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丽容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 贵州兴义 562400）

关于藏地史前“十二小邦”的真实性，已有深入的研究[1]，但是对于“十二小邦”这一专有名词的产生，以及它对吐蕃王朝乃至整个藏族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意义和价值至今未见相关讨论。本文将对照藏文传统典籍和敦煌藏文文书记载的内容，分析“十二小邦”在吐蕃王朝中的地位，以理解这一专有名词在后世文献中被反复提及的根本原因及其潜在涵义。

一、传说故事中的“十二个人”

关于雅隆悉补野部落联盟的成立，藏文史籍以神化形式描述了聂赤赞普从“天界”降临雪域高原，在多人的簇拥之下成为“人主”，对此中外学者都很熟悉。但是，不同版本的故事中，迎请赞普的人的身份却并不相同。

有人认为是“十二位智者”，或者是“有福分的人”。例如，《贤者喜宴》载：“（赞普）首先降落在拉日江脱山巅，后至拉日瑞布赞塘果西。其时，被一些有福分的藏人所见，诸目睹人中，有严谨的洛（lho）及尼雅（gnyags）、公正的琼（khyung）及努（snubs），友善的赛（se）及波底父民六族（spo-steyab-vbangs-rus-drug），尚有拉布拉塞（lha-po-lhasras）、塞本（se-bon）、玛本（rma-bon）、久拉本（cogla-bon）、象雄本（zhang-zhung-bon）、蔡米本（tshemi-bon）等十二位智者。……（众智者）对天降之人说：请为我等之王吧！于是即将座椅支于脖颈之上，迎请而至”[2](P7)。

有人认为迎请赞普的是苯波，即巫师。例如，《柱间史》载，“恰巧在尧布神山的石山与草地交界处，赛苯波、莫苯波、当苯波、奥卜苯波、甘拉苯波、兆苯波、琼苯波、悉苯波、宁苯波、杰苯波和觉拉苯波等十二苯波的先知大德们正在祭祀天神”（bonpo-sogs-yon-tan-can-gyi-mi-bcu-gngis-phyugsskyong-bas）[3](P47)。

有人认为是12位少年，或12位牧人。例如，《西藏王统世系明鉴》中说是“一些牧人”（phyugsskyong-bvi-rdzi-bo）。《汉藏史集》亦载，“此时有雅干拉色、托拉温布等十二名聪明少年在此处放牧牲畜，与王子相见。”[4](P81)据此，有学者还指出：这种说法是牧业在古代藏族部落重要地位的反映。

但是也有史料明确记载是12个小王国迎请聂赤赞普。例如，法国学者石泰安曾经指出《拉达克王统记》中的记载是：“十二位小国王（rgyalphran-bcu-gngis）决定拥他为王”。达赖喇嘛五世所著《苯教源流史》中也记载了“十二位小国王……聂赤赞普被选拔为吐蕃的国君”。关于迎请聂赤赞普的原因，另外，“据《国王遗教》载：将四周的强大国王同无法与之相抗衡的十二位小国王对立起来了；因而也就产生了必须找到一位强有力的国王的迫切要求，这位国王就是聂赤赞普。”[5](P18-20)

笔者以为，这些后世藏文文献中的“十二小邦”显然已经是整个“吐蕃”的代名词。为了与“四周的强大王国”，即东部中原汉地，北部里域，西部大食与南部天竺（古印度）”相抗衡，“各地小邦王子及其家臣应世而出，众人之主宰，掌一大地面之首领，王者威猛，相臣贤明，谋略深沉者相互剿灭，并入治下收为编氓。最终，以鹘提悉补野之位势莫敌，最为崇高。其施天威震慑，行王道治服矣！”[6](P249)可见，是雅隆部落作为“威猛王者”，领导众小邦，即吐蕃，与“强邻”进行对抗。

历史故事中迎请聂赤赞普的“十二个人”，其实代表了古代青藏高原的十二个主要地方势力，其邦主及“伦波”（即家臣）后来成为吐蕃王朝的中坚力量。虽然这十二个小邦在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年代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被纳入雅隆部落麾下，但是在故事中，他们变成了十二个人物，“同时”出现在迎请雅隆部落的第一位王——聂赤（gnyav-khri）赞普的场景之中，聂赤赞普也被顺理成章理解为“坐在人的脖子上的王”。其实，藏文的“gnyav”不仅有“脖颈”之意，亦有“山梁”的意思，“khri”是“宝座”之意。雅隆部落第一位赞普的宫殿“雍布拉康”就正好在山梁之上。另外，在后世关于吐蕃王朝起源的神传说话中，这些小邦不仅被演化成具体的人物形象，而且是“主动迎请”聂赤赞普的到来。

下面，我们通过“十二小邦”中的“王”和“大相”最终在吐蕃王朝中的地位，来重新认识“十二小邦”对于吐蕃王朝的重要价值。

二、吐蕃王朝中的权臣与“十二小邦”

石泰安曾经评价：“巴俄祖拉陈瓦是责任心强而又严谨的史学家”[5](P14)，其著述中众多内容都有相关的确凿证据。巴俄祖拉陈瓦所著《贤者喜宴》[2](P5)（1564年）以及比之更早的《弟吴宗教源流》[7](P105-106)（12世纪）中都有关于“十二小邦”的详细内容①。其中罗阿木、森波杰和李聂秀等小邦之王在其他典籍中也多有提及。他们或被消灭或者逃亡他乡，最终都臣服于雅隆悉补野部落[1]。但是更多的“小邦邦主”则是主动臣服于赞普，其后裔也成为吐蕃王朝中可圈可点的重要人物。

努布氏（gnubs）：曾经是努域陵古（gnubs-yuggling-dgu）之王，后臣属于雅隆部落。努布氏的后裔中，努·孟多日邦赞（gnybs-smon-to-re-sbung-brd⁃zan）、努·赤多日通保（gnubs-khri-do-re-mthongpos）、努·赤道杰祖伦（gnubs-khri-dog-rje-gtsugblon）、和努·年多日恩囊（gnubs-mnyen-to-rengan-snang）等多人先后任吐蕃大相一职。[6](P215-217)

娘氏（myang）：原为娘域纳松（nyang-yul-rnamgsum）之王，后归顺雅隆部落。娘·莽布支尚囊（my⁃ang-mang-po-rje-zhang-snang）在朗日伦赞时期曾经受赞普重用任大相。“赞普父王伦赞升遐，王子墀松赞在位之时，娘·莽布支尚囊受命抚苏毗诸部，归于治下。娘·莽布支尚囊以智谋使人、马均不受损伤而征抚敌部，征其税赋，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抚服庶民百姓如同对本部民户”[6](P216)。但是后来娘氏被琼保·邦色苏孜离间计所害[6](P228-229)。

埃氏（rngegs）：曾经是埃域朱西（rngeg-yulkyi-gru-bzhI）之王，后臣属于雅隆部落。其后代中，埃·塘雍塘杰（rngegs-thang-yong-thang-rjes）、埃·芒相达策（rngegs-nang-zham-stag-tshab）曾任吐蕃大相，其中，“埃·芒夏木达则布征集大藏之王田土地贡赋”[6](P203)在史册中有清楚的记载。

此外，源自“十二小邦”小邦的“家臣”中也有不少在吐蕃王朝中成为权倾一时的“名人”：

琼保氏（khyung-po-ra）：原为藏蕃小王马尔门的属下，后成为吐蕃王朝中的一名重臣。朗日松赞时期，“有琼保·邦色者，割藏蕃小王马尔门之首级以藏蕃二万户来献……‘苏孜’者（琼保·邦色ghyung-po-spung-sad-zu-tses之又名）诚为忠顺之辈”。后揭发蒙·温布之“阴谋”，揭发并消灭了娘·尚囊，参与消灭森波杰之计划，征讨并占领达布全境，可谓功勋卓著，曾经深受赞普重用，但后来受其他权臣排挤，被逐渐冷落，最终以自杀并献出首级为代价才勉强保全其后代不受灭顶之灾[6](P221-229)。

噶尔氏（mgar）：原本为森王迟昌松（khrivphrang-gsum）之“大臣”，但是在吐蕃王朝前期，即从松赞干布至赤都松赞普时期，该家族的几位成员曾经是王朝中权倾一时的重要大相。关于该家族的兴起最早有噶尔·赤扎孜门和噶尔·芒相松囊曾经担任大相之职。而从噶尔·东赞域宋开始，该氏族就更为显赫。对内，噶尔氏及时发现琼保氏的“异动”，提前平息了吐蕃王朝内部可能出现的纷争和动荡。P.T.1287所载，“琼保·邦色苏孜已经老耄，曝日闲居”，当琼保·邦色试图宴请赞普以挽回败局之时，噶尔却事先发现了琼保氏的“阴谋”。琼保·邦色苏孜选择自尽并令其子献其首级于赞普才勉强保住“未毁其家族政事”[6](P229)。对外，噶尔氏为赞普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外交上，噶尔·东赞域宋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过程中可谓智勇双全立下奇功。军事上，在针对吐谷浑和大唐的数次战争中，以噶尔·东赞域宋为首的父子三人的赫赫战功，不仅在敦煌藏文文书之中，而且在《唐书》《唐会要》《通典》《资治通鉴》等汉文典籍中都有生动的记述。不过，无论其曾经的功绩如何，噶尔家族的最终命运仍是令人叹息。敦煌文献P.T.1287载，“噶尔等数大论心怀异志，谋逆背叛，赞普乃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以坚甲利兵处置之，将叛变诸臣悉数治罪”[6](P229-230)。

韦氏（dbavs）：先祖为俄·新章察（rje-vol-rjevI-zi-brang-tsha）之家臣，也出现在P.T.1287文书之中。据说，森波杰达甲吾时期，岸本韦·雪多日库在格斗中被线·墀热顿孔所杀，其兄韦·旁多热义策到森波杰前申诉不果，与“心怀异志”之娘氏结盟，并联合其舅氏农·桑多日松派使者联络悉补野赞普（达日年塞）。朗日松赞时期，韦·义策、韦·梅囊、韦·布策等联盟娘氏、农氏和蔡邦氏，引赞普之兵灭森波杰（墀邦松），韦氏从此成为悉补野联盟之权臣，受封领赏[6](P217-221)。墀松赞赞普之时，该氏族在权力斗争中不敌琼保氏，“后，韦·办过日义策老耄，曝日闲住”，“适逢赞普自辗噶尔往畿曲河谷”，乃“托请枕·聂多日祖伦转禀赞普”，与赞普盟誓并得到赞普誓词：“义策忠贞不贰。你死后，我为尔营葬，杀马百匹以行粮。世孙后代中，赐以金字告身，不会断绝！”[6](P225-226)有赞普盟誓的正式承诺，出自该氏族的韦·赤松杰藏热、韦·达扎孔类、韦·囊热苏赞、韦·芒杰拉类、韦·颊道日达聂等多人先后任吐蕃大相。

没卢氏（也译为卓氏vbro）：曾经是努王米巴（snubs-rje-dmigs-pa）的大臣，后成为雅隆部落之属下。其后世子孙中曾有多位出任吐蕃大相：没庐·穷桑俄尔玛（vbo-cung-bzang-vor-mang）、没庐·赤苏若木夏（vbro-khri-gzu-ram-shags）没庐·赤松杰达囊（vbo-khri-sum-rje-stag-snang）。[6](P217)

由此可见，“十二小邦”不仅仅是古代青藏高原重要的地方势力，其后裔在吐蕃王朝中也大多身居要职。藏文典籍中之所以反复出现“十二小邦”之名，应是因为它们对吐蕃王朝乃至整个藏族历史都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

三、藏文文本文献中的“十二小邦”

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十二小邦”出现在吐蕃王朝时期。在吐蕃王朝的政府文告中以及其后众多典籍中，“十二小邦”被作为众多臣服小邦的代表被沿用至今。

（一）藏文传统历史典籍中记录的“十二小邦”

《弟吴宗教源流》载：“松赞干布执政早期划分为四茹，定苏毗为支茹，将受封的四国王（四部王）纳入治下，在唐蕃边界设立哨卡；编订十二小邦为庶民奴户，父系六族为王服务，享受王的待遇”[7](P122)。这段文书说明，松赞干布时期“十二小邦”已经被当作专有名词在使用，用以代表所有已经臣属于吐蕃王朝的众多小邦。

历代学者在著述之中，“十二小邦”也经常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使用。例如，17世纪达隆噶举派有名僧人阿旺南杰的《珍稀佛教史海》[8](P100,140-141)，现代学者诺章·吴坚的《数称词释义大全》[9]等著述中就多处提到“十二小邦”之名。但是大多数学者和世人其实并不太关注“十二小邦”具体包括哪些小邦，且常常将其与“二十五小邦”和“四十小邦”等相提并论，用以指代藏地史前地方势力各据山头，互不统属，相互征伐的状况。

关于“十二小邦”的具体详情，藏文典籍中《弟吴宗教源流》和《贤者喜宴》中细细列举了各个小邦的邦名、地域、王、大相的名称。后世学者对“十二小邦”的理解多以《弟吴宗教源流》为范本，也有以《贤者喜宴》为根据。例如，现代藏族学者中仁钦诺布则在《西藏历史宝镜》[10](P60-63)一书参照了《贤者喜宴》。弟吴觉色在《汉藏佛教史详释》[11](P225)中详列“十二小邦”之名时其排列顺序明显是根据《弟吴宗教源流》：

“rgya-phran-bcu-gnyis-ni,yul-vchims-yulnag-bo-dgu-sul,…… yul-zhang-zhung-dar-gyerje-le-shar-bzhugs,…… yul-myang-ro-mchadgkar,…… yul-sybs-yul-gling-dgu,……yul-nyangro-sha-bo,…… yul-gyi-ra-ljongs,…… yul-ngaspo-khra-sna,…… yul-dwags-yul-se-mo-grubzhi,……yul-vbrog-mo-rnam-gsum……”（十二小邦是：琛域、象雄、娘若切噶尔、努域陵古、娘若香波、吉日群云、岩波查纳、约甫邦卡、芝显瑞莫贡、娘域纳松、达域楚奚、卓穆那木松）。

桑珠次仁编辑的20世纪著名藏族学者的作品集《毛尔盖·桑木旦全集》[12](P138-139)中也是根据《弟吴宗教源流》：

“de-yang-rgyal-phran-bcu-gnyis-ni,ldevuchos-vbyung-las,yul-vchims-yul-nag-po-dgusum……”（据《弟吴宗教源流》载：“十二小邦”是：琛域……）。

总之，“十二小邦”作为专有名词，在吐蕃王朝时期已经被记录在案。此后该名词更是在历代各类典籍中被反复使用，现代学者对“十二小邦”的理解基本是以《弟吴宗教源流》和《贤者喜宴》的记载为根据。

但是，随着敦煌藏文文献的发现和释读，学者们对“十二小邦”的理解出现了新情况。例如，恰白·次旦平措在《次旦平措著作》中论及“十二小邦”时就是根据P.T.1286的记载。在“十二小邦与四十小邦，从聂赤赞普、穆赤赞普到止贡赞普、布德贡杰”（rgyas-phran-gnyis-dang-sil-ma-bzhi-bcu,gnyav-khri,mu-khri-btsan-po-nas-gri-gum-btsanpovi-bar-dang,spu-de-gung-rgyal-gyi-skor）这一节中，他详细列出了17个小邦的所在地、小王和“伦”（大臣）[13](P315-316)。顺序和内容明显与敦煌文书P.T.1286相同而与《贤者喜宴》和《弟吴宗教源流》的记载有较大差异。下面看看敦煌文书中的“小邦”与后世藏文典籍中的“十二小邦”有哪些不同。

（二）藏文传统典籍与敦煌文书内容之异同

关于藏地史前小邦，藏文传统典籍与敦煌文书所载有非常明显的差异

首先，小邦排列的顺序不同。P.T.1286中，“象雄”位居榜首，而“琛域”排列在其所列17个小邦的第15位。而且在敦煌的多份文书中，凡是与小邦有关的内容，其排列顺序都与P.T.1286雷同。但是在《弟吴宗教源流》和《贤者喜宴》中，琛域却居于首位，这也是众多藏文传统典籍中“十二小邦”的排列顺序。可见，敦煌文献中关于小邦的记载应该是以这些小邦国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作为排序的规则，而后世藏文典籍中“十二小邦”的排序明显取决于这些小邦成员后来在吐蕃王朝中政治权力的大小。所以，“十二小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与史前“小邦”的潜在涵义已经不同。

其次，各小邦的书写方法上有变化（见表1）。从这些小邦名称的差异中，明显可以看到时代变迁的痕迹和在反复抄写的过程中人为原因导致的错漏、改写、增添或删减。而且“十二小邦”并未超出P.T.1286中记载的范围，只是顺序上（表明重要性）有所调整。

（三）传统藏文典籍中的“十二小邦”，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其具体内容也在逐渐变化之中

以《弟吴宗教源流》和《贤者喜宴》中的“十二小邦”为例进行比较（见表2），发现《弟吴宗教源流》中，最后一个小邦“卓末纳木松”（vbrog-mo-rnam-gsum）。但是，《贤者喜宴》中被代之以“工域哲那”（kong-yul-bre-sna），且排列顺序在第10位，而这个顺序却刚好与敦煌文书中小邦的顺序相吻合。

表1：各小邦的书写方法变化对比

《贤者喜宴》（1564年）1 mtshims-yul-gru-shul 1 vchims-yul-nag-po-dgu-sul 2 zhang-zhung-yul 3 myang-ro-phyong-dkar 4 gnubs-yul-gling-dgu 5 nyang-ro-sham-po 6 kyi-ri-ljon-sngon 7 ngam-shod-khra-sna 8 vol-phu-spang-hkhar 9 sribs-yul-gyi-ral-gong 10 kong-yul-bre-sna 11 nyang-yul-rnam-gsum 12 dwags-yul-gru-bzhi《弟吴宗教源流》（12世纪中叶）2 zhang-zhung 3 myang-ro-mchad-dkar 4 snabs-yu-gling-dgu 5 nyang-ro-sham-po 6 gyi-ro-ljongs-sngon 7 ngas-po-khra-sna 8 vol-phu-yang-mkhar 9 kris-sna-rol-mo-gong 10 ngang-yul-rnam-gsum 11 dwags-yu-se-mo-gru-bzhi 12 dwags-yu-se-mo-gru-bzhi

可见，“十二小邦”的具体内容可能因为历代学者不同，写作时参考的资料不同而导致一些细小的改变。然而，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十二小邦”一名却得以延续至今。

结 语

专有名词“十二小邦”始于吐蕃王朝时期。这个专有名词的出现，是为了强调吐蕃王朝权力的基础和政权的合理性。因为正是在“十二小邦”的“共同拥戴”之下，青藏高原以雅隆悉补野部落的首领——赞普为核心，一个更大更有力的部落联盟——吐蕃王朝得以建立，并开始其对外扩张的步伐。

笔者以为，传统史籍中“十二小邦”虽以古史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同时出现在迎请聂赤赞普的画面之中，实际上是在吐蕃王朝“天下大定”之后，为阐释赞普的神圣性和王朝的合理性，把历史的时间与空间进行移植的结果。敦煌藏文文书的记录反映了古代青藏高原上真实的政治形势，与后世的专有名词“十二小邦”不能等同。

藏文典籍中关于“十二小邦”不是所谓神秘的数字“四”或者“六”等数字组合的结果。“四”或者“六”等数字究竟有何特殊的含义，学者们对此的论述首先就是含糊其辞或者语焉不详，且没有任何材料或事实能说明这些数字在古代藏族先民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特殊意义，在现代藏族人生活中也未见任何“残留”或痕迹。此外，卡若、曲贡等远古遗址遗物中没有反映出藏族先民在数字上有任何特殊偏好或者规律。这说明：藏族人“神秘数字”观不可信。传统史籍中的“四茹”，“十八东岱”等，乃是吐蕃王朝时期为适应对外战争中军事指挥之需要，在“天下一统”之后对内部的一个大致划分。史前时期，小邦林立，各自为政，应该没有“雄才大略”提前考虑“天下”布局，所以关于史前青藏高原的“天下”四分与六分之说，不过是后世人的附会解释。

通过藏地“十二小邦”的由来和含义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藏人历史叙事的特征。其中既有把古代世界中的重要人物形象附会到后世历史叙述的内容，更多的是将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重要人物和事件进行移植和嫁接，成为亦真亦幻，有根据却更似神话传说的历史故事。然而，对比不同时期的历史典籍，结合敦煌藏文文书的记录，我们仍然能够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此外，藏文传统史籍中浓厚的佛教说辞，实际上更能证明这些只是后世人笔下的所谓“历史”。

[注 释]

①张云在其《“十二小邦”考辨》中将两份材料中所列“十二小邦”进行过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曾丽容.藏地史前“十二小邦”考[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

[2]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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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5][法]石泰安著，耿昇译，王尧校.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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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弟吴贤者著，许德存译.弟吴宗教源流[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

[8]阿旺南杰.珍稀佛教史海[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2.

[9]诺章·吴坚.数称词释义大全[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10]仁钦诺布.西藏历史宝镜[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

[11]弟吴觉色.汉藏佛教史广说[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12]桑珠次仁.毛尔盖·桑木旦全集（1914-1993）[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

[13]恰白·次旦平措.次旦平措著作[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