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

摘    要： 本文将对陈金芳和赵小提两个身份、阶层、经历都不相同，却走向了相同的命运，沦为全球化时代的零余者的原因进行简单的分析。通过两人之间的对比，认识城乡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以及跨越阶层壁垒的艰难性。本文将对两人面对的精神困境，对时代的迷茫和困惑做出分析，以求找出当代青年的出路。

关键词： 全球化时代零余者    阶层固化    精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传入中国，和中国本土的观念发生冲突、抵牾，最终渐渐趋于融合，中国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其成因已经不简简单单是源于社会机制的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中西文化的价值冲突与碰撞使社会问题变得更加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作家们带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介入社会生活，试图用自己的笔来描绘出某一社会问题的全貌，并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以求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

近年来，不少作家开始关注底层青年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以求对当代中国青年面临的种种困境做出分析，并试图探索出一条突围的道路。甫跃辉的“顾零洲”系列、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文珍的《录音笔记》等，都对这一现象做出了阐释，底层青年的奋斗及其失败的结局问题成为缠绕作家们身心的挥之不去的梦靥。石一枫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最初分别刊载于《十月》2014年第3期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4年第7期，小说主要以一个落魄小提琴家赵小提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底层女青年在北京如何起高楼，如何宴宾客，如何楼塌了的奋斗故事。小说一发表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关注到了底层青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试图对这一社会问题做出理性的剖析，并揭示出其存在的社会意义。陈金芳是全球化时代的零余者，是失败青年的代表，但赵小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时代的失败者，零余者。本文将陈金芳和赵小提进行对比，以求发现两个身份阶级，经历不同的青年走向失败命运的原因，从而揭示当代部分青年的心灵困境。

一、“外来的乡下人”与“北京的城里人”

赵小提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大院子弟，他生来就有了北京户口，可以理所应当地留在北京，在北京上大学，工作，过着虽然无聊但安定的生活，在北京立足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他一出生便达成了了陈金芳拼命想要留在北京的目标。而陈金芳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外来者，她一开始就只是这座都市的过客，但她凭着自己与家庭的倔强对抗，甚至付出了流血的代价才得以留在北京，而后依靠辗转在各路“傍家”的怀中，勉强在北京生存。赵小提作为本地人，他自然而然就拥有了同学的友谊，在他们眼中他们是一样的，是一个共同体。而陈金芳作为一个转校生，她在同学眼里就是一个过客，随时就会从教室里消失，如文中所说“在这些“坐地虎”心中，“转校生”随时会从教室里消失，与他们深交是毫无意义的。”赵小提甚至因为陈金芳跟他住在一个大院，亦步亦趋跟着他回家，感受到的是耻辱和气急败坏，仿佛跟他一起走会将一些不好的东西传染给他似的。同学们会带着轻蔑的语气讲[1]“你呀你，怎么跟那人住一个院儿啊”，用[2]“你们院儿的陈金芳”来称呼她，仿佛她是一块时时作痒的烂疮，谁要是跟她扯上关系，那可真是人生的大不幸。”陈金芳从来没有招惹过谁，但是只是因为是“外来者”就遭到了同学们的排挤，从言语的指责发展到肢体暴力，陈金芳始终保持沉默。

表面上看，他们对陈金芳的厌恶是因为她学习差，穿着土，家里人口复杂，不讲卫生等外在条件，但实际上他们是因为一种排外的心理，他们自认为高她一等，希冀从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中获得高高在上的满足感，满足他们的虚荣心理。他们通过嘲笑陈金芳获得彼此间的心理认同，更加强化了他们的“北京人”意识。他们一开始便认为陈金芳作为转校生待不了多久，但她却一直坚持留下来，所以对陈金芳的态度从冷漠变成了嘲笑欺辱，在心理上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达到驱逐外来者的目的。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有了具体的阶级的概念，阶层地位已经无知无觉地烙印在孩子们的心里，所以整个社会的阶层固化早已经若隐若现地显现出来了。

人们对作为乡下人的陈金芳有了固定的定义，认为她就应该像个“乡下人”一样土里土气，一旦她开始改变自己固有的形象，开始像其他青春期女孩一样打扮自己时，遭到了师生的一致指责。老师已经看不惯她，[3]“陈金芳啊陈金芳，你们家那个条件你还穷嘚瑟什么啊”，“孩子们的态度比大人们更要极端得多，那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场逐渐升级的斗争”。青春期的少年少女不免都有了虚荣之心，但是他们却对陈金芳的行为格外不能忍受，他们本能地排斥，不能接受她。如文中所讲，“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在他们眼中，作为“外来的乡下人”，陈金芳天生比他们要低一等，所以他们可以随意地轻贱和侮辱。

“北京人”对“外乡人”的排斥，“城里人”对“乡下人”的轻蔑在赵小提和陈金芳的少年经历中展现的淋漓尽致。这也反映了“外乡人”融入北京这座现代化的都市的艰难性，他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巨大的代价才可能获得与“北京人”相同的起点。乡下人想要挤进都市，越过城乡之间的鸿沟是如此艰难，不仅要面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障碍，还要经受社会经济的压迫，以及他者的压迫。

二、“坚毅者”与“软弱者”

赵小提和陈金芳在性格上是有很大差异的，赵小提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具有了“心灵软弱”的一面，而陈金芳则是一个“积极进取者”，具有着“坚毅”的一面。

在当今社会，成功已经不自觉地与金钱、权力和地位挂钩。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们被时代的风浪追着前进，不进则会被淘汰。但是社会阶层固化，寒门学子想要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尚且不易，需要付出的是远超于同辈人的努力，更不用说像“陈金芳”一样的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底层青年，他们很容易采用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在法律的灰色边缘游走，以求获得与某“二代”們同样的地位。因为一无所有，所以他们更加有勇气孤注一掷，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赌徒”精神，要么赢得滔天富贵，要么输得一败涂地，他们有一种野心，有一股拼劲，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喜欢追求极端，不肯安于现实。但是在这个社会中，似乎社会上升的渠道已经关闭，你越努力往上爬，爬得越高，最终只会摔得更惨，像书中讲得[4]“陈金芳看起来获得成功过，但她从来没有真正有钱过”。无限地接近目标，看上去唾手可及，但当她欣喜地准备一跃而过的时候，却发现那里有着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壁垒，只能撞得头破血流，却始终到不了对岸。陈金芳是一个进取者，她走得每一步都是斗争之路。她的两次流血，为留在北京与家庭抗争，为活出人样辗转在各路“傍家”怀中，靠出卖肉体求得在北京生存的权利，并借此积累资本，甚至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来进行一场豪赌，孤注一掷。但她的身上是很有拼搏精神，为了想要实现的目标，她可以不惜一切。陈金芳有着一个想要通过努力奋斗实现的目标，她本一无所有，所以也就无所顾忌，带着玩命赌徒式的孤勇力求成就一番事业，在北京立足。

赵小提的形象是很有意思的。他是某种程度上的失败者，是一个以“犬儒主义者”自居的人，他的内心对社会种种争名夺利的行径充满鄙夷，对人们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是蔑视的，但另一方面对自我他处于一个既不满意而又不愿意努力去改变现状。他看似随性生活，实则内心充满着犹疑和惶恐。他的内心具有软弱性，他对小提琴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处于父母的逼迫，他无可奈何地选择接受，另一方面他又是喜欢的，因为喜欢所以才经受不住打击，多年不敢触碰。他是怯懦的，害怕失败而不敢向前，所以“吃软饭”多年，如“散仙”一样混日子，参加各种饭局，其实他的内心对这些杯影交错的奢靡而又无聊虚伪的生活是厌弃的，对宴会上一张张虚伪客套，圆滑讨好的嘴脸是鄙夷的，但他已经开始学会遵守社会上一些“潜规则”，对于社会的变化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他只会在心里遗世独立，不与之同流合污。他的内心又是极度脆弱的，因为自己在小提琴事业上的失败而备受打击，对于父母的失望装作视若无睹，对于“吃软饭”的行为装作心安理得，其实内心深处则是一种深深的自我厌弃，甚至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茉莉供养他多年只是为了获得某种心理满足，他是想要去成就事业的，但几经辗转却一事无成，只得以一副混吃等死，随波逐流的样子面对生活。他也是一个心灵脆弱的人，陈金芳为他安排的盛大的音乐会，却刺中了他敏感的神经，他是懦弱的，不敢面对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的失败，只能以不去触碰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但是他似乎认识到了社会上升阶梯的虚幻性，所以以一种看破的心态蔑视那些时代里的巧取豪夺，而这正反应了他心灵的脆弱，他因为看似清醒的认知而对社会产生失望，但也反映了他的懦弱，看似超脱其实仍然没有摆脱这个时代认定的成功的框架，而是基于求而不得而产生的蔑视。

陈金芳的两次流血见证了她的勇敢和坚毅，赵小提和陈金芳的两次拥抱充分展示了他的脆弱，他在陈金芳身上寻求母性安慰。陈金芳和赵小提一个拼尽全力，一个漫不经心，最后却走向了同样的命运。陈金芳因为对社会定义的成功的盲目相信，而不惜一切地去努力争取，她更多面临的是现实困境，她需要不断地转变，八面玲珑地去进入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其间她努力地想要变得高雅，通过名字的改变，通过去接触各种高雅的艺术，如音乐和绘画，急迫地想要向世人宣布她已经融入了这座现代化的都市。她也面临着巨大的心灵困境，作为一个“外来者”“乡下人”，她始终有着被“城里人”排挤的阴影，她急切地想要融入城市，哪怕是以一种虚幻的方式感受有钱，这正反映了她心灵的空虚与迷茫。赵小提以一种看破的姿态去蔑视这个时代所谓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他不过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冷眼看这个世界的弱肉强食的竞技，甚至带着一丝讽刺。在这一方面，似乎他已经站在了时代规则之上，以对这个世界的蔑视和不合作以获得对世界的虚幻的胜利。当然赵小提也算不上一个成功者，他是音乐事业的失败者，文化生涯的失败者，他的心中的迷茫或许比陈金芳更多。他仿佛已经认清了那个晋升阶梯的虚幻性，认识到社会现实中那道不可跨越的鸿沟，所以他只在周围打转，冷眼旁观一个一个摔下来的人。但他的内心充满软弱性，他害怕去尝试，就仿佛一个被蛇咬过的人，对一切未知充满恐惧与不安。小提琴事业的失败已让他对社会失去了信心，在这个竞争化的时代，他只能以一种随波逐流的心态生活，以获得心灵的平衡。

三、殊途同归的零余者命运

全球化时代的零余者和五四时期的零余者虽然都面对精神困境与迷茫，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五四时期，郁达夫等人笔下的“零余者”是在时代巨变中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终日惶惶，自艾自怜，精神和心灵都承受着巨大的苦楚，却不甘心与世俗同流合污，与虚伪和光同尘。中国处于一个被侵略被欺辱的地位，中国的青年在异国他乡同样遭受排挤与欺凌，个人欲望无法得到满足而产生了心理畸变。但他们是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他们的思想是先于时代众人的，是时代的先觉者。而在全球化时代，社会走向开放，中西方文化发生强烈的碰撞，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青年精神上陷入到一种迷茫的境地，青年一时之间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的转型，虽然时代的某些价值标准出现畸变，青年对此要么盲目相信，要么视而不见，都陷入到巨大的精神困境之中。

陈金芳为了“活出点人样”可以不择手段，孤注一掷，而赵小提实则是迷茫的，他害怕失败，所以连追逐的勇气都失去了。通过二者之间的比较，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社会“阶层固化”问题的严重性，在某种程度上，社会上升的渠道似乎已经闭合，他们在梯子上爬得越高，可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摔得更重更惨。赵小提作为“北京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陈金芳想要留在北京的心愿，而陈金芳则要靠着与家庭的顽强反抗才得以留下，其中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当赵小提等人在学校度过那些放荡不羁的青春岁月时，同龄人的陈金芳却只能辗转在各路“傍家”的怀里，获得在北京立足的依托。陈金芳所做一切都只是想要融入这座现代化的都市，但都市始终排斥她，她始终是这座繁华都市的“异乡人”、“零余者”。赵小提始终在都市中成长，但他却因为对时代定义的成功的看破，看透而选择了一种随波逐流的生活，如王朔笔下的“顽主”，通过选择与时代的不合作，不妥协来表现自己微弱的反抗。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对时代的妥协，他深谙各种社会潜规则，可以在那个上流圈子里混的如鱼得水，虽然他的内心充满鄙夷和轻蔑。他玩世不恭地生活，奉行犬儒主义的行事原则，其实就是对生活的倦怠和厌弃，看似看破了一切虚幻，但又因为无能为力和自己的软弱而感到空虚。他似乎认识到突破阶层壁垒的艰难性和社会上升渠道的虚幻性，所以他选择固步自守在自己的阶层中，原地打转。

陈金芳们无法取得出路当然与当前社会结构的凝固化相关，随着阶层分化与贫富化的加剧，社会流动性减弱，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更多地由其出身与身份决定，这让出身社会底层的当代青年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可能与希望，在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面前，来自社会底层的有为青年看不到出头之日。另一方面也和他们自身的精神困境有关，无论是赵小提还是陈金芳，他们都被社会所定义的成功束缚住，关于成功的定义和标准越来越单一化，简单化，直接与金钱地位挂钩。陈金芳和赵小提都没有挣脱这一束缚，陈金芳执着地去追求虚幻的梦想，赵小提则陷入到另一个极端，因为看破一切的空虚与迷茫。

四、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在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中承担失败者的命运，是全球青年所要共同面临的话题。青年在这个资本控制的时代，不免会陷入迷茫，尤其是来自底层的青年，他们认识到资本在人的命运中的重要性，但资本则总是垄断在少数人手里，一个寒门子弟想要获取资本的道路本就是很狭窄。在80年代，青年或许还可以通过求学来改变自己的阶层，但当今社会，大学生已经丧失了市场竞争力，更不用提陈金芳等没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他们积累资本的方法不免走偏到一些触及法律的灰色地带。当资本控制了整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当社会对个人的认可都只局限于金钱地位，当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也狭隘地归于社会地位，那么这个时代将会彻底地物化，这个社会将沦为一个物欲社会。石一枫等人的作品，正在向我们展示这一骇人的社会现象，而这一现象足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高加林”难题到“陈金芳”困境，文学对社会的反思一直在持续，但是否这些反思已经足够引起社会的警醒和关注，还远远不够。如贾平凹所说“文坛目前存在大量写作，是经验的惯性写作。我们的经验需要扩展，小圈子生活可能会遮蔽更多地生活，这个时代的写作应是丰富的而不单薄的”。在80后作家的的叙事中，这些人物的失败很多出自他们的日常经验，但小说的叙事路径，手法和意图太合乎读者的阅读期待，读者需要看到更宽广的视野去关照社会中的失败者命运，给他们以切身的疼痛感。作家不仅要向读者反映一个社会现象，而且要引导读者更深入地进入这个问题的思考，对这一现象的根源作一个深刻的分析。

参考文献：

[1][2][3][4]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