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占红，程锦红 ，张奥佳

（1.山西财经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31；2.山西财经大学资源型经济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6）

气候变暖已成为当今国际上最为关心的环境问题，也是亟须找到有效途径去减缓和适应的问题。根据IPCC评估报告可知，在1951—2010年间，温室气体的排放贡献了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中的0.5～1.3℃，人类活动极可能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1-2]。2015年12月《巴黎协定》的通过，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新阶段，任何国家或行业都应积极参与。旅游业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4.4%的责任，并预计旅游碳排放仍将以每年3.2%的速度增长[3]。据测算，2008年中国旅游业接待人次约18.42亿，其碳排放量为51.34 Mt[4]。2015年中国旅游接待人次超过41亿，不断增加的旅游人次和旅游活动所带来的碳排放量势必会乘数式上涨，这为低碳旅游建设带来潜在威胁。旅游业已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一项经济产业，不仅要积极适应气候变化，也应为缓解气候变暖做贡献[5]。低碳旅游的发展模式兼有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的特点[6]，其低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发力。游客是旅游活动的主体，其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旅游目的地当地居民的碳排放量[7-8]，因而由游客活动所引致的碳排放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游客在交通、住宿和餐饮等环节上的不同选择均会影响旅游过程的能源消耗[9]。其中，旅游交通的碳排放量最多[8]。在游客低碳管理上，游客对于低碳旅游的响应是相互矛盾的，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性并没有影响公众的购买决策，尤其是游客的旅游消费决策[10-11]。同时，如果向游客征收碳税，可能会影响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因而唯有改变游客的高碳旅游行为，才能有效降低其碳排放[12]。由此可知，游客的旅游行为对低碳旅游的实现至关重要。

低碳认知是形成低碳态度和低碳行为的基础，较高的低碳认知水平容易促成正确的低碳态度，进而转化成积极的低碳行为[13-14]。因而识别游客的低碳认知水平有助于引导其低碳行为。游客自身的内在特征和外部因素均会影响其低碳认知水平，在内部因素方面，既包括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又包括气候变化和低碳知识、低碳心理与感知、责任感等主观感知方面。限于本研究主要基于认知视角来探讨游客的低碳旅游认知，因而不考虑人口统计学特征，仅考虑游客认知层面的因素。在主观感知上，48%的被调查者愿意参与改善气候变暖活动[15]，但是由于游客对低碳认识非常模糊，需要旅游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旅游经营者积极参与碳管理活动，宣扬低碳理念知识[16]。对于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低碳主观感知间的联系而言，游客的受教育程度与认知程度成正相关[17]；游客所消耗的时间及行为与他们的认知偏好存在着显著关系[18]。在外部因素方面，旅游环境和低碳消费均正向影响游客的参与意愿，而旅游环境对低碳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低碳消费在低碳旅游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应着重引导游客的低碳消费习惯[19]。另外，从低碳认知与低碳行为之间的关系看，游客良好的低碳认知是低碳行为的前提，二者的一致性则关系着低碳旅游的实现进程。不同群体在日常低碳和低碳旅游方面的认知与行为表现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0]。在日常低碳行为方面，游客的认知与参与度较高，而在积极低碳旅游行为方面，游客的认知与参与度则偏低，社会规范与感知利益在低碳旅游行为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21]。

综上可知，尽管游客低碳旅游认知在以往有多方面的研究，但是在认知的深度和影响因素上尚有不足。在认知深度上，以往研究停留于低碳旅游的整体认识，而未对不同的低碳旅游环节进行认知剖析。在影响因素上，以往研究仅仅是侧重研究其中某些因素对游客低碳认知的影响，而并非将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统一起来去考虑其影响程度。此外，游客的低碳意识与低碳行为仍有一定差距[22]。为此，本文基于旅游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影响低碳消费的因素理论，分别设计不同量表，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五台山景区游客的低碳旅游认知和非人口学影响因素进行验证分析。

1 案例地概况

五台山景区不仅拥有世界最庞大的佛教古建筑群，而且生态环境也十分优良，有着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是集宗教文化、生态观光、避暑疗养、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2015年，五台山景区接待游客475.7万人次，旅游收入达51亿元，庞大的游客量和旅游活动导致大量的碳排放（22万余t/年），而景区生态系统的碳吸收能力只有8万余t/年[23]，说明五台山景区已具有严重的碳源性质，发展低碳旅游势在必行。

2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2.1 低碳旅游认知理论与指标构建

低碳旅游倡导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追求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发展目标[6,24]。低碳旅游的过程其实就是旅游企业遵循低碳发展模式、围绕旅游六要素，为游客提供低碳化的产品和服务。然而，这些低碳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是否被游客所认可，则关系到旅游低碳化能否实现。因而，探讨游客对低碳旅游产品的认知程度十分必要。

从旅游产品角度看，六要素理论最为简单和易于理解。同时，每个旅游环节均产生一定的垃圾，垃圾的产生过程也伴有温室气体的排放[25]。为此，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和垃圾7个环节来构建低碳旅游认知指标，共有24个指标。其中，低碳餐饮方面的指标有4个[21,26]，低碳住宿方面的指标有9个[20-21,26]，低碳旅行方面的指标有3个[20-21]，低碳游览方面的指标有2个[20,26]，低碳购物方面的指标有3个[21]，低碳娱乐方面的指标有1个[24]，垃圾方面的指标有2个[21,26]。具体见表1。

2.2 影响因素理论与指标构建

影响游客低碳旅游的因素既涉及其自身的内在因素，又与其所在的周围环境密切相关。王建明等通过分析公众低碳消费模式的内在机理和规律，指出低碳心理意识、个体实施成本、社会参照规范和制度技术情境共同制约着公众的低碳消费模式。其中，低碳心理意识是内部变量，实施成本是内部情境变量，社会参照规范和制度技术情境属于外部情境变量[27]。

本文设置了36个指标来测量游客低碳旅游认知的影响因素。其中，低碳心理意识包括个体的环境观、责任认识、低碳知识和行为效果感知。测量环境观通常采用新生态范式[28-29]，在借鉴以往学者所构建的“改进的新生态范式尺度”的基础上，结合低碳旅游的实际情况，构建了7个指标项[30]。对于游客的责任意识，设置了4个指标项[27]。低碳知识与低碳旅游意识密切相关，主要有4个指标[20-21,27]。在行为效果感知上，设置了4个指标[27]。个体实施成本包括物质生活方式、传统生活习惯、行为便利程度、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6个方面，共设置了6个指标[19,24,27,31]。社会参照规范包括社会风气、群体压力、面子文化和政府表率，共设置了5个指标[21,27,31]。制度技术情境包括政府法规政策、政策执行力度、基础设施配套、产品技术条件，共设置了6个指标[19,27]。各指标具体见表2。

表1 游客低碳旅游认知主成分各因子载荷矩阵Tab.1 Principle components matrix of tourists’cognition of low-carbon tourism

2.3 数据收集

利用问卷调查法对游客低碳旅游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量。问卷包括低碳旅游认知、影响因素和个人变量3部分，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各指标的测量程度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2015年7月至8月，课题组在五台山景区对游客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100份，有效问卷1021份，有效率达92.8%。样本数量满足Bentler和Chou建议的样本量不低于变量个数10～15倍的条件[32]，也满足Tanaka和Harlow建议的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样本量不小于500个的要求[33]。

3 结果分析

3.1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调查数据总体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873，表明调查量表各指标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各维度分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也均在0.862～0.918之间，未发生显著变动，因而量表的信度非常理想。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SPSS19.0，以调查问

卷中的24项低碳认知显变量和36项影响因素显变量为基础，分别对游客低碳旅游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的隐变量类型进行探索式分析。

表2 影响因素主成分各因子载荷矩阵Tab.2 Principle components matrix of impact factors

调查量表的KMO值为0.879（≥0.7），Bartllet检验的Sig.为0.000（拒绝Bartlle球形检验零假设），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游客低碳旅游认知部分共提取出6个主成分，影响因素部分共提取9个主成分，主成分间正交且不相关，其联合解释变异量占56.25%。为了满足SEM模型每个隐变量的测量指标不少于3个但又不能过多的要求[33]，将因子载荷高于0.47的测量指标予以保留，最终形成游客低碳旅游认知量表6大主成分（表1）和影响因素量表9大主成分（表2）。

将游客低碳旅游认知量表中6个主成分分别命名为低碳出行认知（cognition of low-carbon transport，CLT）、低碳购物认知（cognition of lowcarbon shopping，CLS）、低碳住宿认知（cognition of low-carbon accommodation，CLA）、低碳游览认知（cognition of low-carbon visiting，CLV)）、低碳循环认知（cognition of low-carbon circulation，CLC）和低碳就餐认知（cognition of low-carbon food，CLF）。这6个隐变量和22个显变量即是进行SEM分析的基础。此外，五台山佛教文化浓厚，娱乐活动很少，尽管在构建衡量游客低碳旅游认知的24个指标中，也涉及了低碳娱乐的内容，但是从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看，低碳娱乐的内容仍未能显现，这可能与五台山景区较为单调的娱乐活动相关。

将影响因素量表中9个主成分分别命名为碳减排意识（awareness of carbon reduction，ACR）、碳排放认知（cognition of carbon emissions，CCE）、人地价值观（man-land values，MLV）、个体-社会责任感（individual-social responsibility，ISR）、个体专业技能（individual professional skills，IPS）、低碳成本认知（cognition of low-carbon tourism costs，CTC）、社会参照规范（social reference standards，SRS）、制度约束感知（perception of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PIR）和外部条件认知（cognition of external conditions，CEC）。这9个隐变量和33个显变量即是进行SEM分析的基础。

3.2 基于SEM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主成分分析得出的隐变量与显变量的关系进行合理性检验，深入探讨变量间的数量关系和深层次的内部规律，深化对游客低碳旅游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的认识。

3.2.1 结构方程模型适用性检验

经检验，游客低碳旅游认知部分显变量的偏度值均在-1.16至0.84之间，峰度值均在-0.70至3.92之间；影响因素部分的偏度值均在-1.30至0.86之间，峰度值均在-1.30至3.59之间。这些满足Kline的“若变量的偏度系数值小于3、峰度系数值小于8，表示显变量的样本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条件[32]。因而，各显变量都满足大样本、随机抽样、数据正态分布、同一隐变量的多个显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等应用前提，即样本数据适合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3.2.2 路径系数估算与效果评估

在对游客低碳旅游认知的SEM分析中，遵从“显变量残差与隐变量残差之间以及隐变量残差之间相互独立不相关”的前提，根据可解释度R2判定（R为路径系数）判断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强度，结合已有研究中的判定标准，可以认为，R≤0.5表示相关或因果关系较弱，R≥0.75表示相关或因果关系较强。

SEM模型的数据处理采用Amos 21.0软件，运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通过对显变量残差关系进行反复判断，最终得到图1、图2所示的游客低碳旅游认知和影响因素各变量间的定量路径系数（R）和可决系数（R2）。

（1）游客低碳旅游认知SEM的拟合效果评价

游客低碳旅游认知SEM的拟合效果如表3，绝对拟合指数和简约指数均达到标准，相对拟合指数也极度接近可接受标准，可以认为，该结构方程总体上拟合效度良好，各变量指标的设置以及变量间的关系都较为合理，适用于游客低碳旅游认知的测评。

（2）游客低碳旅游认知的变量关系

由表4可知，游客低碳旅游认知与各隐变量的直接关系主要表现为：①低碳住宿认知、低碳出行认知、低碳循环认知与游客低碳旅游认知的直接关系最强，路径系数达0.8以上，说明决定游客低碳旅游认知水平的主要因素来源于其对住宿、出行以及低碳循环的认知，其均值也较高（分别为4.1、4.2和3.75）；②低碳购物认知与低碳旅游认知的直接关系也较强，路径系数0.70，均值为3.75；③低碳就餐认知、低碳游览认知与低碳旅游认知的直接关系较弱，路径系数均小于0.5，其均值也较低（分别为3.67和2.43）；④依据判定标准，对具有相关关系的残差进行修正，如图1所示，其中，显变量C1和C2、C4和C8、C8和C9、C8和C10、C9和C10、C17和C18、C16和C18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C2和C5、C7和C8具有一定程度的负相关；⑤其他显变量和隐变量之间无相关关系或关系极弱可忽略。综上可认为，游客低碳旅游认知的SEM设置较为合理。

图1 游客低碳旅游认知结构方程标准化路径图Fig.1 The SEM standardized path diagram of tourists cognition of low-carbon tourism

（3）影响因素SEM的拟合效果评价

影响因素SEM的拟合效果如表3，绝对拟合指数、相对拟合指数和简约指数基本达到可接受标准，可以认为，该结构方程总体上拟合效度良好，各变量指标的设置以及变量间的关系都较为科学合理，适用于影响因素的测量。

（4）影响因素的变量关系

由表5可知，影响因素与各隐变量的直接关系主要表现为：①社会参照规范是最主要因素，路径系数高达0.87，均值也较高（3.60）；②碳排放认知、制度约束感知，低碳成本认知与影响因素的直接关系也较强，路径系数均大于0.5，其均值也较高（分别为4.35、3.81和3.38）；③个体专业技能、外部条件认知、碳减排意识、人地价值观与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较弱，路径系数均小于0.5，除人地价值观均值较低（2.88）外，其余得分均较高（分别为3.51、3.75和3.24）；④个体-社会责任感对游客的低碳旅游认知无显著影响（R=0.04，t=0.846，P=0.398＞0.001），且得分均值也最低（2.59）；⑤依据判定标准，对具有相关关系的残差进行修正，如图2所示，其中，显变量F15和F18、F18和F24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隐变量ACR和CCE、MLV和ISR、PIR和CEC、CTC和IPS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相关；⑥其他显变量和隐变量之间无相关关系或关系极弱可忽略。综上可认为，影响因素的SEM设置较为合理。

4 讨论

4.1 旅游碳排放与游客低碳认知

根据估算可知[23]，五台山景区游客年碳排放量约20万t，约占89%，而景区居民的年碳排放量仅2.4万t，约占11%。由此推知，加强游客低碳认知与推行减碳行动的重要性。

图2 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标准化路径图Fig.2 The SEM standardized path diagram of impact factors

表3 游客低碳旅游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拟合效果Tab.3 Structural equation fit of tourists cognition and impact factors of low-carbon tourism

从游客碳排放的结构看，旅游交通碳排放最多（约10.7万t），其次是游客住宿碳排放（约5.9万t），再次是游客食物消耗碳排放（约2.7万t），最少的是旅游活动碳排放（约0.3万t）。这说明五台山旅游减碳活动应主要围绕交通和住宿两方面去展开。从游客的低碳旅游认知看，低碳住宿、低碳出行以及与酒店相关的低碳循环认知水平都很高。这说明游客也意识到旅游交通和住宿业的碳排放最多。由此推知，五台山旅游交通和住宿业的减碳行动容易在游客中开展。在游客从客源地到五台山的外部交通中，私家车碳排放量最多（约4.9万t），其次是航空交通碳排放（3.4万t），再次是大巴车碳排放（1.1万t），最少的是铁路碳排放（0.9万t）。在五台山内部的交通中，私家车碳排放量最多（3.7万t），而大巴车碳排放仅为0.47万t，索道碳排放0.02万t。因此，应鼓励游客乘坐大巴车和火车出行，景区应加大公交车系统建设，逐步限制私家车运行。

表4 游客低碳旅游认知SEM路径系数Tab.4 SEM path indices of tourists cognition of low-carbon tourism

表5 游客低碳旅游认知的影响因素SEM路径系数Tab.5 SEM path indices of tourists cognitive impact factors of low-carbon tourism

从住宿业碳排放结构看，个体家庭旅馆、一般型酒店和豪华型酒店的碳排放依次是2.5万t、2.06万t和1.37万t，仔细分析可知，尽管个体家庭旅馆的碳排放率较低，但是其入住人数多，且过夜时间长，因而碳排放量最多；豪华型酒店尽管碳排放率高，但是其入住率低，故碳排放量也少。从五台山个体家庭旅馆的实际情况看，目前卫生条件和服务水平较差，尤其是节能减排方面的状况与一般型酒店尚有差距，减排潜力巨大。倘若进一步加强家庭旅馆节能减排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规范住宿行业标准，则可有效减少住宿碳排放。至于影响游客低碳住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自身的低碳意识、低碳成本或者是外部其他的因素等。大部分游客之所以选择家庭旅馆可能更多地在于住宿价格经济实惠，而并非全是其低碳意识使然。因而，游客的低碳住宿行为和原因仍需要继续关注。

4.2 实施低碳旅游的实践困难

目前，我国游客的低碳旅游认知仍处于初级阶段，首先表现为游客的低碳认知水平不高；其次，游客的参与意愿不强；第三，游客的低碳认知和意愿与其行为之间存在差距。这些特点可以从不同景区的调研结果中窥之，如森林景区[38]、城市[20-21]、鼓浪屿景区[26]等。从五台山景区游客对低碳旅游各环节的认知上看，除在出行和住宿上有较高低碳认知外，游客对购买低碳产品和选择绿色餐饮的意识并不强烈，且不认为观光娱乐和垃圾处理会产生碳排放，这不仅与市场缺乏低碳旅游线路、环保旅游产品和旅游垃圾回收网点的客观条件有关，而且也反映出游客自觉实施低碳行为尚需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低碳要求”使游客个人利益和旅游体验受损时，游客的低碳意愿会大打折扣，表明游客的低碳认知与个人利益挂钩。

从影响因素上看，大多数游客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这说明游客的低碳行为受从众心理的驱动，其内因驱动力不强，仍停留在被动接受的阶段。但值得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游客意识到旅游会造成碳排放。因而，在要求提高公众自身素质的基础上，让游客自觉做出更加环保低碳的消费选择时，企业和政府也要尽可能保证旅游服务质量，保持游客的旅游体验和满意度。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1）游客低碳旅游认知主要由6个隐变量构成，其关系密切程度依次是低碳住宿认知、低碳出行认知、低碳循环认知、低碳购物认知、低碳就餐认知、低碳游览认知。（2）影响游客低碳旅游认知的因素主要由9个隐变量构成，其关系密切程度依次是社会参照规范、碳排放认知、制度约束感知、低碳成本认知、个体专业技能、外部条件认知、碳减排意识、人地价值观、个体-社会责任感，但是个体-社会责任感对游客低碳旅游认知无显著影响。（3）五台山景区游客对低碳出行认知水平最高，对低碳游览认知水平最低；在影响因素上，碳排放认知对游客的低碳旅游认知影响最大，而人地价值观影响最小。

5.2 启示

首先，游客对低碳出行和低碳住宿的认知度都相对较高，说明其最能接受出行系统和住宿方面的低碳化措施。因此，在出行系统上，五台山景区应加大包括公交车和自行车在内的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开发徒步旅行线路，逐步推行小汽车出行的限制政策。在住宿方面，应加强节能节水措施，提倡绿色住宿，加大民宿设施建设。

其次，游客对低碳循环、低碳购物和低碳餐饮的认知度介于“无所谓与同意”之间，说明其对物质循环利用、购物和餐饮方面的低碳化措施需要加以激励和引导。因而，酒店应鼓励游客加强物质循环利用，表现突出者给予一定的房价优惠；在购物方面，鼓励游客选择土特产品、绿色或低碳标识的商品，适当征收一定碳税；在餐饮方面，鼓励游客选择绿色饭店、当地食材，减少肉食类食品。

第三，游客对低碳游览认知最低，说明其对游览所带来的碳排放明显认知不足；同时，游客对娱乐碳排放的认知明显空缺，说明游客在游览和娱乐方面的碳排放观念亟须加以纠正。因此，景区应加强游客游览过程的监管，一方面要宣传低碳环保游览，抵制不恰当或高碳性的娱乐消遣活动，另一方面，提倡自带旅游垃圾并回收，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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