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静

摘 要：作为一种理解城市空间的视角，闲逛者在英国具有独特的发展路径及本土特质。十六七世纪之交的城市文学促成了英国闲逛者意象的萌芽，是一种观察都市的闲逛；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的报刊文学进一步涵养了闲逛者，试图通过精致的散文实现理性启蒙的社会诉求；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华兹华斯的诗歌则聚焦自然与乡村，用不同于都市闲逛的方式来反思当时英国的城市病。簡言之，从文学小册子到散文，再到诗歌，看似不相干的闲逛行为实际上揭示了英国中产阶级从萌芽到发展的独特过程，折射出该阶层的社会焦虑。

关键词：闲逛者；英国文学；城市空间；中产阶层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8）04-0019-09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4.003

闲逛者（flaneur）是法语词汇，意为游荡者（stroller）、游手好闲的人（lounger或loafer）、漫步者（saunterer），指“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城市中，观察城市生活的人”[1]6。就词源来而言，根据19世纪的《拉鲁斯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Larousse）的相关词条，闲逛者（flaneur）一词可能源于爱尔兰语中的“libertine”，即“放荡不羁的人”。词条的作者将该术语定义为“loiterer”（闲逛的人，混日子的人），也就是“消磨时光的人”，并且将其与当时新兴的都市消遣行为联系起来，如购物、在人群中的观看等。作者还指出，闲逛者只存在于大城市或大都市之中，这是因为小镇无法为其提供闲逛的空间和观察的对象。大多数闲逛者都是无所事事的人，其中也有不少艺术家，他们从令人咋舌的新兴城市景观中获得了不少深刻的洞见[2]93-94。在法语中，与“flaneur”意思相近的词还有“boulevardier”，后者指“经常逛林荫大道的人、闲荡者、花花公子”。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闲逛”（flanerie）是人们的“一种业余爱好，被视作一种观察复杂都市并与之协商的最佳方式”[3]1。之后，“闲逛者”这一形象相继出现在各国的文学、绘画及影像作品中。

当前学界对“闲逛者”意象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本雅明相关著作的阐释。吴琼教授从“闲逛者”“奇观化”和“拱廊街”三个关键词入手，讨论本雅明思想中所承袭的马克思式拜物教批判。他不仅将闲逛者视作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批评方式，还从性别政治的角度讨论了“女性闲逛者”的不在场与男性凝视之间的关系[4]26-36 。汪民安教授把闲逛者视作大都市中现代性的产物，将其理解为一种双重的凝视，即闲逛者对

巴黎的凝视和本雅明对闲逛者的凝视。此外，闲逛者还揭示出了都市景观的双重属性，即作为商品的都市景观和作为垃圾的都市废墟，并指出“拾垃圾者”这一意象在本雅明著作中的重要性[5]4-13。此外，更多

国内学者借用“闲逛者”这一视角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如虞昕的《当代美国电

影中的后大都市游荡者——以，〈在云端〉〈第九区〉和〈盗梦空间〉为例》、徐敏的《王朔与文革后期的城市游荡者——以〈动物凶猛〉为例》等。

不难发现，国内针对“闲逛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雅明的经典著作中，鲜少涉及其他理论家的讨论，且缺乏更加全面深入的论述。因此，拓展“闲逛者”的文化语境，从更宽广的文学、文化传统中讨论这一经典概念，对理解“闲逛者”是十分有必要的。学者戴纳·布兰德（Dana Brand）认为，最早的闲逛者并非出自波德莱尔笔下的19世纪巴黎，而要追溯到16世纪的伦敦。彼时，城市文学在伦敦开始萌芽，带动了英国都市文化的发展，也较早地孕育了“闲逛者”这一意象。因此，本文尝试返回16世纪以来的英国历史文化语境，以早期伦敦城市手册、17世纪英国杂志以及19世纪诗歌为节点，探讨闲逛者这一意象在英国文学传统中的发展路径。简言之，虽然英国语境中的“闲逛者”依然与都市文化存在着紧密关系，但其文体和功能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作为观察的闲逛：16世纪的伦敦人与城市文化萌芽

根据文献记载，1600年的伦敦人口飙升至25万人，较1500年的5万居民增长了四倍[6]399。自1576年起，伦敦便成为欧洲的商业中心和国际化市场，孕育了商人阶层。彼时，两个新的社会群体在伦敦聚集。第一个群体是来自各国上流社会的富豪及中产阶级，这些人的大量财富亦让伦敦成为一个珠光宝气、铺张摆阔的大都市。与此同时，富裕阶层子弟皆来伦敦寻求成功的机会。根据资料记载，这些年轻人既有贵族后代，也有的来自农民家庭，多数为法学院学生、宫廷侍从、职业军人，并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即“镀金的流浪汉”（the gilded vagabonds）。该群体崇拜现代性，将文学视作业余爱好，对英国传统不以为然，在花天酒地中沉迷放纵。作为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之一，他们通常聚集在公共场所，养成了诸多恶习，并通过不光彩的手段来攫取财富[7]316-317。第二个群体是新兴的作家群体。作家的职业化与大众阅读产业化有着紧密关系。首先，印刷术于16世纪上半叶在英国普及开来，推动了英国书籍的传播，其中既包括珍本，也有不少大众读物。人们通常花一便士就能买到两本廉价小册子，以此养成了大众阅读习惯和阅读市场的兴起和繁荣[8]344-345。此外，16世纪末期，英国接受教育的人数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s）和大学为伦敦增添了浓厚的知识氛围。彼时，读书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该需求促使很多年轻人成为职业作家，用读者喜欢的文风和俏皮话来描绘伦敦的都市社会生活[7]317。

可以说，英国的消费社会就肇始于此[3]5。就以上两个新兴都市阶层而言，前者为英国文学中的“闲逛者”提供了写作素材，而后者既成为迎合大众阅读市场需要的主笔人，又是都市的观察者。两个群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共同建构了早期英伦的“闲逛”空间。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1568年投入使用的英国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该交易所坐落于伦敦，其建筑分为上下两层：一楼是供各国商人们进行交易的拱廊式建筑，二楼包括约160个商铺，多以出售奢侈品为主要业务。根据布兰德的研究，自开放以来，皇家交易所便成为伦敦富人所追捧的社交场所。他们身着彼时最时尚的新款服饰，相互观察，分享八卦趣事，交换消息，并购买那些能彰显其财富身份的商品[1]15。从这一角度上看，皇家交易所与本雅明笔下的拱廊街颇为相似，都是供人购物、闲逛以及展示的空间，而在此驻足的人们则成为16世纪的闲逛者。

不仅如此，多样化的城市文学则深入描绘了当时的闲逛空间。首先是呈现城市全貌的书籍（urban panorama books）。这一文学类型通常对城市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描绘，以歌颂都市生活为主旨。此外，这些作品还把城市分割为不同的空间，以地图的方式来勾勒大都市。此类书籍的代表作有约翰·斯托（John Stow）的《伦敦概况》（Survey of London）（1597年）等。

后來，伦敦出现了揭发骗局类的书籍（coney-catching books），亦是城市文学的新类型，英剧《飞天大盗》（Hustle）（2004—2012年）就是这类文学的现代作品。此类书籍聚焦伦敦的各种诈骗行为，旨在揭发骗局并提醒人们不要受骗上当，代表作品是托马斯·德克尔（Thomos Dekker）的《敲钟人的第二次夜行》（Lanthorne and Candle-light or the Bell-Mans second Nights-walke）[7] 354-355。此书借敲钟人之口，不仅列举了乞丐、小偷、诈骗犯和妓女等设下的种种骗局，而且还详细介绍了伦敦的城市风情和习俗，因此亦发挥了纯粹的娱乐功效。与第一种城市文学类似，揭发骗局类书籍试图将城市描写成一个静态的整体，只不过用伦敦城中坏蛋们取代了地图式的城市风貌。虽然它声称要为城市中不同阶层的人服务，但读者往往是这样一群“绅士”（gentleman），即“有闲、有钱、浮夸的年轻人”，他们喜欢流连在大都市中的剧院、游乐场以及奢侈品商店[1]19。因此，都市成了一种可供消费的景观。

第三种城市文学类型是描写“泰奥弗拉斯托式人物”的书籍（Theophrastian character book）。在《角色》（characters）（公元前3世纪）中，作者泰奥弗拉斯托（Theophrastus）曾将人们的性格进行分类，每个类别都用一个描述性格的形容词来概括，如“傲慢”（arrogance）、“懦弱”（cowardice）等。泰奥弗拉斯托首先为该词下定义，然后再列举相应的行为模式，以做出说明[1]21。 显然，17世纪描写人物性格的书籍与古希腊著作有所不同。在1641至1642年间，此类作品实际上是一种混杂类型，融合了古希腊的性格分类方式和当时城市文学的幽默性及娱乐性。它涵盖了当时英国的各种职业及阶级，其区分标准兼顾道德及社会属性，代表作品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Sir Thomas Overbury）的文集。在文集中，作者列举了“贵族”（a noble）、“军人”（a soldier）、“妓女”（a whore）等人群。与泰奥弗拉斯托不同的是，奥弗伯里爵士不仅描述了每类人的行为模式，而且还附加了相应人群的外貌、表情和服饰。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种类型的城市文学并非泾渭分明，而是逐渐相互融合，记录了当时伦敦的城市风貌和不同社会阶层。更进一步说，这些作品在“凝视”伦敦这一都市空间，同时也在观察当时的“伦敦人”（Londoners）。就“伦敦人”而言，该群体在16世纪90年代占英国人口的八分之一，既有被财富、社交、消费等元素吸引到伦敦的都市新贵，也有从边远乡村招募而来的学徒、佣人；既包括欧洲商人、弗兰芒人移民、法国宗教难民等，还有来自城外的工匠、兼职劳动力、罪犯、流浪汉以及失业人群[6]399。可以说，伦敦人是一个涵盖不同社会群体的混杂群组，既是英国城市中的“人群”，又包括“闲逛者”。

二、作为启蒙的闲逛：18世纪的中间阶层与报刊文学

一般说来，英国历史语境下的18世纪始于1688年光荣革命，一直延续到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在这一时期，报刊成为英国重要的大众媒介。报刊文学不仅为新兴的中间阶级拓展了阅读的机会和素材，而且还满足了读者及作者共同享有的愿景，即通过阅读实现理性启蒙和自我完善。因此，报刊文学不仅是一种记录当时伦敦百态的观察视角，更是一种旨在道德教化且具有启蒙功能的“闲逛”。

之所以报刊在18世纪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窗口，首先是因为人们的社交场所趋于世俗化。之前的几百年，教堂曾是重要的社交空间，不仅是让人们有机会接触并学习绘画、文学等艺术品的唯一场所，还供人们获取并交换信息，并开展社区活动。到了18世纪，虽然教堂依然承担着部分传统功能，但随着宗教信仰呈多样化发展，人们开始在世俗空间寻求社交场所。彼时，英国的许多社区都出现了读书俱乐部，定期更新书刊。此外，咖啡馆也接连出现，至1700年，伦敦共建成了2 000家咖啡馆。在这一重要的公共空间中，人们能看到教士们在某个角落伏案写祷告词，也会看到医生们正在为病人提供咨询。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就常在咖啡馆为杂志写稿[9]225-227。

无论是在书店，还是在咖啡馆，报刊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读者了解实时新闻的通道，亦为其提供了公共话题中的谈资。芭芭拉·本尼迪克特（Barbara M. Benedict）指出，18世纪的书商为了刺激读者持续购买书籍，推出了廉价的系列读物，源源不断地提供新内容。在初期，系列出版物以日常政治新闻为主，后来拓展到八卦消息和文化话题讨论，还包括书籍、戏剧等娱乐活动的评论，也会选登文学作品片段。由此，期刊（periodical）这一类型应运而生，并逐步发展成涵盖新闻、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的媒介形式，在作者、编辑和读者之间营造了一个闲逛空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观察者》（Spectator）杂志，它由约瑟夫·艾迪生与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联合创办，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用本尼迪克特的话说，这份杂志就是“都市的闲逛者”（urban flaneur），讲述着伦敦的众生百态。杂志上配着插图，在图书馆、咖啡馆等伦敦的社交场所流传开来[10]10。18世纪伊始，《观察者》杂志的发行量约为3 000份，三十年代的《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约有10 000份，世纪末的英国杂志种类更是高达250种，每份只需花费6便士，是名副其实的廉价大众刊物[11]213。

值得注意的是，在18世纪，启蒙思想成为英国乃至欧洲的主流社会思潮，当时英国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大众报刊对中间阶层实行理性启蒙和道德教化。该功能的实现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贵族及中产阶级共同建构的市场需求。其二是专业文人的产生以及文学产业的市场化进程。

第一，阶层差异催生了中间阶级进行自我完善的需求。從16世纪后半叶到17世纪初期，英国社会存在着严格的阶层划分，例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六级说”，由低到高分别为：鳏寡孤独的穷人、失业者、学徒、佣人等，他们往往依赖慈善救济为生；城乡体力劳动者，既有种地的雇农，也有工厂的工人；经营农场的农民、约曼农（yeomen）、手工业者与小商贩；小乡绅（gentry）；男爵、骑士等乡村精英；贵族[12]18。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英国社会日益分化成为三个社会层级，17世纪后半叶亦见证了英国“中间阶层”的崛起[11]177。所谓中间阶层，是指上层（贵族）和底层（手艺人、工匠、劳工、贫民等人群）之间的社会群组，既包括大商人、大银行家、大地主、高级政府官员等颇具影响力的人们，也有小商贩、独立手工业者和小农场主等。

以中间阶层为基准，往上一层是人数不多的贵族。他们拥有大量土地，是当时英国社会的“家长”，负责制定法律及管理公共事务，因此也被称为贵族寡头制。就上、中两个社会层级的流动而言，贵族向下流动极为容易，反之则很难。这种封闭性反而会加剧中间阶层对贵族身份的向往，促使前者竭尽全力地模仿后者的生活方式，“就算无法成为拥有土地的‘绅士，至少也要跻身准乡绅阶层，从而能理直气壮地在名字后加上‘Esq的称呼”。有的商人甚至将其品牌命名为“女王陶器”（Queensware）来吸引庞大的中间阶层顾客[9]225-227。对并没有受过精英教育的中间阶级来说，阅读不仅意味着获取资讯、娱乐休闲以及赚钱，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提升道德和完善自我，从而能够接近贵族阶层。也就是说，阅读是人们成为优良社会成员的一个重要渠道[10]3。在这种情况下，廉价又资讯丰富的报刊文学为其提供了一个经济有效的方式，以实现其提升自我修养、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

第二，写作不再依赖有权势阶层提供的赞助，而是成为中间阶层的一种独立职业。记者（journalists）作为独立的职业出现，旅游指南的作者以及手册编者也能通过写作养家糊口。到了18世纪末，格拉布街（Grub Street）周围更是聚集了一群启蒙主义文人，包括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哲学家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政治家詹姆斯·伯格（James Burgh）、思想家威廉·葛德文（Willliam Godwin）、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评论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等，其主要收来源有教书、为报刊撰稿、讲座、编辑出版以及翻译等[9]84 。在同一时期，作家不再依赖资助人，而是成为独立群体，通过市场贩卖自己的作品。笛福就是专业文人，其作品多达560部书之多，同时还是为20多家杂志写作的职业撰稿人[11]374。同时，专业的文学评论人应运而生。许多报刊专门设立了文学评论板块，而且还出现了专门的文学评论期刊，例如《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1749—1844年）、《文学批评》（Critical Review）（1756—1791年）、《文学杂志》（Literary Magazine）（1756—1758年）等。综合性报刊也吸引了许多专业文人，以上文提及的《观察者》为例，其主笔人包括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等一众名家。

对这些文人来说，启蒙意味着以大众为潜在读者，用本民族的语言言说，培养读者的理性思维。因此，散文成为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主流文体，其内容以日常生活为素材，话题则往往集中在道德教化方面，发挥着劝谕的功效。以《观察者》为例，艾迪生和斯梯尔两人的文章就有效地将大众趣味与道德教化合二为一。从内容上看，他们讨论过有修养的行为举止和哲学话题，也描写过伦敦的日常生活，还涉及不同性别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主要的社会性格类型；其社会空间涵盖教堂、商店、证劵交易所等地，既描述过高雅的文学趣味，也讨论过通俗的娱乐活动和昂贵的奢侈品。就形式而言，在文章开头，两位散文家都会引用一段拉丁语名句，这与18世纪启蒙文人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极为契合。这些名句来自尤维纳利斯（Juvenal）、维吉尔（Vergil）、贺拉斯（Horace）、普罗佩尔提乌斯（Propertius）等古典大家，皆与文章的主题相关。之后，作者再使用英文散文来展开论述。

再以塞缪尔·约翰逊为例，他不仅曾是《绅士杂志》的撰稿人，而且还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和专栏，包括《漫游者》（The Rambler）（1750—1752年）《闲人》（The Idler）（1758—1760年）等。从杂志名称上看，“漫游者”和“闲人”从更大程度上巧妙地回应了本雅明的“闲逛者”形象。与本雅明不同的是，约翰逊的文章与同时代的散文家类似，表面上是在描写“闲逛者”的生活及其活动空间，实际上旨在通过伦敦万象来潜移默化地提升读者的道德素养。因此，他的文章也往往强调健全的道德及其力量，倡导将理性运用在经验之中，践行美德，而不是靠想象和感觉来获取美德等[13]2665。更为重要的是，约翰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语句平稳展开，流畅又带有严整的节奏感；语言特点鲜明，惯用拉丁词和多音节词。其文字虽不如斯威夫特简洁，也不像艾迪生规整，但却毫不晦涩浮夸。他不仅能用极为复杂的句子将思想表达清楚，还总能恰如其分地使用优雅的词汇[13]2665。 他希望读者能够读到更有品味的英语，不仅通过内容让读者涵养道德，而且还能从语言的维度提升大众的文学趣味。

18世纪见证了文学市场化以及产业化的过程，亦是英国城市文化进一步发展成熟的时期。此时的报刊文学从三个维度上与闲逛者产生着紧密的关联：它既记录了伦敦日常生活中的闲逛者，又是作为文人的闲逛者观察及书写都市文化的平台，还是咖啡馆、书店等公共空间的重要物质性组成部分。与16世纪的城市文学不同，作为闲逛者档案的报刊文学采用了更为讲究的散文形式，而且试图发挥道德教化的功用，在闲逛中寻求哲学及人生意义。因此，18世纪的闲逛者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游荡，而是大众自觉的理性启蒙。

三、作为治愈都市焦虑的闲逛：华兹华斯与孤独之境

如果为英国文学传统中的游荡者列举一个榜单，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可以位居榜首，这位从湖区守望都市的诗人甚至堪称深度漫游癖（wanderlust）。华兹华斯生活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该时期的关键词。从表面上看，华兹华斯的漫游是隐遁于乡村，似乎与都市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他对自然的描写实际上回应了19世纪初期英国的都市文化及城市病，这亦是一种治愈城市焦虑的闲逛。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英国城市还处于“血汗工厂”阶段。直至19世纪末，城市居民才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自16世纪城市文化萌芽，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就没有停止过。到了19世纪初，英国从事工商产业的家庭数量就已经远远高于农业家庭了：在1801年到1803年间，前者数量高达745 826个，而后者不足320 000个。 曼彻斯特等新兴工业城市陆续出现，纺织业和棉业带动了运输业的发展，也再次复兴了利物浦这类港口城市。1815到1835年间，利物浦的新码头增加了8个，人数也增长了近60%。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的农业仅占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成为的工人阶层中的一员[14]。到了1851年，纺织工业和港口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率均突破200%，制造业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也高达186%[14]221。至于伦敦，它自18世纪末已经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在工业化进程中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

所谓城市病，是指“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状态的结果”[15]105 。简言之，城市病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果，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糟糕的工厂生活。就工人而言，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童工和女工的境况更加恶劣。根据相关数据，许多童工从10岁甚至更小就进入工厂工作了。1833年，童工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3个小时，最多需要工作18个小时，但工资却比成年男性要少得多。与此同时，脏乱、拥挤、污秽是工人生活环境的关键词。脏乱差的状况也蔓延到了城市的其它角落，人口密度過大以及工业污染最终导致伦敦成为“雾都”。由于人口数量激增，英国城市周边很快形成了贫民区，贫富分化加剧。1834年，英国的乞丐人数是全国人口的8.8%，不少地方是陌生人社会替代了熟人社会，造成犯罪率的提升，青少年罪犯在全国占近三分之一[14]230-231。 18世纪修身养性的成果也逐渐瓦解，越来越多的中间阶层成为卖淫业的顾客，伦敦妓女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由于华兹华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生活在湖区，因此很容易被读者将其置入“乡村/城市”的二元对立中，误认为他小隐于乡村，逃离了都市生活。实际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已经蔓延到了湖区。湖区的怀特海文（Whitehaven）在当时则是个相当重要的港口，彭里斯（Penrith）、 凯斯维克（Keswick）、 肯达尔（Kendal）以及考克茅斯（ Cockermouth）等地有小规模的工厂，坎伯兰（Cumberland）沿岸则生产煤和铁矿，普通人没有土地，相当一部分土地所有权都集中在少数地主和乡绅手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很多赤贫的人、乞丐和流浪汉。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Dorothy Wordsworth）曾在其日记中写道：

一位年轻的女人在门口乞讨——她来自曼彻斯特。周日早晨，她手里拿着两先令和一张被她当做银行钞票的纸——它是假的。一年半以来，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相继离世——四人埋在一块墓地中——葬礼花费很大——接受救济的人死后都被放在同一个地方——每具遗体要花费二十先令。[16]2

这个女人失去了家人，还要花去巨额的丧葬费处理后事。而墓地的经营者为了将利润最大化，无所不用其极地盘剥顾客。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死亡也成为奢侈的事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打击，同时经历着失去家人的痛苦和贫穷的危机，因此引发更大的精神危机。实际上，华兹华斯在其作品中记录了很多边缘人的形象，并呼吁社会要给予这些人以人文关怀和人道援助。因此，华兹华斯并非是一位遁世隐居的诗人，而是用诗歌记录下了当时社会，用乡村反向折射出了都市。

华兹华斯对19世纪城市病的回应，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回应当时的都市病，用城市的混乱状况来隐喻都市人的精神危机，进而反思工业化如何将工人阶层裹挟至资本体系中。例如，在诗歌《伦敦，1802》（London， 1802）中，华兹华斯指责当时的伦敦就像“一潭污秽的死水沼泽”（a fen of stagnant waters），并呼唤弥尔顿（Milton）用美德、自由和力量来拯救伦敦，令其重新拾回昔日的荣光。在长诗《远足》（The Excursion： Being a portion of The Recluse， a poem）中，华兹华斯注意到贫穷的小村庄如何迅速发展成紧凑排列的工业化城镇。原本渺无人烟之处，如今却挤满了工人的暂居之所。从远处望去，就可以看见工厂上空的浓烟。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轮流倒班工作。华兹华斯特别控诉了工厂对人性的异化。在他的笔下，煤气灯闪烁着不自然的光，为永不休息的工人照亮。与此同时，工厂开工的铃声定时响起，无情地向工人宣告着工作的开始。人逐渐地被机器规训，丧失了自己的本真。无论男女老少，都像机器一般，处于这个永无止境的疲惫之中。后来，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专门作诗来谴责其对人性的摧残，反思工业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工厂分工的不断细化，人们也不断地进行简单的重复性工作，犹如流水线上的机器一般，成为一种固定的生产秩序。工人的工作被量化，工作过程也有人全程监督，每一个工作步骤都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规范标准。

然而更多时候，我们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发现一个漫步在乡间的形象。如果说18世纪的报刊文学是面对大众的自觉闲逛，那么华兹华斯诗歌则首先是一种与自己的对话。用他的话说，诗歌是诗人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因此在其作品中，我们总能发现华兹华斯用第一人称闲逛在自然之中。在长诗《远足》（Excursion）中，作为叙述者的“诗人”（the Poet）与其伙伴“漫游者”（the Wanderer）共同去拜访了“孤独”（the Solitude），此三人连同“牧师”（the Pastor）共同构成了华兹华斯本人的精神写照。其中，“孤独”经历了痛苦的折磨，失去了身边亲朋，体味了政治理想的破灭，以及随之对上帝及自然的信念的失望后，寻求从社会中隐退，甚至渴求从生活本身中解脱” [17]407。 此外，华兹华斯创作了很多以漫游为题的诗歌，如《我独自游荡，像一朵孤云》（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歌：为漂泊的犹太人而作》（Song for the Wandering Jew）、《我曾在海外的异乡漫游》（I Travelled Among Unknown Men ）等。在这些作品中，他通常让漫游的主体漫游至人迹罕至之处，凸显出浪漫诗人的孤独和忧郁之感。

这种漫游与闲逛并不是要强化人们心中的寂寞与忧郁的情绪，而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例如在《孤独的割麦女》中，旁观者“我”充当了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远远地欣赏割麦女的歌声，看她在田地中劳作。不仅如此，在诗歌首段，“我”提出要么就停下来静听，要么就悄悄的走过。“我”不愿入侵割麦女的世界，也不愿打扰她的劳作。只有给予割麦女充分的尊重，“我”才能充分地了解作为他者的割麦女。莱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指出，当“我”与“他者”相遇时，“我”所面对的是一个同伴和谈话的对象[18]2。而此时此刻，一种保持距离的旁观，可以让“他者”能够免予承受来自我们的统摄和控制，进而通达一种和谐的境界。这种面对他者的视角，亦能让人们暂时沉静在乡村中，反思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病。

因此，我们可以将华兹华斯的诗歌进行一种症候式解读，这一症候也从某种程度上应和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受尽人们的曲解与嘲讽之后，孤独地漫步在自然中；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为了思考人生的哲学，在瓦尔登湖畔孤独地冥想。华兹华斯在自然中净化与宣泄了城市化所带来的焦虑，从乡村中回望工业化给英国带来的现实困境。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在其著作中描寫了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将我们的时代称为一个无法辨别真实与虚幻的拟象时代，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将社会描写成一个布满碎片、垃圾与废墟的世界。就华兹华斯而言，他通过自然与乡间的闲逛来倾听自我，尊重他人，面向世界，这就是他的漫游哲学。

结 语

不可否认，闲逛者这一术语被经典化要得益于巴黎。它出现在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诗集中，经本雅明的进一步阐释，成为19世纪巴黎的一个关键术语。在本雅明那里，当时的闲逛者是一群在拱廊街流连的人们，他们与周围的人互不干涉，“其中有挤进人群中的行人，也有要求活动空间、不愿放弃雅士们悠闲之乐的游荡者”[19]76-77。

就英国的“闲逛者”传统而言，它源于16世纪的英国城市文学，彼时只是介绍都市新现象与大众文化的小册子，可以被视作一种观察伦敦的视角。18世纪的报刊文学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意象，应和了当时的启蒙思潮，用精致的散文和有品位的语言来传达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道德提升诉求。虽然华兹华斯本人对新古典主义的文风颇有微词，但他却用作品进一步构建了闲逛者这一意象，并且通过漫游于乡村和自然来传达对英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思考。从这个角度上看，英国文学传统为传统的闲逛者意象增添了多个维度的内涵。

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的闲逛者传统与巴黎的“闲逛者”具有某些相似之处。首先，两者产生及发展都肇始于都市空间。1806年，“闲逛者”出现在法国一本匿名宣传册中，也就是拿破仑时代的“好先生”（M. Bonhomme）。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在其文章中详细描绘过“好先生”的形象：他喜欢在都市街头流连，不仅对电报信号等陌生的新技术颇为好奇，还喜欢在商店和橱窗闲逛，观察书籍、时装、珠宝等新事物。此外，他还喜欢在咖啡馆及餐馆中消磨时间，与演员、作家、记者和画家交流，其主要兴趣是“美学”[2]94-95。 从这一点看，英国闲逛者的主要活动空间与好先生是类似的，皆源于都市中街道、商店、咖啡馆等大众公共区域。

此外，英、法两个闲逛者的文化传统都进一步揭示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对社会阶层造成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闲逛者不仅是“有钱又有闲的”人群漫步在都市景观中，而且还将折射出不同的社会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在19世纪初期的法国，“好先生”不仅关注电报、大楼等都市新景观，而且还通过观察士兵、工人和跳广场舞的女工，将社会底层纳入都市文化视野。在波德莱尔那里，闲逛者是“恶之花”的见证人。至于伦敦等英国城市，从早期都市文学中的防骗指南，到后来的难民、罪犯、流浪汉以及失业者，再到“世界工厂”的产能提升与工人困境，皆反映出都市繁荣发展造成的阶层分化。可见，闲逛者这一意象不仅涵盖了都市消费者（主动的闲逛者），而且还容纳了在都市中无力消费的人群（被动的闲逛者）。

更重要的是，英国的闲逛传统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足以将其与法国19世纪的闲逛文化区分看来。简言之，巴黎的拱廊街、奥斯曼与林荫大道、西洋景与世界博览会、街垒与密谋家、波西米亚人等一系列意象不仅为“闲逛者”编码了足够的视觉消费色彩，还为其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味。例如奥斯曼城市改造后的林荫大道，其设计初衷本来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巩固都市消费景观和资本体制，但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林荫大道却推动了巴黎的街垒战，促使街垒变得更高、更坚固，更安全。

与之不同，英国的闲逛传统则更多地聚焦了本土中产阶级的发生及发展历程。在16世纪的早期， 闲逛的功能在于观察城市这一新现象。彼时的都市文学不仅见证了伦敦的都市化萌芽，而且还记录了中产阶级的萌芽，即“伦敦人”。就“伦敦人”这一人群而言，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都市新贵、商人、工匠等后来都成为了英国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如果说这一时期的闲逛还是带有猎奇性质的旁观，那么到了17世纪后半叶，“闲逛”则反映出当时中间阶层在集体无意识层面的社会焦虑。具体说来，零散的城市小册子发展成为成熟的大众报刊产业链，促使闲逛的功能转变为思想启蒙和道德教化。闲逛之所以承载了这一诉求，是因为当时英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上、中、下三层结构，“中间阶层”一方面极易向下层流动，另一方面又缺少向上层流动的通道，只能通过大众阅读来提升自身的“趣味”，从而让自己在思想上更接近贵族，远离底层。如此一来，通过大众报刊进行的“闲逛”行为实际上是让中间阶层以想象的方式满足了现实中的阶层流动焦虑。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焦虑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到了18世纪，不仅是伦敦，其它大中城市也摆脱不了城市病。在这一过程中，中产阶层构建并认同了“都市/乡村”的二元对立。有些中产阶层转移至乡村或海外，试图通过“闲逛”来反思当时的社会问题，前者如华兹华斯，后者如雪莱。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华兹华斯等诗人的“闲逛”体现出一定的反思意识，但往往寄希望于浪漫式怀旧。彼时，湖区不仅没有成为整个中产阶级反思现实的空间，而且还被构建成为颇受欢迎的旅游地点，而乡村也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区域。由此，中产阶级的现实焦虑转化为无意识层面的精神分裂，即“工作/闲暇”，前者与都市对应，后者与乡村相关。

在华兹华斯之后，英国文化中的“闲逛”传统并未戛然而止，而是随着消费社会的成熟进一步构建着英国的中产阶级。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指出，到了19世纪，英国的中产阶级与贵族阶层彻底达成了妥协。这一妥协在公立学校和文法学校的区分中可见一斑，其课程体系旨在“继续培养老派绅士”，不仅强调中产阶级的优越地位，而且“又狡猾地结合了在权威和服务等观念方面的严格训练，以便形成一种可以人为控制但又不会被扰乱的正规体系”[20]335 。可以说，对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体制的认同浸润在英国中产阶级的血液中，这在当代英国王室婚礼的关注中可见一斑。王室和大众正在携手合作，将王室婚礼构建成新的都市媒体景观。作为具有消费能力的闲逛者，英国的中产阶层正翘首企盼着能在新的景观中闲逛一番。

[参 考 文 献]

[1]BRAND D. The Spectat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M].Cambridge，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1.

[2]WILSON E. The Invisible Flaneur[J].New Left Review， January-February 1992.

[3]WERNER J V. American Flaneur： The Cosmic Physiognomy of Edgar Allan Poe[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4]吳琼. 拱廊街·奇观化·闲逛者——本雅明的拜物教批判[J].河南社会科学，2014（4）：26-36.

[5]汪民安. 游荡者、商品和垃圾[J].中国图书评论，2009（12）：4-13.

[6]MANLEY L. “Literature and London”， in David Loewenstein and Jenel Muell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7]WARD A W， WALLER A 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ume Ⅳ Prose and Poetry： Sir Thomas North to Michael Drayton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9.

[8]姜守明. 英国通史（第三卷）：铸造国家——16—17世纪英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9]PORTER 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Penguin Books，1991.

[10]BENEDICT B M. “Readers， Writers， Reviewers， and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omas Keymer and Jon Mee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1740-1830[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1]刘金源. 英国通史（第四卷）：转型时期——18世纪英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12]STONE L. 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500—1700 [J].Past and Present，No. 33， April，1966.

[13]GREENBLATT S. The Norton Anthology English Literature，Eighth Edition，Volume 1[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2006.

[14]刘成. 英国通史（第五卷）：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15]张家唐. 简论城市与城市化[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101-106.

[16]WORDSWORTH D. The Grasmere and Alfoxden Journals [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WOODRING C，SHAPIRO J.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British Poetry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18]孙向晨. 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9]BENJAMIN W.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0]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倪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卢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