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翼

摘    要： 原始生态伦理与现代生产逻辑的并行，是阿来《蘑菇圈》的基本呈现方式。现代化进程对原始生活方式的改造，到底是福还是祸？答案呈现出历史的悖论。在《蘑菇圈》中，阿来通过阿妈斯烱的守护与机村人的破坏来展示现代文明带来的疯狂，并以阿妈的失败来宣告原始伦理的逝去。《蘑菇圈》试图寻找原始生态伦理的内核，表达现代文明的隐忧的写作方式也呈现出作者对于文明的反思。本文试图从原始文化伦理的生命内核、现代文明的消费逻辑和两者的内在关系这三个方面来对《蘑菇圈》的生态主题进行辨析。

关键词： 阿来    《蘑菇圈》    生态    母性    饮食

阿来是一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因而常常站在文明的边界上思考着汉藏两者的差异与得失。纵览他多年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对藏文化的表达和对现代文明入侵的反思。藏区散落在远离现代文明城市的山林草原，与外界的沟通较少，因而保持着原始的农牧经济，它的文化还带着一些原始特性，信奉自然，敬畏天地，呈现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存状态。不同于日新月异，追求进化的工业社会，藏区生活唯一的变故就是生死，生死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一旦简单稳定的生活遭到国家机构、工商业、金钱消费等现代逻辑的冲击便支离破碎，现代物质迅速填充生活，机村人更是带着被物质激起的欲望义无反顾地扑向山川湖海。

一、母性與自然：生生不息的法则

“阿妈斯烱说，要是布鸟不飞来，不鸣叫，不把白天一点点变长，这夏天就没有这么多意思了。”[1]在斯烱眼里，夏天的到来是和布谷鸟一起的，是布谷鸟把夏天变长的。同样，蘑菇也是按自然规律生长的，一场大雨过后，菌子才会从雨里里冒出来。斯烱从不心急，总是静静地等待蘑菇长成后，在最恰当的时候摘下漂亮的蘑菇，不让其腐败。在《蘑菇圈》里“自然”就是机村人的生存法则，机村人与自然获取维持生命的食物，同时谛听生命不息的奥秘。

“蘑菇圈”，是指蘑菇密密麻麻生长在一起。采了又长出来，采了又长出来，整个蘑菇季都这样生生不息。本来以为今年采了，就没有了，结果，明年，它们又在老地方出现了。圈里的蘑菇是山里所有同类蘑菇的起源，所有蘑菇的祖宗。“蘑菇圈”既是本篇小说的题目，又是全文的中心意象。“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2]“蘑菇圈”和守护者“斯烱”构成了小说的深层内涵，两者同时象征着母性，正是母性带来了新生命的诞生与成长。《易传》有云：“天地之大德谓之生。”这种对生命存在的尊重，在阿来的小说中随处可见。斯烱的转变，是从发现她肚子里的生命开始的，情人的欺骗与工作组的无情在生命维度下，显得无足轻重。

阿来以母性的生殖能力来抵抗死亡与无意义。《蘑菇圈》中，来自现代、汉族的女工作组长频频质问没有结婚却生子的斯烱，“谁是胆巴的父亲”。女组长认为斯烱愚昧任人摆布，但斯烱觉得女组长才是可怜人。斯烱从母亲的身份，获得了自身主体性。“遇见零星的那几朵时，阿妈斯烱还嘀咕来着，你们怎么像是没有家的孩子呢，可怜见的。”[3]她于干旱年间挑水养育林间的蘑菇圈，给松鸡留蘑菇，给鸟儿流水，给全村的人送去救命的新鲜蘑菇，都是出于母性的伦理观。小说曾写到经过荒年，斯烱去看蘑菇圈，有松鸡在吃蘑菇，“经过了饥荒年景的斯烱，见了吃东西的，不论是人还是兽，都心怀悲悯之情，她止住脚步，一边往后退，一边小声地说，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只是来看看”[4]。阿来塑造了一位至善至美的母性形象，她默默地养育蘑菇，并且蘑菇一起养育着机村人。

在“机村年轻人贩卖蘑菇”与“斯烱守护蘑菇的两条线”之外，阿来设置了“饥荒”暗线，于“饥荒”的阴影里，审视生命。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饥饿叙事”，大多是出于以人性诉求来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的目的。但在《蘑菇圈》中，“如何抵抗饥饿”成为叙事重点，阿来给出的答案就是“斯烱和她的蘑菇圈”。阎连科的《年月日》里同样也提到了“母种”的重要性。《年月日》将背景置于大地拒绝养育人类的时代，日光下干裂土地上站立的一人一狗一黍苗，这个画面仿佛是对人类末日的描绘。作为“守护人”先爷将自己埋在了玉黍苗旁，才给族群留下来年过活的种子。比起《年月日》的残酷，阿来的《蘑菇圈》落笔与生命繁衍的温暖，而“蘑菇圈”今后的生命如何，机村人今后的生命如何，人类今后的生命如何，都未在小说中出现，阿来只在末尾处提到“我的蘑菇圈没有了”，这一笔为小说留下了不祥的尾巴，与前文曾经历过的“饥荒年”，遥遥呼应。

二、人性与饮食：消费时代的疯狂

据阿来的观察，如果说现在还有人愿意将目光往边远农村投射的话，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那儿有很好的自然风光或有历史遗存，如老村落，它可能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还有一种被人挂念的方式，就是那儿出产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5]人类利用自然界的各种资源作为食物，维持自身的生命延续，同时从食物的获取享受的感觉，即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当食物为人类食用、吸收、消费时，人也获得了自由与愉悦。因此，《蘑菇圈》从物产与食物的角度深入到的精神文化层面，展开对人性以及现代消费的反思。

汉族的饮食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有着一套完美极致的饮食文明。藏族人吃蘑菇放牛奶煮熟即可，吃牛肉煮熟后刀切手撕直接入口。而工作组油煎蘑菇、罐头烧蘑菇、素炒蘑菇、蘑菇面片汤等等，他们似乎有无数种吃蘑菇的方式。不过在饥荒年间，生命消失之际，讲究吃法的吴掌柜终于忘记了对饮食文化的耽溺，只求最朴素简单的盐与肉。除了简单的饮食，藏民实行的天葬，也是在报答天地万物对其的养育，用自己的血肉供养其他生物。相反，吴掌柜产生了不想活的念头后，便去偷合作社的羊吃，原因是他想做个饱死鬼。这种死前也不忘吃饱的念头，正是多年饮食文化留下的影子。吴掌柜死前嘴角奇怪的笑容和闪闪发亮的满嘴油光，似乎是对“拼命地要吃吃吃”的人类下的一道诅咒，又或是人类命运的一则预告，人类为了生的“吃”，带来了死。这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文化不再为了填饱肚子，它逐渐超越了人的饮食必需，超越了口腹之欲，成为了食者的外在的地位象征。

如果说工作组里的人对口腹之欲的沉溺，只是一种感官文化无意泄露出的裂缝，那么商业的入侵显示出现代文明张开了血盆大口，一口一口地吞噬自然。进入现代后，社会劳动分工明确，个人受组织限制，个人的主体自由性在消费这一行为中获得补偿，并获得所谓的“生活美学”。作为与个人主体联系最紧密的食物，在消费——幸福的思维下逐渐走向失控。“蘑菇”进入商品流通体系后，凝结着消费社会中物欲横流的城市对于藏区的钟灵毓秀的物产的奇异想象，获得了能够彰显拥有者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声望的符号价值。对于感官的沉迷与对于格调的追求在商业社会合谋，促使人类开始对山珍野味的疯狂的掠夺，越是珍稀，越是高价买卖。这种欲望不加以遏制，走向极端，必然会造成人类对其他物种索取的失衡，给其他物种造成伤害，进而破坏物种平衡。

“蘑菇”不再是“蘑菇”，它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财富的来源。“要松茸商人一出现，就迫不及待地奔上山去，他们都等不及松茸自然生长了。”“让人用带齿的耙子扒开浮土，使那些还没有完全长成的蘑菇显露出来，拔出来带走。”[6]消费需求的扩大，刺激着生产的扩大;生产的扩大，换来更大的消费。在生产消费的循环中，被消耗浪费的便是自然的资源。海德格尔就曾断言：“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如何在源泉那里消耗着一切本质性的东西。”现代资本文明下，生产消费循环中，金钱取代自然，成为机村人安身立命的法则。金钱可以換来万物，但蘑菇只是蘑菇。同样都是贩卖松茸，斯烱保守着她蘑菇圈的秘密，谨遵向自然索取的度。而其他村民受金钱的诱惑，起初带来红利的现代商业贸易渐渐地偏离航道，它引起了更大的生态问题和乡民的精神问题，并且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地步。丹雅那近乎癫狂的言语“为了钱，为了很多很多的钱”，在小说的结尾回荡着。

“蘑菇”曾在荒年成为机村人的救命之物，如今蘑菇圈被破坏，那么如果再遇到“饥荒年”怎么办呢？早在《尘埃落定》中，阿来就探讨过食品与商品的关系。罂粟种植，带来的暴力引发金钱的疯狂。大面积的罂粟种植取代了粮食种植，土司们非但没有实现发财的美梦，反而使自己领地上的人民在风调雨顺的年代遭受了饥荒。拿着大把大把的银子，却换不到吃的。现代文明的建立是对人的理性的绝对肯定，即不用自然供给，人也可以用科技造出万物。当自然资源被消耗殆尽，只能寄希望于类似丹雅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人工蘑菇”。然而，在这场资源争夺的战斗里，机村人将被卷入商业体系，并成为被牺牲的一环，被压制的底层。

三、吞噬与被吞噬：历史进程中的悖论

随着50年代国家机构的进入，封闭的藏区被纳入现代化进程中，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未被开发的前现代村落存在着大量的自然资源，藏区成为社会生产的原料产地参与到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从消费一端的角度看，现代文明带来便利与舒适;但从生产一端看，自然环境破坏使藏民失去生命延续的方式。《天火》里，过度砍伐树木，导致一场弥天大火，烧光了机村人赖以生存的土地;《遥远的温泉》中，浪漫梦幻的温泉不复存在;《已经消失的森林》中熟悉的满山峻岭已像斑秃似的触目惊心，曾经清澈如丝绸般蜿蜒在草原上的长江与黄河正变成浑浊的泥沙的大流。

近年来，阿来越来越关心生态问题，试图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探讨发展与破坏的关系。早在1991年，阿来曾写过名为《蘑菇》的小说。小说中写到大批新鲜的蘑菇被飞机运往日本，日益高涨的收购价格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嘉措母亲，一位退休镇长因为从事收购蘑菇的生意而重获新生，嘉措和朋友的令人兴奋而又有收益的活动则是到乡下采摘蘑菇。小说结尾处：“蘑菇一共是二十斤。八十元一斤，卖了一千多块。嘉措一分不要，两个朋友一人八百元。剩下的都一齐吃饭喝酒花掉了。启明的钱打麻将输掉一部分，剩下的给妻子买了时装。嘉措觉得他潇洒大方。哈雷则运用特长，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唱机和原来的收录机并联，装上两只皇冠音箱。嘉措觉得他实在，而且有文化。”[7]和《蘑菇圈》的结尾相比较，其中的变化和差异可以想见。对新生活的欢迎和质疑是两篇几乎同名的小说之间的差异，维护前者的是经济，而后者的守护神则是自然。

他曾谈到：“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我们今天所谓的城镇化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偏远的乡村，那些乡村的人、物，乡村的生态。”[8]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乡村成了城市的“食物”，城市靠着从农村身上吸取的养分迅速膨胀，日渐萎缩的农村被弃置一旁。农村的原有的生态被现代文明破坏殆尽。除了生态关怀，阿来还将他的目光放在人性关怀上。农村里的人，他们的生活环境已大不如从前，他们的原初精神已被城市逻辑侵蚀，他们城市进不去，农村或不去，他们要如何生存？阿来的作品和访谈中都表达着这种危机感，他呼吁人们重新思考一味寻求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思路是否正确。

四、结语

被遗忘，被吞噬的乡村在阿来的作品中，被反复呈现。藏民原始自然思维在现代文明逻辑下的节节败退和守护者的失败唱出了生态悲歌。原始生态文化成为痛斥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机械化生活的合适的“神话”，试图打破人类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堡垒。然而，在强大的理性科技与资本生产的面前，这种呼吁显得如此的弱小，无法撼动自大的“人”。《蘑菇圈》的写作是走到现代市场与商品社会的背后，讲述社会生产的完整故事，还原被遮蔽的生产，同时思考文明在不同的历史与背景中被界定的方式，以及边地人的精神变迁。

参考文献：

[1][3][4]阿来.蘑菇圈[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2]韦勒克.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6]易小燕.用文字关照普通人，别遗忘乡村[N].京华时报，2015-1-30.

[7]阿来.阿来文集中篇小说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