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军

[摘要]在中国第一个大科学装置、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决策建造过程中，邓小平不仅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高科技领域的重大成就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民族的强大振兴;现代化要从基础研究领域着手;推动国家高科技研究态度要坚定果决;搞好科研工作后勤保障;立足中国实际和条件，在加强学习的同时搞好自主创新等。邓小平“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的战略思想对当前我国继续走好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供借鉴和启示：要对发展高科技特别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与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内在关系及目标要求有更进一步的清醒认识;要进一步提升对基础科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对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基础科学领域作出更多战略性超前安排;要早下决心、保持战略定力，狠抓落实、一千到底;要加大科技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营造创造能够鼓动创新的环境和条件;要把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能有丝毫的依赖心理和天真心态。

[关键词]邓小平;高能加速器;高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5-0012-12

1988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个大科学装置、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这是中国继“两弹一星”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将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在高能物理这一基础研究领域的差距缩短了25～30年，标志着我国高能加速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我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取得的这一标志性科技成就，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关心和推动下实现的。不仅如此，围绕和联系高能加速器的决策建造，邓小平就我国高科技发展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

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记录了邓小平在两个不同场合讲到同一个故事。究竟是什么故事令邓小平如此印象深刻呢？就是中国为什么在不富裕的条件下要搞高能加速器的故事。

第一次是1986年10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时讲：“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就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第二次是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讲：“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

不仅如此，《邓小平年谱（1975～1997）》还3次记载了邓小平讲中国为什么要搞高能加速器，分别是：

1977年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时说：“建造加速器很花钱，又费时间，但是从长远来看，很有意义，应及早着手。”

1978年3月4日，邓小平在和方毅等听取国家科委同志关于计算机发展问题汇报时说：“我们还要考虑把一些主要的科学实验手段搞上去。我会见阿达姆斯的时候，他问，为什么你们要搞高能加速器？这是很花钱的。当时我就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的。从长远考虑，不搞是不行的。”

1979年6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美方成员时说：“既然要搞四个现代化，就得看高一点儿，看远一点儿。搞500亿电子伏特加速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可以带动许多方面，也许下这个决心可以帮我们把科技发展速度提高得快一点儿。”

“从长远来看，很有意义”，“从长远考虑，不搞是不行的”，“看高一点儿，看远一点儿”，“不能只看到眼前”，这是邓小平讲中国为什么要搞高能加速器时反复强调的道理，贯穿其中的是两个关键字“高”和“远”，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是从国家战略高度、民族长远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和把握高科技发展问题的，是将高科技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世界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一日千里、飞跃发展的形势，邓小平心急如焚，迫切希望中国在高科技方面能尽快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强大提供强劲的动力。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就说：“世界科学技术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有個突飞猛进的发展。各个科学领域一日千里地发展，一年等于好几年，甚至可以说一天等于几年。一个新东西发明出来，可以带动其他方面走得很远。一个新粒子的发现，一种新的理论的出现，会发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这里提到的“一个新粒子的发现”，讲的就是高能物理领域的发展。在1988年10月24日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联系中国的实际和发展战略，他接着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1986年4月19日，他也说过：“我们有原子弹、导弹、氢弹，同步卫星上天，通信卫星也可以出口。有和没有不一样，就是有这么几个东西，国家的分量就不同了。”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一个民族的“能力”，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国家的“分量”——邓小平用一系列有分量、带有定性意味的词汇，深刻揭示了高科技领域的重大成就与国家的国际地位、民族的强大振兴之间的深刻关联。正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要抓紧发展高科技，他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不仅这个工程，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不仅要全面“参与”“接触”“线不能断”，他还强调要“开步走”，抓紧“追”和“赶”。他说：“在许多领域还是落后，要急起直追”，“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一、“现代化就是要从基础着手”

为什么选择高能加速器方向作为重点？首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看，我国的加速器建设虽然历经曲折，但在大方向上仍然一直在顺应大势，积累条件。早在1956年国务院制定的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即《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就确定要建造20亿电子伏特的加速器，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同时，为了支持我国科学家从事粒子物理研究，国家不得不拿出1亿元资金投资到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合建的联合核子研究所，我国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张文裕等只能出国到这个研究所从事科学实验研究工作。然而，由于1960年代中期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我国科学家又被迫中断研究工作回国。1972年9月11日，张文裕等18名科学家联名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国家能尽快考虑建造自己的高能加速器。周恩来总理表示这事不能再延迟，并责成中国科学院筹划建造高能加速器事宜。1975年3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提交《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此时正主持国务院工作、抓治理整顿的邓小平批示同意，并转呈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正在住院的周恩来总理抱病审阅并批准了这项报告。就这样，这一计划一直拖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冬天才实施。其次，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为中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以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推动高能加速器研究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李政道明确向邓小平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邓小平本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深刻洞见。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着眼基础研究在国家现代化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以其卓越的战略眼光提出“现代化要从基础着手”的战略判断。这个“基础”指的就是基础研究领域。1977年，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工作，为了加速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他很快就将注意力放到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上。在1977年7月～10月間，邓小平多次会见海内外物理学家、高能加速器专家，强调从现代化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必须把这项基础研究放到重点位置。他说：“如果从近期看，眼光就短了一点。加速器、高能物理从长远来看非搞不行，所以我们把这作为一个重点。现代化就是要从基础着手”，“决心我们已经下了。本来可以投资到尽快见效的工业上去，但从长远来看这样还不够，不搞加速器、不搞高能物理不行”。“可以通过加速器的研究带动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工业生产”，“科研设施的建设要从最先进的着手，高能加速器就是个重点”。在邓小平看来，基础研究领域在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加速器、高能物理从长远看是不搞不行的。1975年7月9日，邓小平就说过：“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研究，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

第二，着眼科学技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从我国科技水平要赶超世界先进的长远战略目标考虑，邓小平提出了“跟别人的脚印走，脚印都跟不上”的重要观点。1977年8月17日，邓小平会见丁肇中时就说：“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不是什么都赶超，是在部分领域或一些方面赶超。”1977年9月26日，邓小平会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约翰·伯特拉姆·阿达姆斯，两人在谈话中交流了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阿达姆斯认为，如果不从基础理论做起，你们只能在别人后面走路，只能仿照别人。邓小平一听就心领神会，马上回应说：“不重视理论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跟别人的脚印走，脚印都跟不上。”邓小平的意思是，就搞科学研究而言，只有从基础研究着手，才能真正实现赶超。邓小平多次提到的加速器故事，说的就是这次谈话，约翰·伯特拉姆·阿达姆斯就是邓小平故事中的那位“欧洲朋友”“外国科学家”。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10月，中国科学院组织科学家讨论高能物理发展规划，然后由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向党中央上报《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实验中心的请示报告》（又称为“八七工程”），11月4日，邓小平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该报告提出建设高能加速器的“两步走”方案：第一步于1982年建成30亿电子伏特的慢脉冲质子环形加速器，预计耗资3亿元;第二步于1987年建成500亿电子伏特的质子环形加速器，预计耗资7亿元。这一方案后来又加上第三步，即到20世纪末，建成世界上第一流的高能加速器。

三、“要坚持，下决心”

1980年，500亿电子伏特质子加速器刚刚准备动工，就赶上国民经济调整，有关部门按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要求，决定停建“八七工程”。面对这种情况，1980年5月22日，周培源、张文裕等39位中国高能物理学家联名上书中共中央领导人，恳求工程不要下马。3天后，邓小平即作出批示：“此事影响太大，不能下马，应坚决按原计划进行。”他指示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立即从速处理。1981年2月5日，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吴健雄、袁家骝夫妇也来信建议，中国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不应停止发展高能物理研究和建造电子加速器。邓小平阅信后批示：“此事请财经小组审定，宜早作抉择。”

同时，海外华人科学界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也十分关注，意见也不完全一致。1980年12月5日，14位美籍华人科学家联名给邓小平写信，认为建造高能加速器人力、物力花费太大，严重影响中国科技正常发展，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现代化进程，主张暂停建造高能加速器，改建一个电子储存环加速器.并建议国内科技界对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进行深入论证。这封信引起邓小平的高度重视。1981年1月10日，邓小平在信上批示：“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我过去是积极分子，看来需要重新考虑，请方毅同志召集一个专家会议进行论证。”4月15日，邓小平又看到李政道同其他一些外国专家就中国建造高能物理加速器的一份非正式讨论的材料，他再次将此材料批转方毅研究考虑。4月23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方毅回信李政道，表示国内准备在5月上旬召开一个有关方面专家参加的讨论会，进一步论证北京高能物理研究基地的建设方案。

问题聚焦在如何平衡国家经济科技实力及需要与高能加速器能级规模之间的相互关系上。1981年12月5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李昌、钱三强等在科学界反复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我国的财力和工业技术能力，在给邓小平报送的《关于调整高能物理实验设备——高能加速器建设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放弃本来打算在1987年前建成我国第一台500亿电子伏特质子同步加速器的方案，建造花钱较少但同样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等领域有广阔应用价值的2×22亿电子伏特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尽管当时仍有不同意见，但此时邓小平决心已下，他于12月22日作出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3天后，在会见李政道之前，邓小平再次指示万里、姚依林和中国科学院领导：“要坚持，下决心，不要再犹豫了。”在谈及工程经费和进度时，邓小平指示：“按5年为期，经费要放宽一些，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这个益处是很大的。”就这样，邓小平连续用三个“不再犹豫”，结束了中国加速器建设多次徘徊不定的局面。

198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对撞机工程计划任务书。同年12月，中央决定将对撞机工程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1984年10月7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在北京西郊破土动工。邓小平欣然为奠基石亲笔题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举行奠基典礼时，邓小平来到电子对撞机工地挥锹铲土奠基，并对周围的人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这句话简单有力，给在场的科技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巨大鼓舞。

对于中国建设电子对撞机，美国科学家评论说，西方人士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政府大力支持高能物理科学的发展，对邓小平的魄力十分钦佩。

1986年10月18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物理学家齐吉基夫妇和李政道夫妇，在谈到加速器时说：“现在看来搞对了，决心下对了，起码争取了几年时间。”在谈话中，邓小平还特别表达了他对科学事业的由衷之情：“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决策建设加速器这件事上，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邓小平这颗“热心”的温度和“决心”的硬度。

四、“我给他们当后勤部长”

“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我起的作用就是当后勤部长”，这是邓小平经常对科技人员讲的话。1977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邓昌黎时风趣地说：“我们认为，在高能加速器领域要花时间，应该早动手。我是一个外行，只是当吹鼓手，帮助他们解决后勤问题。如果后勤方面有了问题，要打我的屁股，如果科学研究搞不出成果，要打他们两位副院长的屁股。这也是岗位责任制。”1979年6月11日，邓小平在谈到加速器工程时又说：“我们也有懂行的，他们非常积极，我给他们当后勤部长。”邓小平说到做到，在高能加速器建造过程中，他扎扎实实当了一回“后勤部长”。邓小平这个“后勤部长”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抓得“紧”，一个是抓得“實”。

抓得“紧”，说的是邓小平对工程进度盯得很紧，反复强调“不要拖”。1977年8月17日，当听到方毅汇报加速器预制研究工程建设因被认为对城市有污染而尚未开工时，邓小平明确说：“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研究中心。没有这样一个中心，不仅使高能物理的研究受影响，半导体、电子学的研究也上不去。前年我到法国去，参观了他们的原子能发电站，干净得很，不存在什么污染问题。这件事现在不要再拖了。我们下命令，立即开工，限期完成。你们赶快写报告。”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在李政道谈到中国要尽快确定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建设时，邓小平说：“要解决具体问题，不要拖，拖是最大的官僚主义。”8月15日，邓小平在读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情况简报》上刊登的《海峡两边加速器讨论会明年十月在美举行》一文时批示：“我们的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请加以检查和督促。”8月16日，邓小平会见丁肇中时说：“台湾在和我们竞赛。要快一点。比台湾还慢不行，速度要加快。在赶速度方面我们有些办法。”

抓得“实”，说的是邓小平直接推动解决工程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对工程人力、物力、财力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具体细致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亲自点将参与“两弹”研制组织领导工作的谷羽担任工程总指挥;他从一开始就明确工程建设“不要各自为战，要协调起来打歼灭战”的组织原则;他仔细阅读每一期《情况简报》，多次询问工程进度、听取工程进展情况汇报，帮助解决工程进展中的难题;他高度重视工程质量，强调“最重要的是质量问题”;他鼓励工程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攻克工程技术难题，强调“要一个关一个关去攻破”;他始终确保工程建设的每一笔经费都有保障，多次表示“经费不用担心”，“这钱得花”，“财政拨款找万里”。

抓科研后勤工作，人才问题是关键。只有解决了人才培养和储备问题，才真正说得上抓得“实”。邓小平特别关心加速器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亲自安排科技人员到海外研究机构学习和实习，掌握最新科技成果，跟踪最新科技进展。1977年8月17日，邓小平对方毅说：“我们先派几个人去丁肇中领导的实验室学习。要用外国的条件，来培养我们的科研人员。以后，可以根据他们的接纳能力，再多派人去。对派出去的人要选好。”1979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丁肇中时询问在他领导下的高能物理实验小组的工作情况，并表示同意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原定期限为一年的部分中国科研人员再多工作一个时期。邓小平说：“这个意见有道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次去，使有培养前途的人对高能物理的了解有进一步的加深、提高。”除了丁肇中的实验室，邓小平还关注利用邓昌黎方面的有利条件，亲自与邓昌黎沟通商量落实人才培养问题。

“后勤部长”这个词，被邓小平赋予了十分温暖、十分亲切的含义，如今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关心、支持科技工作者和科技事业的不可磨灭的“象征”和“代名词”。

五、“在学习中创新”

在加速器项目决策建造过程中，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充分学习和吸收国际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经验，另一方面十分注重立足中国实际和条件自力更生，在学习的同时搞好自主创新，创造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技术。1977年9月26日会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主任约翰·伯特拉姆·阿达姆斯时，邓小平就说：“我们要以现代世界先进水平为起点，老老实实地、虚心地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学习中创新。”1988年10月24日祝贺工程成功建成时，邓小平又说：“有李政道和其他国际朋友的帮助，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对“学习”和“善于学习”，邓小平的理解是辩证的。面对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状态，邓小平把“善于学习”当作我国科技发展的“基础”。同时，邓小平说的“善于学习”，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在含义上包括把国际先进的东西同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在自力更生、发挥自身特点优势的同时更要着眼于创新和创造。1979年6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美方成员时说：“我们科技发展耽误了十一二年，现在才进行了两年。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但要建立在善于学习的基础上。所谓善于学习，包括把国际先进的东西同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比如我们穷，就想些穷办法，这是我们的实际。”邓小平说的“自己的实际”“我们的实际”，讲的就是自力更生。邓小平还说：“希望20年后，我们也能对国际科学技术领域有那么一点点贡献。”邓小平说的“贡献”，指的就是中国自己的创新和创造。

在建设过程中，高能加速器工程充分利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利形势和条件，虚心学习世界一切先进科学技术，创造了国际科技合作的生动案例和典范，有学者将之生动地比喻为“借风行船”。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随行的方毅和美国能源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签订了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同时成立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李政道就在委员会委员之列。这一合作协议的签订为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国际条件，也为我国在高能加速器的研究和建造过程中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李政道在其中穿针引线，铺路搭桥，不遗余力地做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在学习和吸收先进技术的同时，工程建造贯彻邓小平“把国际先进的东西同自己的实际结合起来”的自力更生的思想和方针。工程建设之初，在如何建造上就有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对撞机设备制造难度大，我国的设备制造技术还难于适应，还是从国外全面引进为好。但是，多数国内外专家持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有一个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设备，还希望通过自己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提高我国高能加速器的综合研制能力，造就一支高能加速器的设计研制队伍。工程领导小组经过慎重研究，按照邓小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决定除了少数我国目前无力研制的设备和用量很少不值得花人力、物力去研制的设备、材料、部件外，都由我国在充分吸收消化外国先进技术基础上，主要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设计研制。党中央和邓小平批准了这个意见。建成时，这个由上万台件精密复杂设备组成的尖端科学工程，90%以上的部件都是國内自行研制，造价仅相当于国外相同规模机器造价的一半。1991年12月，李政道在谈到中国为什么能在高能物理这一高科技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说：“这是因为有政府的大力支持，看准了目标，集中了有限的力量，并大胆引进了世界先进技术。”他还特别指出：“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根据自己国情发展科技的一条捷径。”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也说：“电子对撞机建设工程是除了原子弹之外，最庞大最复杂的一个科研工程，绝大部分仪器设备是中国许多科研、工业部门密切协作研制生产出来的，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结果。”

工程建设直接带动了我国一系列高科技领域的进步，涉及高功率微波、高性能磁铁、高稳定电源、高精密机械、超高真空、束流测量、自动控制、粒子探测、快电子学、数据在线获取和离线处理等高新技术，推动我国相关领域技术指标几乎都达到当时的国际最高水准。在电子对撞机工程基础上，我国研制出一系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科技产品，应用于航天、医学及人民生产生活各领域，部分高新技术产品在当时就已经开始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为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赢得国际竞争力和声誉。工程建造过程中和建成后不久，我国在高能物理领域就具备了出口加速器、探测器和同步辐射装置部件和承制整机能力，可按照美方的技术要求提供设备和技术合作，并承接美国、巴西、南朝鲜的合作项目。1988年10月24日，周光召向邓小平介绍工程陈列厅的加速管说：“这根管子出口要卖5万美元。现在已向美国、巴西等国出口，订购和洽谈的总额已有500多万美元。”邓小平听到后高兴地点头。

可以说，高能加速器工程既是国际科技合作的典范，又是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典范，更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范。

六、几点启示

回首昨天的路是为了走好今天的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邓小平决策建造高能加速器的过程和学习邓小平的高科技思想，为的是更加清醒地认识今天我们国家在自主创新，特别是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方面的紧迫形势，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力量，为继续走好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要结合新时代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新目标、新使命，对发展高科技特别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与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内在关系及目标要求有更进一步的清醒认识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高科技领域的标志性成就“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处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飞跃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对高科技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对关键核心技术的需要与过去相比前所未有地提升了。今天，我们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强起来”，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标志”就是科技实力到底强不强，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到底有没有、实不实、硬不硬。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得有标志性科技成就”。可以说，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是我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和“题中应有之意”。为了实现高科技领域从“占有一席之地”到“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实现中华民族从“兴旺发达”到“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必须闯过关键核心技术这个关、这道坎。

（二）要把握和遵循科学研究的内在发展进步规律，结合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新的实际，进一步提升对基础科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对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基础科学领域作出更多的战略性超前安排，在更多前沿未知领域“开步走”

当前，我国正在力争实现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基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要牢记邓小平“跟别人的脚印走，脚印都跟不上”和习近平总书记“如果总是跟踪模仿，是没有出路的”告誡，把基础研究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作出战略性安排，勇敢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而且放开步子走，努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夯实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

（三）要早下决心、保持恒心、突出重心，保持战略定力、不断线，同时选好配好当好“后勤部长”，狠抓落实、一干到底

这是邓小平决策建造高能加速器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1992年5月，中国台湾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在参观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后，当台湾记者问他这一工程的建成对台湾有何启示时，吴大猷感慨地说：“首先是主政者要重视，要有决心。另外，要认真组织实施，要拿出具体方案，光是口头上说是不行的。”吴大猷讲的就是这个邓小平的决心和实干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技术要取得突破，就要有决心、恒心、重心。”在谈到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时，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他还对这“三心”的具体内涵要求作了明确阐释。结合邓小平决策建设高能加速器的曲折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三心”的内涵和重要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四）要加大科技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营造、创造能够激励科技创新的环境和条件，坚决取消一切束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紧箍咒”，真正把科技人才创新活力解放出来、激发出来，把科技成果的产业价值挖掘出来、释放出来

邓小平高度重视创新条件的营造和创造、创新活力的释放和激发，明确讲“我们这些人能做的工作，只是为大家创造条件”，“发现有什么东西束缚了大家，帮助大家想点办法，解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他多次强调，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当前，要把“第一生产力”的潜力、“第一动力”的活力、“第一资源”的创造力完全释放出来，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及相关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并且真正将改革举措落到实处，消除一切束缚创新活力释放的“紧箍咒”。

（五）要坚定创新自信、提高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能力，把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不能有丝毫依赖心理和天真心态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告诫说：“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吸收外国资金的方针不会变，还要贯彻下去，只是不能太天真。”他对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对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创新创造有充分的自觉。他多次说：“中国人很聪明”，“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光跟在别人后边走不行，要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志气”，“中国应该每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对邓小平的提醒和嘱托，我们今天可以说看得更清楚、更明白、更清醒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结合邓小平“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的战略思想和他决策建造高能加速器的不平凡历程，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这些既充满强烈忧患意识、又满怀信心和使命感的重要论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中华民族是有高度自信心的民族，我们要以强烈的创新信心和决心，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为把我们国家早日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