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萍萍

摘    要： 方方在2013年发表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引起广泛争议，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法，用西蒙娜·薇依提出的“拔根状态”与“扎根”概念来分析《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乡土情结。乡村青年是乡村的未来，因此对乡村青年的书写可以看作是作家对乡村未来命运的思考，同时，对乡村知识分子进入城市后的个人结局的书写也反映出了当下文学创作者在边缘以外对自己写作意义的追寻。

关键词： “拔根”    “扎根”    乡土情结

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转型方式造就了特殊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启蒙救亡主题到1940年代至1960年代的红色政治意识形态主题再到1990年代“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市场经济体制大潮，启蒙、改造和失语成为知识分子精神发展的三大炼狱。生长在传统乡村的知识分子在民族之积弱的耻辱意识中“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漂泊旅程。

西蒙娜·薇依所著的《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一书中提出了“拔根状态”与“扎根”的概念。“扎根”，在法译汉中直译为扎根，而英译将其意译为“The need for roots”（根的渴求）。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生存的悬置性，“扎根”像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过程。而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下，扎根必然要带有“拔根”的断裂前提。中国悠长的农业文明历史所形成的深厚的厚土意识，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乡土文学书写场域成为作家魂牵梦绕的家园和难承重负的沉重枷锁。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在拔根乡村和扎根城市的过程中是不会有如此深刻的热望和屈辱感的，那么在走出乡村和进入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拔根与扎根才会产生剧烈的撕扯。对乡村知识青年命运的思考与刻画反映出了当下作家的一种身份焦虑，知识何为、文学何为的声音在内在孤独与外在喧嚣市声的双重挤压下潜入部分作家的笔下。

1.“拔根”：自强之路

西蒙娜·薇依在她的《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中提出了“拔根状态”与“扎根”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整本书处处显露出神性和哲学思辨色彩，因此在借鉴其“拔根”概念时更多的是从现实角度上来连接当下中国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书写领域的文学体验。西蒙娜·薇依在“乡村的拔根状态”一节中提到了乡村的自卑情结，在这之前，她指明的一个现象是“在农民的眼里，那些为工人呐喊的知识分子，不是在维护受压迫者，而是在维护特权阶层。知识分子对这一精神状态毫不知情”[1]，由这一现象所引出的问题是文学如何书写乡村。乡村青年是乡村的未来，乡村青年的命运与乡村命运具有同构性。而面对当下难以整合的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对于乡村青年的关注在许多作家笔下呈现出了明显的现实焦虑图景。

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是20世纪中国蔚为壮观的文化迁徙，一代又一代的乡村青年怀抱各种各样的期望从偏僻的乡村涌入都市，开启都市求生的路程。在这些乡村青年中，较为敏感的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他们后天掌握的知识成为他们融入都市的重要信仰。但是现代都市的发展离不开权术与金钱的运作，而这也正是乡村知识青年在以往的乡村生活经验中所缺失的，因此他们对都市与乡村之间文化落差的感受比谁都深刻。知识分子在进入城市之后，在都市之外的醇厚和谐的生活图景被放大，无论是“乡下人”的自谓还是“都市病”的命名都反映出了乡村知识分子的潜意识结构中对于都是文明的防御机制。但是自上世纪末开始到现在，乡村的醇厚和谐无论是在现实层面还是乡村知识分子精神层面都已被抽空，这也就意味着支撑着百年乡土文学精神意蕴的文化性在当下也行将消失殆尽。方方在2013年发表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出版后在文学界内外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作家借助笔介入现实的愿望与实际写作的能力之间的错位使文学如何现实和怎样现实的问题再度进入思考和讨论的视野，一味地抠取现实的客观性而忽略文本本身传达出的精神现实总是与文学的价值指向相悖反。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以涂自强进入大学生活为分界线呈现出了环境的“变”与涂自强的“不变”以及其“不变”在“变”中的变化。涂自强这个人物形象在设定之初就没有很强的可观和可触感，人物出场之前也就是小说开端的三小段文字带有非常独特的生成美感和影射力度。“河并不宽，石头遍布”、“越朝山里，路越细窄。走到深处，两架山便对脸凝望。山影也轮流倒在对方身上”，这两句话隐约暗示了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这个小长篇内在结构。表面上看，主人公涂自强是离开内锈型的大山到开阔的现代都市，但实际上离开深山涂自强并没有踏出宽阔的大道而是获得了另一种无路可走的境地。乡村和都市犹如压在涂自强两侧的两座大山，在回不去的乡村和到不了的城市的两重边缘深处，乡村和都市互相凝望，触不可及。在涂自强进入大学之前，也就是走出大山深处后的遭际十分耐人寻味：出山—小镇—县城（修路不通，决心走去武汉）—襄樊城·鹿鸣山—搭载便车却晕车—土地庙—小村庄（被提亲）—加油站·路边餐馆—大学报道最后一天到达武汉。这些经历无一不在淹没涂自强的大学生身份，而且还出现了带有传奇意味的情节设置，如没到襄樊城却先误入到鹿鸣山这样一个历来被文人当做涵养精神的自然之地，还有晕车后背着行李在大到起雾的雨中进入一个带有民间信仰意味的土地庙做庇护所。涂自强在鹿鸣山中感慨大诗人孟浩然隐居地方的无趣：“你在这光是读书喝酒，啥事不做，就算天天有人寻上门来谈诗，又有啥意思？想罢，他也懒得进山瞧瞧，趁着天色明亮，急急朝城里赶去。”这不仅是涂自强的感慨，更是叙述者带有些许认同的困惑。

涂自强在去大学路上遇到的人总是对涂自强投以尊重，也是这份尊重里透露出的夸奖使得涂自强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份——山里娃。涂自強受的所有的苦都在山里娃这样一个身份中得到“理所应当”式的归宿。在前往武汉的路上，涂自强靠体能赚取学费，和农名工和小县市的务工者一样劳动，他在进入武汉之前的经历肉体的辛苦在底层同胞们的鼓励声中得到慰藉。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提出已久的阶层固化问题，社会阶层的跨越为何变得如此艰难，除了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体制之外，阶层内部的惰性也不可忽略，这种惰性与千百年积累而成的国民性格密切相关。鲁迅所说的“人肉筵席”的稳定性不就是在于一级一级相互制约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城市结构与乡村结构之间并不是单向性的排斥关系，尤其是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国，如此厚重的厚土历史和特殊的现代化启程方式都使得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特殊而复杂。

涂自强顶负着全村的希望，从深山走向城市的大学，想要摆脱贫弱不堪的农村却发现这贫弱不堪一己之负载。作者将涂自强进程前的经历写的依旧充满希望也正是为下面涂自强在进入大学以后发生的变化，乃至于走向末路做了一个对比式的铺垫。

2.“扎根”：涂自强之末路

谭桂林教授在《轉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中的“都市‘边缘人的自我拯救”一节中曾对知识分子的乡土情结做了溯源和中西对比式的剖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都市朝拜大都是一种实用理性的驱使，而在内心情感与心理上，这些朝拜者都很少具有拉斯蒂涅那种融入都市的欢欣与喜悦，他们与城市生存氛围总是存着一层隔膜，一种障壁。”[2]值得思考的是新世纪以来十几年的社会发展历程使得这样的乡土情结又发生了质的变化，上世纪百余年积淀下来的对于城市文明的心理防御机制，尤其是那种以“乡下人”自居的荣耀感，没有了主体性。那种对乡村的逃离不再具有深沉的思想动机，生命之根的拔除与文化之根的缺席成为新世纪小说中乡村知识分子扎根城市的重要困境。

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当涂自强在众人面前从自己浸满汗渍的腰带里“抠出”零碎的学费时，涂自强双手颤抖，准同学们的目光使它一路积攒来的信心瞬间不知所踪，而老师说的一句他很了不起却瞬间使得涂自强找回不知所踪的自信。涂自强在重拾的自信和对剧烈咳嗽的回忆中开始了大学生涯。涂自强的“自强”之力在进入大学生涯丝毫没有任何的减损，相较于之前的生活条件涂自强变得更加感恩而且刻苦。小说中涂自强在刚进入大学生活没有牵涉到家乡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求学对于改变一个乡村青年命运的希望，但作者就是要将这样平稳发展的涂自强逼入“徒”自强的死角。父亲因为被平了自家的坟地气得吐血身亡，最终死在了父亲的爹娘的埋骨地，也葬送了涂自强的求学之心;从未出过深山的母亲来到城里后的强烈不适感使得涂自强一次又一次帮助她解围，，终于最终丢掉了工作来到了医院。父亲的去世，母亲也接到了城市中，涂自强的与深山的家族联系可以算是已经断裂，但小说依旧将涂自强扎根城市的路导向死亡，其意味值得推敲。所谓的“徒”自强之“徒”至少应该有两个方面的指向：一是个体身上背负的乡村集体性重担;二是城市结构中知识力量的严重缩水。涂自强刻苦学习积攒的知识不仅不再成为改变命运的担保，反而会对贫寒学子造成难以在城市生存环境中乘风破浪的重要障碍。相反，扎根城市最不需要的乡村集体式期待却成为涂自强无论如何也无法甩掉的沉重负累。而这正是隐显了叙述者的当下凝重的乡土情结，从乡村前往大都市的乡村青年向来不是一个人个体的迁徙，但是他们却的的确确是一个人在奋斗，他们被裹挟进城市的生活大流中，他们行色匆匆，不时流露出的情感早已不合时宜。

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情节设置有些相似的是李佩甫的《生命册》，吴志强和涂自强的奋斗史结局有些不同却有相似，涂自强最终被作家写死，而吴志强也差点被写死。在他们奋斗过程中带有心灵慰藉作用的女性形象也承载了重要的隐喻力量，“采药”与“梅村”的结局遥相呼应，本是精神家园的乡土没有了慰藉人心的力量。在文本本身反映的社会问题以外，更为深层次的是作家写作的一种末路状态，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虽然成功地将自己的生命之根扎在了城市，却在商品化大潮中面对一片精神荒芜的文化齑粉。

3.结局或开始：边缘以外的守望

谭桂林教授在《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中说道：“乡土情结，由于它浸润着强烈的自我情绪……它是人们对自我生成与归属的哲学沉思，是人们寻找自我精神家园的一种充满诗意的美学关照。”然而生命之根的拔除和文化之根的缺席使得当下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流露出介入现实的焦虑感。20世纪的“世纪末”时代转眼也已拐过新世纪十几年，文化产业和商品化大潮的迅速发展将文学推向更加边缘化的地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文学本就应该在边缘处生长，边缘自有边缘处的自由，可是当下文学的现实处境是它滑向了边缘以外并且涌动着一股向中心进发的焦虑力量。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结尾，涂自强带着采药写给他的诗，腰上再次扎起母亲缝制的腰带踏上了回家的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让主人公的包里多加了一尊观音菩萨像，“这个人，这个叫涂自强的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他想，果然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么？”[3]在小说的结尾叙述人声音借助“赵同学”之口表达出了这部小说的现实关切。涂自强的带有悲剧性意味的结局反映出了作为农村知识分子想要扎根城市背后的群体性自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没有使乡村成为亦步亦趋的陪跑者，反而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殉葬品。乡村的自足结构被打破，当下的乡村不仅客观化的自然环境污浊，就连农村人的精神也在发生变化。当作家将笔触伸向偏远的农村，在未触及现代化的偏远处，又洞见了想要融入城市的脱贫热望与乡村淳朴精神在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涂自强们凭借知识力量获得了进入城市的机会，却无法获得在城市立足的起点，每一个涂自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家庭和贫弱的乡邻，吃苦和勤劳是他们对涂自强们进入城市后的立足指导，而当官发财是他们为涂自强们设定的目标。想要脱贫的热望和贫穷的起点之间的错位使得涂自强们进入城市之后既对勤劳产生怀疑又对当官发财产生绝望，可他们只有在无助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是一个人，一个对这世界无足轻重的平凡人。未曾松懈过的他们在从未得到的路上终于被甩出了这个世界之外，因为这个世界是注重可视化成果的世界。

在小说几近结尾的时候，涂自强的病和母亲的结局耐人寻味，让人感受到了一份悲伤后对尊严和神性的守望，这也是叙述者在最后唱出的一曲乡土挽歌。苏珊·桑塔格在她的《作为隐喻的疾病》一书中说道：“身体里有一个肿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耻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么让人感到羞愧了。”[4]作为癌症之一种的肺癌，按照苏珊·桑塔格在该书中的介绍，主要有两方面的隐喻义，即癌症所具有的“必死”的宿命论意识和肺癌所具有的关于死亡的尊严感。涂自强最终走出了世界之外，他背后抛出的“果然这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么？”这一反问，既是涂自强的末路尽头的困惑也展现了作者内心凝重的乡土情结，而这“凝重”的首要含义就在于走出世界之外的无可奈何，这在作家写作层面的含义指向作家的写作动力的一种悬置状态。而母亲最终在莲溪寺获得了一个床铺，在都市中的寺庙空间中，母亲才得以安定，中国农民所特有的那种偶像崇拜意识在进入城市后反而得到了一种更为纯洁的神性。同时，涂自强的母亲所象征的那种母体意识与附着于母亲身上的偶像崇拜意识在小说结尾为涂自强死亡的沉默增添了一抹带有形而上色彩的意蕴，这同样也是作者对自我写作意义的一份拯救。这样带有悲剧性和神圣意味的结尾暗示着现代文学百余年形成的乡土情结在当下的尴尬处境，“乡土”无论是在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陷入一种消亡的危机中，然而却都还在挣扎。“拔根”与“扎根”之间盘根错节，拔根乡村与扎根城市的路途遥远而崎岖。

方方将最终走出这个世界的涂自强拉回这个世界的视野，在文本的现实关切之外，更是她本人乡土情结的一次展示。在精神日渐滑坡的当下，在政治性的虚纵式控制和拜金主义所向披靡式碾压下，带有被动、保守和回顾性本质的乡土情结在生活在城市中的文学创作者心中郁结，这也可以看作是作家书写乡土重要情感内涵。“拔根”与“扎根”之间无论如何盘根错节，“无根”的悬置性体验是相通的，这种悬置状态既是一种结局也不失为一种对新起点的守望。

参考文献：

[1][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65.

[2]谭桂林.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7：242.

[3]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5：169-170.

[4][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4：30.

[5]翟业军.与方方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N].文学报，2014-03-27（020）.

[6]罗小茗.城市结构中的“个人悲伤”[J].文学评论，2015（02）：159-166.

[7]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J].复旦学报（社会科版），2001（01）：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