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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推动乡村发展的主要做法、经验及启示

2018-05-14薛建良段晋苑张庆忠

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8年2期
关键词:东亚地区经验借鉴乡村振兴

薛建良 段晋苑 张庆忠

摘要: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与我国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和发展历程相似,其乡村发展经验有助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在系统梳理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推动乡村发展主要做法、成效和经验启示的基础上,从建设内容、组织管理、体制机制和人才支撑等方面给出了推进我国乡村振兴的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经验借鉴;东亚地区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加以部署。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是有益的补充。由于东亚地区在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和发展历程上与我们相似,本研究主要梳理了韓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先后实施的“新农村建设”、“新农村运动”、“富丽农村”等推动乡村发展的主要做法和经验,虽然各地政策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核心举措相似,有一定共通之处,是推动乡村发展的有益经验。

一、实施乡村发展政策的时代背景

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分别在不同时期经历了相似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遭遇了相同的农业农村发展问题。

(一)通过土改建立了小农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

20世纪40-5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土地改革,确立了小农经营体制。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了土改,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权。20世纪70年代,韩国完成了农地改革,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二)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以重化工和大都市为重点的战略,城乡差距不断拉大。1960年日本农业劳动者收入仅为制造业劳动者收入的21%。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开始采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农业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80%的农民住茅草房,80%的农户不通电。台湾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工农发展差距却逐步拉大。1989-1996工农业发展速度之比达7.3∶1。1980-1998年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1%。

(三)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趋势明显

随着城市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农村老龄化加剧。早在1970年代末,日本和韩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流失问题就已经十分突出,部分地区农业濒临崩溃。2000年台湾地区农业就业人口中超过50岁的占70%以上。

二、推动乡村发展的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先后实施了三个阶段的“新农村建设”,其中第三阶段又被称为“造村运动”。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了“新农村运动”。我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末到新世纪初先后进行了“富丽农村”建设和“新农村”运动。两国一地的政策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核心举措相似。

(一)实施社会事业开发,改善农村居住生活环境,缩小城乡差别

新农村建设十分重视村容、村貌、公共设施的建设和改造,例如日本提出“把农村建成具有魅力的舒畅生活空间”的目标。韩国政府在住宅改良和扩充公共设施上,免费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资。台湾重视农村社区建设与环境保护。

(二)实施经济和产业开发,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增加农民收入

大力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田水利、农用道路及农业防灾等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经营的现代化水平。以振兴产业为抓手,实施“一村一品”、“精致农业”等战略,开发农业多功能,提供技术指导,采取财政直接投资,实施农业信贷支援等,使逐渐衰败的农村重新振兴。

(三)实施分类教育培训,形成农村建设改革的社会氛围和智力支撑

新农村建设十分重视农民教育。韩国新农村运动的首要目标是农民启蒙,运动中形成的“勤奋、自助、协力”的精神成为国民精神。台湾针对青年人实施“漂鸟计划”,针对中壮年实施“园丁计划”,以鼓励中青年人归田,实施“深耕计划”,培育农民创新经营观念,推动农民终身学习,实施“培根计划”,培养农村居民水土保持的知识与能力,建立永续的乡村在地学习机制。

三、乡村发展政策取得的积极成效

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通过实施促进乡村发展的政策,各地生产生活以及农民素质得到较大提高,城乡差别缩小,基本实现政策目标,但仍然面临着农村劳动流失,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不相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推进我国乡村振兴过程中引起重视。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乡村发展政策措施、成效及存在问题如下表1所示。

(一)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

1979年日本农户平均纯收比城市工薪家庭高出12.7%。新农村运动开展仅4年,韩国农村家庭户均收入就超过了城市家庭户均收入。1990-2006年,台湾地区农家与非农家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率从69.2%上升到73.8%。

(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城乡差别缩小

新农村建设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农村基础设施健全,社会事业发展快,自然环境优美,农村已经成为城乡居民混居社区。

(三)振奋了农民精神,提高了农民经营素质

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使农民的生产经营素质明显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治能力显著加强。如韩国的“新农村精神”被认为是韩国发展的原动力,把“新农村精神”奉为国民精神。

四、乡村发展取得成功的经验启示

通过分析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促进乡村发展的政策措施和成效,对我国政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以下经验启示。

(一)培养精神动力,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转变人的观念是变革的关键。韩国在新农村运动中明确指出,政府支援的目的不在于通过资金或物资供应直接给农村带来什么好处,而在于培养社会居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开发活动的能力。韩国政府在运动中的直接投入不多,却取得了巨大成效,主要靠的是“精神改革”的动力,这对全社会形成持续变革的氛围起到了关键作用。日本在“一村一品”运动中也提倡“不等不靠”的内生性发展方式。政府主要起人才培养、协助品牌建设与宣传、推广渠道建设的作用,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聪明才智,使运动持续开展下去。

(二)坚持政府主导,同时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韓国最高领导者和各级政府都在新农村运动中起到积极引领作用,并且建立了自上而下、高效统一的管理制度和组织体系。在国家顶层设计下,具体项目实施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推进。政府负责提出乡村建设的项目建议,但每个村的项目内容和建设方法,则完全由农民自己协商决定。这极大的增强了新农村运动对村民利益诉求的回应性,激发了农民参与的热情和活力,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和执行的有效性。台湾地区在农村变革路径的选择上也采取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模式,这种以人为本的诱导性变迁模式受到农民的认可,有效推动了富丽农村建设。

(三)结果导向奖优罚劣,对不同类型村庄分类施策

韩国政府为鼓励村庄间竞争,刺激落后村庄进取心,制定了“优先支援优秀村庄”的原则。韩国政府只在第一年给每个村庄相同的支援,第二年就选择成绩显著的村庄增加支援力度,第三年开始把全国村庄从好到差划分为自立村、自助村、基础村三级,政府援助物资只提供给自立村和自助村,促使抱着消极观望态度的村庄和村民态度发生变化,进而奋起直追。日本新农村建设中最具影响的“一村一品”运动,也遵循分类施策的原则,激励每个村庄结合自身优势,挖掘、发挥和灵活利用地方潜在资源与能力,开发地方特色产品。

(四)狠抓农民教育,系统培养“三农”工作队伍

有效的教育培训能够帮助人们点燃变革的激情,激活开创精神,增强自信心。日本政府一贯重视普及国民教育,特别是初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同时也鼓励和支持其他非政府力量参与农民教育,使农民教育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多元化的农民教育,有计划、有目的、有层次地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术素质,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提供了专业和技术人才。韩国也十分注重对农村领导者的培训以及通过培训争取最广泛的支持,早期的培训对象主要是各郡选派的新农村领导者,后来范围逐步扩大到基层公务员、局长级公务员和内阁部长、市长、郡守(相当于中国的县长),以及高校、媒体、企业、艺术和宗教等社会各界的人士。

五、推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建议

目前,我国也面临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又具有独特的国情农情,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内容更广、要解决的问题更多。

(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设计上,要同步推进农村生活环境改善和农业生产能力提升两个方面的建设,统筹推动社会事业开发和经济产业开发,以生活条件的改善激发乡村自我发展的动力,以生产条件的提升赋予农民谋事创业的能力。

(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实施上,要坚持政府引导、农民主体的原则,采取顶层规划“自上而下”和具体实施“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既充分体现国家支持乡村发展的战略意志,又充分尊重农民自身的利益诉求,以激发农民主体的参与热情,提高执行的有效性。

(三)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激励机制上,要在采取政府财政投资、价格支持、金融支撑等物质激励方式的同时,重视采用精神激励的方式,通过支持先进、奖励创新等措施,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培育崇德向上的进取精神,以及依靠自身的力量振兴乡村的发展能力。

(四)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支撑上,要更加重视农村地区和农民自身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重点关注和加强农村青少年农业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尽快建立职业农民的在地学习机制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终身学习机制,提高农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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