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

摘    要： 司马迁作《史记》，多辑录民间传说，将民间文化引入史学创作，此举一方面加强了史料运用的历史逻辑性，表现了他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认识和思考;另一方面也侧面反映出民间敘事文学的发展情況，以俗助史的创作观也充分体现出他“成一家之言”的作史目的。

关键词： 《史记》    金縢    以俗助史

司马迁写史记，取材范围极广，凡有成书流传的经传、诸子、史籍，大都有所涉猎，故《史记》有六经门户，诸子渊薮之称。[1]除去当时可见的成书文本，司马迁在修史时也“罔罗天下放失旧闻”，探访时贤遗老，通过实地考察采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将民间文化引入史学论述。本文以《史记》引“金縢”故事为例，说明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引用民间材料“以俗助史”的事实，分析其原因，以及此指道思想背后折射出的价值与意义。

一、传世本《金縢》及清华简《金縢》与《史》引文字的对照及分析

《尚书·金縢》篇主要讲周武王有疾，周公向祖先祷请以身代武王，并将祷辞藏于金縢之匮中;其后武王没世，周公被疑，于是居东;最终天变示警，成王知晓金縢之书，遂幡然醒悟之事。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一篇与今本《尚书》的《金縢》大致相合，学界一般将其称之为清华简《金縢》。《史记·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都有与金縢故事相关的敘述，其中《鲁周公世家》敘述较详，故本文将传世本《金縢》原文及清华简《金縢》与《鲁周公世家》三种文献进行对比，以列表的方式呈现文本有异之处，以期发现史公对原始材料的搜集与改动情況。列表的顺序即代表各本文献中相应文字的先后之序。

根据以上文本的比对，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所采的金縢故事与《尚书·金縢》的不同之处有五，现一一分析如下：

1.周公将给武王的祝祷之辞藏于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此句极富故事色彩卻不见于传世本《金縢》，而清华简《金縢》却有相仿的记载：“乃命执事人曰：‘勿敢言。”传世本与《鲁周公世家》十分相近，但此句《鲁周公世家》有而传世本不录，说明司马迁在成文时层兼采诸说，也说明在那时不同版本的《金縢》篇仍有流传。

2.武王崩后，清华简只记载此时“成王犹幼在位”，《鲁周公世家》则说“成王少，在强葆之中”。根据传世本与清华简《金縢》之后的记载，可知二者都秉持“成王信谗”的观点，包括其后周公贻王诗时“王亦未（敢）诮（逆）公”，以及成王启金縢之书后出郊迎周公，都表明成王已经心智成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故成王即位时仅是年幼，非是“在强葆之中”。《史记》后文载两年东伐过后，东土以集，周公归来为诗贻王，“王亦未敢训周公”，又与传世本《金縢》相同，与其前言成王为强葆小儿未免自相矛盾。

3.群叔流言，周公于是居东（宅东），传世本《金縢》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史记》则对“我之弗辟”加以引申，说“（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乃代成王摄政）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将“辟”理解为避，且详细敘述了“居东二年”以及“罪人斯得”的史实。《周本纪》记载与此相类：“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

4.《史记》将天变示警，成王发金縢之书后幡然醒悟一段记录在“周公卒后”，而传世本与清华简《金縢》并记其于周公生时。《尚书大传》记载发生风雷之变的时间是周公死后，原因是葬地不当，于是“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毕，示天下不敢臣。”并为敬重周公之见，特许鲁国用天子礼——郊祭。[2]可见《鲁周公世家》对于风雷之变原因的敘述即采于此，但未言改葬之事。

5.《史记》在《鲁周公世家》中还有一段与“周公为武王祷疾”相类似的记载，但主角不是武王而是成王。《索隐》云：“经典无文，其事或别有所出……又与《蒙恬传》同，事或然也。”二者都是時王有病，周公祷神愿以自己代替时王。之后周公被陷害，被迫出外。及至成王看到祷书，打消疑心，悔悟改过。由于代祷物件不同，周公地位不同，道致故事敘述有所差异，然二者都有成王见祷书而泣这一极具故事性的细节。二者所强调的细节和敘述结构的一致，让人联想到谯周说此事是《金縢》“失其本末”。[3]谯周云“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云‘成王少时病，周公祷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谗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策，乃迎周公”。谯周的话即反映出了民间对“金縢”故事的改造及流传情況，以及史公本著“疑则传疑”和“实录”的原则，将两则故事都收录进史书的可能。

“周公为成王祷疾”又见于《史记·蒙恬列传第二十八》：“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緥，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于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可以看出，这一段除了保留“周公替成王祷疾”故事的基本结构，有了更多的言语润色，还另外增出了“杀诬告者”的部分，充分表现了君王“赏善惩恶”的形象，使得故事发展情节更加圆满。

关于《史记》重出“周公为二王祷病”的情況，前人已有论及。比如崔适[4]就发问：“岂有周公两次祷疾，两次被谮，成王两次见书而泣，皆如一辙之理？此节出蒙将军《传》，乃蒙氏之寓言，自喻其忠于二世也……妄人误谓实事，据以窜入世家，文亦彼详此略，可为彼系原文，此乃节要之证。”杭世骏[5]也以为“此盖一事，传之者不同耳”。而且他引《习学记言》“是时楚未有国，公奚之焉”怀疑“周公为成王祷疾”一事的真假。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古史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一事而误为二的情況是有的，但宜具体分析。前人只注意到两件事的相似之处，卻不见其内容上的不同。无论是祷神对象、祈祷方式，还是祷祝之词，都大有差别。司马迁借蒙恬之口道出周公为成王祷疾一事，足见其认为此事也为史实，而且蒙恬乃战国后期秦时人，其说也代表了战国后期的一种说法。其后他举汉儒经说《易林》“戴璧秉圭，请命于河，周公克敏，冲人瘳愈”为例，说此“冲人”即成王自称“惟予冲人弗知”之“冲人”，当指成王无疑，则周公为成王祷疾一事在汉初仍有流传。[6]仔细看《易林》这句话，确实“冲人”指成王，但“戴璧秉圭”又是为武王求祷之语，显然存在将二者糅合的痕迹，这恰恰反映出两事的相类。因此，“周公为二王祷病”应是《史记》“一事而所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的情況，同时也反应出金縢故事在民间可能有多个版本流传。

二、《史记》层多方杂引《金縢》故事

总体来看，《史记》应是融合了多个版本的“金縢”故事。

首先，《鲁周公世家》几乎全录传世本《金縢》，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增补。比如对“我之弗辟”加以引申，将“辟”理解为避;将“周公居东二年”敘述为周公东征;将成王出郊一事解读为成王郊祭上天。其次，可以明显看出《史记》也吸收了清华简《金縢》这一流传系统的金縢故事，同样也对它有所改动。比如《鲁周公世家》的“诫守者勿敢言”一句，清华简《金縢》也有类似说法;武王崩后《鲁周公世家》把清华简的“成王犹幼在位”扩充为“成王少，在强葆之中”，《蒙恬列传》也有“成王初立，未离襁緥”的说法。再者，《史记》中存在与传世本和清华简都不相同的金縢故事的影子。比如将成王发金縢之书后幡然醒悟一段记录在“周公卒后”，而传世本与清华简俱在周公生前。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在“周公为武王祷疾”之事外另有“周公替成王祷疾”一事，二者故事结构非常相似，且不只出现于一处，不排除是金縢故事在流传中产生的一个变体。

传世本《金縢》周公代祷部分翔实可信，是全文敘述的核心，这也贴合清华简《金縢》的篇题。《尚书正义》曰：“自‘武王既丧已下，敘周公被流言，东征还返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语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则请命之事遂无人知。为成王开书，周公得返，史官美大其事，故敘之以为此篇。”[7]因此，《金縢》篇当是后世史官加工西周史实而成。而相比之下，简本《金縢》只有篇题“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尚保留了周公代祷一事的核心地位，其整体的敘述则侧重于故事性更强的成王与周公的关系，“未逆公——亲逆公——出逆公”展现了成王由怀疑周公到悔悟改过的整个过程，敘事结构发生了转变。[8]二者敘事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司马迁将这两个同源异流的《金縢》故事都吸收进了《史记》。

如前所述，《史记》中存在与传世本和清华简都不相同的金縢故事，而司马迁作史本著“实录”的原则，绝不可能自己生造无有之事。《太史公自序》中，上大夫壶遂将司马迁修《史记》比作孔子著《春秋》，司马迁回答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由此可见司马迁创作《史记》所坚持的一条原则，即孔子所尊崇的“述而不作”。在这里“述”所反映的，除卻谦虛的治学态度，还有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强调修史要遵循“有征、考信”的原则。因此，敘述的不同说明司马迁当时还接触过其他相关资料，如谯周所云“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即司马迁吸收了民眾所敘述的金縢故事并稍作加工。他将几种来源不同，文本有异的材料加以整合刪削，才成今日《史记》中金縢故事的模样。

三、《史记》引《金縢》民间传说故事的原因

司马谈曾对太史公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史公自己也讲：“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由此可见西汉以前尤其是先秦早期文字资料的缺乏，尽管汉初书籍管制逐渐放松，至武帝一朝更是广开献书之路，司马迁所能接触到的文字资料还是相对有限，博采民间传说入史来填补空白就显得犹为必要，因而《史记》中很多材料都出自于时人口述。同时，通过比对三种文献，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清华简产生年代最早，文本也最简;传世本次之（主要从大段文字的有无来比对，不拘泥于一二文字的多少）;《史记》成书晚于前两种文献，內容也最繁。这说明金縢故事从战国到西汉中期，有一个不断累加的过程，这些增加的內容便是通过人们或笔记、或口述代代相传才保存下来的。

《鲁周公世家》中，从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开始，《史记》行文与《尚书·金縢》明显有异。传世本《金縢》中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史记》承前文所讲“摄政”，将周公对二公说的话扩充为“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此后，周公留相成王，派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并以自己“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召聚天下贤人之举而告诫其子“慎无以国骄人”。于是，一个勤勤恳恳、公而忘私、一心为周的忠臣形象跃然纸上。成王长大后，周公还政于王，然此时君臣仍有隔阂，为历代史家诟病的“周公替成王祷疾”一事便插敘在此。“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据此则二人关系有所缓和。但要想将忠臣之心昭告天下，还需借助上天的帮助，“天怒示警”则是周人天命观的真实反映。《史记》将成王启《金縢》之书记于“周公卒后”，比《尚书·金縢》的故事性大大加强。毕竟忠臣含冤而去，才使得天象示警，这也符合汉代认同的天人感应之说。

通过梳理故事的发展脉络，可以明显看出司馬迁采《金縢》民间传说入史，重新编排史料，加强了史料运用的历史逻辑性，让我们对史实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更加明确。同时，这样安排也比《尚书·金縢》原本的敘述强化了故事内部的矛盾，增强了《史》文的可读性，对于丰富周公的高大形象、凸显以德治国的理念也大有裨益。当然这其中并非简单的史料排比问题，也含有他对周公其人其事的历史认识。《太史公自序》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又说：“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隐桓之际，是独何哉？三桓爭彊，鲁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由此可见司马迁写周公想要着重突出的一点，就是周公勤劳王家忠心不二的特质，司马迁对这一点大加赞赏。通过他所塑造的这个理想人物形象，也可以看出他希望权臣都可以像周公这样忠心赤城、一心为国，而君臣之间相互信任，各尽其能的相处模式也是司马迁心之所向。

四、《史记》引《金縢》民间传说故事的价值

《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的体例，本纪、世家、列传均是以人为中心，从帝王将相，到滑稽游侠，历史的进展与人物的命运通过一个个故事展开，而大量历史人物传说的引入，不仅有利于人物塑造，加深对传主的认识，也利于我们加深对秦汉早期历史人物传说故事流传情況的认识。这种从民间汲取养分的写史方法，不光保存了大量秦汉早期的民间文化史料，也方便我们认识当时民众口述历史的成就，并进一步了解民间敘事文学的发展。

前辈学者指出，《史记》作为一部传记文学，其中除了历史编纂，还有文学再创作的部分，而再创作的中心目标就是刻画和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9]。可以说，聚焦于塑造人物形象，即追求人物的典型化，而人物形象的丰满又需要典型事件的支撐，那么故事性与戏剧性的艺术构思就是《史记》的突出贡献。《史记》所述的金縢故事即是司马迁在史书文献等史料素材的基础上，结合民间历史传说，经过艺术构思进行再创作的结果。比较《史》引文字与《尚书·金縢》篇，我们可以发现先秦早期的《金縢》与发展到汉初的金縢故事有何異同。不变的是周公为武王祷疾的故事底稿，不变的是周公忠心耿耿的人物形象，以及“风雷之变”所反应的文学母体——“忠臣含冤—天人感应”，但卻存在对历史人物传说的持续加工现象。具体来讲，“周公祷病”之说被一分为二，一为武王，二为成王，也就是说把同类传说集中于史有定评的人物身上，让周公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也更加突出。而且，成王启《金縢》之书被安排在“周公卒后”，《蒙恬列传》中除了保留“周公替成王祷疾”一事的基本结构，还增加了“成王杀谗言者”的情节，表现出民众对奸臣的憎恶，使得故事发展更加圆满。由此可见民间敘事文学在情节处理、故事结构方面的进步。

此外，司马迁参考民间流传的金縢故事并将其引入《史记》，正是他“成一家之言”的写史目的的忠实体现。《尚书·金縢》中的周公，表达出经书作者对周公的认识，而司马迁择选经传典籍，吸纳民间传说，重新组织与安排周公生平，则意在恢复历史上傑出政治家周公的真实形象，但笔墨的重点不是周公所取得的功业，而是周公的为人，为的是表明他推崇的一种君臣伦理观。处在周初的政治漩涡中，周公于成王年幼时摄政当国，敢于直面流言，挥师东征以匡国祚;在成王用事后，又激流勇退任劳任怨，时时以稳定国家政权为先;而成王则勇于改过，褒周公之德，如此则将史学求真、求善的目的合而为一，方成经典之作。如果说庙堂史记、中书外书代表中上层文化，民间口述故事代表下层文化，那么从民间汲取养分的这种以俗助史的写史方法就是主动弥合了各层文化的劣势，同时保留了各层文化的优势，简单来讲，既最大程度地收集了各方材料并加以整理保存，又呈现出所获材料的精华之处，终成一家之言。

参考文献：

[1][2]孙钦善.《史记》采用文献史料的特点[J].文献，1980（07）：136，143.

[3][8]《金縢》与“金縢”故事[N].光明日报，2016-02-15（16）.

[4][清]崔適.史记探源·卷五.清宣统二年刻本.

[5][清]杭世骏.史记考证·卷四.清干隆五十三年补史亭刻道古堂外集本.

[6]易宁.《史记·鲁周公世家》引《尚书·金縢》经说考论——兼论司马迁“厥协六经異传，整齐百家杂语”[J].中国史研究，1998（3）：4.

[7][汉]孔安国，注.四库家藏尚书正义2[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01：419.

[9]可永雪.史记文学成就论稿[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06：225，338，372.

附：《尚书·金縢》原文及清华简《金縢》与《史》引文字对比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