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慧琳

摘    要： 武周新字虽然历史存留时间并不长，但它们在中国文字史上有不小的影响。武周新字一共十八字，本文分析了武周新字通行和消亡的原因，除政治原因外，武周新字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违背了汉字的发展规律，违背了社会“约定俗成”的原则。将武周新字与现代简化字进行对比，由此启示我们要尊重汉字发展的规律和社会约定原则。

关键词： 武周新字    原因    规律

武周新字是武则天在载初元年（689年）至长安四年（704年）期间，通过诏令的形式向全国推广使用的新文字。武周新字又称为则天文字、武后遗字。由于武周新字推行的时间跨度大，且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武周新字的数目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有学者统计了部分字书和史书中武周新字的数目，《正字通》录8字，《新唐书》和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录12字，《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和《学林》录14字，《通志》录16字，《续通志》录17字，《集韵》《类篇》录18字，《宣和书谱》《书史会要》和《语石》录19字，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录21字。[1]关于武周新字的数量，前人没有给我们统一的答案，目前的主流看法是施安昌的18字说，包括日、月、年、天、地、星、正、载、初、君、臣、授、国、证、聖、人、月等，其中“月”有两次改写。

一、武周新字的字形来源

武周政权前后五次一共改写了十八字，除文献中出于避讳很少使用的“曌”字外，施安昌将这些字分为三类：“天、地、日、月”等属于自然类，“国、君、臣、人”等属于国家类，“载、初、证、圣”等属于年号类。[2]这些新造字不是同一时期产生的，而是分期颁布的，对此施安昌考证了武则天改字的分期时间，具体如下：

1.开始颁布于载初元年（689年），改造字有：“天、地、日、月、星、年、正、君、臣、载、初”，又武则天自名“曌”字，共十二个;

2.天授元年（690年）增改“授”字;

3.证圣年（695年）正月增改“证”、“圣”，四五月间增改“国”字;

4.圣历元年（698年）增改“人”字，“月”字再次改写为另一形体。前后五次，共改十八字（其中“月”字两改）。

5.长安四年（704年）十一月武后卒，翌年改元神龙，改字废。故改字时间是载初元年至长安四年（689年-704年），为期十五年。[2]

武周新字是对原有的字进行改写，这些新字字形的来源也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天、地、日、星、臣”等，来源于古文或是古文的省形、变形。武周新字“天”，来源于小篆“● ”，可以看出，武周新字“天”是在小篆基础上的变形。“地”来源于古文，《玉篇·土部》中有“埊，古地字”，字形直接源于古体。“日”的字形为“● ”，同样源于古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古文，象形。盖象中有乌。”“星”，《说文》记录的古文为“● ”，“● ”是古文的省形。“臣”，《说文解字注》：“按《论语音义》：‘● ，禃邻切，古臣字。陆时武后字未出也。”证明“臣”也是来源于古体。一类如“国、人、年、圣、证、授、载、君、初、月2”等字属于会意字，主要通过“以义会意”的方式来改写。如“君”由“天、下、大、吉”构成，“证”由“永、主、人、王”构成，“载”由“土、八（篆体）、车、三点”构成，这些新字与本字相比，构件增多，字形更为繁复。一类是“正、月1”属于特殊改写，这类字形与古文形体迥异。“正”，新字字形为“● ”，常萍认为它是由古体“● ”变形而来[3]，但二者还是存在较大差别，此说法不免有些牵强，因此本文没有把“正”字归为第一类。第一次改写的“月”字形为“● ”，与“● ”的字形类似，偏向于象形，但它与月的古文“● ”（缺月）有较大差别，常萍将“● ”这一字形解释为月满之形[3]，意为武氏反其道行之。总体来看，武周新字中的小部分是“依于古体”，大部分字形还是与古体相差甚远。

二、武周新字的通行

《改元载初敕》中记载道，“特创制十二字，率先百辟，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于新文，庶保可久之基，方表还淳之意”。[2]这句话表明武周政权推行武周新字，原因是为了追求古文字体，复兴纯朴之风，但更为重要的目的则是加强文化统治。武则天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进行了一系列的维新活动，政治上任用酷吏，大兴告密之风，以达到清除异己的目的。宗教上，改变以道教为尊的模式，推崇佛教，大兴庙宇，以求巩固统治基础。文化上，重用一批学者修书，独创文字替代原有的文字，也是其为控制朝廷大权所做出的重要举措之一。武周新字的推行是武则天执政的一次文化改革，其目的是加强文化专制，巩固自身封建统治。

武則天迷信文字，她为自己改名为曌。“曌”是新造字，从河南登峰县嵩山出土的金简来看，“曌”字上部从二日。有人认为二日，一日指太阳，一日代指武则天本人。不论如何，这字都符合武则天本人想要称帝的心意。在武则天执政期间，变更年号的频率更是空前绝后，改字里的“授”、“证”和“圣”三字正是为年号而改。武则天在文字更改上寄寓了江山永固的美好愿望，这些都是她极其迷信文字的表现。总而言之，除了复兴古体之外，加强统治和迷信文字是武周政权推行武周新字的两大重要原因。武周新字颁布后，不论是普通文书还是碑志奏疏，都必须强制使用。

三、武周新字的消亡

随着武周政权的倒台，武周新字也不再普遍使用。虽然在武则天逝世之后，某些武周新字还在继续被人使用，但大部分武周新字还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武周新字的消亡，有其内在的原因。

（一）违背字体演变规律

武周新字的通行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它的消亡也有政治上的因素，但其未能继续通行主要在于违背了汉字自身发展的规律。大部分的武周新字形体比旧字形体要更为复杂，既有方折笔画，又兼有古字圆转线条，笔划繁多。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中指出，武周新字中至少有七字来自篆文、古文或籀文。武周新字载、初、君等字的字形类似，属于半包围结构，这些包围笔画很明显是借鉴于篆文字形的。再如，日、月、星三字外围都是一个圆，表面上看符合象形文字的特征，但这与大趋势的方形汉字是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汉字流传到唐代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从远古的甲骨文到唐代的楷书汉字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汉字如何演变不是由个人来左右的。自汉代字体隶变之后，汉字就结束了古文字阶段，字形变圆形为方形，线条变弧线为直线，结构变繁杂为简省，而武周时期创造的这些汉字弃简趋繁，摒弃今文字的直线线条，改用古文字的圆转线条，不顾今文字方形的特点，改方为圆，显得十分突兀。由于新字字形复杂，与旧字形体差异过大，缺乏历史演变依据，导致人们在认知和使用时都存在困难。

（二）破坏形声造字法

新字主要用的是“六书”中的“会意”造字法，如“地”由山、水、土三部件组成，“年”由两个千、万构成，“臣”由一、忠两部件构成，从字的结构上可以看出武则天在造字时对这些新字所寄寓的深意，但这些新造的会意字切断了本字与其他汉字的关系。例如，“国”字原本从或，从或的字与“戈”有关，武周新字把或改成了八方，割开了它与其他从或的汉字（如“域”）之间共同的语义联系。会意字虽很直观，见形知义，但有一些抽象的意义靠会意也不能很好地诠释，加上个人理解不同，得出的整体意义也存在出入，这是会意字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形声字就弥补了会意字存在的不足，音义结合，借助声音解决抽象意义造字的困难。而且形声字造字能力非常强，大大促进了汉字数量的发展，体现其独有的优越性。形声字不仅能产性高，而且能分化汉字一字多义的现象，通过形符和声符将众多汉字分门别类，增强汉字之间的音义联系，方便人们识记和使用汉字。正是由于形声字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所有汉字中，形声字所占比例最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形声字的比例就已达80%以上，大大超过会意字和象形字。武周新字将地、证、授等形声字改为会意字，增加了这些字的识别难度，违背了形声造字的潮流。

（三）多异体、讹变现象

武周新字还存在一字多体的现象。与本字相比较而言，武周新字笔划繁多、字体复杂，书写难度大幅增加，因而在书写时字形常有讹变。武周新字虽然数量不多，但几乎每个字都有变体，以下图敦煌写卷和碑刻中的武周新字“初”为例，粗看写法相同，细看可以发现，里面出现了“日日”、“目目”、“日月”三种不同的组合。

64TAM35：59   斯6502    斯2658    斯2967    北大208

伯4580     北敦2239      陈平墓志    刘胡墓志    费婉墓志

杜举墓志    樊氏墓志    杨师善等墓志    津艺182    斯3725

究竟是哪一种组合，史书典籍也没有统一的写法，张涌泉认为是“双日”结构，其中一日为武后，寓指天有双日普照八方大地。[4]施安昌通过分析奉敕撰写的武周碑刻，得出“初”字里面是“目月”组合的结论。[2]由此可见武周新字异体之多，规范字形不好确定。据考证，武后时期因严行改字，人们谨慎对待，新字讹变并不算多，武后死后，情况大不相同，武周新字变成可写可不写的文字，讹变自然就增多了。针对新字多异体的原因，施安昌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汉字是方块字，本身就必然产生异体字，新字也不例外;二新字违背汉字“约定俗成”的原则，容易写错;三后人不见武周时期的实物资料，往往是根据字书所收新字来写，不识新字的本来面目，易以讹传讹。[5]

四、现代简化字与武周新字比较

简化汉字是20世纪后半期汉字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6]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汉字简化方案》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简化字总表》。简化汉字采取了“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方针，包括减少笔画、淘汰异体字、确立标准字形三方面的工作。首先，简化字不仅减少了繁体字的笔画，还减少了通用汉字的字数，便于书写和认读。根据“从俗从简”的原则，淘汰了一千多个异体字，有效减少了汉字字数，给学习和使用汉字带来了方便。另外，为了规范、统一通用汉字的字形，按照“从简从俗”、“便于学习和使用”的原则，给每一个通用汉字规定了筆画数、结构和书写笔顺。现代汉字的确立，都是按照“从简从俗”的原则，既符合汉字简化的趋势，也遵循了社会“约定俗成”的原则，这是简化汉字工作取得明显成果的重要原因。反观武周新字，它们由武则天的凤阁侍郎改造并进献，这些新造的字大多没有历史根据。有的字笔画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有的字虽笔画减少，但与汉字整体方形结构差距大，很不协调。武周新字没有按照从俗从简的原则，给汉字书写带来不便。

虽然武周新字被明令取消后，某些字在相当一段时间还有人使用，但这毕竟是少数的、小范围的使用，从整体来看，武周新字还是失败的，历史上记录了武周新字的典籍里都没有统一的字形。武周新字的消亡启示我们要尊重汉字演变的规律，汉字整理要迎合汉字简化的趋势，符合约定俗成的原则，这样才能方便人们使用，保持汉字的活力。

参考文献：

[1]齐元涛.武周新字的构形学考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2]施安昌.从院藏拓本探讨武则天造字[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4）.

[3]常萍.武周新字的来源及在吐鲁番墓志中的变异[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4]张涌泉.敦煌写卷武周新字疏证[J].中国文字学报，2016（00）.

[5]施安昌.武则天造字之讹变兼谈含新字文物的鉴别[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4）.

[6]张斌.简明现代汉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