用于比喻一系列的文化动向。

随着论文集的正式出版，文化转向统领翻译的研究时期即从它开始，而这一转向使得译者从翻译活动的边缘地位逐渐走向舞台中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翻译活动中主要施动者——人所发挥的作用。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避免不了时代特征下的主观因素，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的国家意识形态，或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在译作中都有体现。

二、沙博理主体性研究的发展与缺失

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而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通常被视为译者的主体性[2]。译者主观能动性范畴之内的如个人意志、文化意识、审美创造的行为等被视为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对于沙博理的主体性研究，笔者在知网中录入“沙博理”与“主体性”两个关键词，搜索共显示17篇文章，通过初步相关性筛选，保留了12份有效文本，分析总结出国内研究者对沙博理主体性研究的视角。前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维度：一是从文本层面对主体性的研究，所选取的视角主要有意识形态对译者主体性在译本中的影响的体现[3]，主体性在译者的翻译策略、语言风格以及译本的文化保真度视角的体现[4]，译者主体性对译本传播的影响[5]，后殖民主义[6]，副文本视野视角下对译者主体性的解读[7]，主体性的二元本质——创造性与限制性因素的探讨[8]，主体间性[9]，操纵理论[10]；二是从翻译行为对主体性的研究，主要视角有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行为[11-13]、制度化翻译[14]、国家翻译实践视角[15]、国家叙事视角[16]。

从为数不多的沙博理主体性研究中，鲜有从大背景环境角度出发研究其在特定时期下的主体性的体现。对于外来译者沙博理在特定时期的翻译活动的研究，现阶段知网只收录了一篇硕士论文。王晓燕从特定时期角度出发，结合沙译《新儿女英雄传》的对外译介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个案研究，然而该研究仅仅停留在沙博理的第一阶段，即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17]。

沙博理在华翻译生涯的第二个阶段[18]与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相重叠，在这场“用火和剑，强制你按照它的政治调子去思想，彻底剥夺了属于你个人的思维空间”[19]的浩劫中，国家意识形态以绝对性地位凌驾于所有文化艺术活动之上，而沙博理作为“制度化”译者[14]的身份，在这一时期最为凸显。

对于这一特殊敏感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国内学界虽然不乏一些成系统的资料可供参考，诸如对“文革”十年对外文学翻译的意识形态输出的讨论[20]；由谢天振与查明建合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一书中对“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做专门章节的详细探讨；按时间的推进，学界逐渐涌现出从不同视阈下对该时期的研究与探讨成果，但他们大都以某个杂志或出版社存在。这十年间的对外译介作品主要反映这一敏感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桎梏，而对于翻译主体自身的研究较少，对外来译者的研究更为鲜见[10]。而结合两者，即从外来译者在“文革”时期的翻译活动的研究几乎无可借鉴的参考资料。

2014年，由中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与中国翻译协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举办“‘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暨国家语言与翻译能力建设”高级研修班，陈明明在大会上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分析了中国文化外宣的迫切性与时代性。在“文革”时期的外宣过程中，虽然国家机构强势介入了翻译的每一个过程，极大地削弱了译者个人意志在翻译活动中的体现，译者更多情况下被“隐身”在翻译过程及译本中。这一时期沙博理却完成了他翻译生涯的巅峰之作——《水浒传》(OutlawsoftheMarshes)，也是享誉海外的译本之一。结合这一时期国家强权意识形态干预的大背景，沙译《水浒传》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译者的个人意志。鉴于学界缺少相关的研究，以及当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亟待“走出去”，从而在国际上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因此本研究从译者个人意志如何避开国家强权干预，从在文学作品“外宣”中获得成功的角度出发，弥补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试图对现阶段中国文化外宣起到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作用。

三、他国·吾乡——沙博理简介

沙博理(Sidney Shapiro,1915—2014)，美裔中国籍犹太人，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由于家境殷实，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美国文化，这为他后来作为中美文学作品“摆渡人”奠定了关键性基础。1941年沙博理应征入伍，偶然接触到中文这一神秘而古老的语言[18]600，一颗没来由的种子在他的心里培了土，油然而生好感，趋使他1947年只身来到中国，寻觅冥冥之中的“中国缘”，而这一来就是半个多世纪。

沙博理在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翻译生涯不遗余力地推介中国文化“走出去”。纵观沙博理在华的翻译生涯：1951年，受聘于对外文化联络局；1953年，担任《中国文学》翻译；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获得中国国籍后，1972年他转入外文局的《中国画报》杂志社担任汉译英翻译工作；1983年退休后，当选为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1]580，此后在全国政协新闻出版委员会工作。

沙博理在中国五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中，对外译介的中国经典著作高达数千万字，可谓译作等身，且大多质量上乘[18]。半个多世纪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事业，为沙氏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殊荣，2010年耄耋之年的沙博理被授予“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为获得此殊荣的唯一外裔译者，同年荣膺年度“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其主要译著有茅盾《春蚕》、巴金《家》、赵树理《李有才板话》、柳青《创业史》、曲波《林海雪原》以及《新儿女英雄传》《星火燎原》《保卫延安》《小城春秋》《水浒传》等，撰有自传体作品《一个美国人在中国》(AnAmericaninChina)、《我的中国》(MyChina:TheMetamorphosisofaCountryandaMan)，编译《古代中国犹太人》(JewsinOldChina:StudiesbyChineseScholars)、《中国文学集锦：从明代到毛泽东时代》(ASampleofChineseLiteratureFromMingDynastytoMaoZedong)。从沙氏的译作题材来看，大多为中国古典名著、民间故事集、近代红色文学作品、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说他在华半个多世纪的翻译主题都围绕在中国文学作品上。沙博理在华的翻译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6)以及新时期二十六年(1976—2002)[18]603-608。这很大程度上与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阶段一致，这一划分也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笔者在方梦之与庄智象所划分的三个阶段基础之上，结合各个阶段沙博理的翻译文本以及翻译成就，对其做了色彩化处理，认为在“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阶段，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翻译也亟待规范化，中国力求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崭新的形象，政府机构直接介入大政方针的指导以及系统化，构成了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特点[22]。1950年代，由苏联人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m realism)学说成为一种权威意识形态，指导着这一时期包括翻译在内的各种文学艺术领域，文学翻译的首要任务是为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为目的[18]604-606。笔者认为这一时期主要凸显了“红色”这一历史色彩，也将这一阶段色彩化为“沙博理红色翻译时期”，可谓是沙博理翻译的“高峰时期”[23]。随后蓬勃发展中的中国出现了左倾投机主义，最终导致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陷入低谷，外文出版社的运作一再受到干扰，对外翻译工作“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作了‘文革’政治的传话筒”[24]。这一时期国家机构的介入充斥翻译过程的每个阶段，从选题、译者选取、翻译原则和策略的制定，甚至到出版发行，政治因素凌驾于文学翻译原则本身，译者的主体性大大削弱[18]606。翻译活动较多以集体合作、个人匿名为主，沙博理公开译作并不多，却在这一时期创作出了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译作《水浒传》(OutlawsoftheMarsh)。“文革”之后，沙博理的翻译事业迎来了第二春，特别是在1983年退休后，他的译者角色发生了很大转变，逐渐由国家翻译机构的特聘译者转变为独立译者，个人的主体性得到了最大发挥，通过选择作品、撰写序跋和专文、操纵文本等方式对外推介新时期的中国文学[18]608，并创作了自传，编译了3部历时性译著，翻译了许多短篇小说。期间，沙博理最重要的翻译作品应属《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DengXiaopingandtheCulturalRevolution:ADaughterRecallstheCriticalYears, 2002)，该书的作者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她指定沙博理为专门译者，充分证明沙博理在不遗余力的外宣工作中得到了认可。

沙博理的一切成就始于最初那一颗没来由的“种子”，“花”开他国，却是真真正正的“深根”吾乡。

四、“强权”“夹缝”中透露出的个人意志——源语文本的选择

翻译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翻译的过程自始至终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文革”时期，中国对外文学翻译以汉语为出发点，旨在通过文学作品的输出“对外传播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世界革命”[25]52。纵使这一时期国家强权意识形态操控着一切文化活动，却诞生了沙博理翻译生涯中最具影响力的译作——《水浒传》。美国汉学家西里尔·伯奇(Cyril Birch)这样评价沙博理译本：“赛珍珠(Prarl S. Buck,1892—1973)所译的《水浒传》(AllMenareBrothers)，将《水浒传》部分地呈现给了西方读者，而沙博理为之付出的努力，进而达到的成就要优秀三倍，沙博理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英文，依据原著较早的版本，出版了更加完整的作品。”[26]322沙氏译本的《水浒传》赢得了中国文联授予的最高翻译奖，2000年还作为最具权威性的英译本收录到由外文出版社编辑的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18]612，对“构建中国英语的语言表达相对规范的形式和确立中国英语独立地位的基础”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对当下以及时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水浒传》原著底本众多，如何选取一本能够忠实展现中国文化的异质性的译本，给沙博理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沙博理最终翻译了《水浒传》的一百回版本，前七十回用金圣叹的版本，后三十回选取了容与堂的版本，完整地把梁山好汉以及宋江之死呈现给译语文化的读者[18]614。当沙译的《水浒传》在译语世界广受好评时，殊不知这一译本经历了如何的操控。看似简单的对外典籍翻译活动，理应受到的最大挑战是对文化异质性的处理，但在“文革”期间，这项活动却经历了一次译者与国家暴力机器的斡旋。“四人帮”认为金圣叹有意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相关章回“隐瞒”删去[18]614，由于“四人帮”强大的言论暴力干涉，沙博理不得不将已经译好的五十四回金圣叹的蓝本舍弃，改回至和容与堂版本一致，严重拖延了《水浒传》翻译的进程。恰好这一拖延，使得《水浒传》的翻译工作跳出了“四人帮”强权政治的桎梏，最终历史证明了谁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粉碎“四人帮”后，沙博理第一时间将译本按照金圣叹的版本改了回来，虽然浪费了时间与精力，却造就了今天的沙译版《水浒传》。

在国家强权的干预下，沙博理大可为了自身利益不对源语文本进行选择，从而顺应强权意识形态的操控，进而按时按量交稿。但他却选择了顺从个人意志，保证原文的可靠性，不惜将已经译好的译文舍弃，保证文本前后风格一致，将《水浒传》更忠实、更一致地传递给译语文化的读者。正是得益于这场个人意志与国家机器间的斡旋之“战”，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产物。对于这一行为，沙博理自己评价道：“为了保证文学的质量，这样做是值得的。”[27]

五、“强权”下译者的“天职”性——翻译策略的取舍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根据翻译意大利实验派诗歌和小说的经验，在《译者的隐身》(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中用“隐身”(invisibility)来“描述当代英美文化中的译者的状况与活动”[28]1时，概括地分出了两种方式，即：“译者倾向于将译文译成‘流畅’、‘地道’、‘可读’的英语，从而造成一种‘透明的幻觉’”；“目标语文化下选择这种典型的翻译文本来阅读，译文看上去根本不像是译文，而是‘原创文本’，那么它就会收受到多数出版商、评论者和读者的青睐。”[29]207这在韦努蒂看来是因为“作者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形成的，而这种观念也使得“译作在学术界很少被认为是一种文学形式”[30]31。时至今日，翻译的文化转向研究使得译者的地位得到了认可，翻译文本不再被当作是一种派生，而成为了一个国家一个时期主流诗学的组成成分。

韦努蒂选取了归化与异化两种翻译策略来探讨译者的“隐身”，而这两种翻译策略本身都涉及对源语文本和翻译方法的选择问题。无论是翻译方法还是翻译策略的选取，最终都体现在译者的译著中。

韦努蒂认为归化主导着英美的翻译文化，并感叹归化的翻译现象是“用种族中心主义思想，迫使外语文本遵从目标语文化的价值观”[28]15。归化策略要求将译文的异质性成分最小化，施莱尔马赫将这一概念描述成“尽可能让读者不动，使得作者靠近读者”[29]208。韦努蒂认为对源语文本进行挑选，选取易于使用归化方法的文本进行翻译，其背后实则隐藏着对本土文学经典的拥护。

韦努蒂认为异化是采用目标语文化中主导价值观所排斥的方法翻译选取的外语文本[30]242，是一种“尽量保持作者不动，而让读者靠近作者”[31]。他倾向于赞同异化的翻译策略，并认为异化是一种“极为可取的战略性文化介入”，让目标语读者意识到源语文化中的异质成分，从而将“读者送到国外”。韦努蒂认为异化的翻译策略通过陌生化或异质性的翻译风格使译者显形，凸显源语文化的异质性身份，韦氏视其为一种反击英语世界“暴力”的手段。纵观学界对异化策略的态度，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支持异化翻译策略的呼声日渐高涨。

回归到沙博理翻译生涯的第二阶段——“文革”时期的翻译活动。这一时期国家机构的介入使其作为“制度化译者”的身份更为明显。当时毛泽东借《水浒传》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在国内学界引起了热议，掌控国家意识形态的“四人帮”借机宣传，决定对《水浒传》重译，而沙博理被指定为唯一译者，且委派了叶君健、汤博文两位中国专家协助完成。沙博理的翻译过程自始至终都在国家的监管之中，翻译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约[18]613。

沙博理成功处理《水浒传》的译名，巧妙避开政治审核，这一翻译行为广为人知。起初“四人帮”为了表达对周恩来的不满，把周恩来比喻为书中的宋江[18]614，将沙博理最初翻译的书名HeroesoftheMarsh中的heroes进行了处理，要求替换，而沙博理鉴于“四人帮”对译语文化知识背景的缺乏，将其处理为Outlaws。乍看outlaw有对以宋江为首的人的一种贬义，认为是制度以及法律的破坏者，颇有对“亡命之徒们”的挞伐之嫌，而outlaw在作为译语的英语文化中，却用来描写诸如罗宾汉及其手下的好汉等一类在英国中世纪有名的无法无天、杀富济贫的人，时至今日，这类人仍被视为是民间英雄[27]，这与我们所认为的以宋江为代表的一百零八位将士奋起反抗恶势力、英勇起义的英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与hero在译语文化与源语文化中类似，都能传递出“英雄”主题。

在把握了全书的中心思想后，沙博理最大程度保留了一定源语的“异质成分”——民间起义的英雄主题后，巧妙借用了译语文化中outlaw对英国中世纪罗宾汉等这类人的指代，归化翻译了《水浒传》极具中国古代封建阶级意味作品的书名，并且巧妙避开了当时国家意志的监管，不得不让人拍案叫绝。沙博理凭借日积月累的中文功底，以及良好的英语母语背景，在当时的翻译制度化背景下保留了自己作为对文化传播者所尊崇的“忠实”使命，使其成为沙译本的独特性，流传于世间。

秉承着译者的天职性，沙博理对中国的文化做了最大程度的异质化处理，保留了中国文化形象，无论在内容还是风格上都尽力重现源语的历史文化风貌，这一点在保留汉语指称意义的翻译上尤为突出。在原文第二十六回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明日是亡兄断七，你前日恼了众邻居街坊，我今日特地来把杯酒，替嫂嫂相谢众邻。对于源语读者，“断七”这一极富文化特色的词汇大多能望文生义，而对于译语文化的读者，文化中没有对亡者逝后第七天进行悼念的习俗，译语文化的读者很难理解。但沙博理的译文保留了这一异质性成份，并没有直接对其处理为归化的译文，而是译为：“the last day of Seven Times Seven mourning period”，异化处理源语的文化，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文化的异质性，解释性地处理为“Seven times Seven mourning”。可谓既不失源语的文化特点，保留了源语的异质性，同时又使得译语文化的读者能够理解。

沙博理作为中国文化外宣的“摆渡者”，秉承对翻译艺术尤其是中国文学翻译的忠实原则以及对读者的关照理论，他尽可能地在各种机构规约与审核制度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体现出“沙博理”的痕迹，进而采取了灵活的翻译策略。致力于向西方读者传递真实完整的中国文化形象，无论内容和风格的再现上都竭力忠实原著的风貌，因此他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国文化中的异质性[18]614。

六、个人意志中的“自我”认同——身份构建

研究“文革”时期的外来译者，首先我们需要理清外来译者的类别。学界对外来译者的分类，有从译者“身份”视角出发，分为自主入境或受聘但保持外籍身份，顺向翻译携来的典籍；受邀入镜并获得侨居国政治或文化身份，从事流水线翻译工作，不体现译者“主体性”身份；自主入境，改变原有国籍身份，具有独立的译者身份[32]。也有根据译者所处的“国别”分为生活在中国和生活在国外对中国文学从事译介工作的译者[10]，前者如戴乃迭(Cladys Yang)，后者如美国汉学家西里尔·伯奇。更有在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史上，根据译者的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厘出了四种翻译模式：外国译者主译、国人协助，中国译者主译、外国人协助，国人独译，外国人独译[18]619-620。很显然，沙博理无论是从译者“身份”还是“国别”来划分，都是最为特殊的一例。沙博理于1963年获得周恩来批准后加入中国国籍，在此之前，他是自主入境保持外籍身份，顺向翻译典籍。“文革”期间，沙博理已经获得了中国身份，是一名“中国籍”译者身份，具有独立的译者身份，这一身份的转换是他对自我身份构建的选择。在“文革”期间，沙博理作为中国人，真真实实地卷入了这场文化浩劫中，而他并没有选择向这场浩劫屈服。正是出于个人意志，面对“临危受难”的外宣工作，他没有推辞，而是力求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担负起对中国文化传播的使命。

此阶段，沙博理既作为专职翻译家独立承担文学作品的翻译，又作为外国专家参与译作的校对和润色，可以说身兼数职[18]606，而每一个“身份”标签的背后，其实都是沙博理个人意志的体现。无论是从《水浒传》源语文本的选取，还是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择，沙博理始终秉持着“以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为目的，以塑造中国历史文化为基点”[12]108的翻译观，这正是他作为中国译者所肩负的使命。

贯穿沙博理翻译生涯的“忠实性叛逆”的翻译观同样指导着他这一时期的翻译实践活动。这里的“叛逆”不是讲政治方面的叛逆，而是对于一个做文学翻译的中国译者来说，力争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文风的一种对原文的“叛逆”，这种“叛逆”在传达原文思想上更像是一种“忠实”。沙博理将翻译比作“像是在走钢丝，倒向‘这边’不行，倒向‘那边’也不行”[33]。作为中国译者，在这一时期所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将“这边”的源语文化字词达意、风格无限靠近地传达给译入语“那边”的读者，而传递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以对外传播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世界革命[25]。

“文革”时期，“诞生”了在异文化中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之一——毛泽东诗词英译本[20]。沙博理在此翻译活动中所担任的校对与润色工作正是他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译者要有革命立场观点，为了人民，为了党，为了全世界人民文化交流”[33]。而这一时期，沙博理的革命立场正是他作为一名中国译者的立场。对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来说，外来译者对其身份认同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往往容易被忽略，身份构建在其翻译过程起决定性作用的事实应该被承认。

七、沙博理研究对中国文化外宣的启示

翻译是一种时时刻刻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事件，是一种跨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语言文化活动[18]620，翻译主体——译者在这一活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将读者“带出国门”送入译语文化中，还是将源语文化“带进国门”进入译语文化，译者的身份构建在两种动态平衡中相当关键。译者身份往往决定了翻译过程中的“主客”身份，是作为译语文化中的“介绍人”身份，还是作为源语文化的“使者”身份，对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行为与意识起到了先行于翻译过程本身的作用。

译者同时面对源语、译语的文化，不可能保持绝对中立，这种偏向往往出于译者对其身份的认同和翻译目的。我们把翻译行为做一个过程化区分，大致可分为翻译前行为、过程中行为、翻译后行为。过程化区分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学者Holz-Manttari，他最早对翻译行为进行了研究，从交际理论角度用“翻译行为”来代替“翻译”，以表示翻译中的各种跨文化交际行为, 而国内同样有学者对翻译行为做了译前行为、决策行为、转化行为以及译后行为的区分与界定[34]。对外来译者而言，译前行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身份的构建。

一部作品的作者、译者与读者往往是通过译本建立起互动的三角关系[18]620，在这一互动关系中，译者起到了关键的连带作用。纵观沙博理的翻译生涯，他的身份认同发生了三次转变，即犹太人—美国人—中国人的转变[26]443，由美国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转变，使得他能够同时以读者—译者—作者的“一人三体”身份进行翻译行为[23]。具有多重文化身份背景的沙博理接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这对于译语(英语)和源语(中文)间的理解与语言运用的把握提供了保障。

沙博理由美国人向中国人身份的转变发生在“文革”爆发前夕。如果1963年之前以外籍身份从事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工作是一种“制度化”译者的表现的话，之后的沙博理更像是肩负起把中国文化推介出去的中国“使者”身份，而这一身份在“文革”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仿佛正是那颗没来由的“种子”慢慢破土，驱使着他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他“不仅要让海外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学的魅力，同时要向世界传达中国人的精神本质与情感——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愿望与憧憬”。

沙博理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最重要的莫过于与中国妻子凤子的相识、相知、相伴到相守，从而使一颗漂泊的心真正有了归宿，从身心上同中国文化融合[18]622：凤子于我不只是一个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26]443。

在沙博理的翻译事业中遇到困难在所难免，他的中国妻子、中国翻译家以及学者给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帮助，而最好的结果似乎是一个中国人与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团体合作完成。没有哪一个人能充分掌握两种语言、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23]。沙博理深知那些未曾来过中国的译语文化的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程度，远不及中国读者对译语文化了解的程度，作为土生土长的美裔，他更熟悉译语读者的阅读喜好与偏爱的语言风格，在对中国文学名著中的异质成分诸如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文化意象等进行翻译时，通常采取了文内解释和补充、外文加注、适当改写与删除的技巧[18]620，往往凸显了他作为“中国译者”的使命感和主人翁意识，以此保留了文学翻译中的异质性成分，也让译入语国家的读者靠近源语文化，从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沙博理的多重身份及读者—译者—作者“三者合一”的模式，在中国翻译研究上形成了独有的沙博理翻译模式[18]，如图1所示。

图1　 沙博理翻译模式

沙氏文化身份具有的独特性，在华专事翻译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沙博理的翻译是一种新的翻译模式。在其翻译生涯中，他成功实现了三次身份的转化，而每一次都是其个人意志的选择，也是其主体性的一种显现。

在中国不遗余力地对外推介中国文学的翻译行为中，假定读者对象是关键，其往往决定了译者的一系列翻译行为。在这些行为中，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往往就是译者“痕迹”的体现。沙博理同时具有读者与译者身份，既是译语文化的读者和译者，又是源语文化的译者和读者，这一特殊的沙博理翻译模式在中国翻译史上不可复制。我们可以从这种模式中提取出对中国文学外宣的借鉴与参考价值：在前译行为中，假定读者对象，确定翻译目的，选取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恪守译者天职性，培养译者的作者—译者—读者“三位一体”的翻译观。这就要求译者尤其是外来译者，对自我身份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认识，在翻译过程中恪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不畏“强权”的干涉(这里的“强权”更多的是从“赞助人”的角度考虑，受到“市场化翻译”的影响[35]，赞助人从译本的市场接受度出发，进而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调整)。

八、研究展望

对于“文革”时期的研究来说，译者的个人意志在与国家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制度化翻译过程中的“较量”，以及这种“较量”在对外翻译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来说，对现阶段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作用。受限于未对资料分体系及系统化的整理，本研究没有对身份构建做详尽分析，但通过对这一时期外来译者的个人意志在译本和翻译过程中的个案呈现与分析，从三方面即译本选取、翻译策略选取和身份构建对译者沙博理在华的翻译活动进行史料梳理，为研究这一时期外来译者的主体性提供了参考价值与研究基础。后期的研究可以从中国文化外宣的成功案例，例如沙译《水浒传》、毛泽东诗词英译等，从中发掘出更多对于文化“走出去”的借鉴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