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阳 金玮

【摘要】“铁山摩崖”石刻与《龙藏寺碑》所刻时代相去不远，由于《龙藏寺碑》本身“落款”处的模糊，“铁山摩崖”的“题名”部分又与此相似，故，通过对“铁山摩崖”所谓的“题名”处的分析，将“题名”进行细化，形成较为细致的“署名系统”。确定了“铁山摩崖”“署名系统”中的“齐任城郡功曹……闾长嵩”的“署名方式”；并由此印证《龙藏寺碑》落款处“张公，礼之”分析的正确性；继而确定了一种北朝时期在这一地区针对于佛教石刻所特有的“署名系统”。

【关键词】书法史；北朝史；铁山摩崖；“署名系统”；石刻用语

一、“铁山摩崖”“题名”处

（一）“题名”所指

以《龙藏寺碑》为例，如碑阴额及碑阴面上诸人官职、姓名等，按统一按“题名”论说。同样的北周时期，“铁山摩崖”中也有所谓的“题名”部分，将“供养人”“经主”“捐献人”“书人”“责任人”等与此碑相关的人物作为，包含在“题名”之下，其所指十分不明确。如“铁山摩崖” 《题名》部分，在《经文》下部，共9行62字，現存6行44字。《邹县续志·金石志》及清代拓片进行文字识别，《题名》为：

由此可知：

“齐任城郡功曹周（南）平阳县功曹大都维那赵郡李巨敖宁朔将军大都督任城郡守经主孙洽东岭僧安道壹署经齐搜扬好人平越将军周任城郡主薄大都维那闾长嵩”。①

可知：

“齐任城郡功曹/周（南）平阳县功曹/大都维那/赵郡李巨敖/宁朔将军/大都督/任城郡守/经主孙洽/东岭僧安道壹署经/齐搜扬好人/平越将军/周任城郡主薄/大都维那/闾长嵩”。②

从目前的石刻资料来看，对于不同的内容所在其中需要记录的人物的范围并不相同。主要取决于石刻所“负责”的“邑义”的建制是否完善。另，“主要责任人”对于石刻署名的具体要求。

因此，所为“题名”、“题记”等相关内容皆属于“署名系统”中。本文则着重讨论石刻中出现的“署名官职”中的“朝代”、“地域”和人物的“姓名”、“称呼”。

（二）“铁山摩崖”“署名”处官职、地理考

1.两处“齐”

在“铁山摩崖”“署名系统”中，出现两处“齐”。第一处“齐”后为“任城郡功曹”；第二处“齐”后为“搜扬好人”。两处“齐”所指应相同。

关于“任城郡”的相关记载，见于《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兖州府……北齐曰任城郡”。而，在卷三十三“济宁州……后魏复置任城郡……后齐又改任城曰高平郡”。同时，在《元和郡县图志》中“曲阜县……本汉鲁县，即春秋时鲁国，伯禽所都。其地即古炎帝之墟也。自后或为鲁国，或为鲁郡，而县属焉。高齐文宣帝省鲁郡，仍于鲁城置任城郡。”则在这一时期沿用至北周的地名“任城郡”的唯一归属大致位置在鲁地的范围内。③那么由此可以肯定“铁山摩崖”的“齐”字不为“齐地”的指代。

另外，“铁山摩崖”刻于北周大象元年（579），在北周时期，任城郡所辖内，任城以郡的区划模式已可设立“开府”，如，北周大象二年（580），《北史·校勘记》“周书卷八静帝纪大象二年，隋书卷五四田仁恭传末，并见任城公王景……官为上柱国。”在大象二年，王景已是“任城郡公”并以“任城郡”名义开府。那么，将“齐”理解为某种在“任城”辖区内的“开府”名称则并不合理。

除此二者之外，仅存一种解释，此处的“齐”表征的是北周之前的“北齐国”。④

2.“齐”“搜扬好人”“平越将军”

在“题名”部分，出现“齐搜扬好人/平越将军/周任城郡主薄”一处。“搜扬好人”，见毕沅《山左金世志》有记“一刻搜扬好人平越将军周任城郡主簿大都维那……搜扬好人乃北齐所设官即征求遗逸之意”而在后面同时存在一个“周”字，后无字另行书“任城郡主薄”。参照前文“齐任城郡功曹/周平阳县功曹/大都维那”同样出现“齐”“周”二字。

在《元文遥传》中出现了“搜扬”：“于是密令搜扬贵游子弟，发敕用之。”而“元文遥”是作为“搜扬”计划的执行者。⑤ “搜扬”这一计划仅在北齐初期使用过，北周并未实施过此计划。在北朝后期，元文遥与赵郡官员关系密切“……犹恐其披诉，总召集神武门，令赵郡王睿宣旨唱名，厚加慰喻……至后主嗣位，赵郡王叡、娄定远等谋出和士开。”关于元文遥的生卒年，史料并未出现。按王虎《<北齐书>校勘献疑》一文中提到《北史·元文遥传》：“‘齐亡，阳休之等十八人同入关，稍迁司勋下大夫。按，十八人同入关，包括‘元文遥，故‘阳休之前当补‘与字。”则，元文遥的卒年应在北周灭北齐之后。而元文遥在“自东徐州刺史征入朝”后，于北周没有任职。

《周书·王士良传》“孝昭即位，遣三道使搜扬人物。士良与尚书令赵郡王高睿、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国，但有一介之善者，无不以闻。”当时由王世良、高叡、崔昂等三人为“搜扬”事件的领导者。⑥“分行郡国”后在不同的区域内执行。

而元文遥则是高叡分国“搜扬”事件的提出人、执行人，并且，“铁山摩崖”的所在地是元文遥为官时的常住地。元文遥应在“入朝，竟不用”之后。回到了这里，并以“搜扬好人”作为自己的一种类似于“号”的称谓。“搜扬”的提出仅仅解决了北齐时期“北魏”遗留的“县令选用”问题。而并非表现各个方面的对官员的选拔。

所以，在“铁山摩崖”中的“齐搜扬好人”，“齐”必定表示“北齐国”。在北齐国确有设立“正八品平越将军”一职。且在北周未设此官。并且，北齐与北周两朝尽管时间相近，甚至有重合部分而两朝所使用的官职制度完全不同。⑦使用从此处可以确定，在“铁山摩崖”石刻中，存在着两个朝代（的人物）同时在一个石刻当中出现的情况。根据黄寿成对西魏和北周过渡时期的职官：“……说明虽然在西魏时期还实行九品中正制，但是进入北周之后就没有再实施这项选官制度。”那么作为仅在北齐才有的官职，应与“搜扬好人”保持一定关系。

另外，在“铁山摩崖”《石颂》部分有关于书手“僧安道壹”的记录。“皇周大象元年岁大渊八月庚朔月十七子日丙子……于是有齐大沙门安法师者。”⑧在此，当时已有确定范例可以确定：“僧安道壹”于“北齐国”担任僧职，而后在《石颂》部分尽管已经入周，但却依旧书“齐国”。

3.“南平阳县”

清拓本“铁山摩崖”中，残存“周平阳县”，而《邹县续志》中作“南平阳县”。“南平阳县”在“任城郡”附近，即“邹县”旧地。而在此时期“平阳县”与此地相隔甚远，应不为此处所指，并北周治下并未出现“平阳县”。⑨因此，此处结合拓本与《邹县续志》， 拓本应脱一“南”字。

4.“赵郡李巨敖”

按《北周地理志》中所说“赵郡治平棘。”而北周时期的郡守为赵仲卿，这一时期封爵“赵郡公”为李晏，北周吞并北齐后其子李璟“即袭其爵”。⑩开府地位于“赵郡”。由李弼进入“赵郡”而非“赵郡望族李氏”的族人。

5.“宁朔将军”“大都督”

“宁朔将军”为北魏及北周官职，北齐不设，而在北齐时期，又存在两位北魏时期遗留的“宁朔将军”。11按“铁山摩崖”開凿时间计算，北周大象元年，按隆化元年（576），北齐后主高纬被俘来算，距北齐亡国已有两年，“铁山摩崖”中的“宁朔将军”应该是北周时期所任命的官职。则“宁朔将军”一职为周官。

“大都督”衔在北周实行六官制以后，受到兵权集中的影响，北周将“各州都督”改为“总管”，由中央选拔，并分散各府兵势力。12那么“署名系统”中的“大都督”在北周时期应符合三种条件：首先，“总管一般都是拥有将军职衔的官员担任。”另外，北周授“总管”职选取北周皇室亲信并继承。最后，各地郡守在这一时期，有加“都督”一职。按，严耕望所述“两晋南朝，郡守常兼督他郡……在东魏天平以后，则谓自孝昌至此时（北齐），郡守皆加当郡都督也。”

郡守加“将军职”自北魏已经开始，《魏书·王世弼传》“王世弼……出为河北太守……寻迁中山内史，加平北将军”这种不平级的“加封”在北朝后期甚为常见。同样的，“宁朔将军”为六命官，而任城郡守为五命，所以应该是“任城郡守”的将军职衔。

参考《周书·王士良传》可以看出，王士良降周之后“授大将军、小司徒，赐爵广昌郡公。寻除荆州总管，行荆州刺史。”同样的，《赵诠志》中“……除公大都督、蒲州治中、总（管）府司马、河东郡守。”那么，“宁朔将军”和“大都督”都应归于“任城郡守经主孙洽”名下。

（三）小结

1.“大都维那”——北朝僧官与俗官“双轨制”

由于北齐官制沿袭北魏官制，“僧官官制”依然相同。从北魏开始，在《大宋僧史略中》提到“后魏皇始中太祖征为沙门统”由此开始较为具体的僧官制度，白文固提出“北魏僧

官的地方机构与当时的行政体制相适应，分州、郡、县三级。”“从沙门统到州郡僧曹的僧官，都纳入国家铨选制度中……僧官有职有权，如同俗官……可以参加朝议奏请。”

那么，在这种“双轨制”的情况下，俗官与僧官互不重叠，“铁山摩崖”“署名系统”中出现两处“大都维那”，而“都维那”为“郡官”，由于“铁山摩崖”的形式并不规范使得官制排列并不准确，在一个郡的辖区中，“郡维那”仅有一人。故，一人为赵郡“都（郡）维那”，一人为任城郡“都（郡）维那”。那么，“铁山摩崖”的修建则是由“赵郡”和“任城郡”的僧官带领或联合地方官下属修建完成。

2.“署名系统”官职重叠

由于“署名系统”中的官职过于杂乱根据前文对各官职的梳理：

“僧职”人员：大都维那赵郡李巨敖、大都维那闾长嵩、东岭僧安道壹署经；

“北齐”官员：齐任城郡主簿、齐搜扬好人、平越将军；

“北周”官员：周（南）平阳县功曹、宁朔将军大都督任城郡守经主孙洽、周任城郡主薄。

而在《龙藏寺碑》碑阴出现了“前恒州签录事维那佫素”、“仪同府法曹参军维那潘善护”等这类，俗官与僧官并职的人。而在北周及北齐僧官资料记载中并未出现“并职”情况出现，故本文依旧按“双轨制”，将二者分开。

3.“书前代官”现象（“书前代官”并不署真名现象）

通过对于“铁山摩崖”“署名系统”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北齐”官员在“铁山摩崖”“署名系统”中均未署实名，有省略也有化名；

其次，“铁山摩崖”“署名系统”及《石颂》部分可以确定“北齐”官员在北周“书前代官”的现象；

再次，由此可以看出在“佛教僧官”的影响下，“俗官”的政治区分性并不明显，其表现在具体现实中，即，共同为某一次“佛教内部”事业服务。

故而，铁山摩崖“署名系统”应已此理解：

齐任城郡功曹/周（南）平阳县功曹/大都维那赵郡李巨敖/宁朔将军大都督任城郡守经主孙洽/东岭僧安道壹署经/齐搜扬好人平越将军/周任城郡主薄/大都维那闾长嵩

二、《龙藏寺碑》“署名系统”分析

《龙藏寺碑》与“铁山摩崖”所不同的是，其作为“纪念碑”和“功绩碑”的本质决定了“署名系统”更为“程式化”。《龙藏寺碑》的“署名系统”由四个区域分别位于碑阳22行、碑阴额、碑阴及碑侧。“龙藏寺”的修建是由“王孝仙”所领导的恒州集团为首，由“明建和尚”为“寺主”，而发起人“王孝仙”则位于碑阳正文内容中。

（一）“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

1.北齐基层官员在隋朝的情况

北齐覆灭之后，北周和旧齐官员双方态度并不固定，旧齐官员有出现在北周时期选择归隐而随后杨坚掌权时又“复出”的官员，如黄刹，“属天将弃齐……君投袂发愤，情深批患，乃招募乡人，表请式遏，敕授乡豪大都督。”此类大多为中层官员居多。按焦娜娜的分析，北周对于北齐中层以下官员，特别是文官的处理并不妥当，并且企图瓦解北齐望族的势力。更为关键的是，部分基层官员，北齐灭亡后不仕，后死于隋朝。13以杨秀为例，在其墓志盖上记录“齐皇国治书杨君墓铭”，而在墓志铭中记载“故知夷齐放性，当彼周年；巢许纵神，处于唐世。以大业五年九月十日遘疾弥留，掩于立德之馆，春秋六十九。”很明显，在齐灭之后杨秀就开始了“巢许纵神”，处于隐居状态，直至大业五年，那么在隋朝仍书齐官之名，并不罕见。同样的在韩佑墓志铭中仍然如此，14《全隋文补遗》卷二《韩祜墓志》“故开府仪同墓志……君怀节怀义，致事东皋；去禄去荣，馌彼南畝。逍遥风月之下，志散山泉之上……开皇六年五月六日，薨于第。”

因此可以明确的是《龙藏寺碑》中的齐必定是“北齐国”，而非“齐府”或“齐地”之称。

2.“张公”

而后关于“张公礼之”的断句问题，在端匋斋藏本《宋拓龙藏寺碑》中“之”字后无字，而关于“张公，礼之”的合理性，根据“铁山摩崖”中的“搜扬好人”一词，在佛教及前朝称为使用化名的情况，或者说“不署真名”的情况，在北朝造像记中并不罕见。王昶在《北朝造像诸碑总论》中就已提出“造像记”中人名难以考出的问题存在。作为正史中已出现的化名如“杨大眼”，较为容易，而对于“搜扬好人”一类基本没有提到相关内容的，则难度较大。而对于“张公”一词，“公”字仅仅作为一个称谓使用来说，“张氏”的资料难度更大。“公”字在南北朝石刻文献中的频率不低，而在此出现的目的一方面作为敬辞，而另一方面则是时代问题和佛教共同作用导致的。

3.“礼之”

“礼”在北朝时期已经在佛教当中使用，《全齐文》卷十五《以门律致书周颙等诸游生》中“五帝之秘礼之不袭三皇之圣岂三”“礼之”表“以‘礼的方式表示恭敬的样子”而“礼之”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成分。在北朝以后，大量的佛教类杂文中就已经使用“礼之”一词。同样的在《龙藏寺碑》中“礼之”也是“张公”在作完整篇文章之后，处于“恭敬的”结束全文。

（二）碑阴处人物考

《龙藏寺碑》碑阴共有被记录者107人，碑阴上列为龙藏寺任命的相关僧职，有官职者凡七十人。今将可考人物列于下文，其余参考《常山贞石志》中相关内容。

（1）“游愔”：《龙藏寺碑》记“翊军将军恒州长史游愔”；《蜀中金石见闻录》记“大隋仁寿二年（602）壬午岁三月翊军将军恒州长史游愔与妻袁四娘舍钱五百贯在信州金轮寺塔上造佛塔砖五十座”两处官职相同，时间相差十六年。而游愔仍为“翊军将军恒州长史”。而游愔又在信州（今重庆四川一带）一带有所活动。

（2）“赵穆”：《龙藏寺碑》记“翊军将军恒州司马赵穆”；《北齐书》记“此地齐之重镇，诸勇士多聚焉。前长史赵穆、司马王当万等谋执辅相，迎任城王于瀛州”《北史》记“武平元年，赵穆为天水王”赵穆在北周为范阳王高绍义僚属，后为天水王，周武帝攻陷范阳后，不记。按州县内“司马”、“长史”有相互重叠影响，而在北周后，此应为二者相互重叠所致。

（3）“李康”：《龙藏寺碑》记“冠军将军师提督九门县令李康”；《集古录》中记有两条，分别为《隋李康清德颂》和《隋李康清德碑》此二者内容一致，应为同一墓志铭。《颂文》记“大隋冠军将军太中帅部督恒州九门县令陇西李君清德之颂”李康卒于隋开皇十一年（592）二月十二日。

（4）“杨远”：根据《常山贞石志》中所考得相应官职，有“杨远”一人不能够确定，《龙藏寺碑》记“伏波将军户曹参军杨远”；按沈涛所述，此人与隋朝大理丞杨远是否为一人。隋定大理丞为正七品下，属基层官员。开皇十一年，参与独孤陁审理“猫鬼”案件。仁寿年间，杨远又参与“杨素陈延”案中，后史不载。《龙藏寺》载“伏波将军”，隋书不见此职，而北周、北齐伏波将军皆沿北魏出。在南朝陈，有钟士雄为隋初陈伏波将军，同时与杨广关系密切，后兵败。开皇九年（689）隋灭陈，而在这一阶段，降臣多未安置。而杨远此时应为钟士雄僚属，故称旧官。后迁大理丞，故前后可以相连。

三、结论

（一）“书前代官不署真名”

在“铁山摩崖”与《龙藏寺碑》中 “搜扬好人”“张公”和“叱李显和”三人皆为前朝旧官故而不署真（全）名，此现象在整个《龙藏寺碑》中并不鲜见，从北齐士人入周后的后的态度可以看出，特别是山东一带的北齐中心地区内，北齐士人在北周统治下并没有受到权力机构“许诺”的待遇，而产生的种种消极态度，从而迫使大量的北齐官员接受了佛教思想。同时，由于对“俗官”身份的“固执”态度，使得在保留原有官职的基础上，为“社邑”做事，而有期许与现政权保留距离的态度，使得“不署真（全）名”的现象留在石刻资料上。

（二）隋“僧官”与“俗官”署名重叠现象

在北朝时期，“僧官”与“俗官”完全分离，而在《龙藏寺碑》中的反映则是在此时“俗官”与“僧官”并行而立。如“前常山郡正维那石建业”；“仪同府法曹参军维那潘善护”，但有的在“署名系统”的第一位置书“前”字，如此“僧俗”混行，在北朝未出现过。按白文固的“内外力”说，将寺庙进行控制形成“一个权利机构”的模式。以“俗官”进入并形成对寺庙的管制。故《龙藏寺碑》碑阴处证明隋朝寺庙在“中央政府”的管制下，将北朝僧、俗“双轨制”逐步向“单向制”转变。

（三）“署名系统”

在北朝至隋这一混乱时期的金石资料，特别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石刻资料，对其相关人员的分析，通过“以书证史”来达到这一文献理解的准确性。继而追求书法史演化的准确性。“署名系统”是将固有的称呼“题名”“落款”及石刻中“人物描述”在历史中细化分割，将每一人在此结构中的作用进行描述。强调人在参与此项事件的性质。从而准确描述一件金石文献的各个方面。

注释：

①本文的”铁山摩崖”拓片及刻石的文字识别内容参考《中国佛教石经》（王永波，温迪娅编：中国佛教石经·山东省（第二卷），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5.）及《邹城县志》（（清）吴若灏：邹县续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307.）；”鐵山摩崖”的规格资料参考《四山摩崖研究》（（日）清原实门撰，（日）谷川雅夫译：四山摩崖研究，中国书法1993年03期.）.关于《龙藏寺碑》的”正文”识别，本文以上海图书馆藏本为主要参考（上海图书馆编：龙藏寺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关于”署名系统”识别，本文以上海书画出版社影印本为主要参考（上海书画出版社编：龙藏寺碑，中国碑帖名品，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同时参考有正书局珂罗本端匋斋藏本《宋拓龙藏寺碑》（有正书局：宋拓龙藏寺碑，上海：有正书局，1918.）.

②此处仅针对不同官职、人物、朝代等做一分隔，不代表对此”署名系统”的断句，后文将具体分析此处断句问题.

③”鲁地”所指为春秋及战国时期的一切归属”鲁国”的地域；后文中所涉及的”齐地”论述与此相同.

④此处仅排除两种”齐”字解释的可能性，后文详述.

⑤《文献通考》中元文遥在北齐”搜扬世胄子弟”的过程更加详细，”然犹因循後魏，用人滥杂，至於士流耻居之.元文遥遂奏於武成帝，请革之.乃密令搜扬世胄子弟，恐其辞诉，总召集神武门，宣旨慰谕而遣.自此，县令始以士人为之.”（（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572.）而在《廿二史札记·北齐以厮役为县令》中有出现了”令赵郡王睿宣旨唱名，厚加慰谕遣之，士人为县自此始.”（（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320.）”任城郡”与”赵郡”官员交流较为频繁，甚至合作一些具体事宜.

⑥有关高睿的造像记在《常山贞石志中》共有五条，这种较为频繁的造像反映了其宗教信仰.

⑦此处参见《通典》卷三十八、三十九及《北史·职官志》.北齐官职沿用北魏”九品中正制”，北周官职参考周六官职官制度.故，在此”平越将军”及”搜扬好人”均出于北齐.故可以看出，”铁山摩崖”在营造时的人员情况.关于北周时期官员任命问题参见黄寿成提出”……北周政权没有实行汉魏的职官制度，却实行了所谓周六官的职官制度.”（黄寿成：北周政权是否实行九品中正制？，文史哲，2014年第04期.）.

⑧有关”安道壹”的相关问题本文不作研究，关于”安道壹”的生平以刘涛对其研究为参考（刘涛，山东境内北朝摩崖刻经所见书写者的署名方式——兼为”僧安道壹”的籍贯补一证据，收藏家，2003（04））.

⑨根据《宋书·州郡三·荆州条》”宋初有四县，孝武孝建二年，以平阳县并厥西.平阳本为郡，江左侨立.魏世分河东为平阳郡，晋末省为县.” （（梁）沈约撰，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47：1121.）

⑩李晏为李弼第四子，《周书》记”（李）晏，建德中，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赵郡公.从高祖平齐，殁于并州.子璟以晏死王事，即袭其爵.”由此可知”铁山摩崖”的营造时间正是李璟作为赵郡公的时间.

11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职员令定为第四品上，二十三年复次职令，改为从四品.北周定为六命.（（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1039，1066.）

12关于北周改”都督”为”总管”，盖金伟认为其实质为北周为摆脱西魏控制，继而将权利进行分散，以达到分权目的.（盖金伟，北周总管府制度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3）：43-44.）有关”总管”在北周行政系统中的实际价值，谷川道雄认为”府兵指挥系统由各级都督府之间形成的连锁关系构成，大都督府作为柱国府、大将军府的共通项.”（（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15-316.）确定了”总管府”的實际控制项.

13根据焦娜娜对北齐官员进入北周后的整理来看，北齐文官多数被任命在地方.同时以卢思道为例”从卢思道从《听蝉鸣篇》中影射出受征入关的心情，在北周，旧齐人士入周后，得到重用者少，与那些早在西魏时入关并融入关陇集团的山东人物群体相比，其地位与心态之分别与差异.”（焦娜娜：山东人士与西魏北周政权，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42.）而杨东益提出北齐官员不仕周而仕隋的情况，”有一些在齐灭后未出仕北周政权的旧齐臣子，在这时候竟也选择参与杨坚阵营，帮助他对抗尉迟迥.”（杨东益： 高齐士人入周隋后研究，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30）.

14关于韩佑的姓名问题，张崇依已作考证（张崇依：隋代墓志定名三题，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7（04）：18），此处不做讨论.

作者简介：刘子阳，男，浙江杭州人，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论文《隋<龙藏寺碑>文本人物关系研究》入选《龙藏寺碑》与楷书发展学术论坛；发表文章《<将进酒>奇解》、《<道德经>三章解析》、《刘畅书法表达的新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