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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孔子思想的重构与发展

2018-05-23魏雪涛李德山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8年5期
关键词:仁政礼制孟子

魏雪涛,李德山

(东北师范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吉林 长春130024)

一、孟子对孔子思想核心因素的否定

孟子对孔子的思想结构有较大的改变。孟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道德,而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礼制,二者有显著差异。

(一)孟子以道德思想因素为基础对孔子政治思想的否定

孔子对礼制问题的态度十分严肃,强调人在政治上的尊卑:

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

对春秋时期僭越礼制的人物,孔子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晋文公谲而不正。(《论语》)

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

子夏学派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孔子的礼制思想核心是“三讳”: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

为尊者讳耻,为亲者讳过,为贤者讳疾。(《谷梁传》)

子夏学派认为,礼制是维护社会群体礼仪的制度,将政治上的“尊者”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群体,血缘上的“亲者”次之,能力上的“贤者”再次之。例如,孔子对篡权的田氏无比愤怒:

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左传》)

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克己复礼、名正言顺的思想,并以维护礼制作为结束时代混乱的方法[1]104-109。从人类学视角来看,礼仪是社会发展的阶级性的产物[2]181-184,孔子的礼制思想正是这种典型。但是,孟子思想却截然不同。

孟子的母亲死时,孟子要求工匠为自己的母亲打造僭越礼制的棺椁。显然,这是不符合孔子礼制思想的。但是,孟子托古言今,声称这种行为是自古就有的圣人之行:

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效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

这表明孟子思想中的道德思想因素高于政治思想因素。孟子还主张要以伦理为中心来教化人民: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孟子的这种伦理思想是村社社会的道德风尚[3]78。

部族社会的政治制度有民主特征,而这种民主特征的遗留很好地反映在《孟子》里: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按照氏族成员的意志废立执政者是原始社会的民主遗迹[5]138。在我国的历史长河里,以血缘为核心的政治关系长期存在,并形成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4]17。以上表明,礼制在孟子的思想中不处于核心地位,这是与孔子思想的巨大区别。

(二)孟子以“民贵君轻”否定礼制

春秋时代社会秩序走向动乱[1]62-63。孔子适时提出富民、惠民、爱民的思想,指出民的利益和国君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

孔子还指出政治家要因势利导,使人民得到利益: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论语》)

虽然春秋时代阶级区分尚不明显[4]512-530,但孔子的思想仍带有阶级性: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

并且,孔子认为君子与民有不可变更的区别: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

战国时代的局势比春秋时期更为残酷[6]66,使诸侯国重视人口的发展,积极推行“地广人众”的政策[6]58-76。在这种情况下,“民本”思想开始变为“民贵”思想,“民贵”思想又进一步变成“民贵君轻”思想。孟子是持“民贵君轻”思想的最突出的学者[1]199,指出人民的历史性地位是绝对重要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

孟子甚至抨击桀纣,以讽刺齐军在燕国侵略的暴行[3]36。孟子因齐国的侵略暴行,与齐宣王决裂而出走: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

这与孔子思想中的“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有很大的区别。孟子不承认“尊者”的礼制地位,甚至与子思的“尊君卑己”思想也有天壤之别。

从根源上讲,孟子的“重民”思想来源于孔子“富民”思想: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

此外,孟子还用“重士”思想否定礼制。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过于残酷,各国的君主以能力为标准选拔士大夫。由此,儒家产生了“隆礼重士”思想,孟子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孟子》)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

纵观战国时代的历史进程,这种“尚贤”主张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孟子不只要求君主选贤用能,还要求君主以能臣为老师,恭敬地请臣子出谋划策: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

这样的理论过于极端。从当时的语境来看,商汤、桓公到底有没有拜臣子为师,是有疑问的。孟子进一步抨击齐王:

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孟子》)

《孟子》中出现过多次类似的冒犯君王的言语: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三)孟子的“仁政”学说与“定于一”观点

战国时代,天下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学者贤士不分国籍、学派,都表达了崇尚天下大一统的观点,如:

《管子》:“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

《公羊传》:“王者欲一乎天下。”“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史记·李斯列传》:(李斯曰)“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

《吕氏春秋》:“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

从以上各家观点可以看出战国时代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六国统一的重要性,孟子也不例外。孟子提出“定于一”的观点:

(梁惠王)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孟子》)

而“定于一”的方法归附于仁政:

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渤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是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

显然,孟子否定了周王的地位,为诸侯兼并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二律性的“礼”思想

孟子认为“礼”是人先验式的品质:

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故嘬之,其颡有呲,睨而不视。夫呲也,非为人呲,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蕾悝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孟子》)

孟子还认为“礼”是人心的四端之一,四端是心的载体。他指出: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

孟子认为“礼”是道德的形而下,他用“嫂溺叔援”的形而下学表达这一观点: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

孟子将礼制作为其伦理思想的核心,又运用礼制束缚君主的一举一动,具有明显的二律性。

二、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完善与创新

孟子破坏了孔子的儒学政治思想结构,以道德决定论建立了新的儒学政治思想。

(一)孟子的心学与仁政

孟子指出人人有心,这种心是先验性的品质,也就是“四端”之心: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

孟子指出元伦理因素为善[7]20,否定了孔子的心性不可知论。孟子的心学思想是符合现代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学科体系的[7]7-8。

另外,孟子指出“义”和“理”是“心”的核心,实际上的含义是善是道德的表现。孟子的理论陷入了错误的逻辑循环:美德品质的形而上是心,心的形而上是美德品质。如他指出: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笔者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理”思想,如《孔子家语》载:

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

达于情性之理,通于物类之变……

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

孟子的“心学”“事天之理”是唯心主义天理思想的开端,为程朱主导的理学、陆九渊主导的心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孟子的心性道德伦理体系之所以这样完善,和曾子思想有紧密的关系[1]155。孟子认为伦理道德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

他以此发展出“仁政”思想: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孟子》)

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孟子》)

需要补充的是,“仁政”并不是孟子发明的。“仁政”思想是对先代“善政”思想的再发展,这里列举证据如下:

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孔子家语》)

这种理论也是“修身齐家治天下”思想的体现[1]129。孟子思想也包含“修身齐家治天下”思想: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

孔孟的这一思想对戴圣的《礼记》中“修身齐家治天下”的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孟子的“重士”思想与其对法家思想的默认

面对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社会动乱,儒家学者提出了“重士”思想,孟子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指出: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

孟子还指出“重士”思想是国家强大的关键因素:

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

孟子还认为,以圣人为师,才能治国强盛:

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

孟子口中的“圣人”往往都是道德的化身,可见孟子的“重士”思想仍是以道德因素为核心要素的。

另外,上文“法家拂士”一句表明孟子默认了法家的存在。孟子指出:

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

孔子则明确反对法治,特别厌恶法典形式的刑鼎: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左传》)

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

孔子认为,德政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

(三)孟子的“仁政”经济理论与社会分工理论

孟子的“仁政”思想内容丰富,其中包括“仁政”经济理论。“仁政”经济理论是对孔子“善政”经济理论的再发展和细致化。孟子指出,“仁政”经济理论的核心是让农民有一定的生产资料: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

孟子主张将农税改为劳动税、实物税:

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孟子》)

孟子强调不能违背农时,抢夺劳动时间: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

孟子还强调公正划分田界: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

孟子要求开放公共资源,让百姓生活的物质资料充足:

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如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

孟子的“仁政”经济理论还包括税负和市场、关口的管理,如:

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孟子》)

孟子对“仁政”经济可能带来的政治效果很自负,他说:

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

孟子的低税负思想是对孔子学说的直接继承,以下是关于孔子低税率思想的资料:

若乃十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其时,而无征,关讥市廛,皆不收赋,此则生财之路,而明王节之,何财之费乎?(《孔子家语》)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唐代的授田制度和租庸调制度都受孟子“仁政”经济理论的影响。低税率一方面使农民向中央政权归附,从地主豪强的经济依附中得到解放;另一方面保护了王朝的经济根基,使王朝长久存在。

此外,孟子还提出了社会分工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合法化提出了理论基础。孟子指出,社会化分工有利于生产: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子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

孟子进一步推理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职业分化是合理的: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

孟子还托古言事,将后稷、尧舜禹的职业贡献道德化,用以增加其学说的说服力。孟子的这一理论带有很强的崇古性质,有关内容列举如下: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孟子》)

笔者认为看,这种崇古性的学说忽视了历史的客观现实。从人类学来看,原始社会的结构决定部族首领要为部落联盟做出贡献。但是,这些被孟子称之为圣人的部族首领在做出贡献后却窃取了公共权力,并进一步发展成剥削阶级。

三、孟子的伦理思想引发的儒学重构现象

孟子以性善论的元伦理因素为起点,逐渐发展出以仁、义、礼、智为主要内容的美德伦理,最后由道德伦理发展为政治学说。孔子思想和孟子思想的核心区别是道德是否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核心因素。孟子认为道德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核心因素,孔子则认为礼制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核心因素。

孟子思想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如他的“仁政”思想是对孔子“善政”思想的创新,他的心学是对子思的人性论的创新,他的“四端”思想是对曾子的道德体系的创新,他的“重士”“尚贤”思想源于先代儒学思想。但是,孟子将这些思想进行重新整理,将儒学的核心因素“礼制”变为道德伦理,故而引发了儒学思想体系化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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