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蓉

摘    要：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日瓦戈医生》问世后的第二年写下《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一文。他以“悖论”为着力点，探讨了这部作品在风格选择、叙事结构、“革命”的诗学象征、历史观等方面的人文内涵和叙事艺术，表达了自己在阅读时的“感情、问题和异议”。卡尔维诺以“经典”性的标准界定其价值，以“世界文学”的视野突出其特色，以小说家的敏锐眼光解读其艺术，许多敏锐的观点对后世的理解和研究起到非常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戈医生》    卡尔维诺    《为什么读经典》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俄罗斯著名诗人、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代表作品。1945年底，帕斯捷尔纳克开始着手《日瓦戈医生》的写作，历经10年努力，终于在1955年完成这部“毕生的事业”。1957年11月，该作以意大利文译本在米兰首次问世，次年出版俄文本和法文、英文译本，又很快译出多种文字传遍世界。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出版前后几年（1956—1960），作品引起了国内国外许多评论者的关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便是其中之一。

一、《日瓦戈医生》出版前后的相关研究

在俄罗斯评论方面，最先关注的当属域外文学领域的批评家。先是在1958年1月5日，马克·斯洛尼姆发表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一文，率先对这部刚问世的作品作出评价，指出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关于生命，关于人的使命，关于各种观念，关于大自然”的深刻文化内涵，同时通过对文本进行具体分析，揭示了该作独特的叙事风格，并窥见作品中的音乐元素、哲理意蕴、宗教内涵、独特历史观、对大自然特有的理解、隐喻的使用等等。同年3月9日，格列勃·司徒卢威在一篇短论《读者日记》中指出这部小说是“最近50—60年间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并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写了推荐信。费·斯捷蓬于1959年所写的《鲍·列·帕斯捷尔纳克》一文揭示了帕氏在艺术上倾向于象征主义，同时又十分关注现实，指出小说“超自然主义、超心理分析的结构和风格……使他（帕氏）能够以具有深刻独创性的、他个人经受过的关于世界的命运、关于人生的悲剧、关于艺术的本质和使命的思考来激活自己的作品”。可以看出，这些域外批评家的评论显示出拒绝从政治视角画线的眼光。而在国内，苏联作家理事会在帕氏获得诺贝尔奖后随即做出了开除作家会员资格的决定。官方的态度迫使研究者门几乎全体失语。

西方学界对《日瓦戈医生》出版前后的评论，有几位值得注意。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作品出版前便得到帕氏赠送的手稿复印件，评论这部作品“关于特定时代气息和生活氛围的传达，关于爱情的描写，都是极为生动且无与伦比的”，帕氏的艺术“本质上是为了变形而不是为了记录”，在其作品中自然界的一切都“在一种近乎神秘的意境中被赋予了它们自己的生命。”[1]美国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是美国人公认的帕氏研究权威，他在多篇评论中对此书的主题精神作出了“革命—历史—生活哲学—文化恋母情结”的概括和提炼。[2]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同样在《日瓦戈医生》出版后发表了评论，并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作为一名作家，在创作初始之40年代，其作品是“写实”的，以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为题材的《通向蜘蛛巢的小路》（1947）为代表。50年代，他则成为“超现实”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便是证明。这些作品的年代背景并不十分清晰，大体是讲述意大利中古社会的故事，主角都显得怪诞反常，他们对社会秩序和世俗幸福表达了偏执的抗拒。他以非现实的图画来表达自己关于人与世界的理解，隐喻式地表达对战后意大利社会问题的批判。除了文学创作的风格转换，他的个人经历也有变化。1945年，卡尔维诺加入共产党，一度在左派激进刊物上发表文章。大学毕业后在艾依那乌迪出版社任职，一直是非常活跃的左派评论家。1957年，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卡尔维诺的信仰发生变化，正式宣布退出意大利共产党。

卡尔维诺属于《日瓦戈医生》的“首批欧洲读者”，他在这部小说问世后的第二年写下《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1958）一文，后被收入其妻编辑出版的《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作为一名富有人文关怀、艺术风格上求新求变的小说家，同时作为一名曾经的共产主义的忠诚信徒，他对“这部从坟墓里回来的小说”的评论自然少不了“争辩”和“对话”。

二、卡尔维诺的评论与分析

评论伊始，卡尔维诺便将《日瓦戈医生》比喻成“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且毫不掩饰地说“跟我们的父亲讲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可以说这篇评论就是在“对话的过程”中揭示出了该作深刻文化内涵和独特艺术风格，同时显示出卡尔维诺敏锐的眼光。卡尔维诺沿着“整体风格——历史立场——叙事结构——革命的诗学象征——人物分析——主题”这一大致的路径，以“悖论”为着力点，表达了自己的在阅读这部作品时“心中引起的感情、问题和异议”[4]。以下将概括为四点对其相关分析简要转述。

（一）风格选择：19世纪俄罗斯传统，还是苏联小说？

卡尔维诺首先肯定了帕氏对于19世纪俄罗斯经典小说的继承，书中人物探讨的诸如“死亡的神秘、人生的意义和基督的本质”等问题便是最好的证明。但生活在20世纪的俄国，面对离不开的社会背景，面对20世纪前期俄国文学的前卫探索，这部书又像是一本典型的苏联小说：一部不是重炒19世纪小说冷饭的“社会主义现实小说”。卡尔维诺结合帕氏创作的文学背景，指出不能简单归档为一部传统小说或是苏联小说，而是一部“来自一个现已终结的伟大传统的晚熟的果实”，因为这部作品在苏联那些血腥岁月里保留了希望，保留了“对历史如何缔造的满怀感情的探问”。[5]

（二）叙事结构：传统现实主义的叙述，还是“打碎”的感觉？

卡尔维诺指出了正确“解构”这部作品的方法：一是把“现实主义客观性打碎成一种感觉的直觉性，或打碎成一种难以触摸的记忆的尘云;二是情節本身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他看到小说中建构起持续不断的巧合情节，并看到其叙事非常“自由”，有的描写详细到写出具体的日子，有的跨越年代很久却以极大的密度略写，由此细究直逼帕氏独特的叙事特色：“印象式”的叙述类型，“散文无非是他诗歌的延续”。[6]持续的巧合情节恰好说明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但帕氏却又不受这种框架的限制，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小说风格。

（三）“革命”的诗学象征：“为了每个人”，还是“个人主义”？

卡尔维诺这篇评论的题目就叫“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在他看来，革命是帕氏基本诗学神话的重要时刻。由帕氏所说的“革命”谈去，探讨了帕氏这部作品的深刻人文内涵：“革命”是人们对真实性和自发性的诉求，是为了包含着理想和希望的未来，而非现实中的暴力和野蛮。在后者的笼罩下，帕氏对于二战的描写似乎寄语了一定希望，因为相较而言，战争有着“实际的恐怖、实际的危险和的死亡威胁”[7]，又回到了作者口中那种“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属于每个人”的社会主义。但这也是帕氏所否认的，他认同的是一种基于私人、家庭中心的“个人主义”。这种后者否认前者的说法看似矛盾，实际上，一方面体现了帕氏思想的复杂，另一方面说明了帕氏作品中饱含的“人性”主题：无论是赞成“革命”（借日瓦戈之口所说的革命），还是反对“革命”（现实中带来血腥暴力的革命），都表达了他对一切非人性力量的反对和批判。卡尔维诺对此的分析，与当时苏联国内从片面的“意识形态”去评论帕氏便拉开了距离。

（四）历史观：“拒绝一切”，还是“接受一切”？

卡尔维诺认为，帕氏在书写俄罗斯20世纪上半个世纪的变迁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历史—自然理念：不是大人物创造历史，也不是小人物;历史运作如植物王国，如春天树木的转变。卡尔维诺将其概括为“历史超越人性”，并敏锐地指出其背后以宗教的高度看待历史的视角。顺着这一思路下去，却发现在日瓦戈医生游击队生活和这次旅程之后的情节中，书中出现了一系列暴力和残忍的堆砌和负面裁判，卡尔维诺评价此处帕氏的视域变成单面，诗学张力下降。但是，卡尔维诺没有简单停留在这一否定上，而是深究下去分析帕斯捷尔纳克的用意，即警告历史的野蛮性。可以说，卡尔维诺看出了帕氏的“双重身份”：他既站在宗教的高度，通过“抒情的倾向来过滤历史”，证实了普通人能在历史中表达其自由思想，又以警告者的身份告知人类历史仍是兽性本质的延续，远非自由的王国。所以帕氏成为了他“特别尊敬的作家与诗人”。

在这种复杂、甚至有点矛盾的“悖论”式剖析中，卡尔维诺敏锐地抓住了《日瓦戈医生》的经典性所在，最终将其作为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32位作家的34部作品之一，并断定该作“像一颗现已终结的伟大传统的晚熟的果实”。

三、商榷：“历史大于人性”，还是“人积极地参与历史”？

卡尔维诺在“争辩”结束之际，总结《日瓦戈医生》的基本主题是“历史超越人性”，而不同之处在于他认同“人积极地参与历史”。这一观点在他对比帕氏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在表达“野蛮”时的不同时也有提及：帕氏一次次地记录残忍的暴力事件和他的异议，而他是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角色。卡尔维诺对比了一位意大利作家帕韦泽的作品《山上的房子》，认同其所表达的“人积极介入历史”：“在使他流血之后我们必须把血止住……人的真正历史承担和公民承担就在这‘止血中，在这‘对此负责中。我们无法站在历史之外，我们无法拒绝尽我们所能做点事情，以便给世界留下一个合理和人性的印记，世界愈是使我们觉得无意义和邪恶，我们就愈是需要这样做。”[8]卡尔维诺确实敏锐地指出了帕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那无限的现实主义，包含一个抒情倾向，他通过这一抒情倾向来过滤整个历史”。但认为帕氏只是作为“局外人”记录而没有“止血”这一观点是有点矛盾、可以商榷的。

首先涉及帕氏本人的诗学理念。在《诗人的散文：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研究》的第一章的第二部分，汪介之教授结合翔实的资料分析了帕氏历史主义意识逐渐明确起来的历程。帕氏将他对“抒情”与“历史”的深入理解渗透到《日瓦戈医生》的创作中。正如汪教授所总结的，“大力主张艺术家个人经历的深刻印痕，特有的印象和记忆，以及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应主动渗透到艺术作品中去，表明帕斯捷尔纳克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现实主义。”[9]这种独特的诗学理念与卡尔维诺所概括的“通过抒情倾向来过滤整个历史”有相似之处，但这种过滤不代表超脱和忘却，不代表“局外人”没有“止血”，因为它的底色是“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在1960年初，帕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会见来访的美国记者奥尔加·卡莱尔，并说过一段话：“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感到对我的同时代人欠下了一大笔债。这一写作就是偿还债务的尝试……我觉得有责任讲讲我们的时代……我想在《日瓦戈医生》中把往昔镌刻下来，并给予那些年代里俄罗斯生活美好和敏感的方面以应有的评价……”[10]。

这里所说的“偿还债务的尝试”和“有责任”，便可以看到他的一种历史立场。同时，我们也能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和反思段落，看到他对历史和人性的理解。

舅舅韦杰尼亚平对日瓦戈和戈尔东产生了许多影响。早在他们未成年时期，韦杰尼亚平就曾表达过他对历史和个性的看法：“人不是生活在自然界，而是生存于历史之中……历史就是要确定世世代代关于死亡之谜的解释以及如何战胜它的探索……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11]并在他的日记里赞扬自耶稣诞生以来，“突出了人性……开始人的时代”[12]。如果说年轻的孩子们理解不了如此深意，那么历经世事后的成年期便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当戈尔东来看望战场上的日瓦戈期间，他们彻夜畅谈宗教、人民和民族：“在深思熟虑的心灵里，在新的生活方式当中，在被称作天国的新的交往范围里，没有民族，有的只是个人。”[13]这些表达观点的对话承载了作家的思考：只有个性是不朽的，这种不朽在于个性不断创造着历史本身。所以战争、革命、沙皇等等，只是“历史的鼓動者”、“历史的酵母”[14]，而非真正的历史。如果这些对话不足以证明帕氏关于人性和历史的思考，那么笔下塑造的拉拉这一鲜活的形象便是最好的证明。第十四章中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和情人日瓦戈“用她（拉拉）的名字、从她口中向时代提出控诉”的交谈，我们被拉拉吸引和感动，正因为她身上的人性力量的光芒，远远盖过了毁灭她生活和家庭的历史。

而给卡尔维诺造成“局外人”错觉的原因，是与帕氏在艺术上的追求和高远的境界是分不开的。帕氏及其笔下的日瓦戈所追求的是一种平顺、不张扬的独到风格：“他始终追求创作出那种有分寸的、不强求的音节，让读者和听者自己都不清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握到了诗的内容。”[15]这种风格追求的背后是其高瞻远瞩的眼界：“主要的工作不是他完成的，而是某种高于他，在他之上并支配着他的东西，那就是一种放眼世界的思想境界和诗情画意，是注定的诗的未来，是在其历史的发展中应该接着走的下一步。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让诗意进入这个运作流程的一个理由、一个支点而已。”[16]当然，或许这种抒情的风格和帕韦泽提到政治时“过于唐突与犀利”[17]大相径庭，但这只说明了个性不同，而其背后的责任意识和艺术追求并无高低之分。

所以探讨历史是否大于人性这一主题，离不开卡尔维诺指出的帕氏“个人主义”的两个前提：一方面是对历史、对未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是个性的自由。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下，帕氏通过这样一部蘸满浓烈个人色彩的抒情史诗，表达对一代人的责任，甚至是对后世的责任。

四、卡尔维诺评论的启示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内容广博、充满精神矛盾和意象隐喻的抒情史诗。从诞生到现在，它逐渐得到了来自东西方评论者的众多关注。卡尔维诺的评论不仅写作时间早，而且在整部《为什么读经典》中也是较重要的一篇（23页的最长篇幅），同时又因卡尔维诺退党经历，有着思想总结的一定意味。他从人文内涵和叙事艺术多方面深入剖析，较为完整地突出显示了其审美和历史价值，许多敏锐的观点对后世的理解和研究起到非常大的借鉴作用。其之所以有价值，有三点必不可少：

第一，以“经典”性的标准界定其价值。

作为一名出版社审读编辑，卡尔维诺涉猎极广，丰富的文学阅读和评论实践铸就了他甄别经典的能力。《为什么读经典》便收录了他对自己一生中意义最重大的作家、诗人与科学作家的评论。其妻埃斯特尔说，“在20世纪的作家部分，卡尔维诺将优先权给予了他特别尊敬的作家和诗人。”[18]在《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中，卡尔维诺从与作家本国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作品本身的人文内涵与独特叙事艺术、与同时代西方文学重要作品的比较等不同维度的剖析中，献出真诚、敏锐的解读，可以说既丰富了他对“经典”标准的认知，又生动地诠释出他对“经典”的定义。帕氏成为了被卡尔维诺关注的唯一一位20世纪俄罗斯作家，足见其作品之经典性。

第二，以“世界文学”的视野突出其特色。

在对《日瓦戈医生》进行剖析时，卡尔维诺是将其放在现代西方文学同时代重要作品的比较当中衡量其位置的。这突出地表现在两点：首先是这些作品如何对待“当今世界所固有的野蛮”。卡尔维诺认为这些重要作品是将暴力当成了某种必须经历的东西加以接受，以便在诗学意义上超越、解释和清除，但是“帕斯捷尔纳克仅在暴力面前表示不安”，他通过一次次地记录来警示人类“历史……仍不是人类理性的有意识的建构，它仍太过依赖生物现象、兽性本质的延续性，而非自由的王国”，这便是帕氏的重要性。其次还突出地表现在对人物形象的解读中。卡尔维诺将日瓦戈放在当代西方文学“否定性的英雄的殿堂”中考察，认为尽管这一形象同样是“拒绝融合”的局外人，但其形象的模糊性影响了平衡性，进而突出了拉拉这一形象的寓言意味，由此便可將这部小说“置于文学和历史重要性的强光中”。

第三，以小说家的敏锐眼光解读其艺术。

作为一名在艺术上不断求新的小说家，他不简单否认一位作家不同于传统的艺术形式，而是力求剖析独特之处及隐藏在其背后的诗学内涵。他对帕氏那“有持续不断的巧合的情节”和“印象式叙述”的论述，不停留在简单的肯定上，看出了帕氏对“生命”而非“心理、性格、情景”等因果逻辑式的兴趣，深刻揭示出帕氏“散文无非是他的诗歌的延续”的诗学理念。反观美国学者艾娃·汤普逊在《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中，认为主人公日瓦戈是“一个依照圣愚模式塑造的人物”、作品“结构混乱”的评论，汪介之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这种类似“结构主义”式的模式研究法无法做出审美价值的判断，是种跨文化视野下的误读。[19]面对同一种文学现象，卡尔维诺和艾娃·汤普逊做出不同的判断，由此可看出在文学批评中，关注作品本身，而非轻易搬套模式的重要性。

《为什么读经典》的开篇之际，便是卡尔维诺对“经典”所下的十四条定义。我们无需一条条对照，也一定会同意并赞赏他将帕氏的《日瓦戈医生》列为“经典”之一。对卡尔维诺来说，这是一部“不能对它保持不闻不问……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20]的作品。于我们而言，这更是一部值得一再重读、不可或缺的伟大经典。

参考文献：

[1][9][10]汪介之.诗人的散文：帕斯捷尔纳克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8-47，65，205.

[2]赵一凡.埃德蒙·威尔逊的俄国之恋：评《日瓦戈医生》及其美国批评家[J].读书，1987.3：38-41.

[3][4][5][6][8][17][18][20][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206-207，267，209，212，220，309，5，7.

[7][11][12][13][14][15][16][苏]帕斯捷尔纳克，著.张秉衡，译.日瓦戈医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499，11，43，119，448，436，432-433.

[19]汪介之.关于《日瓦戈医生》的一种跨文化诠释——论艾娃·汤普逊对作品的误读[J].当代外国文学，2012（1）：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