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文娟

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语文怎么教？这些是语文的常识，却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以至于我们走了不少弯路。重新审视这些语文的常识问题，反思我们的语文教学，重新回到起点，需要每个语文老师一起努力。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据说，这三个无聊问题困扰了地球人几千年，并且还将继续困扰，谁也无法解答。可是，无知无聊的地球人还在思考。

我也是一个无知无聊的人。作为一个小学语文老师，我常常很傻很天真地思考：“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语文怎么教？”特别是刚当老师那会儿，我常想这些无聊问题，开始感觉第三个问题“语文怎么教”最难，所以常常思索它。后来发现，要回答“语文怎么教”这个问题，就得先回答“语文教什么”这个问题，而要知道“语文教什么”就必须清楚“语文是什么”。然而，“语文是什么”，似乎没有人回答过这个问题。

思索很久，没有顿悟。终于承认，我怎么也无法回答。

北大中文系知名教授孔庆东写过一本以“孔庆东谈教育”为副标题的书，专门论述了作为中文系教育名家眼中的语文教育问题，这本书的正标题是“摸不着门”。孔教授是当代研究鲁迅的学术权威，他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斗酒百篇，出版了大量文辞犀利的杂文集，网络直播的时事评论节目《孔和尚有话说》，更是嬉笑怒骂酣畅淋漓，他的观点每每都是明确而坚定。但对于语文教育，孔老师的观点是“摸不着门”。呵呵，连这位孔子的嫡亲后人都“摸不着门”，我们普通的小学老师大概只有找窗的份了。

語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语文怎么教？这也许是三个伪问题，因为至今没有明确答案。但思考这种看似常识的问题并非没有必要。杂文家吴非曾说：“这些年教育界最重要的任务，可能是捍卫常识。”北大教授钱理群认为，一个独立思想的教师、自觉的教师，在走上讲台时，必须向自己提出问题。“重要的不是你对你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怎样的回答，因为答案是可以而且必然是多样的，意义在于你在思考与追问。”钱理群说。1949年以后，没有或很少有人在思考这样的关于教育、关于教师的根本性的大问题了，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这类问题交给某个特定的人和组织，教师成了机械的贯彻者、执行者，成了没有独立思想与创造，没有独立意志与人格的按图制作的真正的“教书匠”。反省自己，发现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对于这些常识问题，我早已习惯于等待别人的标准答案了。

最近，我又在思考这几个问题了。我觉得，“摸不着门”，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放弃思考。

钱理群说：“一个真正的教师，必须也必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越来越喜欢学着钱理群做一个“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者”，去“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愿意“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对学生“能帮一个算一个”，对自己“能做一点算一点”（钱理群《做教师真难，真好》56页），如果有可能，我愿意联合一些人相互搀扶着一起往前走，就是钱理群说的“相濡以沫”。如果没有同伴，我也愿意一个人走，一步一步走，走一步算一步。思考这三个常识问题，就是我行走的导航。

语文是什么？语文教什么？语文怎么教？这应该是语文的常识。在书名中出现“常识”这两个字的书也许数以百计，据我了解，直接以“常识”为标题的书就有两本。美国的托马斯·潘恩曾经出版过一本《常识》，书不厚，是西方的一种“小册子”，但至今仍被奉为经典，是美国奠基档之一。据说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印了五十万册。为美国的独立做出了非凡贡献。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学者梁文道也出版过一本《常识》，是一本时事评论集。用一个香港人的眼睛看大陆的事，角度独特，把很多深刻的东西说得很“常识”。我一直很期待读到一本关于语文教育“常识”的书，能让我对这些语文的常识有个稍微明确一点的认识，可惜我没找到。

杜威一辈子花了七十多年时间研究教育，到九十几岁的时候，仍感慨了一句，他说他还是要承认，教育是一门神秘的艺术。我想，语文教育也一样，是一门神秘的艺术。张文质说，教育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贡献出一点点自己的见解，提出一点点自己的思考。它不一定有价值，但是如果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思想的提问者，对某种思想进行自己的提问、追问，那还是有意义的。领悟语文的常识，不应该只是那些专家的事，我们一线老师，同样有理由思考，正如吴非所言：“一名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他在持续的学习中，可能会更多地领悟教育教学的常识……教师的很多工作不过是验证常识。”

领悟语文的常识，我正在路上。你，约吗？

【作者单位：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实验小学 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