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革命”

2018-04-20陈秀娟

文教资料 2018年35期

陈秀娟

摘要：张承志的最后一部长篇《心灵史》，不仅是他革命理想的坚持和探索文学本质的实践，更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张承志独立立场的表达。他的特殊经历和穆斯林身份使其始终独立于时代文学思潮和知识分子环境。《心灵史》的最终完成，无论是对张承志的个人，还是对文学本身和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探求，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张承志心灵史继续“革命”

2012年5月，《心灵史》改定本收藏纪念版印刷发行。3年后，旷新年以《心灵史》为线索，通过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的方式，钩沉了张承志的三十多年的写作道路。他谈道：“在‘文革结束之后，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加入了‘告别革命的合唱。由于张承志保持着独立的立场，‘拒绝加入对革命的诅咒，使他遭到知识界的敌视、攻击、围剿和污蔑。”[1]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集体宣告“告别革命”后，张承志打出了拒绝“告别革命”的旗帜，以独立的姿态站立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写作者的对立面。因此，笔直试图借助“继续革命”来阐释《心灵史》的生成轨迹和意义价值。“继续革命”的“革命”并不等于马克思等共产主义者提出的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指身兼作家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张承志凭借着自己写作和独立思考维护作家的写作尊严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提供自己对文学、信仰、知识和正义的看法。“继续革命”包含三重涵义：它不单单是对六七十年代革命话语的继承和反思，也是对八十年代文学写作和知识话语的反思，更是对自己以及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灵魂的一次大清洗。

一、革命理想的心理补偿

《心灵史》诞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84年，张承志进入西海固地区。那一年，他认识了影响自己后半生的人——马志文，了解了回族伊斯兰教的一支——哲合忍耶。此后，张承志逐渐地实现了人生的转向：从一名回族民众变成了兼具作家身份的哲合忍耶教徒及其代言者;从书斋知识分子转变为民间知识分子;由拥有公职的作家转变为自由职业者。1989年，张承志开启了自己的终极小说《心灵史》的书写：“我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也许，此刻我面临的是最后一次抉择。肉驱和灵魂都被撕扯得疼痛。灵感如潮水涌来。温暖的黑暗，贴着肌肤在卫护我。我沉默着，强忍着这种限界上的激动和不安。但是我必须解说，因为你们密集地簇拥着，焦躁地等待出发——大西北雄浑苍凉的黄土高原已经大门洞开。”[2]为什么结缘西海固成为张承志人生道路和写作旅程的转变期？是什么样的机缘导致作者在《心灵史》中情绪怦然爆发，将其看作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而后终结了小说的写作？

首先，我们可以从张承志的生命轨迹中梳理他对革命的认识。1966年，清华附中开展红卫兵运动，18岁的张承志成为其中的第一批成员。张承志的血液中涌动着刚性的勇者思想，红卫兵运动闹革命的行为正好契合了张承志的烈性思维。张承志把红卫兵运动当作一种青春理想来践行，立志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20年之后，这种思想依旧持续着，他在1988年曾写过一篇散文《悼易水》，文中激情澎湃地书写了对狼牙山五壮士的崇拜，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歌颂，对烈士传统一去不返的惋惜。如果说，18岁的张承志渴望革命、向往狼牙山五壮士的豪气和荆轲刺杀秦王的雄心壮胆只是一种年少轻狂的浪漫主义理想，那么38岁接近不惑之年的张承志依旧在怀念这种思想的话，就不单是对青少年红卫兵理想的狂妄重复了。可以说，革命热血一直充斥在张承志的血液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提到红卫兵身份，人们都有些许忌讳。然而张承志依旧无所顾忌地谈论这个人们力图用遮羞布挡住的红卫兵身份，他写道：“就宛如1966年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批‘三家村时，我在学生作业式的小字报结尾突然写出了《红卫兵》三个字一样。使用书名号的意思不言而喻：那三个字是我文学的处女作。”张承志似乎在挑战集体的声音而将红卫兵身份引以为豪，不仅把它作为自己文学的起点，还将其看作一种神秘的隐喻。

张承志对红卫兵运动历史的认识和后来社会对它的反思是相悖的。我们来看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对红卫兵运动的反思观点：“红卫兵运动是中国青运史上一场扭曲的、变态的青年运动，作为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一部分，这场运动给共和国留下来极其惨痛的一页，无论对党和国家，还是对新中国的一代青年，它都是一场浩劫，一场恶梦，一场历史的大悲剧。”[3]后代彻底否定红卫兵运动，将其看作经济、政治、文化的一场浩劫。对于红卫兵运动所培育出来的红卫兵，人们也将这个整体看作是“共和国母亲教育彻底失败的‘逆子，他们在文革期间的种种举动也给整个国家带来了苦难和痛楚。”[4]。作为社会整体的历史反思和作为个体的张承志历史思考形成了一种悖论和张力，也是作为生命个体的张承志理想与现实境遇的一次冲突。

当红卫兵浪潮过去，整个社会彻底否定此運动时，张承志不仅没有陷入时代大潮否定自己的红卫兵青春，反而将其看作自己文学的开始，其中的意味值得思考。笔者认为，这不是个体刻意地与社会的对抗，而是关于对革命、历史的思考，社会和张承志之间产生了分歧。社会是从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恶性后果来反思历史，而张承志本人是从革命原初的内涵来肯定革命的意义，所以在八十年代知识界提出告别革命的时候他继续坚持革命。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认识断裂？一方面，张承志对革命本身的认识和革命武器被极左政治所利用二者区分得泾渭分明。张承志肯定的是正义的革命本身而非被扭曲的被利用的革命。张承志说，我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一个儿子，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脚上心中刺满了荆棘。那个时代的败北，那个时代的意义，使我和远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同志一样，要竭尽一生求索，找到一条——自我批判和正义继承的道路。张承志对经历过的六十年代带着批判与继承的态度。他批判的是六十年代的极左政治运动，而继承的是“为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六七十年代，是一个提倡革命的时代，然而革命武器被极左政治所利用，而导致后来人对六七十年代革命的否定。张承志一直坚守的原则是，对于历史，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应该在整体历史的长河中判断。谈论，思考，维护革命的思想和行动都不应该为极左政治而负责。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张承志的留日体验。1983年到1984年期间，张承志凭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域研究计划”合作人身份和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身份奔赴日本展开中北亚历史研究。在日本的遭遇影响了张承志回国后的内心体验和写作立场。张承志在日本接触到日本赤军运动，接触到名叫坂口宏出版的关于赤军历史的珍贵回忆录，了解了家永三郎以一人之力抵抗日本篡改教科书的案件。张承志对六七十年代革命的肯定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来评判的。他不厌其烦地褒扬六十年代日本红卫兵运动。“日本赤军是在六十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即全共斗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和正义斗争”[5]张承志肯定日本红军的行动，“认为它是伟大的六十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6]同样，张承志也肯定毛泽东的革命精神。“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又充满错误，但是，就像周总理和毛主席一样，我们是那么正义、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越的战争。当时的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门参加示威游行。是我们，是中国革命有力地影响了他们。”[7]红卫兵抗美援越在其小说《金牧场》和后来的改定本《金草地》中也有书写。张承志用历史细节补充了我们对红卫兵运动的历史认知。张承志想力争，个人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时，同样饱含着正义理想。

张承志的革命理想人民息息相关。张承志最早发表于《花的原野》的蒙古诗文《做人民之子》中就喊出“为人民”的口号。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黑骏马》，从中篇小说《北方的河》到第一部长篇《金牧场》。张承志用笔的着力点都在他进入民间所接触到的人民。无论是张承志早期插队到内蒙古乌珠穆沁还是后来到新疆考察，最终走进西海固，他在民间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歧视、非正义、不公平。他曾写过一次在内蒙插队的体验：“不是那时身困其境，不是那时身困其间，今天我是绝对无法体会也无法总结的;那时我们被身份和地位鞭挞，我们这个家族包括我这名插住其中的知识青年，都在忍受人类最卑鄙的本性之一——歧视。”[8]最让张承志气愤的是没有人起来反抗歧视，反而顺遂天命一样去成全歧视。他直接袒露自己对不反抗的鄙视：“一家之主是额吉的独子艾洛华哥;他那陪笑脸说奉承话的一天天的日子，真叫我讨厌透了。”“真是那样：人弱得没有说一句硬话的勇气，狗弱得一嘴下去咬不出血来。”[9]。有着人民立场的张承志深入民间后，发现民间依旧存在着非正义。他看到了人民骨气的薄弱，所以反复地提倡刚性思想，不断地借助古代荆轲，现代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来呼吁。甚至作为暴力的革命武器也不能轻易被否定，如果人民最起码的心灵自由都丧失的时候，可以采取暴力来维护生存自由。

张承志的革命理想触发了《心灵史》的书写。六十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理想幻滅，八十年代知识界告别革命，张承志的革命理想仍然明晃晃地燃烧着，不熄灭的革命之火一直存在于他的心灵。文化大革命中理想不得而寻求理想补偿的心理在张承志那里显现出来。当张承志遇见哲合忍耶，无疑会带来他革命理想的大爆发。因此，《心灵史》对于张承志来说，不仅是最后一部长篇，更是革命理想的补偿。

二、沉入民间与诗性飞扬

《心灵史》的发表是1991年的重大文学事件。对于张承志个人来说，《心灵史》的发表是他作为一名真诚的写作者对八十年代文学写作的思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文学方面，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文艺为政治服务”“三结合”“三突出”等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文学理念开始进入反思领域。然而，八十年代一波接着一波的文学思潮究竟达到了何种反思效果，是否真正理解了文学写作的本质，可以与世界文学相媲美？我们可以简单地梳理一下八十年代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大体上，八十年代文学有着两条发展轨迹：其一是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文学发展脉络;其二是学习西方文学理念，而形成新时期文学的独特风景，像“新历史小说”、“先锋小说”、“纯文学”、“新写实小说”等等。然而，第一条脉络依旧停留在政治书写的框架内。第二条脉络，远离政治、社会、国家等宏大话语叙事，而偏重于文学形式和内部。要么囿于政治，要么完全撇开政治，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在张承志看来，均是有悖于文学的本质。在八十年代提倡纯文学和简单化的政治书写环境中，张承志认为文学并没有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大众所认为的文学的黄金时代，张承志这样说：“八十年代并没有给中国文学带来黄金时代……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令人眼花缭乱。”[10]对所谓八十年代黄金时代文学的不满，张承志肯定会自己另辟一条道路，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地图。

那么，张承志心中真正的文学是什么呢？“我本人属于也认为应当寻求真正具备艺术意味的文学......艺术即规避，选择了文学就意味着选择了比政治更原初、更私人、更永恒的道路。”[11]张承志对文学的看法是：艺术即规避。文学不应该是政治的发声桶，也不应该流于形式，选择文学是选择比政治更原初，更永恒，更私人，超越形式的特指，对于文学本质的看法，张承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歌手冈林信康的影响。在张承志看来，文学是植根于大地的，与政治宗教社会民间分离不开的，但文学不能囿于政治现实，应该在其基础上实现飞越，融入诗性品格。因此，沉入民间与诗性飞扬是张承志文学的两大关键词。从张承志最初写作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到《黑骏马》到《金牧场》再到《心灵史》，张承志都一步一步沉入民间，从草原之梦到天山深处再到心在高原，张承志实现了灵魂的一次又一次飞扬。

1968年12月21日晚上八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送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2]在那个毛主席语录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毛主席的指示一下达立马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同年，20岁的张承志和清华附中另外两名同学扒车，主动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旗插队，“唐、蔡、我三人都是扒上正式被批准的知识青年们坐的大卡车，一路潜伏，强行插队到草原的。”[13]张承志由红卫兵身份成功地转化为了知青身份，从此，开始了四年乌珠穆沁的插队生涯。比起被动员下乡的知识青年来说，张承志下乡更具主动性，这是他第一次走向民间、人民。张承志青春时期的理想选择为他的民间立场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插队乌珠穆沁的四年是张承志写作生涯的萌芽时期，那么张承志走向新疆，真正地坚定了文学写作道路。1980年，32岁的张承志为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决定重访斯坦因走过的道路，从北麓向南穿越天山。新疆之旅坚定了张承志的文学创作念头：“我把研究报告写成了散文，并且暗暗地决定了文学地表现思想的方向。”[14]

张承志长久沉入民间的经历让他反思书斋文学创作，反思单纯注重文学形式的写作，反对文学创作的虚伪姿态。他借日本歌手冈林信康的理论来表达了自己的思想：“用久了抽水马桶会失去抵菌力，要用自己的屎肥田，吃自己种出来的米，才是艺术正道。”[15]1984年，第四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张承志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他心中的虚伪之地，踏上了前往兰州的路程：“在1984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16]从1984年开始，张承志在西海固和自己的农民导师马志文正式开启了关于哲合忍耶的历史探寻，“这次写作是作者自觉沉入民间和底层的过程。这一过程既不同于作家走马观花般的采风，也不同于那种迫于某种行政命令的“体验生活”，而是一个脱胎换骨、洗心革面的过程。”[17]如果说张承志《心灵史》之前的文学创作更多地带有浪漫主义色彩，那么《心灵史》的创作在张承志看来真正实现了民间和诗性的结合。《心灵史》不乏抒情的成分。尤其是在《心灵史》的后缀中，张承志用诗淋淋尽致地表达了与哲合忍耶相遇的感受，情感饱满，激情澎湃。同样，张承志也利用宗教内部文献，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结合官方文献，进行多维度的非虚构写作。“《人民文学》从2010年第2期起，专门开辟‘非虚构专栏，又在当年底开启‘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18]张承志早在90年代就已经开启了非虚构小说写作。

三、唯灵者的歌

《心灵史》的发表，不仅是张承志革命理想的坚持，不仅是他探索文学本质的实践，更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张承志独立立场的表达，是他探求知识真谛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不仅文学，整个社会都受到的冲击。“首先是一种清算革命的思想逐渐占据主流;第二是经济上的发展主义，一切向“钱”看;第三是官僚体制的修复;第四是人道主义、不同政见沦为文学自我标榜的道具，掩盖实质上的粉饰西方;第五是知识界以重建规范为名，在考据实证中规避现实介入。”[19]那么，作为个人，如何在物质大潮中坚守灵魂的修养，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商业和政治的浪潮中，保持独立思考、批判和求真的素质。

张承志借助《心灵史》的写作道出了自己的独立姿态。在《心灵史》中，与其说是哲合忍耶需要被书写公之于众，不如说是张承志自己渴望被拯救。在1991年版的《心灵史》中，作者不断以抒情的笔调来表露自己的渴望被救赎的心情。“我兴奋而恐惧。我真切地感到自己的渺小。我只想拼命加入进去，变成那潮水中的一粒泡沫，变成那岩石中的一个棱角。”[20]刚从日本回国的张承志在国内遭遇了精神的迷惘期，当他发现哲合忍耶这一精神养料时，就像孩子發现宝藏一样兴奋，就像飞蛾扑火一样不顾一切。我们可以从文字感受到张承志跃跃欲试的激动心情。随着张承志深入西海固对哲合忍耶的了解越来越深，他甚至放弃了职位薪俸，将自己放浪于广袤的北方：“今天我已经不是军队文人，而且我也不是国家职人。阔别22年之久的、只有在第一次踏汗乌拉山麓大草原时才涌现过的醉人的自由感，今天贵比千金地又出现了。职俸退尽，人如再生，新的人生大幕猛然迎着生命揭开了。”[21]与其说这是张承志与世俗世界的决裂，不如说，是他找到了灵魂的归属。他饱含感情地谈道：“没有比这更值得献身的事了。我的心中只有这一片光明。我的抉择，我的极致，我的限界，都仅仅在这一件事情之中。”[22]“用回民的话来说，口唤到了。再也没有留恋疑虑，再也没有幻想，再也没有一点掺假和轻浮——我决心以全部残生投入为哲合忍耶、为宗教、为人心最起码和最高尚的自由，为拯救自我身心终旅决战。”[23]张承志在追求灵魂满足的过程中展现出来一种清教徒和卫道士精神。

张承志的抉择，包含了他对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所建构的知识体系的否定和不满：“世纪末的新潮思想往往是伪学。”[24]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和金钱、权利无关，学术不是引起新一轮的歧视，而是超感官的灵性的，超常和超验的神示。在《心灵史》中，张承志无数次地提起一本书《热什哈尔》。他也曾经为其写过一篇序文。在序文中，张承志表露了自己对于知识本质的看法：“知识界的轨迹，在结局处往往使人不屑一顾。这种感觉，当它无法找到一种有力证明或者时代本身就缺乏悟性的时候，只能孤独地被误认为狂妄。因为知识界以工匠化了的专业技艺拒绝批语;而对于一个小时代来说，社会永远不会提出便繁琐知识为认识——即真知的强求。小时代的人们和读者只需求止渴;没有谁幻想水之外还有直觉和想象的奶，超感官的灵性寻求即蜜，以及超常和超验的神示——酒。”[25]张承志认为真正的知识并非专业性的知识，而是将知识转化为认识或者智慧。《心灵史》中哲合忍耶的众教徒和他们的行动，在张承志看来就是真正的智慧。文学在民间，同样，张承志心中的知识也在民间，但是，进入民间就得真正地尊重民间，尊重每一片土地的心情和每一位百姓的心情。他批判浅薄的民间采风：“我敢说：在确实埋葬着成吉思汗的那个地方，正生活着像阿洛华哥哥那样的人。他们不写书甚至不读书，但是他们熟知比书本更精确的细节。关键在于，学者们从来没有住进他们的泥屋或毡房，从来没有真正平等地以他们为师。也许还可以容忍我更尖锐的但我自认为是更原初的质问：学者和学术难道就是如此吗？研究难道是一种新的歧视吗？”[26]

《心灵史》写作完成后，张承志在后记中这样说道：“我写完了。不仅仅是这部长篇;我感觉到，我多年来选择了钢笔和稿纸的生涯，连同一本本饱蘸着我心血的文字，都写完了。在这文字之末的后缀上，我清晰地感到我被锋利地从一个巨大的血肉之躯上剥下。我获得了最后的启示。我该告别了。”[27]张承志真的告别了，他告别了西海固，告别了小说，告别了单一的中国。另一方面，他的告别又是为了更好地成全，成全信仰，成全文学，成全人民，成全中国。张承志说，真理存在于不断告别的过程之中，而不是存在于确定的地方。我们相信，他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依旧可以用散文来为我们提供他对历史、对文学、对信仰、对世界的思索。在2018年的今天，如何对待历史，如何探究真正的一流文学，如何保持个体灵与肉的平衡，如何保持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张承志的写作《心灵史》依旧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参考。

参考文献：

[1]旷新年.从《心灵史》看张承志的写作[J].文艺争鸣，2015（6）.

[2]张承志.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1.

[3]范明强.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反思[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0.5.

[4]孟雅君.“红卫兵”与“知青”身份转变及其关联文本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3.5.

[5][6][7]张承志.牧人行歌——日本留言[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7.11：199，199，201

[8][9]张承志.牧人行歌——狗的雕像[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7.11：41，42.

[10][11]张承志.荒芜英雄路——江山不幸与诗人幸[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1：185，188.

[12]叶辛.上山下乡运动——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J].社会科学，2006（5）.

[13]张承志.牧人行歌——青春肖像[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7.11：2.

[14]張承志.一册山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205.

[15]张承志.荒芜英雄路——放浪于幻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