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月，刘 敏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100101）

引言

2015年，世界知名旅游公司TripAdvisor对全球9181名女性的调查显示：单人游呈上升趋势，其中，东南亚女性单独出游的比例相比2014年上升了12%[1]，女性独游已成为重要的旅游形式。与此同时，媒体报道中不乏对女性独游者失联事件追踪[2-3]或对女性独游报以谨慎的态度[4]。女性旅游面临的一定风险与安全因素仍呈上升趋势，其内涵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已有研究更侧重性别化的游客、东道主以及劳动力[5]。研究者更多关注由性别不同而呈现的旅游动机、消费行为差异，以及由此衍生出女性旅游消费市场和女性旅游安全研究，对女性在独游中的心理体验、意义及其在此过程中试图表征的女性主体性①女性主体性：虽未形成统一结论，但在这里强调女性作为活动的主体，在现实世界进行实践的哲学意义，含义是女性在意识到自身作为主体拥有力量的肯定并自觉在多方面体现出的自觉能动性[96]。角色研究有限。毋庸置疑的是，微观的个体和群体的文化是不可分，并且是密切相关的。文化是群体的体现，而在单一的个体中，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子也会呈现。文化需要作为个体自我的存在，自我和文化在这种共生关系中一同发展，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意义[6]1-2。显然，自传式的方法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尤其重要，凸显了女性的“话语权力②本文将其定位于女性话语权力。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话语构成现实社会，女性的发言权被剥夺，女性要打破沉默并冲出父权掌控，就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话语，以此获取更多权力[97]。”。在自传中，女性的经验可以作为一种有效资源，成为一种认知方式；并且，“自我（在某种情境下）将被呈现为经验与感情的拥有者，并能有效被赋予概念化”[7]141-142。另外，旅游研究中有关“意义”主题的文章，少有研究游客直接、主观感受的内容。关于旅游目的、动机、价值等与意义相关问题的研究多数仅聚焦于一次封闭的旅游或旅行行为，或者只是在语词的含义维度与意义相关[8]；旅游的意义常常被转换为哲学层面对“旅游的意义”的阐释[8]，游客对于目的地“原真性”追求[9]以及背包客个人存在的意义解读[10]。

因此，本文从女性个体的视角出发，采用自传式民族志研究方法，透过社会性别理论，将自己的旅游回忆作为“数据资料”进行分析，从更贴近旅游者主观感受意义的范畴对女性独游意义进行探索。研究主体上，本文试图从独游者主体探求女性旅游者的特殊性及旅游的意义；在方法上，引入自我民族志方法，努力构建与读者之间内在情感的关联[11]，以及借助此方法，意在向社会展现女性积极、自主的“话语权力”；在整体知识论上，一方面是对女性主义研究的呼应，另一方面，将旅游意义阐释放置在更广的日常生活领域中行动者主观意义范畴，将旅游与生活相连接于3个层次，更具有延展度；在应用层面，尝试检验常见于社会宏观意义范畴的社会性别理论对于女性独游微观现象的适应性。

1 相关研究及述评

1.1 社会性别分析与旅游研究

在女性主义哲学中，“社会性别”是女权主义理论核心概念[12]。社会性别是指一系列社会建构的关系，它产生并且再现于人们的行动中[13]。它常被用于研究具体政策或项目对男女产生的不同影响，并致力于消除发展中的不平等和歧视[14]。社会性别的建构无处不在[15]203。性别建构也是一个再现的过程，将生物学的性和社会价值以及等级制相互关联，这种机制将价值分配给社会中的个人，每个人就表现为或者被表现为男性/女性，呈现出与这个社会性别机制相关联的意义[15]235。在旅游研究中社会性别分析常被用于分析东道主女性与旅游业发展的问题[5]，显然对旅游过程中的旅游者社会性别建构问题较为少见。

1.2 旅游领域性别话题理论的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以前，旅游研究未划分性别群体[16]。随着女性主义理论运用发展，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旅游中的女性及边缘群体[5]以及女性旅游者自主决策[17]。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注女性商务旅游[16]及性别分工差异[18]。20世纪90年代，受政治及学术影响，女性及性别研究不断涌现[16]，研究集中于东道主文化中性别差异[18]。Kinnaird等建设性提出了旅游性别研究的3个中心话题：旅游进程建构在性别社会；性别关系具有历史性，也受到社会各方面发展影响；旅游实践中，控制、权力及平等可通过种族、阶层及性别关系得以体现与表达[19]。不仅强调性别差异，还关注性别差异背后的形成机制与动因，即社会建构作用。21世纪以来，旅游性别研究更受关注[17-23]。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对女性旅游市场的研究增多[16]。2000年后，中国大陆开始出现女性旅游的专项研究[24]，多偏向于女性旅游消费及旅游中的女性行为特征。近年来也出现了社会性别视角下东道主女性的角色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的相关研究[18,25-29]。

1.3 女性旅游者的相关研究

依据“女性形象”的内容，本文将其分为具象化的女性和“符号化”的女性。具象化的女性旅游者相关研究包括不同国家地域女性旅游者特征[30-31]，女性旅游者的出游限制[32]与出游动机[33]，到旅游过程中的亲密关系[34]、女性决策[35]、消费习惯[36]、类型（志愿旅游[37]等）。研究中有合作式民族志[38]等不同研究方法。研究逐渐从宏观现象发展到研究现象背后女性出游阻碍以及限制因素[39]。但这些研究忽略了旅游对女性旅游者自我解放以及掌控力的影响[40]。“符号化”的女性理解为：旅游中原本被认为消费主导的女性，又被看作被消费的对象，是“物化”的女性[41]。早期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旅游杂志上的女性符号是将女性置于被动且“物化”的地位[42]。Small等认为人们所期待的女性形象是社会所要求的，是在消费文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23]。国内的研究内容体现在行为决策[43-44]、女性消费偏好及市场营销[45]以及学者探究代际产生的细分差异[46]，后者体现出女性在消费自主决策性以及社会角色、传统价值观方面的转变。

从女性旅游者“旅游的意义”内容看，涉及4点：（1）个人成长的意义。旅游对女性个人成长的意义受到旅游（作为外部因素）、与旅游者之经历及其反思（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其深刻性来自旅游者自身更多思考[47]。学者从文献资料与女性主义理论出发，综合归纳出女性在背包旅游中展现出的自我成长与生命力意涵[48]。（2）体现女性主体性的意义。李佳蓉研究背包旅游对女性产生的作用及影响反映在工作及生活调整、利他主义形成、女性主体性觉醒[49]3方面。（3）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与他人建立关联的意义。Wilson等研究得出旅游的意义在于：探索自我身份认同（self and identity）、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与“他者”/世界公民相连（connectedness with others/‘global citizenship’）[50]；在对中国女性游客澳门之旅凝视研究后，研究者得到旅游对于这些女性，是支撑自我身份地位的方式，也是促进人际关系的途径[51]。（4）带来的幸福意义。女性在自己的游记书中将旅游描写为“幸福之旅”，“充满变革的旅程（transformative travel）”[52]。整体上看，对于女性旅游意义研究主要局限于旅游进行的闭环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也呈现分离状态，并且由于缺乏对“意义”内涵的准确把握，使得意义的阐释深度稍显局限。

1.4 女性独游的研究综述

在西方历史上，独游常被认为是男性专属，女性独游的历史虽然久远，但近些年才渐渐为人们所注意[33]。国外学者根据状态、过程或独立性对女性独游者进行界定[32,53-54]。独游（solo travel）与背包自助旅游含义虽有近似，但也有不同。本文女性独游定义为不参与旅游团，不与家人、朋友一同，但不排除旅行途中所结识新朋友一起旅行的女性，自主决策、自主计划自己的行程。其特征为：自主性、自助性、意义深刻性。自主性是按照自己的情况决定行程、计划行程；自助性是没有通过旅行社帮助，而是通过自己的经验积累、信息搜集等解决困难；意义深刻性是指独游过程不仅对个人旅游者含义深刻，而且对这一类群体同样含义深远。

国外关于女性独游（female solo travel）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1）女性独游者出游限制/安全问题，包括4类限制因素[33]以及危险、孤独感[55-57]。（2）出游动机，集中于经历、逃避、放松、社交以及自尊[58]。（3）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暴力[55,59]、单身[60]、男性凝视[61]。（4）旅游特征，如喜欢冒险与晚间社交[54]，被赋予力量[55]，休闲与冒险、自由兴奋[59]，探寻自我、掌控与交流[50]。国内对女性独游群体有个别研究[62]，且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对女性旅游意义探讨多基于自助旅游、背包旅游方面[49,63]。对女性独游意义的相关研究少见。

1.5 文献评述

显然旅游领域中对于女性的相关主题研究呈现出内容的丰富化、深度化。然而基于女性主体视角的研究还是处于边缘[22]。从研究的态度倾向来看，研究者对于女性偏向消极态度,一方面强调女性旅游者作为男权社会中的差异变量；另一方面强调在男权社会背景之下，女性旅游者举步维艰。女性正是由于这种不断被“负面”强调的状态中，逐渐被消极化。从研究的深度来看，对女性心理内在的感知涉及不足，没有倾听到女性自己的“声音”，展现女性的“话语权力”。因此，女性旅游的研究应进一步向女性社会性别构建与女性自身回归，密切关注女性独游者“主体性存在”，更需透过新的视角和方式，深入洞察女性独游者的心理世界，从而揭示女性旅游更深远积极的作用。

2 研究方法

自传式（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对民族志不断探索涌现的创新成果之一[64]。自传式民族志，是指研究者用语言、历史和民族志方面的解释为方法，在自我的经历中，有意识地探索以及反省自我与各个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65]。尽管其方法论策略以及表达方式多样，但其核心是通过作者自身的体验来加深对所处文化、社会的理解，来唤起读者的共鸣。自传式民族志以第一人称写作，突出了对人际对话、情感和自我意识的故事性描述[65]。自传式民族志在女性旅游研究中的适用性在于：（1）兼具民族志与自传的特点，追求对文化的终极理解[66]。它不但肯定研究者以自传体或自叙写作的方法深入研究田野，同时强调研究者本身应该等同于研究对象，以女性的“自我”来理解“他者”。自传式民族志同样进行着民族志的数据收集、数据分析、阐释以及报告撰写过程[67]。而且，在自传民族志中，由研究者决定人物、事件、时间、地点、资金来源以及如何开展研究，做出符合审稿要求的决定，将许多年个人处境的研究压缩到文本上，以一种预先确定的结构开展研究（例如，内容包含引言、文献回顾、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以及结论部分）[68]。同时也强调所用方法都忠于人本身的意义，例如“启发式研究”“情感唤起式自我民族志”以及“个人叙事”方法[69]。自传对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而言，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形式。在自传中，自己的经验可以被当作一种资源，也让我们得以更具分析性地思考自传如何在我们知识论中寻得其定位[7]142。（2）注重个体经验、人类经验深刻的内在情感关联。正如Ellis认为：“述说故事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还原过去事实、呈现事实，而是为了厘清事件对述说者的深刻意义”，读者不仅仅体验到研究者个体的特殊遭遇，而且也感受到人类经验深刻的内在情感关联[11]。通过此，可以实现女性独游者的自我探究与主体性构建。

在本文中，透过对故事的述说，让读者也能够体会到独游经历中的感受，建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联。在“故事主体”与“意义浮现”部分采用的是Moustakas的“启发式研究”步骤[70]9-13，透过启发式的疑问，将个人经历中的问题凸显以及将其串联起来，凸显出延续性以及启发性。启发式过程包括6个阶段[71]。访谈是典型的资料收集方式，其呈现形式是与自己和研究参与者的对话；目的在于通过主观体验的方式揭示经验的本质与意义，形成由个体参照框架出发、对体验全面及深入的描述，最后增强或者修正对于内/外部世界的理解[72]，同时，6个阶段是相互交融的过程。“自己与研究者参与对话”是以个人故事文本的方式呈现（表1）。Sela-Smith在其书评中对Moustakas的研究进行了回顾，认为通过启发式的过程，作者能够更好地对自己的经历进行理解，能够完成一种自我转变，也使读者能有所体会以及领悟。这个过程并不是机械化的，作者的内心体验才是整个过程关注的重点[71]。这种“阐释”，不同于定量研究中步骤完全清晰化的结构划分，因为其中每一部分都是相通且相融的。孟娟也认为Moustakas的“启发式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的经验，特别是在个人经验里的感受维度、自我的未知领域和内在组织系统[72]。

3 女性独游启发式研究六阶段

3.1 最初接触：问题提出

从2010年读大学起，我（本文第一作者）就趁着学校假期旅行。大多数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也会和朋友一起。2010年—2017年，通过不断的行走，看见了很多风景，遇见了很多人，收获了很多知识与体验。在尼泊尔独自旅行后就有个问题一直在内心回响，“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旅行，一个人行走到底收获了什么？有什么意义？”听到别人的评价多是“你一个女孩子出游真厉害”“经历丰富”“花了很多钱吧”“追寻什么意义呢？”“孤独”之类。在最近一次四川牛背山之行后，父亲问起了我，“你喜欢一个人出游，你觉得这么多年你收获了什么？”当背包放在家里的那一刹那，我决定写些什么，探究这其中真正的意义所在，为这么多年的时光，做出一个深刻的回应，为女性独游者尝试提供一个清晰的反思视角。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Butler所言，女性主义并不是先有一系列共同的前提，然后从这些前提出发以逻辑构建一个方案，相反是通过这些前提不断地进行评判性思考前进，这些问题内含在我的故事中，并被逐步理解[73]。这是特殊的一个“案例”，是多样现实中的一种情况，其内涵丰富以及多样性，为意义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前提。所得出的答案不是女性独游意义为何的标准答案，而是答案的一种，是反思之后得出的一种结果。自我民族志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提出假设并对其客观实证检验，而在于研究者与研究整体间的动态交织，其主观性不可也无需避免，因为研究呈现的焦点正是研究者自身的体验。

3.2 沉浸：回顾故事

回想起2010年—2017年，从大学本科到现在研究生阶段，总是会找合适的机会踏上新的旅途。我出生在山东一个县城。县城很小，仅有的一个火车站也只有一个售票窗口。我在18岁以前没有坐过长途火车。由于高考成绩不理想，父亲帮我填报了东北一所分数要求不高的学校，这是“离开”的起点，而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看看”。那时假期挺长，这也成了我出游的大好契机。一次偶然机会我独自一人踏上“北京之旅”，而后便越走越远：徐州、苏州、杭州等城市，云南、海南、青海、四川等省份，以及尼泊尔与韩国两个国家。遇见很多人，发生了很多故事，经历过一个人的害怕，经历过作为女性的身份独特性，也经历过冒险以及非凡的感动。其间有自己独游历程，有与其他人同游，也有随旅行团的经历。共同出游的经历记忆平和美好，但自己独自出游的记忆却更深刻，我知道需要将它们记录下来，我知道它们也意味着些什么。

3.3 酝酿：糅合新思考

独自一人的出游经历，这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会有何种意义？学者刘一民指出，对于身体运动的质性研究，这不只是特殊的案例，它可以帮助人们对自我、对大家所处的运动环境的人、事、物有更贴切的掌握，对人们所共享的运动文化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从生命底层挖掘出的学问，自有其特殊的感染力[74]。每一次的独游体验，都是我自己的生命故事，我亲力亲为，与外界接触，又保有各种记录。而女性的身份，又使我的独游体验多了更多层次、更加丰富的含义。这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探索日常生活世界，旨在将人们的经验和行动的具体情境与关于社会运行组织和关系的说明相关联”[75]56的探索。从这些“生命故事”亦可以发掘女性主体性的作用，女性与外界社会的关联，以及这其间的动态过程。更进一步而言，独游是我这个女性主体建构的意义丰富的生活世界，正如胡塞尔强调，“‘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正是由‘主体’所建构的”[76]29。其意义更大一部分是对于每个个体而言，但由于个体的人与社会是相关联的，进而也会在一定程度折射出社会意义，况且是对女性这一特殊群体而言。社会世界中的个人是以主体的形式存在的，主体有能力为他们所意向的对象做出意义建构[77]。并且，个人可以透过实践过程赋予世界以多样的意义[78]11。

3.4 澄明：旅程三站

3.4.1 独游的出发首站：北京

2010年，我读大学一年级。国庆假期“乖乖地”从学校回了家。回家之行是和老乡一起，觉得很热闹，但是路途很漫长，萌生了中途去其他城市的想法。2011年4月清明节假期，我开始想去其他城市走走。我学的是英语专业，班里面有27个女孩子，没有男孩子。问过同班同学，有没有人能一起出去旅游。大家似乎对外出远行都不感兴趣，她们总觉得“女孩子在外面要注意安全”“放假就回家，不想出去”，有时候还会讨论女生被伤害的事件。于是我联系了在北京读书的一位老乡，考虑是否能给我当“导游”，还没等准确答复，我就急切买了票，买到车票之后却得到朋友回老家的消息。班里同学大多数是东北本地人，都选择了回家，没有人一起去北京，最后我选择独自出发，是深夜抵达北京的列车。出发之前，为了安全起见，联系了一位朋友的朋友在夜里去北京站接站。自己的背包尽量轻便简单。由于正值假期，没有买到坐票。在上车后，发现了留给列车员的座位，是某个车厢的01与02号。没有人，我就心虚地挪过去。路上兴奋地与周围座位的乘客聊起天来，观察周边人的各种姿态。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不是害怕而是兴奋与刺激。我留的是一头短发，像是个男孩子，打扮也很中性。一位老太太还喊着让我这个“小伙子”帮忙放行李。到北京站后，与前来接站的朋友碰面。因为是凌晨，去朋友家的公交都没有了，就和朋友一直在麦当劳待到凌晨。

不明晰这个大城市能够带给人们的是什么？我透过窗户看见在地上打着地铺并等车的人有很多。清晨从麦当劳出来，拍的第一张照片是一辆三轮车，太阳光照在车牌子上，很清晰地看到是“北京双龙”牌。天空很蓝，空气清冷。这是北京之行的第一印象。因为朋友上班的缘故，我自己游历了之前所知有名的“王府井”商业区，那里有人群熙攘的王府井小吃街和王府井书店。人很多，很拥挤，小吃的质量并不好。在宽广的道路上，我注意到了其他景象，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图景，如街上遛狗的老太太，地铁里面疾走的人群；在小胡同里，还能看到住宅外晾晒的衣服。那时候的我不会乘坐地铁，看别人如何刷卡进站、安检以及出站，就跟着他们学。我提着从王府井书店出来买的两本书，恍惚地站在北京疾驰的地铁前，这座城市带给我的还有无尽的未知。

回程路上，买到的是卧铺票。一个人在卧铺车厢座位旁，拍下了一直延伸至远方的铁轨，它代表着路，意味着这路还要走很远吧。回到学校之后，还给室友们带去了北京“稻香村”糕点，她们兴奋地问我这一路感觉怎么样？这种感觉令我难以忘怀。北京之行没有告知父亲，我觉得很自由，不再有家人的牵挂，像是自己可以独自一个人闯世界的开端。这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远门，没有家人在身旁的叮嘱，没有旅行团的全程策划，没有朋友的陪伴，像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3.4.2 由近向远的探寻：苏州

过了一把独自出游的瘾之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所至的城市离学校的距离由近到远。但是其中有几次不是自己一个人，并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独游。

2011年9月的苏州之行具有代表性。我不想与熟悉的朋友一起，于是再次独行。因为读的大学很一般，我就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当时认为自己一个人旅游能够代表自己的能力强大，“出去看看”也能够让我增长见识，于是一直想要再次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变得和学校里的同学们不一样。

在苏州，朋友一直在上课，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独自出游。在出行前，告诉了父亲我的行程。一路上，父亲时不时发来短信，显得很生气，因为我没有与他沟通好，他也担心我。他像是总在过度保护我这个“女孩子”。偶尔他们会提起，别人家的女儿放假就回家，而我放假就不想回家。有时父亲也会这样子说，“你要是男孩子，早让你出去自己闯荡了。”抵达苏州之前我在日记里这样写着：“我想有自己的模样，我只想出去看看，去追求一些东西，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我每次出门或者到站都会有家人、朋友的提醒，这是逃不出的一些牵挂。”

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苏州的平江路以及甪直古镇。平江路有很多文艺小店，在分支小巷处，人们的市井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卖早餐牛奶、卖小西瓜的当地居民，还有晒太阳的船夫。一间小教堂传出来的歌声，我坐在外面听了很久很久。在甪直古镇，转到一家木雕店，我很好奇地询问店主那些木雕的含义。老板并不太在意我的女性身份，仍然给我讲那些古老木雕背后人们崇拜的“生殖”含义。倒是我自己还有些不好意思。在平江路上偶遇了一位来自浙江读研的姐姐。她向我打听路途，之后就坐在路旁闲聊起来。她说她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出游，还提前打印了一叠旅游攻略，因为喜欢这个文艺地方，想来看看，虽然家里也叮嘱了好多。我们还查看了对方的学生证，简单了解之后就一起逛街、吃小吃。两个人一同玩到很晚，我跟她去了她住的青旅。在那间青旅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各自走自己的路。此后的很长时间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我把这些都看作是旅行在路上的珍贵宝贝，让我的旅途意义非凡。

3.4.3 由远向再远的探寻：尼泊尔

2011年—2016年走过了很多城市，这些是“向再更远的探寻”。近几年，印象比较深的是2016年年初自己独自一人的尼泊尔之行。小的时候看到尼泊尔这个国家的国旗很不一样，还有著名的环雪山徒步路线，这些都留给了我深深的印象。出发之前，我特别紧张。自己一个人备好所有的东西：跑去尼泊尔大使馆办好签证，买好机票，查好青旅的地点，查找所有有关尼泊尔机场的信息，以及在吉隆坡转机的情况。爸妈这一次不再阻拦我，“你长大了。我们管不住你了。”我通过在“穷游网”发布旅程信息，招募游伴。最后，在微信群里联系了一位与我行程相似的L，不过之前并不认识她。这次尼泊尔之行还是定义为独游。在飞机上，很仔细地填写入境卡。翻出了塞在羽绒服内兜的证件填得很小心。国内是冬天，但吉隆坡是夏天，下了飞机一股热浪扑来，飞机延误，我抱着一堆衣服，背着行李转机，跑得比谁都快。旅途上的窘迫连连，让我印象深刻。

到了尼泊尔，在出机场时遇见搭讪的尼泊尔男生。他在中国留学，会讲流利的中文。问我去哪里，是否一个人。起初，我有些吃惊有点顾虑，不过想到或许也没有什么还是与他进行了交流。他带我换钱、买电话卡、找出租车。还留了联系方式，说泰米尔见。我们之后真的就在泰米尔区一起吃了饭，后来还邀请我和L一同去他的家乡蓝毗尼，但是期间通过微信联系时这位男生的话很多让人不舒服，我和L都忽略掉一些私人问题。初见加德满都，觉得这里破烂不堪。出了机场，我乘坐了那位尼泊尔友人帮我找的出租车。刚上车，这位出租车司机以及车上另一位押车的男人就说要拉我去另一家青旅。我觉得很不对劲，然后与他们争辩，完全忘记之前飞机上的旅途劳顿。焦急的我打电话给已预订的青旅，确定了地址，也给这两位要拉我去的青旅回了电话，斩钉截铁说不去，随后淡定地解释了一通，这两位司机最后也妥协。最终安全抵达了之前预订的青旅，见了先前微信上联系的那位早已抵达的L。她很独立，也很开朗，会讲很多事情和道理。作为小学老师的她，每年都会选定一定的时间独自出去旅游，我问她“为什么独自旅游呢”，她说“为了犒赏自己吧。”她会写游记，游记会写各种有意思的遭遇，语言很幽默。独自旅游对她来说更多的是带来有意思的可能性。在青旅，中间有个小插曲，由于太阳能坏掉，穿着无袖背心的我下楼去找青旅的工作人员，窗外当地的男孩子好奇的隔着玻璃看着我这个“外国女孩”，弄得我站在那里略显尴尬。

“人烟兴旺的寺庙，人们脱了鞋子纷纷前往跪拜。人们脸上涂了脂粉，为了祝福，为了平安。烧尸庙的河水里是无数人的骨灰，有的穷孩子下河去找掉落的钱，有的妇人下河去寻找珍贵的东西。尸体被亲人祈祷，在仪式中安详。围观人群很多，平和却又习以为常。我看到破烂不堪的街道，尘土飞扬的马路，身上脏兮兮的孩子在踢足球，在打乒乓球。家人聚在一起坐在空地上晒太阳取暖。”期间我和L一起乘坐当地大巴车去很远的蓝毗尼，坐在前排的尼泊尔陌生人，他帮我们驱走中间上车要钱的乞丐，帮我们在公共厕所前支付费用，帮我们打电话联系，帮我们指引问路。蓝毗尼有著名的“悉达多成己之路”，可是我还是看到睡在路边的乞丐，没有人怜悯。在博卡拉，我起得很早，租了车子很早启程上山准备去看日出。抵达的地方竟是一处民宿，看日出则是在其高层屋顶。民宿的老板是一位会说4种语言的老太太，她很厉害，自己一个人经营着这家热闹的民宿，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些游客也对她很尊重。我坐在房顶看了一早，与周边的日本人聊了一早，但是没有看见日出，没有看到雪山。我的心情很不好，准备回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老板娘用汉语、日语、韩语问了我早上好，我都没有怎么回应。她拥抱了我，这个拥抱把我从情绪的泥沼中拉出来。在博卡拉住的那家青旅的老板是当地富人，享受着该有的富足，看起来有很大的权力，掌管着家里的大权。妻子自始至终没有说什么话，一直在忙里忙外。卖羊绒手织品的门店，父亲与儿子一起经营。父亲一直在对警惕颇高敏感度颇高的中国旅客说着：“别担心，试试没问题。”日记里写着关于加德满都最后的印象，“杜巴广场菩提树下钻进树洞的老鼠。到处要钱的孩子。晒暖的行人、情侣、家人、商贩。每一个面孔我都忘不了，还有横看是山形状、拼接到一起是寺庙的国旗。昨晚加都又地震了。你们说已经习以为常。无论怎样，生活继续。”

3.4.4 其他旅途以及日常生活的改变

这一部分并不是多余，意在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将这3次独游与我的生活相连接起来。这3次独游并不是隔离的、封闭的旅程，而是与我的日常生活相关的，并且能够影响以及延续到我的日常生活中。

在这3次严格意义上的独游之间，我断断续续在旅行，走遍了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期间自己一个人带着自行车从北京出发去西宁环青海湖，结识一帮车队的好友，也幸运地获得很多帮助，他们认为“女生需要获得帮助”。带着好友一同骑行海南岛的东线，记得队里一位要结婚的姐姐羡慕我自由自在，她说结了婚就生孩子养家了，以后很少有机会出来了。最近一次，2017年1月份与朋友一起攀登四川牛背山，略有高反的我在快接近山顶的地方再也走不动，朋友叫来山顶旅舍的大叔骑摩托车将我送到山顶提前休息，大叔叮嘱说，“女孩子真厉害，但是身体重要，别勉强。”印象深刻的几次旅程，都已经成为了我记忆中的一部分。之后还会继续走，会不断前行。

我热爱旅行，读研时选择了旅游管理这个专业，想去探寻它更深的奥秘；考研选择学校时，一心想回到北京，想回到我独游开始的地方。我开始关注那些独游女性，向她们询问她们独游的意义。她们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寻找自由”“奖励工作中疲惫的自己”“想自己出去跑跑，女孩子没什么不一样”等。我的故事也影响着他人，我会将一些经历写成文章放在微信公众号里；一些女性朋友询问我独游的经验，她们有的人也开始踏上旅途。

在旅途过程中，我开始认识自己的缺陷与渺小，学着与自己、家人、朋友很好地相处，并结交到了很多新朋友；这个旅途过程与我整个人生发展是契合的，我在构建着更广的世界观，学习保持着一颗赤诚之心，学着对世界保有一颗求知、悲悯之心。这个旅途过程不是完全独立的，其中的价值是在不断增长与积累的。女性独游者，在旅行的过程中，向外不断变换着凝视，内里的心理认知也在不断改变，不断突破“女性”的固有观念，旅行还会继续，那么旅行在其整个生命过程中也在不断地累加意义。

3.5 意义阐释阶段

在这个以“我”探寻“独游意义”为主要线索探究女性独游经历的过程中，通过回忆与撰写，“女性独游的意义”通过故事逐渐呈现。

3.5.1 “意义”的界定

对于“意义”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对于方法论的讨论，狄尔泰、韦伯、伯格森、胡塞尔、阿尔弗雷德·许茨等哲学家开始逐渐强调社会历史现象的主观性和独特性，认为社会科学目的在于认知被研究对象的主观意义[79]。阿尔弗雷德·许茨强调，意义是我们从“现在”出发，用反思的视角来阐释“过去”所观察到的经验的结果[80]182。张骁鸣从现象学以及语言学进行分析，最终给出一个旅游领域的意义分析框架：即“价值、目的”“含义、语义”“在某种范畴/领域/方面的意义”[8]。杨国荣强调意义在于成己（成就自己）、成物（成就世界）的过程，或存在于语言符号、以及价值之维的内涵两种领域中，其中，在价值内涵领域，意义在于人化的存在之中[81]。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将讨论重点放在日常生活世界，基于张骁鸣研究中赞同旅行行为属于日常生活世界行为[8]的观点基础上，将意义阐释的范围划定在旅途过程中的意义阐释以及旅途结束后反思过程的意义阐释，尝试在两个范畴解释意义：主观意义范畴（放置在女性主体本身，有关女性个体的“成己”）以及在社会环境语境范畴（反映在社会意义，有关女性独游的“成物”），将旅程融于生活，反思过程呈现在故事文本的书写上，将主体放在人的存在本身，因为在自传式民族志中，经历体验、故事的书写以及意义的呈现三者是合一的[82]。

3.5.2 旅游过程中的意义阐释

（1）由内心向外界的探寻：基于女性心理特质的凝视视角的变化

在日常的生活中，凝视（gaze）是一种普遍的观看方式。在观光旅游中，视觉扮演了主导的角色，赋予了旅游实践独特性[83]225-226。3次旅程所关注的重点都有所不同，不断在改变。在旅游的过程中，通过凝视建立“我”这个主体与外界“客体”相连的“一对多”的主客体关系。每个旅游景点都是在不同形态的游客凝视下，被营造或重新营造出来[83]136。由于性别角色的不同，作为女性的“我”在凝视中视角又会有所不同。在Gillgan的关怀伦理学中强调，女性偏向于一种相互关系中的存在，认为道德是对他人的责任，重视关系以及责任；女性能够发现需要并做出反应，运用关系网络来关照这个世界，使得没有人被忽略[84]22-65。每次旅程中的凝视，“我”都在期望着与外界建立联系，更容易被不同情景所打动，获得感知层面上的收获。

在“我”的经历中，“地上打地铺睡觉等车的人们”“北京双龙”“遛狗的老太太”这些符号，是这座现代化的城市的另一面，是“我”所理解的“充满生活气息、接地气的北京”。通过这些符号①麦克奈尔曾指出旅游研究中，由游客（tourist）、景物（sight）与标志物（marker）三者一同构成旅游吸引物符号[98]。，建立“我”这一主体与对北京这一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客体”之间的关联。这与“我”曾经在书上、电视里了解的北京有所不同，那是建立在“宏伟”“庄重”“政治中心”之上的理解，通过独自旅游开始了在原有的知识体系之下向外的探寻。“在地上打地铺睡觉的人们”这一类人成了“我”关怀与凝视的对象，他们或处在这座城市的基层，或新进到这座城市，是在北京华丽外表下的朴素底层。在北京之行之后，就决定想再次回到北京，去北京读书或者去北京工作，深入这座城市，为这座城市中的人去做些什么。北京的庄严之下，有着多样的生活姿态，差异感吸引了“我”这个旅途中的寻觅之人。

苏州之行，“我”期待着江南的风景，火车过了徐州之后，白墙黑瓦的印象很深，这些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南北方的差异。“文艺小店”“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歌声”成了苏州的符号，“我”对其的解读就是江南水乡的存在。这是“我”看到的一部分的景象以及在脑海中的意象形成。对于原来“我”的世界，“我”存在着一种逃离之感，逃离约束以及牵挂，欲在新的环境中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即接受了在苏州的“偶遇”。从单纯的景物世界，视角转换到了人际关系的建立，转换到了人的世界中。

尼泊尔给“我”的是一种强烈的“异域”含义。前几次经历，所关注的内容大部分可以看作是景色，在尼泊尔，对于特别的“符号”关注多了起来。尼泊尔不同的国家环境、语言、风俗、生活习惯、宗教，从“我”所看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尼泊尔的一切作为“我”的“他者”成为“我”一直凝视的对象，而“我”在尼泊尔的环境中，成为了他们凝视的“他者”。在当地大巴上只有“我”与同伴两位外国面孔，当地人对“我们”笑，帮助“我们”，这个过程成为了对相异文化认知建立的过程。所见的一切不再是不同，而是在这种现象之下，尼泊尔的贫穷，尼泊尔人民对生活的逆来顺受，以及对于苦难的平和处理。与之相对比的是“我”印象中“我”所处的文化环境。“在河中捡拾钱物的孩子、妇女”都成了“我”所关心的对象，以及尼泊尔人民的日常，“我”能做到的是基于旅游者角色的一些消费，提供一些经济贡献以及内心对他们的关照，将经历写进文字，让更多人了解，并有所行动。由内向外的探寻，展现了“我”能够理解到的真实与感动。

表2 “我”的旅程中视角的变化Tab.2 The changes of“my perspectives”during travelling

（2）由外界向内心的探寻：基于女性主体特点的技能以及世界观的改变

通过独游，探寻新的方法，这有别于过去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态度，对旧有的习惯以及方式进行反思，是对“旧我”的一个变化以此应对未来新的困难。在整个独游的历程中，自己订票，解决查找膳宿信息，解决突发情况等各类问题，不断地提升语言、查看地图、方向感、与别人交流等各种能力，如陈忻岱在文章中指出的，旅行是学习，也将尽量脱去自身文化的衣裳，避免用旧有的认知方式观看他者，而且将某种人文关怀的社会实践富含于旅行过程中，同时以这种旅行方式，产生自我认同的过程[62]。面对了从一开始排队买火车票，到后来网上买票、在长途火车上过夜以及吃饭的问题，“我”用多种方式化解，也总结了一些技巧。整个旅行过程，自己不断地处理先前未预见的问题，不断地去适应外在新环境，是一种对内在与外在限制的打破过程。在先前的意识中，女性是弱势的群体，有社会文化限制（社会性别意识）、自我限制（无意识）、实践限制（语言、知识）、空间限制因素（安全感）4类独游限制因素[33]。通过独游，“我”打破了曾经在“我”意识中的害怕、恐惧以及语言、空间上的一系列限制。这些限制是不断出现的，需要一次次的突破。每一次的突破，都是一次自我革新的过程。

（3）延续不断的价值生成过程：基于女性个人成长的价值生成过程

生活的目标并不在于已被定位最后决胜点的“完全”，而在于成全、培养、进修的永远历程。只有发展自身才是道德的“目的”[85]50。每一个目的地的抵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所有的收获，才是真正的目标。从最初的出发，“我”踏出了独游的第一步，即踏出了原有的舒适、安全的生活圈，向往陌生的世界。未读大学之前，生活环境是已知的、熟悉的故乡环境。而独游的这个过程，不再单单是对旧有生活的“逃离”，不再是技能的提升，也不再是对于女性这个弱势群体周遭限制的抵抗，而是已经成为一种不断探索的手段，不是“抵达”，而是“过程”，是“行进中”。“我”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父母的认同，从原来的“限制”中跳脱，又在不断的前进；“我”从一开始的害怕以及不知所措，变成了现在的独立自主；从原来的本科英语专业到现在的旅游管理研究生阶段，是在不断的探索，也期望着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有所发现以及创造，为先前的旅游经历，为这个旅游过程意义的浮现以及为后来旅游之人解出一些答案。

在这个“过程”中，独游的意义是被赋予价值的，这个价值在不断地递增，并嵌入整个生命历程之中。与自我的认知、流动的世界建立广泛的联系，不断地从“旧我”向“新我”进化。据杜威所提议：事情或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认识的对象，目的为控制变化的进程与结果，使变化产生所期待的结果；并建立一种创造者的信念：绝不能依靠纯粹心理的方法在认识中寻求绝对确定性，要通过有目的的行动主动调节与活动相关的各种条件，从而获得较高概率的安全性[85]6-7。而独游就是这个富有意义的“行动”。

（4）旅游结束后反思过程的意义阐释：社会性别分析

社会性别概念，是在特定社会中，由社会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角色、活动及责任[86]18。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多数用于女性发展项目的分析，更多的是劳动生产领域。由于旅游现象背后原因的复杂性，以及旅游活动同样可以看作是对女性本身的一种发展。所以，本文尝试站在旅游者角度，运用社会分析性别关系分析的“制度”概念对女性独游旅游结束后反思过程的意义阐释，从国家、市场、组织以及家庭4层[86]146制度进行简单的分析。这里不是一个正规的框架，但是运用这个框架能够使我们了解一个特定社会中影响男女生活的议题、事实和关系[86]26。

在国家层面，一方面受到传统父权制性别化分工的影响，女性长期负责家庭劳动；另一方面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影响。社会分工发生了变化，女性需要负责两方面工作，社会工作与家庭工作[41]。在旅游领域同样，女性自主进行决策、独自出行，就会引起社会的注意，是社会怀有“偏见”的注意，因为女性脱离了原有的家庭、社会工作空间。在市场层面，女性一方面是被消费，另一方面是被引导消费，但是一直没有受到真正、平等的关注。在组织层面，在本文中主要放在学术界，研究机构或者各种出版机构组织层面。女性研究依旧处于“边缘化”，一方面是受到学科思潮的变化，学科建设中对商科专业的关注，将重点放在了“管理”“市场”“经济”“营销”等方面；另一个原因是与影响力较高期刊杂志领导层的性别结构相关，男性高层的认知结构造成了对知识筛选的“男权”倾向，造成了知识对性别关注的不足[22]。家庭层面，从本人故事中也可以看到，从一开始“我”与“父亲”、与“同学”，与“苏州的旅人”的相关联，可以看到，“父亲”以及“同学”的意识里的女性性别角色期待是“回家”，在“家”的领域，这样一切才符合社会的规定。人们并没有察觉到社会性别作为了“意识形态①这里指的是一个“作用于人们意识的统一观念系统”[99]。”在发挥作用[15]236。

另外，从文中的“外国友人”细节中，也能够看出女性独游者容易受到关注，也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性。“我”作为“他者”被凝视，北京火车上“我”的“男孩子”形象安全，可以被人依赖；在尼泊尔，“我”与同伴是“异国女性”，“我”也是被老板娘拥抱的“需要关爱的对象”。从整个旅游过程中，女性独游者因为其只身一人，又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容易获得关心。“苏州木雕师傅”细节里可以看出“我”的意识也是已经被确定了的，“我”在履行“我”被社会期望的“女性身份”，腼腆，敏感。

3.6 创造性综合

在实践层面，女性独游成为当今重要的旅游形式，但社会常予以消极、谨慎的态度。在研究层面，女性旅游者看似独立自主，却又常被作为认作“易受伤害的”、容易“被引导消费的”，女性形象也常被“物化”。在旅游领域中的女性，缺乏主体的“声音”；在社会中需要建立起女性话语权力。而通过自传式民族志，从微观层面、生命底层的体验故事，透过“我”整个主体，与周边角色互动、付诸“我”的个体实践，能够传达出女性独游者主体的“声音”，使得女性独游体验得以展现，并将女性独游意义在“价值之维”得到阐释：主要呈现于主观范畴，也一定程度折射于社会意义范畴。在“我”的独游历程中，“我”作为女性独游的个体，不仅在旅途中寻找“成己”的主观意义，体现在由浅至深的3个层次：基于女性视角的凝视变化、基于女性主体的技能及世界观的改变以及基于女性整个生命成长的价值生成过程；而且，也扩张至日常生活领域，尝试通过主体建构的实践来实现“成物”的社会语境范畴意义，即女性独游现象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女性既定角色的手段。以此，来寻求社会现象的多元意义[77]。唯有在“成己”与“成物”的历史展开中，本然之物才成为人得以认识与变革的对象，并由此呈现事实、价值多方面的意义[78]13。个体与社会相关联，密不可分，社会意义必然也会呈现，况且是对女性这一特殊群体而言。但意义真正的是自为的社会主观概念，更属于社会的个人，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命在其活动中自我确认感以及自我实现[87]。本文最终将女性独游的意义主要引向女性主体角色的确立、自我价值之上。

4 结论与不足

本文通过自我叙事的方式，对女性独游的意义进行探究。整个故事过程是按照时间发展以及地点变换的线索展开，通过回忆并整合独游经历，按照“独游首发站”“由近向远探寻（苏州）”“由远向更远探寻（尼泊尔）”的主题对整个故事进行划分，并按照自我民族志中“唤起式”研究的“6个阶段”对意义进行解读，在女性独游“意义浮现”阶段：分为日常生活领域个体主观意义以及社会性别语境下两个范畴解释，第一个范畴又分为递进的3个核心范畴：游客凝视、个人成长以及价值生成。

对于旅游意义的研究，学者的研究主要有3方面：首先是从哲学层面上或者从文学层面上对于“旅游意义”做出本原的阐释，如从现象学视角对“旅游的意义”进行哲学层面的阐释[8]，以及对文学方面“旅游”主题文章的研究，从文学分析的视角探究了旅游意义的不同内涵[88]；其次是研究旅游对旅游相关事物如旅游业[87,90]、对地方等客观性的意义研究[91]；再次是旅游者主观性的、自身感受到的旅游意义的研究[9-10]，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研究者对于旅游者进行的质性研究，旅游者与研究者是分开的。而本文对于女性独游意义的阐释，是基于旅游者主观角度进行阐释，研究者本身也是旅游者，也是文章的研究对象，首先在视角上与先前的研究有所不同；其次在于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与先前研究有所不同，之前学者的研究结论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作为逃离的手段（消极方法）[33]；对原真性与“异地”的探寻[9]、自我成长以及认同[62,92-93]（积极方法）；与外界建立社会关系[62]（积极的方法）。本文在此基础上，从凝视、个人成长以及价值生成3个方面，并融合女性本身的特质进行分析，使得先前的研究进一步的深化；另外，本文将旅途历程看作生命中的一个延续过程而不是单单看作一段发生过的过去经历，增添了生命意义中的价值累加的意义，是对前人研究内容的一个扩展。在这里需要说明，本文在先前凝视、个人成长以及在价值累积以及最后社会性别分析几个方面的分析只是浅层的，因为本文目的旨在构造一个意义阐释的整体框架，尝试初步的分析，本文最终的目的是得到一个综合的整体，由于篇幅有限以及目的所在，未进行深层分析。

在游客凝视这一范畴，是将探讨的焦点放在女性心理特质的凝视视角的变化上，在3次独游经历中，所关注之物在不断的变化，其根本的是基于女性独游者视角。在个人成长的范畴，基于女性特质的本身，技能的提升以及与外界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都在使“我”，这个女性独游者身份的“我”，这个女性独游者不断地突破限制，不断地成长；在价值生成过程，经分析与思考之后，得到独游对于女性来说就是这个富有意义的“行动”。女性主义中有强调女性的主动性，那么女性独自出游，可以看作是权力争取的一种手段，也可以看作是对社会机制的一种冲破，这一过程的表述形式可能不同（有的表述为“追寻自由”“自我奖励”）。这与其他人群如男性独游、大学生独游以及青年独游普通群体所不同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主动性以及突破性，这是独游意义的“成己”过程。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不断地在衍生，那么这个突破与改变的过程也在不断进行，普遍意义上是个人的成长，人生价值的累加，而特殊意义体现在其目的性，是女性基于社会性别角色上的改变手段，是突破自我内在已建构意识形态的方法[15]237，也是尝试突破外在社会权制的途径，这就是独游意义的“成物”过程之中的实践。由于主体对意义建构的主要作用，意义最终回归到女性个体角色确认之上，抵达个体在生命过程中的自我确认以及自我实现。

通过完整自叙以及对旅游过程的启发式反思之后，得到的女性独游的意义可以综合解释为：主要部分的主观意义上，（1）向外的世界观扩展，建立广泛的联系；（2）女性向内的自我成长，自我确立；（3）是一种对于生命整个过程而言的价值生成过程；在社会性别语境范畴意义，即女性独游意义是对社会性别构建体系的挑战，不再是“依附别人”的女性，是女性主动的突破，是女性主体主动争取“话语权力”的体现。

对于质性研究来说，尤其是对于更微观个体的质性研究来说，其信度以及效度的检验可能会受到传统科学研究的挑战与质疑。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撰写自我民族志时，判断自我民族志效度的一个方法是：作品是否有助于读者与其他人进行沟通？作品是否提供了某种手段来改善作者、读者或参与者的生活[64]？Ellis指出，可以把读者的同情和共鸣作为一种效度指标，意在让读者感同身受并有所启发[94]。其信度可以体现为对人类尊重、正义的正面意义上[95]。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个案，而且是对研究者本身的经历以及经验进行探讨，得出的结论会受到笔者动机以及个人偏好的影响。普通旅游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这种意义，以及在这个意义呈现过程中会有多大程度的不明晰等，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补充与讨论。

致谢：由于本文采取自我民族志研究方法，故事主体为第一作者的经历，所以叙事故事中主体表述为“我”；但通信作者在论文主题、结构、方法应用等方面提出很多建议并亲自修改多次，故本文作者为两位。感谢匿名评审专家以及肖洪根老师、刘爱利老师对本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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