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林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宏阔视野和科学方法，全面、系统、深入、创造性地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传统文化有益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指明了实现传统文化价值的科学理论原则和正确方法，即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做好传统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在交流互鉴中提高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文化基点和精神支撑。

关键词：习近平;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8）06-0004-07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明古国，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彪炳于世的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未来中国和世界发展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党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弘扬者，非常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与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的讲话中系统深刻论述过中华传统文化的科学要义、基本内涵、当代启示、重大价值和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具体包涵哪些内容？如何理解与认识？实现传统文化价值与作用的科学理论原则和正确方法是什么？本文着重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

一、传统文化有益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构成中最深层、最持久的要素和力量，决定着文化的性质、特征和发展趋向，因而是文化的要义和精髓所在。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维系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续和发展，历来是各民族、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每个时代都有其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坚守和遵循的核心价值观，是作为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共同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核心价值观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在党的十八大上进一步概括和凝练而形成的，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二个关键词二十四个字，涵盖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构造什么样的社会和培育什么样的公民三个层面的理论规定和现实要求。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先进的价值观念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与进步起着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可以说“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此重要，那么如何培育并使之得到广泛认同和自觉践行呢？习近平总书记首先考虑的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如此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他任何价值观一样，都不是抽象的孤立存在，其形成和发展有其历史渊源、文化传承和稳固根基，是一个漫长的积淀和渐进过程。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渊源和根基的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而珍贵的思想资源和道德理念，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孕育和生发提供了丰厚滋养。比如，国家层面的富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夙愿。《管子》认为“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屈原《惜往日》有“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的诗句。《史记·李斯列传》指出：“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富足强盛时期至今为国人津津乐道，也成为人们的不懈追求。“富强”是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要实现的首要价值目标，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第一要求。在社会层面，“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王者犯法，与庶民同罪”等主张对当代国人平等、公正与法制观念影响至深。在个人层面，“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业精于勤，荒于嬉”“诚者，天之道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观点，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规范血脉相连。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这意味着，抛弃传统文化、丢掉传统文化这个根本，自己的精神命脉无异于被割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无从形成，也无法理解和认知。

概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说：“认真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将优秀传统文化与人们的“三观”联系起来，精辟地揭示了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如历史、诗词、伦理等，在立德树人过程中所能起到的文以载道、成风化人、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重要功能与作用。

二、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一个基本的现实是，党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我们要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那么，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来自何处？简单地说，“三个自信”不仅源于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源于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还可以从深厚的历史传统文化视角得到解释。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时，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这里，两个“讲清楚”非常清晰而准确地阐明了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这说明，我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内涵和底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之“源”、拓展之“根”。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其一，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贯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实事求是”源出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班固在书中赞誉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古为今用，对“实事求是”作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解读，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新时期，邓小平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不仅重新恢复和创新性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还进而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二，民惟邦本的价值诉求规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尚书·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古老政治律令历来为开明统治者所倡导，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我们党创造性地将这一“民本”思想融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中去。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不忘初心，即“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其三，天下和谐的思想渗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天下和谐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和孜孜追求。《尚书·尧典》赞美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论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中庸》强调“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可以说，“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新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可以说，对和谐思想的运用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总之，“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基于悠久历史传统文化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才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们应该坚信，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弃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变得更为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会更为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会更为完善。

三、传统文化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集中体现的是国家制度，而治理能力主要涉及制度的执行能力。具体而言，“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显而易见，体现为国家制度和管理能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是凭空并能短时期产生的，而是由诸多条件和因素综合作用、长期演进的结果。进一步讲，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选择，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对于中国而言，传统文化对治理制度与能力的影响是尤其巨大而深远的。钱穆曾在考察了汉、唐、宋、明、清历史上五个重要朝代的政治制度后指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这里的“根”，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有哪些探索和智慧？我们可以以儒道法墨为代表进行简要梳理和归纳。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由“仁爱”思想出发，提出以德治国，主张通过道德教化达到国家与社会有序治理。《论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还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相反，如果迷信权力统治模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由于道德如此重要，《大学》开宗明义，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基本途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和“德治”主张发扬光大，倡导仁政反对暴政，认为“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这些观点与习近平总书记主张的“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等思想是相通的。道家由“道法自然”思想出发，主张无为而治。老子《道德经》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因此，政治上，如“以道莅天下”，则“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即由“为无为”达到“无不治”的理想状态。老子将其“无为”主张形象地比喻为“治大国，若烹小鲜”，认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庄子提出，“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道家的这些思想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观点是相通的。法家从“事断于法”的观点出发，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具体包括，“法莫如一而固”，法要统一而稳定;“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法的实现要靠国家的强制力;“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法要公正执行。要之，“一民之轨，莫如法”，“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法家的这些观点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依法治国理念有重要影响。墨家“行禹道”，“用夏政”，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十大治国纲领。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意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这十大纲领，核心是孟子所说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显然，这与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一致。

总起来看，虽然儒道法墨的思想體系和基本观点差异很大，但都将治理国家和社会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得好，“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些既相互突出又互为补益的治理思想，可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四、传统文化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曾长期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领先领跑，但至近代则彻底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段历史使得国人痛心疾首，但与此同时，重振民族雄风、实现国家富强也成为国人念兹在兹的不懈追求。孙中山先生较早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三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和蓝图。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室时，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括为中国梦，后来进一步将中国梦的主要内容阐释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显然，中国梦是对美好未来的展望和憧憬，同时也回望着辉煌的过去，注重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启迪中确立目标定位，并汲取取之不竭的精神力量，探寻永葆生机和开拓前进的活力源泉。首先，先辈关于小康社会、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昭示着中华民族复兴的远大愿景。“小康”源出《诗经·大雅》，“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后来《礼记·礼运》对“小康”和“大同”社会展开了全面而精辟的论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是谓小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小康”和“大同”自此成为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景。新时期，邓小平将“小康”社会纳入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从而擘画出“三步走”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国百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扬弃性传承，“生动展示了中国优秀政治文化的内在品质和恒久生命力”。其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意志品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历久弥坚，生生不息，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一种意志品质。这种意志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也将继续激发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再次，日新月异、革故鼎新的变革维新精神推动着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锐意改革和大胆创新。《周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商鞅主张“明世俗之变”，“不法古，不修今”。韩非子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所有这些观点，都强调不断革新，不能因循守旧。我们使用的“改革”“创新”等词语就滥觞于此，并已沉淀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品格和禀赋，外化为时代的最强音和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需要啃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一再申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面对各种挑战与困难，“最根本的是改革创新。改革，最本质的要求就是创新。”实际上都是在说，改革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可见，中国梦不是空想，而是既有坚实可信的现实依据，也有悠远深厚的历史根基。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的崇高理想追求与强大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梦的历史方位和科学内涵，将先辈的崇高价值追求与光明的未来期盼连接起来，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而且可以使我们学习先辈宝贵的精神品格和坚强的意志品质，从而铸就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引擎，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五、实现传统文化的价值，要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揭示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而且指明了实现其价值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科学方法。

一是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可以在中国语境下相互促进，相辅相成。“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变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而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文化载体和精神营养。”二者的联接点就是我们当下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要求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正确理解与把握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将作为我党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命脉和生命土壤的传统文化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现实立足点和参照系之中，既反对抛弃中华民族“根基”和“命脉”的“文化虚无主义”，也反对弱化乃至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文化复古主义”。

二是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这表明，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一方面我们要注重坚持和继承，吸取中华传统文化中超越时空与国度、具有永恒魅力与价值的思想精华，比如“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需要继承和发扬，代代相守，薪火相传;同时要注意剔除其封建性的、已落后于时代的糟粕成分，既反对厚今薄古或者厚古薄今，也反对全盘抛弃或者全盘接受等片面、绝对的错误主张。另一方面，对传统文化要加强挖掘和阐发工作，“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内涵、新形式，增强其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做到与时俱进，与世偕行，使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内在的文化基因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相适应、相协调。

三是坚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做好传统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功能是育人，传统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要“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从内容上看，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突出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重点讲清楚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及其与中国发展道路、民族精神、国家软实力之间的内在关联。从形式上看，要注重“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途径和方式，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廣泛参与性的方式”，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只有坚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能“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增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效果，“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四是坚持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在交流互鉴中提高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具有民族性。自轴心时代奠基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客观反映与独特标识，积淀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美好愿景，传承和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文明血脉。其核心和精髓是体现中国创造、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魅力的中华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同时，中华传统文化又具有世界性，是世界文明大花园中极为璀璨和珍贵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这些思想家“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要求我们加强交流与互鉴，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价值。因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在此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不仅如此，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还可以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对中华民族的深厚情感和强烈责任，以勇立潮头的非凡气概和使命担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宏阔视野和科学方法，全面、系统、深入、创造性地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价值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有益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正确理论原则和科学方法的系列观点、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现代化、大众化的光辉典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拓展了“四个全面”战略支撑，深化了治国理政思想和理念，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 李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