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津卓 蒋文俊

[摘要]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制定的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重大战略安排，展开了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工作。纵观大别山解放区的土改运动，邓小平以服务大局、敢于担当的品格，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正确决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勇于开展自我批评，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以总揽全局的眼光，制定切合实际的策略，确保了大别山解放区的创建和坚持，为中原乃至全国各大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提供了借鉴。邓小平的大局意识、政治智慧、领导能力、策略水平和人格魅力在这次土改运动中得以彰显，其超群的政治见解和卓越的政治才能获得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一代伟人的政治家品质由此逐步走向成熟。

[关键词]邓小平;土改运动;政治家品质;大别山解放区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5-0050-06

1947年至1948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创建了战略反攻后的第一个新解放区——大别山解放区，成功地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随着军事战略的逐步展开和地方群众工作的开展，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带领大别山区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但由于这次土改运动犯了“急性病”，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邓小平等人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此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使大别山区的土改运动逐步走上正轨，保证了大别山解放区的创建和巩固，为中原乃至全国各大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提供了借鉴。邓小平在大别山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展现出来的高超智慧，体现了其作为一名成熟政治家的优秀品质。

一、服务大局、敢于担当，使党的正确决策在坚定地执行中落地生根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决策，目的是为了改变全国战略格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战略能够正确实施并达到预定的战略目的，除了客观因素外，执行这一战略任务的部队首长也至关重要。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进入敌人后方作战，是人民军队的一个创举，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为了尽快站稳脚跟，在到达大别山后，邓小平带领大别山军民立即展开了土改运动，以快速地建立新的立足点，在土改初期，就提出了“在一定时期内要完成初步土地改革”的口号。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会议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全面而详细地研究和讨论了土地改革问题，制定了旨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10月10日公布。在这次会议上，还着重进行了反对右倾错误的讨论，并作出了结合土改普遍整党的重要决定，以进一步推动各解放区土改运动的深入开展。此时，在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已实现了战略展开，各级地方政权普遍建立，局势逐步稳定，加之中共中央也下发了关于限期完成土改的指示，邓小平带领中原局，在大别山区将土地改革从宣传上升为付诸实践的政纲，制定了《中原局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10月12日，他在《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中指示：“创立大别山解放区，是我党我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和确定不移的政治任务。要创立解放區，必须转动打胜仗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实行土改这两个车轮。”要求部队要认真宣传《中国土地法大纲》，把发动群众实行土改看成自己的头等任务，普遍开展土改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个指示充分肯定：“此指示所指出的方针及办法，望各地转饬所属，一体遵行。”

为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地方工作，邓小平和中原局、中原军区结合大别山区实际，以勇于开拓的精神、敢于担当的品质，撤消了鄂东、鄂豫、皖西3个工委，组建了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分区基干武装，并从各个纵队抽出一千名干部到地方参加土改运动，共抽调了约3万人，占全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还要求各地举办土改训练班，为全面土改积蓄骨干力量。如1947年10月中旬，新县县委根据邓小平及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的指示，在新集附近的把棚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即新集大学），由穰明德、刘名榜同志负责，把各县区长、乡长、工作组长召集在一起，学习《中国土地法大纲》及土改的具体政策、方法、步骤等。

这一时期，由于大批干部到地方参加土改，加强了地方武装力量，原来对刘邓大军能否长久立足持怀疑态度的大别山区群众逐步解除了疑虑，加之“打大恶霸，实行耕者有其田”，“一手拿枪，一手分田地”等口号的适时提出，以及对大地主采取了“麻痹策略”，土改运动在大部分地区迅速展开，农会小组也发展起来了，社会秩序逐步稳定。

服务大局、敢于担当，是一名成熟政治家的重要素养。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就立即进行土改充分彰显了邓小平的这种素养。正是由于有效地执行了党的正确决策，土改运动才能顺利开展，刘邓大军才得以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实现了毛泽东预测的三种前途中的最好前途，并最终换取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大好形势。

一、实事求是，胸怀宽广，勇于开展自我批评

1947年10月底，鄂豫区第四地委在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经验时，规定土改运动发展的过程是由打土豪、分浮财到分粮分田，再到均田，强调打土豪分浮财是打开局面的关键，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与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打土豪、分浮财的范围由此不断扩大，由“大土豪”打到“二土豪”，由“二土豪”打到“三土豪”，甚至组织远征队打土豪，“左”的倾向开始滋长。逐渐发展起来的“贫雇农路线”“彻底平分”，侵犯了中农，没收了工商业，对地主与富农、恶霸与非恶霸不加区别，“左”倾错误愈演愈烈。这场运动逐步演变为实行剿匪、分田“一锅煮”，由于大别山解放区敌我拉锯激烈、群众并未充分发动、土改基础薄弱等原因，最终演变成了哪里搞了土改，哪里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敌人就在哪里疯狂破坏，制造无人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不仅不敢要分得的土地，部分群众还躲到外地，有时方圆几里见不到人，伤病员也无处安置。同时，分浮财的办法也使社会财富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应（尤其是粮食供应）产生极大困难，很快又把负担加到了农民头上。“就分配土地的内容来说，很多都是假的……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坏很少的土地;或者是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地富的土地。”由于树敌过多，一部分群众渐渐脱离，甚至少数人投向了敌人一边，给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打土豪的过程中，从开始时采取的“首恶必杀，凶手看情况，协从悔过自新”的政策逐步演变为不分首恶协从，不分罪大罪小，实行“有仇必报，凡恶必杀”的局面，打击面逐步扩大了。

急于冒进、由外来干部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实行分配的方法，使大别山解放区的土改运动遭遇了重创，对根据地的建设带来了不利影响。对于这次错误，邓小平指出：“我们到新区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的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骤有分别地去领导群众，取得胜利，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

在发现土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问题后，邓小平深入河南新县、安徽金寨、湖北麻城等地进行实地调研，找出症结所在。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行了报告，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防止乱杀人。

1948年3月8日，为使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新解放区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详尽了解，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篇《关于新区土改中‘左倾’表现和应采取的策略》的工作报告，详尽地汇报了进入大别山以后在土改运动、工商政策等6个方面出现的各种过急的“左”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几个月斗争特别是敌情严重后，使我们深深体验‘左倾’冒险急性病的害处。我们在策略上，完全可以中立一批弱小地主和富农。如果我们到大别山后不犯急性病，即便那里经过土地革命，也可以中立他们的。”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后，对下面明确表示：责任在中原局，不在下边;也不要向中央推。随后，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纠偏举措，干部情绪很快得到了稳定。

1948年3月25日，《中原局关于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中对前期所发生的“左”倾急性病的错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对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土地改革的具体政策策略、方法步骤、组织形式、武装斗争、干部问题等，都提出了明确的、正确的意见。随着这些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大别山解放区的“左”倾急性病错误较快地得到了纠正，土地改革运动逐步走向了正轨。1948年，大别山解放区的春耕生产有了起色，田地都种上了庄稼，社会秩序也有明显好转。

实事求是，胸怀宽广，勇于开展自我批评，是邓小平难能可贵的政治素养。大别山解放区在创建过程中，遭遇了严重的敌情，土改中一些地方没有根据新情况调整政策，犯了“急性病”的错误，为此，邓小平深入基层做调研，不隐瞒问题主动地、多次地做自我检讨，实事求是地向上级报告，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掌握了大别山解放区土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调整政策和策略提供了依据。对此，毛泽东评价说：“小平同志的这些负责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

三、高瞻远瞩，策略得当，着眼全局开展工作

邓小平曾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

各解放区土改的“左”倾冒进，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中共中央也逐步有所察觉。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使土改运动持续健康发展。为进一步了解新解放区土改情况，1948年1月，毛泽东从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采用不同的政策、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平分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等6个方面询问邓小平关于新区土改情况。

1948年1月15日和1月22日，邓小平连续向中央发出两个电报，对毛泽东提出的6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答复，指出，当前的“关键在于完成土改、消灭土顽两件大事”。邓小平在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策略问题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对大别山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经历了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的“地主、富农有很丰富的政治警觉与很丰富的反革命经验”，“对农民及革命分子的镇压极残酷”，“群众则经过了多次失败的教训，不敢轻易起来”，其原因之一是“地主武装没有歼灭”。邓小平还首次提出，大别山土改应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而分别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在游击区“一时期还谈不上平分土地”，应实行“组织秘密贫农团”，“耐心团聚群众的政策”;在巩固区，“一般采取中农自愿或中农不动政策为好，切忌强制打乱平分”。

隨后，邓小平又在《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逐步深入，以贫雇为骨干，巩固地联合中农，缩小打击面。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大别山区土改经验的过程中，以负责的态度，着眼大局，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了切合实际的、适用于全国各大解放区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和政策，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吸取邓小平等人提出的意见后，起草了指导新区土改的纲领性文件——《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提出了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运动进行的速度以及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等9个要点。随着这些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全国各大解放区的“左”倾急性病错误都较快地得到了纠正，土地改革运动逐步走向了正轨。

邓小平虽然主持的是地方的工作，但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都是着眼于全国大局，他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获得了普遍认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很多政策、策略，都有邓小平战斗在大别山的“影子”。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6月6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近两万字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这一《指示》对大别山区工作经验所作的科学总结及提出的正确策略，为全党纠正当时的“左”倾急性病错误倾向、推进党的土改政策和策略正确制定与执行作出了重大贡献。文件上报中央后，毛泽东于6月28日代中央复电，完全同意中原局的这个指示，并增写了两段文字，将这个文件转发给各地仿照执行。

在大别山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中，邓小平展现出一名成熟政治家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又伴随着大别山的革命斗争不断丰富和完善。邓小平的大局意识、政治智慧、领导能力、策略水平和人格魅力，在这次土改运动中得以彰显，其超群的政治见解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大别山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战略壮举的实现，加快了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进程，而且促使邓小平在运动中不断地完善自我，并最终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