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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瓯十分满

2018-04-20吴豪俊

文教资料 2018年35期
关键词:茶诗文化意蕴苏轼

吴豪俊

摘    要: 宋代是中国茶文化重要的发展时期和繁盛时期,这一时期飞速发展的经济与开放的社会环境带来了咏茶文学的蓬勃发展。中国的茶文化与诗文化皆有着悠久的历史,两者碰撞擦出了奇异的火花——茶诗,这是文人闲情逸致与审美理想的诗意结晶。从宋代的茶诗中,不仅可以看出宋人的茶俗、茶功、茶情,也能体会茶诗背后所依附的文化意蕴。茶诗是苏轼文艺作品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他的茶诗是继承与发展中国茶文化的直接表现。对苏轼茶诗中的文化意蕴进行深入挖掘,既能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能在梳理苏轼生平的同时剖析其思想的流变过程。

关键词: 茶诗    苏轼    文化意蕴

一、宋代的茶诗茶事

中国茶文化的顶峰出现在宋代,繁荣的经济与开放的氛围促进了咏茶文学的兴盛。从诗歌的发展来说,宋人继承唐人风骨,延续了诗的兴盛,并以茶创新,攀上诗史上又一高峰。就茶文化的发展而言,宋代茶事与宋代诗歌创作上的创新交相呼应,不断翻新出奇,使宋代茶文化繁荣至极。而宋代茶诗则是宋代诗歌与宋代茶文化巧妙的结合体,是后人窥探宋代文化的重要窗口。

茶诗,顾名思义,茶与诗相结合的产物。何谓茶诗?学界虽未明确定义。从狭义上讲,诗人以茶为对象进行歌咏的“咏茶诗”才可称作茶诗;广义上则宽泛许多,只要包含“茶”字、涉及茶事皆可视为“茶诗”。历史上的茶诗浩如烟海,堪称经典者亦不可胜数。茶与诗歌在内容和意境上的融合史与演变史,也反映了茶文化逐渐发展与丰富的过程。

《中国茶文化经典》中收录的唐代茶诗只有一百四十八首,而宋代却多达八百三十七首,宋代茶文化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辉煌灿烂的唐诗、茶事活动和品茗艺术的发展普及加之丝绸之路的影响,唐代多少留下了些茶诗;宋代茶诗的兴盛则是在之前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经济文化盛极一时,宋代的茶叶生产得以空前发展,使得饮茶之风盛行,茶馆行业的发展也初具规模,在文化生活的影响下,茶诗的发展自然如日中天了。几乎宋代每个涉茶文人都有属于自己风格,且构思、意境、语言等方面均各有特色的咏茶诗词,如苏轼、陆游、欧阳修、辛弃疾、黄庭坚等,内容几乎涵盖了茶俗茶礼、茶藝茶道、茶性茶德等宋代茶文化的方方面面。[1]苏轼的茶诗约有百首,陆游茶诗有近三百首,黄庭坚则在词学创作中苦心孤诣、独树一帜,为文人开启了茶词的创作之路,而其所作茶诗亦有数十首流传。于诗于茶中,宋代诗人以其独特的审美与艺术追求,将日常凡俗融入宋代诗歌,留下一篇篇属于他们自己的篇章。

二、宋代的茶禅一味

茶最早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消食解腻,可谓是肉食者的专属,但自从达摩东渡,禅这个概念传入中国,茶与禅便发生了奇妙的反应。据《景德传灯录》记载:“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2]茶非但不再独属于肉食者,反而被素食者发扬光大,并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时间到了宋代,高速发展的经济让文人士大夫阶层如雨后春笋般活跃起来,一起受益的,还有禅文化的氛围。茶与禅的结合,不仅有着物质基础发展上的必然,还有在精神层面暗合的偶然。苏轼即是禅茶两者交汇点上的见证人,他是一位居士亦是一位茶客,加上文人这重身份,他自然不会在同属于茶、禅盛世的宋代袖手旁观,于是一首首蕴含深刻佛理的茶诗便从他的笔间倾泻出来。苏轼的茶诗诗中有佛,由佛系茶。诸多茶诗皆是参访名寺时创作,联系苏轼生平,他与众多高僧方丈交情匪浅,且坚信自己是僧人投胎转世,佛缘甚深,这也难怪他能从品茗中参悟佛理,明心见性。例如苏轼的《游惠山僧惠表》:“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桔杨梅尚带酸。”此诗寄情于景,写出了山僧在日常静谧的环境和优美的大自然中体会到了禅的妙趣所在。[3]而茶既是他妙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亦是接待客人的上好佳品。

禅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使人更有智慧并缓解人的焦虑,最终让人充分理解、接受生活。人生的痛苦不可避免,这是佛陀的第一圣谛,也是佛教的核心要义,苏轼一生颇为坎坷,仕途受挫、屡次遭贬,人生之苦犹如茶之涩,遍尝茶水的苏轼自是懂得这个道理。既然苦是在所难免的,唯有调整内心的期望方能获得平衡。按照佛禅的理论,欲得智慧者需潜心修行,接受身处五浊恶世的现实,并最终对世事无常习以为常。如此,纵是周边的卑鄙与恶意徘徊不去,希望被压抑不见天日时,也能保持一颗平常心,也无风雨也无晴地归去。人生这杯充满涩味的苦茶,苏轼每喝一口,便离苦集灭道更近了一步。苏子《龟山辩才师》有云:“尝茶看画亦不恶,问法求诗了无碍。”苏轼在品茗的一起一落间体会到了佛法甚深微妙。皈依佛门本质上是苏轼超我状态所期待的灵魂归宿。佛门乃清净之地,不仅是环境上的清幽干净,更是一种像唐代诗人常建笔下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中“山光悦鸟性,潭影通人心”的心灵层面的空冥。在这种情况下,不由自由地卸下防备、放松心身,举手投足充满禅意。

三、苏轼茶诗背后的文化意蕴

1.以茶喻人世

从苏轼的众多茶诗中可以看到他在品茗生活中对人生百事常表现出一种乐观豁达的处世情怀,他也常常寄茶表达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以茶呼应自己的人生,创作了许多可以让我们窥探到苏轼品茗人生的诗篇。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历经数次贬谪,苏轼身处人生低谷,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艰难,反而为他在文学道路上的创作有了推动作用。正所谓“诗穷而后工”,历经这些艰难险阻,反而使他显现出随遇而安,乐观从容的精神状态。

1079年,受“乌台诗案”牵连,苏轼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寄周安孺茶》这首最长且最具代表的茶诗便是于此时节创造出来。[4]也许是触景生情,也许是积蓄已久,苏轼将满腔豪情都注入诗中,他以茶象征君子刚正廉洁的品性,记述了宋以前的茶文化历史,继而边咏边叹:“团风与葵花,式砆杂鱼目”,茶虽能给人带来身体与心灵的愉悦,然树大招风,名茶依旧有被辱没的可能。这实际上是对自己人生遭遇的叹喟!“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是说往茶器里注入茶汤可以注到很满,可是人生在世上往往会有很多缺憾,不可能像注汤的茶杯一样圆满了,亦不免徒增感伤。

花甲之年,又遭贬谪,被贬在儋州。苏轼归当时的情景是为八无: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洗澡无浴室、更无书籍和笔墨纸张。最要命的是“饮食百物艰难”,主食是白水煮山芋。写作《汲江煎茶》时,他为了煮好茶,只好拖着老迈之躯去汲取深江的清水,还打趣儿自己揽得水中明月。回家后煎得“雪乳”好茶,眼前云脚乱翻,乳浪飞旋,耳中所闻是松涛阵阵,自是涌起“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之情怀。苏轼在贬谪生活中虽有一定苦闷忧愁,但他没有一味地抱怨哀叹,反而是以一种随遇而安,乐观豁达的精神面貌面对种种考验。苏轼终究是旷达之人,突破重重魔障,昂首走出了这段低谷。

2.茶诗砭时弊

苏轼作为一个一生从政的诗人,也善于通过诗词作品来反映民间疾苦,关心国家命运。从他的茶诗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苏轼在饮茶品茗之际,常把茶农之苦辛悬于心头,“悲歌为黎元”。

《荔枝叹》乃苏轼晚年谪居惠州所作,全诗慷慨陈词,怒斥了腐败的统治阶级种种荒诞奢侈的行为,昔贡荔枝、今贡茶、花,转而痛骂奸佞当道,摇尾乞怜争夺宠幸的无耻行径。[5]诗中,苏轼从反面借用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典故,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感叹——“无人知是荔枝来”如何?“知是荔枝龙眼来”又如何?一种说不出的无奈与惋惜充斥字里行间。而下句“飞车跨山鹘横海”更是荒唐可笑,苏轼将李白那种狂放不羁的想象挪用此处,写尽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君不见”三字亦颇具李白的气度,苏轼用在此处是为了下文转入现实批判,点名揭露当今权臣进贡茶叶和牡丹两事,从讽古变成刺今,他的直言不讳正表现了他无私无畏、敢于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

3.精品厌凡泉

宋代人对烹茶的精益求精反映在茶品,水质,以及烹茶工具等方方面面。苏轼对烹茶的精到体现在“精品厌凡泉”五字。他认为好茶必须配以好水。他在《求焦千之惠山泉诗》写出了这个道理:“精品厭凡泉,愿子致一斛。”惠山泉水天下闻名,为了取得一瓢用以烹茶的好水苏轼竟作诗索求,毫无大诗人、高官的半点架子。

通过苏轼创作的茶诗,可以推知苏轼品尝的名茶大致说来有:阳羡茶、建溪茶、双井茶、垂云茶、壑源茶、月兔茶、桃花茶、雪坑茶、焦坑茶、山茶等。北宋文人墨客多与茶有不解之缘。似苏轼这般集品茶、烹茶、种茶于一身,甚至取水、制壶等外围工序都广泛涉及的,恐怕很难有第二个,他对茶史、茶功的研究亦无出其右者。

在《汲江煎茶》中我们能看到东坡的精益求精:“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水火本不相容,苏轼的两个“活”字却似变魔术般将相克之物融合在了一起。仿佛豆与萁一般同根生出。苏轼所取水火自不是凡物。水,乃江畔深潭汲取之水;火,乃木炭点燃的猛火。至《鲁直以诗馈双井茶次韵为谢》一诗,苏轼对煎茶慎之又慎的态度不禁让人发笑——“磨成不敢付僮仆,自看雪汤生几珠”。这种亲力亲为的做法仿佛是在对待自己的子女,唯恐照料的旁人出现失误。苏轼对待事物严谨的态度值得后人学习。以煎茶为例,虽只是闲暇时涤荡心身的闲情,但他依旧容不得毫厘偏差。《试院煎茶》一诗云:“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苏轼对煮水的观察细致入微。这句诗运用通感浑然天成地将视觉与听觉结合起来,多维度地勾勒出煎茶之水最佳的状态。“蟹眼”、“鱼眼”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容让人赏心悦目,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噗噗冒出的水泡。[6]而“松风”一词更让人身临其境,仿佛置身松林,分不清是松风鸣还是滚水声,辨不清是松叶香还是茶叶香。

并非每种容器都适合煮水煎茶。在加热过程中,铜铁等金属壶容易将自身的金属成分渗入水中,时间长了会形成水渍。且烧出的腥涩味会破坏茗茶的质感——“铜腥铁涩不宜泉”。纳百川者,海也。容百泉者,壶也。阳羡是块钟灵毓秀的宝地,此地出产一种特殊的矿料,名曰紫砂。紫砂可塑性强、轻盈透气,制成壶后储存茶水,长时间新鲜不腐。“松风竹炉,提壶相呼。”苏轼在阳羡期间曾亲自制作了一款方便提握的紫砂壶,后人为纪念他将此命名为“东坡提梁”。上好的茶壶,自然需要上好的茶杯来配。“定州花瓷琢红玉”——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瓷质温润、色彩素雅。花瓷与茶的气质无二,故而是作茶杯的最佳选择。

结合历史上苏轼的平生遭际以及茶诗中所反映的品茶感悟,我们不难发现苏轼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性情乐观旷达之人。苏轼的茶诗,印证了茶作为一种闲适生活的标志可以融洽于各种场景。环境,既可充当劳顿仕途的慰籍,也可作为维系情感的纽带,或是化作创作灵感的媒介,还可化身折射社会现实的载体。[7]苏轼对茶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茶诗见证并推动了茶文化。

参考文献:

[1]罗璇.宋代咏茶文学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2]普济著.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吴桂杰.浅谈茶诗中的宋代茶俗及其文化意蕴[J].福建茶叶,2017,39(03):396-397.

[4]李懿.苏轼咏茶诗的生命情境与文化意蕴[J].兰州学刊,2015(02):51-56.

[5]陈庆元.苏轼《荔枝叹》的一条注释[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01):76.

[6]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金文凯.浅谈苏轼的咏茶诗词[J].三明学院学报,2006(03):29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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