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婷婷　郑建中　温馨　赵晓蕾

[摘要] 目的 通过对比分析笔者所在医院产科2014年-2016年住院孕产妇构成的变化及其合并的高危因素的变化，探讨生育政策改变对医院产科带来的影响，进而为今后高危孕产妇的管理方向和干预重点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方法 根据住院原因及妊娠结局，将2014年1月—2016年12月在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产科住院的孕产妇进行归类分组——生产组、未生产组，采用χ2检验、秩和检验分析对比不同年份两组构成的差异及各组中不同年份住院的孕产妇合并的高危因素变化情况。结果2014—2016年住院患者构成有明显差异，2015年人们的生育意愿较低，且有生产意愿的孕妇高危妊娠率高于其他年份；高龄孕产妇、经产妇比例在增高；孕产妇合并的高危因素增高的有高龄、合并高血压、合并甲状腺疾病、合并盆腔肿瘤、胎膜早破、先兆早产。结论 高危妊娠的孕产妇是三级医院诊疗的重点，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合理收治患者。

[关键词] 生育政策；孕产妇构成；高危妊娠

[中图分类号] R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8）06（b）-0184-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hanges of family policy on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in the hospital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ratio changes of delivery women in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in the hospital from 2014 to 2016， and changes of high-risk factors thus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management direction and intervention key points of high-risk maternal women. Methods The maternal women in the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in the affiliated heping hospital of Changzhi medical college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6 were grouped into the production group and non-production group， and the ratio difference of the two groups in different years and changes of high-risk factors of maternal women in various groups in different yea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an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ratio of inpatients from 2014 to 2016， and the fertility desire of people in 2015 was lower， and the high-risk pregnant rate of delivery women with delivery willingnes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years； and the ratios of senile maternal women and multiparae increased， and the old age， hypertension， thyroid disease， tumor of pelvis， premature rupture of fetal membranes and threatened premature labor were the high-risk factors of maternal women. Conclusion The maternal women with high-risk pregnancy is the key point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lass A hospital，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imited medical resources， the patients should be rationally admitted and treated.

[Key words] Childbearing policy； Ratio of maternal women； High-risk pregnancy

1982年“計划生育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被定为基本国策[1]，历经两代人的时间，我国人口数量增长率明显降低，独生子女家庭超过1.5亿户[2]。但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一些问题逐步显现，如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低生育陷阱等，只有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才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故从2014—2016年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2次调整——2014年1月全国各省相继开始实施“单独二孩：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到了2016年1月则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该次研究截取的数据范围正是生育政策改变后，分析住院孕产妇的构成变化，在医院产科规模未扩增的情况下，对如何合理收治孕产妇及今后高危孕产妇的管理方向和干预重点进行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4年1月—2016年12月在该院住院的孕产妇。收集了所有孕产妇的一般情况、婚育史、孕期合并症或并发疾病情况、胎儿情况、妊娠结局、治疗方式等资料。

1.2 方法

根据住院原因及妊娠结局将孕产妇进行分类分组，分为生产组、未生产组。进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WS377.4-2013）第4部分“孕产期保健服务与高危管理”中对孕产期高危因素的界定，分析对比各组内3年间住院孕产妇合并的高危因素有无差异。

1.3 统计方法

应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用的检验方法有χ2检验、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2014—2016年因生育问题住院的孕产妇7 370例，对产科三年间住院孕产妇的总体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进行两两比较时按矫正的检验水准α=0.0167），得出：2015年生产住院的孕妇低于2014、2016年。2016年住院的经产妇所占比例高于2014年、2015年。2016年、2015年高龄孕产妇多于2014年。2016年低龄孕产妇低于2014年、2015年。见表1。

2.2 生产组孕妇分析

2.2.1 高危孕妇构成比分析 3年共有收治生产孕妇6 230例，其中高危妊娠[3]发生率62.6%。将3年高危妊娠的孕妇构成比进行分析，得出：2015年、2016年具有高危因素的初产妇多于2014年；经产妇中，高危妊娠的孕妇3年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2 高危因素单因素分析 因病历中对孕妇及一级亲属的遗传病史、妊娠早期接触可疑致畸药物、妊娠早期有病毒感染等情形未做详细记录，现对收集到的高危因素（孕妇一般情况、既往生产史、既往疾病史、入院时妊娠情况、入院时胎儿情况等）进行分析，筛出有统计学差别的高危因素，年龄、骨盆畸形（包含相对头盆不称）、合并贫血、合并糖尿病、合并甲状腺疾病、合并盆腔肿瘤、合并高血压（包含原发性高血压、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子痫期）、羊水异常、胎膜早破。进而对筛出的高危因素在3年间两两比较，按矫正的检验水准α=0.0167，得出：2015年、2016年住院生产的高龄孕妇多于2014年；合并甲状腺疾病的孕妇逐年升高；合并贫血的孕妇2015年多于2014年、2016年；合并盆腔肿瘤的孕妇2016年多于2014年；合并高血压的孕妇2015年多于2014年、2016年；胎膜早破的孕妇2016年多于2015年、2014年；骨盆畸形的孕妇2015年、2014年多于2016年。见表3。

2.2.3 合并高危因素个数分析 在高危组的孕妇，每位高危妊娠的孕妇具备的高危因素个数是有差别的，将合并不同高危因素个数的孕妇在3年间的构成进行比较，采用秩和检验（χ2=24.068，P=0.000），得出：2015年高危妊娠的孕妇合并多个高危因素的情形多于2014年、2016年。见表4。

2.3 未生产组孕产妇分析

住院期间未生孩子的孕产妇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保胎、流（引）产和产后需要治疗的。对这一群体三年间住院的情况进行分析，得出2016年因先兆早產住院保胎的经产妇多于2015年。流（引）产的住院孕妇整体比较，3年情况无统计学差异，但将流产、引产孕妇分层统计，得出2016年因合并高血压、胎儿死亡引产的孕妇多于2015年。产后来院治疗的产妇中下病危的患者比例（15.8%）明显高于生产组（0.7%），病危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产后出血（失血性休克）、产后子痫。见表5。

3 讨论

3.1 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意愿有一定的影响

（1）生育政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如2015年产科床位使用率明显低于2014年及2016年，空床现象非常明显，这与当地人们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不愿生属羊的孩子），这时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力较低。

（2）总体比较而言，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是有影响的。①经产妇所占比例在逐步增高，与生育政策的预期相符。②高龄孕产妇的比例增多。高龄孕产妇的增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结婚延迟、为事业延迟生育、不孕不育夫妇的增多等，在其他社会因素未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今后一定时期内高龄经产妇的增多主要是受生育政策的影响，生育意愿释放所致。③在低龄孕产妇方面，尚不能得出呈下降趋势的结论。因为该次收集的数据不包含门诊低龄孕产妇就诊情况，而且低龄孕产妇的就诊意愿并不是去当地的三级医院。

3.2 对孕产妇的管理要求

①虽然在该次的统计分析中经产妇高危妊娠率近3年无统计学差别，但现在的初产妇高危妊娠率已经增高，如果这些人群再次妊娠生育势必对经产妇的高危妊娠率造成影响，而且从目前的数据即可看出经产妇的高危妊娠率高于初产妇。高危妊娠的经产妇是产科一定时期内管理关注的重点人群。

②具有高危因素的孕妇并不一定进入危重孕妇行列，随着围产医学的发展，孕期管理水平的提高，高危妊娠的孕妇会有较好的妊娠结局[4]。该次收集的数据显示一些可控的高危妊娠孕妇在增多，如合并高血压、甲状腺疾病、盆腔肿瘤等，对孕妇而言，定期产前检查不可忽视。

③对于危重孕产妇，目前更多的分布在产后转运来的产妇组，从病危的确立到转运、转诊，这一过程所用时间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占用了患者的救治时间，建议在产前检查中，对那些评估生产风险较高的孕妇将其及时转诊至上级医疗机构。

3.3 对科室的管理要求

①医院作为该地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之一，重要的职责是接收救治各级医疗机构转诊来的危重孕产妇。但2016年产科存在严重的“一床难求”的情况，床位使用率已经高达134.95%，不论从医院的功能定位还是从患者安全管理角度，均不符合要求[5]。个人认为产科收住的患者更应该类似于2015年住院的孕产妇——合并较多的妊娠高危因素，减少正常孕产妇的住院率，这一预期需要依靠分级诊疗政策的逐步落实来实现[6]。

②今后科室管理的重点，首先对产前门诊的管理，加强门诊中青年医师的培训，提升其对高危妊娠孕妇的判断和诊疗能力；加强对高危妊娠的管理与筛查，研究显示孕产妇死亡原因中，80%可以通过加强孕产期保健和提高医疗质量得以避免[7]；针对妊娠合并内外科疾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不断加强产科全体医务人员的培训，加强多学科协作，建立高危孕产妇联合救治机制。

[参考文献]

[1] 邓爽，刘杰，贺雪娇.我国实施“全面二胎”生育政策的利弊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15（4）：7-8.

[2] 刘梅讯，孙天敏.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及其策略分析[J].中国卫生产业，2017，14（5）：187-189.

[3] 王佳.高危妊娠产妇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D].沈阳：中国医科大学，2015.

[4] 肖桂香.高危妊娠488例健康管理分析[J].中国社区医师，2017，33（10）：141-143.

[5] 山西省卫计委编撰.山西省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12年修订版）[S].太原：山西省卫计委，2012.

[6] 王晓芳，纪平.促分级诊疗迎单独两孩[J].中国卫生，2014，（4）：35.

[7] 王敬民.从高危妊娠救治现状探讨三级综合医院产科发展模式[J].医学与哲学，2017，38（569）：91-94.

（收稿日期：2018-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