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沫 fann

南·戈丁是位杰出的女性摄影家，并不是因为她一再挑战主流审美观，而是她将镜头伸向痛苦与脆弱的根源。

不可否认，大多数人对南·戈丁摄影作品中阴暗、颓废甚至是暴力的画面感到不适，而这些不过是她最熟悉与最关注的内容之一，但如果以此来忽视其在摄影史上的艺术成就是非常不明智的。

Nan Goldin x Supreme

处于街头文化硬核地位的Supreme品牌曾与很多先峰艺术家进行过合作，从Kaws、Joy Division、Jeff Koons，再到川保久玲、村上隆、前田俊夫等。在Supreme2018年春夏第三个重磅联名中，设计师更是以南·戈丁在1978年和1991年拍摄的三幅纪实作品作为创作灵感，并将摄影作品中的元素注入到了外套、卫衣、T恤甚至滑板上，让原本街头的品牌除却通俗流行、活力四射外，又多了一份意味深长的艺术气息。

当然，如果你不了解南·戈丁，你会觉得这次联名单品上的“女生”形象有些狂放。其實我们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象，南·戈丁的作品想要表达的内容有很多。 Supreme为何选择南·戈丁的作品做为今季的主打元素？这些印在衣服上的奇异特质缘何而来？那就跟随南·戈丁的镜头，把画面拉回到她的作品当中，去了解一下这位传奇摄影师吧。

南·戈丁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摄影大师之一，她的作品被桂冠诗人马克思·科兹罗夫称之为“南的家族”。2007年，她还获得哈苏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摄影成就奖”。而她之所以瞩目并不是因为她见证了什么历史时刻，她所做的只是记录了她和她身边人的生活。南·戈丁以“视觉日记”的方式，讲述身边朋友的私人故事，开创了被称为是“私人纪实摄影”的类型。

当回忆变得不可靠时，唯有摄影能给我真实

南·戈丁，1953年出生于华盛顿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并在列克星敦的郊区长大。父亲从事广播行业，并担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当南·戈丁11岁时，她的姐姐自杀了，青少年时期的南·戈丁试图通过照片来搜索有关姐姐的记亿片断，却发现姐姐并没有留下有关她的照片。而且在她的记忆中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她认为记忆终将是一件靠不住的东西。14岁时她离家出走，并混迹于纽约亚文化群体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相机大量记录自己和朋友的生活情景：肮脏而混乱的床铺；光着身子走来走去；酒吧狂欢；性感的妖冶的人；穿着中性的服装出门兜风；楼梯口打情骂俏；大腿上的心形伤痕……诸如此类。尽管她的作品中反映了边缘人的尴尬困境及苦闷生活，但无论画面看上去多么冷酷，我们仍能从她的摄影作品中看出她对被拍摄对象怀有的某种奇异温情。

后来她搬到了纽约，开始将镜头转向朋克摇滚和体育赛事。70年代末80年代初，亚文化让城市充满活力。1979至1986年间，南·戈丁拍了最出名的“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 （《性依赖的叙事曲》）系列，这个名字来自布莱希特的三便士歌剧。记录了沉溺于毒品、暴力中的情侣们，展现出那个年代人们热烈而边缘的爱情，在前言中她描述这本影集是一个“部落”的日记。

南·戈丁拍摄的对象往往是她生活中的好友、家人与爱人。她所追求的“真实”不是冷酷的记录，而是建立在她与被摄者之间无比熟悉和绝对信任的关系之上的。在朋友们眼中，南·戈丁的镜头也绝不是一个入侵个人空间和隐私的“武器”，而是时刻与其生命共存的有机体。镜头就是她的双眼，以此观察生活。1984年，她真正的眼睛却差点被其男友打至失明。她与男友布莱恩因为对毒品的共同依赖而走到了一起。在左眼被打几近失明之后，她结束了这段关系。伫立在绝望和痛苦的尽头，她意识到自己对毒品的严重依赖有多么危险。她把自己锁在一个小房间里，墙上贴满了各种她以前拍摄的相片。连续数月，她没有见过一丝阳光。据说，这成为了她挥别过去的终点与起点。

“错误的人”是否有被尊重的权利

瘾君子、艾滋病患者……这些人是一群“错误的人”。他们被社会漠视，被贴上“怪胎”的标签。可他们仍然是人，生活在毁灭边缘的特殊人群，而且是南·戈丁最熟悉的人。

尽管有人说摄影是有攻击性的，但对南·戈丁来说，拍摄如同是触摸、爱抚镜头中的对象，是她表达自己敬意的特殊方式。“照相机在那种时候就是我的眼睛与手。”于是，在南·戈丁的所谓的“抚摸”下，她的影像向人们扔出了一个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那些被抛弃的人和那些受尽屈辱的边缘人，到底有没有被尊重、被爱的权利？即便他们有些自作自受？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不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也带来了人们对彩虹恋人愈演愈烈的歧视。艾滋病的另一主要传播途径是毒品注射。因此这些“毒虫”又收获了一个被社会唾弃的理由。这群人徘徊于社会的背面，只有南·戈丁的镜头在关注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否则他们的存在终将被社会的主流意识所遗忘。南·戈丁记录了许多艾滋病患者在这个世间的弥留时刻，他们大多都是她的至亲或好友。镜头中，病人们肌肤上的淤青与伤痕叙述着一段段即将被遗忘的过去。他们生前被毒品放大的空虚迷幻的快乐状态，让人们感到憎恶，而他们清醒后的痛苦、忧郁、后悔、无奈却无人问津。

又一次，南·戈丁的镜头代替了我们的双眼。她让我们在理性中得以静静地凝视这个几乎从未被正视过的群体。但南·戈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察者。她所关注的对象与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也曾是毒虫，是他人眼中的“垃圾”。即使是她可以引以为傲的作品，也曾被批评为“海洛因时尚”，就在她的巴西展览开幕前两个月，当局还对其勒令审查。

1988年，她因为吸毒而接受了一年的治疗并重返社会。1995年之后她涉猎的题材更加广泛，南·戈丁的镜头也不再聚焦于流连在底层夜场的男男女女，她把镜头转向了她以前极少关注的对象——孩子和老人，“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通过我的镜头带给周遭的悲微生命予活力，也就是给他们生存下去的理由。我对拍摄孩子很入迷，我和94岁的父亲亲密无间，这是一种真正的成熟。接下来就是关注基本的生和死的问题，我对中间的过程没有太大的兴趣。”

那些逝去的不安与徘徊 终将在某处复活

距王家卫导演的《春光乍泄》上映已经有21年，影片中那种支离破碎且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影像风格，让人记忆犹新。可无论是美术设计师张叔平还是摄影师杜可风，都在采访中反复提到一个人，那就南·戈丁。

張叔平谈《春光乍泄》中的美术：“我的观察力较强，随时都可以发现新事物。我看过摄影师南·戈丁的摄影作品，觉得其中一幅作品中的墙纸图案不错。而在前往瀑布的中途，我在机场又见到了另一种图案，也很喜欢。最后，我就在梁朝伟房间的墙壁上结合了二者——于床中央划分界线，一样一边。 ”摄影师杜可风在他日后出版物中披露了许多有关这种风格形成的细节。比如影片中因打光困难而不得已呈现出的粗砺质感；又比如，那烘托了主角间狂暴爱欲与失爱酸楚的高反差、高饱和度色调。

当然，如今《春光乍泄》中粗颗粒感的相片和强烈的色调对比早已可以通过手机滤镜一键完成，普通大众对此手法的模仿或许只是为了玩乐，并不会去关注南·戈丁这种摄影风格背后想表达得深层次内涵。但作为艺术工作者，南·戈丁的作品对很多同时期的艺术家的创作都产生了强烈冲击。除了亚洲的王家卫，近几年在戛纳十分走红的加拿大导演哈维尔·多兰也深受南·戈丁的影响。这些被众多艺术家所采纳的表现手法，都来源于南·戈丁对极端状况和强烈爱欲的贴切表达。她的人物在种种极端状态下经受着爱与恨考验，面对个体的脆弱与生命的虚无，而这正符合南·戈丁作品的个人精神世界：人道主义已经陨落，人们必须面对虚无，超越虚无，重估一切价值。

如今，在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参于拍摄记录生活的年代，南·戈丁的作品也许不再显得那么“重口味”。人们也不再会感到八十年代，当时南·戈丁摄影镜头下的那种种撕裂。而在数码摄影还未普及的过去，她是无可置疑的摄影界宠儿。即使今日，她作品中所承载的兽性反叛、自由、亚文化等叛逆符号也是在不断为当今的艺术形式与时尚潮流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血液与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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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 Goldin x Supreme2018春夏联名系列

1

《帆布床上的翠西（Trixie on the Cot）》，1979年。

2

《拥抱（The Hug）》，1980年。

3

《南的生日（Nan's Birthday）》， 1981年。

4

《菲利普H与苏珊娜在安乐死俱乐部接吻（Philippe H. and Suzanne Kissing at Euthanasia）》，1981年。

5

《南和布莱恩在床上（Nan and Brian in Bed）》，1983年。

6

《南被施暴后的一个月 （Nan One Month After Being Battered）》，1984年。

7

《出租车中的米斯蒂和吉米·宝莱特（Misty and Jimmy Paulette in a taxi）》，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