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絪

结婚结得实在简单，两人把行李往一起一堆，也就是“家”。床、桌是借公家的，被褥是两人拼在一起的旧物，没置新衣。日后每每忆及，总会冲夫君讲：“连块手帕都没买。”反过来再想想，比那“半间草屋做新房”，还要强一些，起码有从公家借来的一间土坯房，两人相爱就得了。那份寒碜，可用“艰苦朴素”的幌子，遮住那囊中羞涩的窘况。

准备工作充分

我是从“山东响马”、多子女的知识分子家庭中走出；他来自鱼米之乡，一个标准的“上海鸭子”，且是独子。他有过一段不长的婚史，前妻在婚后一年多，生下的女儿，未足周岁，弃世而去。等我和他结合，他就要从适应一个弱不禁风的江南柔美女子，转而习惯一个“胳膊上走得了马，拳头上立得了人”的粗野“泼辣货”。好在婚前有一段相识、相恋的过程，并非进得新房才掀“盖头”的那种局面，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充分的。

北方人说，南方人讲究面子，好穿不好吃。那叫个“错”。南方人实实在在地讲究个“实惠”，既顾面子，更在乎里子。是既好穿也好吃。同样的布票、肉票、粮票，到了人家手中，铺排得又经济又合理，没有北方人“有了一顿，没了瞎混”的难堪。

说来可怜，他的前任是一个标准的上海人，婚后一年多的光景，把两个大学生的收入合在一起，经营起他们的小巢。首先要把夫君打捞堂皇，可置办衣服要布票，于是各色毛线买进，各式毛衣织出，等我嫁给他时，有年头不必操办他的行头——足够。

河西的风寒，有时是相当严酷的。一个农工出身的我，在三十五年的工龄中，前八年，每月区区27元，夫君虽每月有54.08元（多年不予转正的66届大学生），每月30元寄回上海，养老育小，余额仅够果腹，不可能再有其他奢望。好在上海人的行头还算体面，而我只能凑合。

冬日来临，咱家把破旧的小棉袄一脱，里面只有各色杂线织就的小背心，赶紧钻进被中瑟瑟。人家上海人，可就阔多了，光对襟套褂和丝绵小袄，就得解十来个扣子，再脱元宝针、一字领的大毛衣，里面还有开司米对襟薄毛衣，最后还有鸡心领的毛背心。人高马大，脱了的衣服，堆成小山，回头望望被中瑟瑟发抖的妻，有时会感叹：“大家闺秀，如此可怜……”

第一次有锅

偶然一次在床头翻乱七八糟的杂志，在一本《儿童画报》的扉页上，有一幅漫画，非常有意思，让我睹画生情。那年头，就连儿童读物也趣事寥寥，所以，这幅漫画引来我的一阵遐思：画的是包心菜和黄瓜相约去洗澡，黄瓜跳入水中，冻得一身疙瘩，赤膊抱肩、愁眉苦脸，望着那岸上头顶棉帽、身着层层衣装脱也脱不完的包心菜。于是拉过夫君：“你好比这包心菜，我就是那根黄瓜。”夫君冲画报瞅了一眼，笑了：“真是那么回事。”之后，只要口袋中还能计划出几个小钱，夫君就催我赶紧置办件像样的衣服，不断提醒我：“别老当那根光腚黄瓜。”

结婚后，无一样灶具，好在夫妻分居两地，他在祁连山下黑河口的莺落峡水文站，我在合黎山旁的张掖火车站的农机公司。两人遥对河西走廊，他难得回家，我乐得吃灶。我们的“家”，一如单身宿舍那样简单，仅有的几个粗瓷大碗、几双筷子，还是灶上的。即便是回“家”小住两日，还是依然上灶。

偏偏一次他回来，单位农场杀猪，分了块肉。要在平时，我送往友好的同事家，一锅烩了，让我饱餐一顿了事，若赶上有人去省上开会、出差，赶紧求人家捎给二老爹娘。那时，还没有冰箱这一说。我那有“馋痨”的老爹，为经常能收到我补充的供应外之物，送我一个“乌进孝”的雅号。何况他们还替我抚养着嗷嗷待哺的儿子呢。这一次分肉，恰让夫君碰上了，怎么也得让他吃吧。

总得置办点过日子的灶具吧？没钱。或说是不够。夫君转悠到日杂公司的门面上，八分钱拎了一个药吊子回来。进大门时，门卫问了句：“谁病了？ ”答曰：“谁也没病。”“没病，买这玩意干啥？”“有备无患。”“还是大学生有钱。”那年头，家家过得艰辛，没事买个药吊子备着，都让工人阶级觉得奢侈。

灶房的土灶边，多了只药吊子，进进出出的人一耸鼻子：“谁家炖肉？这么香。”往灶房一伸头：“噢，熬药啊。”我们就这样蹭公家的灶边，炖熟了那点子肉。

第一次有锅，第一次自家做了自家吃，那个香，日后再也不曾有过。

后来，我随夫君调离农机站。搬家的时节，蹲在地上收拾杂物的夫君，拎起墙角的药吊子，甩到墙上，“砰”的一声给砸碎了。我惊呼：“你干吗砸了？”夫君冲我说：“你还拎这破玩意上路啊？炖了肉的，又不能再熬药，也没听说送人还可以送药罐子的啊。”

我回过头，冲这患难年代的“小伙伴”说了句：“对不起。”

女人的怀旧，让我心底滋生出一丝莫名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