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盼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驻重庆外交官约翰·戴维斯被史迪威将军看中，担任其政治顾问。他与其他外交官一起，提出与中共建立联系，并对蒋介石政权采取灵活政策的建议。但这些建议最终未被美国决策者所采纳，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扶蒋容共”转变为战后的“扶蒋反共”。本文旨在简单叙述戴维斯提出建议的具体内容，并分析这些建议对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及建议最终未被决策者采纳的历史原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处理好中美关系，协同抗击法西斯势力，美国派出了一批青年才俊来担任驻华外交官，他们对中国社会了解深刻，熟谙中文，能够客观地看待中国局势的发展，被誉为“中国通”，约翰·戴维斯就是其中之一。他最早提出要派觀察小组考察中共解放区，并与其他“中国通”观点一致，建议压制蒋介石政权实现政治、军事改革，同时对中共提供援助。然而这些建议最终被束之高阁，但经过历史长时间的检验，它们是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可正是因为这些建议，戴维斯这些“中国通”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还被指责是“丢失中国”的罪魁祸首。这些建议对美国在战时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最终没有被采纳其背后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建议的具体内容

约翰·戴维斯于1908年出生在中国四川省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里。受传教士家庭的影响，他具有坚忍不拔，沉着镇定的性格特点，他大学毕业后，通过了美国政府的外事人员招考，经过短期培训，先被派赴到美国驻加拿大领事馆工作，不久转调来华。1942年春史迪威将军来华指挥盟军协同作战，戴维斯被招于其麾下担任政治顾问，同其他的大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孜孜不倦地向美国决策者提供关于中国现状比较充实的材料。

早在1942年初夏之际，戴维斯就曾三次去重庆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决心，并且非常欢迎美国派代表前往延安进行考察。戴维斯一直努力地推动此事的实现，在写给美国决策者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是个腐朽残暴的政权，它缺乏群众基础。”美国对蒋的一味支持，最终会使美国卷入中国内战当中，还容易引发与苏联的冲突。为了防止美国面临这种危险，戴维斯认为必须强制蒋介石实行根本的政治军事改革，并且应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于是在1944年1月15日写给史迪威将军的信中，戴维斯坚持要派一个观察小组去延安考察，而且还将信的副本寄给了总统助理霍普金斯，由他递送给罗斯福总统以征得同意。随后蒋介石在罗斯福的压力之下，同意美国组成的“迪克西使团”分两批于7月和8月奔赴延安，戴维斯等“中国通”也参与其中。此外戴维斯还拟定了一项美军在华北登陆与共产党人协同作战的计划，使共产党部队获得美国武器并接受美军的指挥。但由于史迪威将军因联军指挥权问题与蒋介石争得不可开交，后被调离中国，该计划一直未被批准。

来华调处国共关系的总统特使赫尔利于1944年11月7日抵达延安，戴维斯事先向他提出忠告：他带来的那些国共合作的条件中共是不会轻易接受的。这一忠告惹恼了赫尔利，第二天戴维斯就被命令返回重庆，以免妨碍调处工作。回到重庆后，戴维斯继续在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将军手下任职。1944年12月15日，戴维斯同包瑞德和伯德两位上校再次飞到延安，与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问题。但对此事一无所知的赫尔利勃然大怒，认为这样做破坏了他调处国共合作的工作，于是迁怒于戴维斯，令其立即离华，到驻莫斯科大使馆去担任新的职务。在离开中国之前，戴维斯在一份报告中曾敦促美国政府“作出坚决的努力从政治上抓住中共，不要让他们由于我们不予理睬而倒向俄国人。”到达莫斯科的戴维斯依旧时刻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写了不少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加上了对苏联形势的分析。

二、建议的结果及原因

战争临近结束，美国国内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华政策。戴维斯这些“中国通”提出的对华政策建议，代表着一种灵活的、现实主义政策：“从当前来说，与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中共军队）合作，向他们提供武器；从长远来说，对蒋介石采取灵活政策，不要无条件地承担义务。”与之相反的就是赫尔利所推行的“扶蒋反共”政策。而美国决策者最终选择了后者，标志着戴维斯等人的对华现实主义政策的失败。

经过历史长时间的见证，戴维斯这些人提出的建议恰恰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而这些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主要由以下三点原因所导致：

（一）“中国通”自身因素

戴维斯这些“中国通”没有认识到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首先戴维斯这些“中国通”都是美国人，所以毋庸置疑都忠于自己的国家，维护本国利益。为了在抗战时期将美国的牺牲降到最低，只有维持中国的抗战，这样才能牵制住大量的日本兵力，以缓解美国在太平洋作战的压力，所以他们主张与中共建立联系。但为了避免卷入中国的内战，所以要对蒋介石提供有限的援助，不要承担过多的义务。而美国决策者为了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必须使中国在战后成为亚洲对美国友好、与美国合作的主要国家，使中美关系成为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的基础。所以为了防止蒋介石政权的崩溃妨碍美国在亚洲势力的扩张，决策者势必会推行“扶蒋反共”政策，戴维斯等人的努力也就注定付之东流。

（二）亲蒋势力的宣传

亲蒋势力在美国的大肆宣传，使得美国国内两党大多数的成员和其他各派人士仍选择支持蒋介石政权。在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为了争取美援而逐渐组成院外援华集团。随着该集团的规模不断扩大，对美国的政界、军界以及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开始不断增强。成员们随着与蒋介石政权的密切往来，将自己的利益与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都不留余力地为蒋介石争取援助进行大肆宣传，有的奔走于美国政界，有的游说于美国国会。这就使得美国国内两党大多数的成员和其他各派人士在知道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之后，仍坚持认为他是中国的唯一领导人，美国真正的朋友，所以他们还是主张采取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政策。

（三）美国决策者态度转变

以上两点原因起到的都是促进作用，而美国决策者的态度才是至关重要的。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就有两个目标：

首先短期的军事目标是使中国继续作战，所以美国一改之前的“中立”态度，开始大力支持中国，提供经济、军事、技术等各方面的援助，以发挥中国重要的军事作用。但得到这些援助的蒋介石并没有积极抗战，而是想凭借着这些援助趁机消灭共产党，并肆无忌惮地还想要求更多。为了维持中国全民族抗战，美国决策者在抗战初期听取了戴维斯等人的建议，开始限制对蒋介石的援助，并企图迫使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军事改革，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美国政府这一时期对华政策可概括为“扶蒋容共”。

其次长远的政治目标是在战后谋求一个统一、稳定、亲美的中国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亲密的盟国，以对付这一地区的其他大国——苏联。在抗战末期， “对日战争这个主要矛盾行将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开始逐渐突出，成为美国对华政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美国是一个注重意识形态问题的国家，尽管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但它毕竟是一个亲美的政权，同属资本主义范畴。所以美国决策者不可能去支持中共，也不会真正的坚持中立的立场。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扶蒋容共”转变为战后的“扶蒋反共”是必然的。

三、建议的影响

戴维斯与其他“中国通”观点一致，都主张在有限援蒋的基础上，与中共建立联系。这些建议虽然最终未被美国决策者所采纳，但罗斯福总统在1942年2月同意派观察小组去中共控制区。所以戴维斯等“中国通”的对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建议，其实质性影响就主要体现在“迪克西使团”上。

首先迪克西使团在延安考察的期间，观察组成员与中共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的交谈，对中共形成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他们依据自己在延安的观察和思考，写了大量报告和一些政策性的建议。这些报告和建议先在驻华外交官和军事人员中广泛流传，使得许多人都纷纷想去解放区了解情况。接着还被送往到美国决策者和各主要部门，深深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美国在战时坚持的“扶蒋容共”政策，以及之后对国共的调处，尽量避免国共内战，建立联合政府，都可以看出受到了其影响。

此外，这些报告还影响了美国的公众舆论，使美国公众了解到一些中国的真实情况。在派观察小组去延安之前，美国与中共之间只是进行民间外交。一些美国记者、学者、军人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了解放区，了解到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增强了他们对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当时美国国内由于亲蒋势力大肆宣传蒋介石的光辉形象，各大报刊上刊登有关中国的内容都被国民党独揽，使民众对中国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而迪克西使團的观察成员写得报告与之前去延安访问人员发表的报道在杂志上发表，打破了蒋介石政权在美国公众舆论上独霸的局面。使美国舆论开始发生了转变，不再相信之前对蒋介石的虚假宣传，对中共有了新的认知。

总之，戴维斯这些了解中国实情的“中国通”们，能够审时度势，提出了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对华政策建议，对战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和公众舆论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最终这些建议都未被决策者采纳，不仅与“中国通”自身的局限和亲蒋势力的宣传有关，最重要的是与美国决策者对华态度转变有关。美国由于在战后对华采取“扶蒋反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中国的内战当中，直至蒋介石政府在大陆垮台，宣告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中美都处于敌对状态。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