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琪玉“检索效率”思想研究

2018-04-14王崇良余朝晖

荆楚学刊 2018年2期

王崇良，余朝晖

(湖北科技学院 a.图书馆；b.学报编辑部，湖北咸宁 437100)

张琪玉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以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路径、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法”，从提高情报检索系统“检索效率”的角度，选择了“如何提高检索效率”这个重大而又现实的研究课题，开创性地研究和探讨了情报检索语言“检索效率”，形成了一个从检索效率的角度来研究各种文献检索方法的学派，对我国文献检索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检索效率”成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内最活跃、最有影响力、最具创造性、开拓性的理论研究前沿，开启了图书馆学界从对具体问题研究转变为对抽象问题研究的历史先河。

所谓检索效率，张琪玉教授认为“是概括表示情报检索系统质量的概念。”[1]主要是指检全率、检准率、检索速度、检索方便性以及检索成本与效益，其中主要指检全率和检准率。张琪玉教授非常重视对情报检索系统“检索效率”的研究和探索，视“检索效率”为生命、终身“伟大事业”和自己的“中国梦”，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张琪玉教授认为“检索效率尚不够令人满意，而且要提高它有相当难度。”[2]

因此，本文拟从下列几个方面探讨和梳理张琪玉教授的“检索效率”思想。

一、张琪玉“检索效率”理论产生的渊源、机遇及理论背景

客观世界中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要想在某一学科领域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开拓，有所创造，关键是要把握三点：一是要对这个学科领域具有浓厚的兴趣爱好以及对选定事业的执着追求；二是要对这个学科领域进行知识积累和知识储备，把握机遇；三是要对这个学科领域理论研究工作有重大突破。

(一)张琪玉“检索效率”理论产生的渊源

张琪玉教授“检索效率”理论产生的原因有当初个人的兴趣爱好、人生抉择和对选定事业的执着追求。

最初选择图书馆学专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主要基于六个原因：一是他家境一般，从小志向远大，非常喜欢图书。二是他参加过图书馆管理工作，对图书馆工作有些了解和喜欢。三是他读过前苏联《苏联图书馆事业概观》这本书，并且非常喜欢图书馆工作这个职业。是这本书影响了张琪玉教授一生，也是他为什么坚定选择了图书馆学专业的直接原因。四是他为了既定人生目标，放弃读中央税务学校。五是执着追求，锲而不舍。当人生再次面临选择时，他义无反顾地选择图书馆学专业。1951年张琪玉教授考取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天遂人愿，心想事成，从此就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辈子没有脱离图书馆学这个领域。六是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书时，师从刘国钧先生，对刘国钧先生讲授的“图书分类”课程情有独钟，自此以后，就喜欢上了这门知识，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一兴趣。

北京大学是张琪玉教授学术生涯走向成功的原始点。在那里，他得到了学术的熏陶、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恩师的言传身教，为他能成为一名图书馆学专家创造了条件，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张琪玉“检索效率” 理论产生的机遇

张琪玉教授指出：“机遇的本质就是有机会参与创造性工作，关键是要珍惜机遇，在成功之路上没有机遇是不可思议的。”[3]张琪玉教授之所以能提出“检索效率”的研究课题，是因为他抓住了自己人生中几次重要的机遇：

在吉林市图书馆工作时，他在新疆工作时的同事徐晏早同志把他推荐给了当时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黄宗忠。其后，被调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从事科技情报和图书馆学专业教学工作。武汉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是他学术生涯和“检索效率”理论产生的最重要机遇。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情报事业刚刚兴起，张琪玉教授在吉林图书馆工作时，接触了一些情报学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情报检索方面的知识。1978年我国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提出著名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排除影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政治因素和政治障碍，为我国“制定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目标任务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带来科学的春天。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领导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更好地适应我国图书情报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课程建设的客观需要和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经研究决定在图书馆学系原有课程基础上，增设一批新课程。张琪玉教授主动请缨，建议开设情报检索语言新课程，并由他自己撰写教材并主讲[4]。张琪玉教授的建议，被当时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所采纳。这是张琪玉教授“检索效率”理论产生的关键机遇。

他因病赢得时间，抓住机遇，专心致志研究、探索情报“检索效率”。1979年下半年，张琪玉教授因肾结石在医院住院治疗，后又查出乙型肝炎，根据医生诊断意见，在家休养半年。对于常人来说，这是人生的苦难与折磨，选择保“命”原则，放弃事业和追求。张琪玉教授则不然，他选择与疾病顽强抗争，以积极、乐观向上的平常心态正确面对疾病，沉下心来，静心写作，张琪玉教授用了半年多时间完成情报检索语言教材写作任务。1980年下学期，张琪玉教授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科技情报和图书馆学两个专业的本科生学生上课[4]，开启了在国内高校图书馆学系开设情报检索语言课程的先例。

《情报检索语言》一书，经过张琪玉教授两次修改和补充，1983年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系列”正式出版。该书为张琪玉教授的成名作，学习过该书的全日制本科生、函授生、电大生、自学考试学生以及研究生班的学生不少于25 000人。

他的研究被图书馆学界誉为“独辟蹊径”“创一家之说”。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提高情报“检索效率”。这是他走上学术道路，成为一代宗师和学科领军人物的难得机遇。

(三)张琪玉“检索效率”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

张琪玉教授“检索效率”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

1.我国对图书分类法基本理论研究存在严重缺陷，陷入“三性”争论怪圈

20世纪80年代以前，图书馆学界的专家和学者，对于我国图书分类法基本理论研究，始终停留在“三性原则”“五大部类”“大类序列”等研究方面。“往往是用对旧分类法的批判来代替对新分类理论的探讨；用对分类法思想体系方面问题的讨论，来代替分类技术与方法的研究。”[5]

张琪玉教授跳出当时毫无结果的“三性”(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及其相互关系)争论的怪圈，从提高情报检索效率角度，根据情报检索语言的本质属性和特征，系统研究和阐述情报检索语言的基本理论，带来情报检索语言研究根本性变化，取得情报检索语言研究历史性突破。张琪玉教授认为：“文献分类法与意识形态无关，它是检索系统的语言工具，它的编制和改进是技术问题，所以它的研究不适合使用社会科学理论。”[4]人们都承认，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阶级性就不再是图书分类法基本理论的本质属性，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和研究重心转向“检索效率”，回避了当时我国图书馆学界关于图书分类法基本理论研究毫无结果的“三性”争论怪圈。

张琪玉教授关于我国图书分类法基本理论研究工作的重大发现、开拓性突破，不仅指明了研究方向，而且还具有时代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末期，张琪玉教授在《情报检索语言的国家特点、时代特点和自然语言特点》一文中，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了情报检索语言的的国家特点、时代特点和自然语言特点[6]。

张琪玉教授阐明了“国家特点、时代特点和自然语言特点”的表现形式，他指出：这里所说的国家特点、时代特点，不同于一般情况下我们所理解的阶级性和思想性，而是指分类表列类和选词的详略、排列次序的先后、名词术语的采用等方面。他分析了情报检索语言必然具有“国家特点、时代特点和自然语言特点”的原因。从情报检索语言的“标引对象”“使用者的检索要求”“创制一种综合性的或社会科学的分类表或词表”等方面，分析其原因，认为编制者都要深深打上所处国家和时代的烙印，都会突出采用“本国本时代”优先原则。在此基础上，他得出“情报检索语言的国家特点、时代特点和自然语言特点是客观存在的，并非某些创制者主观所致”、“对带有国家痕迹和时代痕迹的外国的和本国过去时代的分类表、词表的苛求，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结论。并进一步指出：它们虽然很难适应本国当代标引文献的需要，但它们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利于检索效率的提高。

张琪玉教授关于情报检索语言“国家特点、时代特点和自然语言特点”的观点，不仅从理论上纠正了图书馆学界专家学者的片面理解和模糊认识，而且在实践中对于情报检索语言创制、改进以及检索效率提高极具指导性和前瞻性。

2.情报检索理论研究工作者对“检索效率”研究目的不明确，研究思路不清晰

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蕾在《我国三十二年来检索语言文献的初步调查与简略分析》一文中，调查分析了1949年至1981年32年间图书馆学界专家、学者发表的关于情报检索语言文章694篇[7]，并用图示列表方式显示。专门从检索效率角度对情报检索语言进行研究的文章只有几篇，主要表现在少数文章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曾论及或涉及“检索效率”，可以说根本没有图书馆学界专家、学者较为明确地提出过或研究过关于“情报检索语言的检索效率”学科概念的研究文章。

曾蕾的调查、整理和分析，引起了张琪玉教授的高度关注，他意识到我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图书馆学界专家、学者对情报检索“检索效率”研究目的不明确，研究思路不清晰。图书馆学界专家、学者们把他们的注意力或研究重点基本上都放在研究体系分类法的思想性，没有将注意力或研究重点放在研究文献检索的“语言工具”[8]。

张琪玉教授在《论情报检索语言的研究、创制与普及》一文中，专门研究和重点阐述了“语言工具”职能[8]。他认为：“情报检索语言的职能，是在情报检索系统中起‘语言保证’作用，使标引人员对文献情报内容的表达(标引用语)和检索人员对相同内容的情报需要的表达(检索用语)取得一致……达到较佳的检索效果。”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情报检索语言理论研究工作必须开辟新路”[8]的观点，并进一步明确“要改变研究方向，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如何提高情报检索语言的检索效率方面来”[8]，从12个方面探明情报检索效率与情报检索语言本身有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各种因素。

张琪玉教授从一个崭新的、全方位的角度，带领和引导图书馆学界专家、学者从事情报检索语言理论研究工作和实践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学科体系的构建和创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时代。

二、张琪玉“检索效率”理论的核心观点

张琪玉教授在“检索效率”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提出一系列关于“检索效率”方面的核心观点，创造性地构建了情报语言学的学科知识体系，为我国情报语言学学科的发展，检索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提高检索效率是情报语言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琪玉教授在构建情报语言学的学科知识体系时，将“检索效率”定位为情报语言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他独辟蹊径，借鉴他人在“植物学”和“动物学”的基础上建立“生物学”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在研究“分类语言”“主题语言”的基础上，从情报检索语言本质属性出发，将两者融为一体，进行统一研究，并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各自为政”的研究方法，构建和创制“情报检索语言”。张琪玉教授发现了各种情报检索语言影响情报检索效率的规律，围绕如何提高“检索效率”这个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进行系列探讨和深入持续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

21世纪初期，张琪玉教授在《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中，对“情报语言学”高度概括和总结，并明确指出：“对它们进行统一研究，可以找出它们最本质的东西，以及它们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相同或相异之处，概括出它们影响检索效率的共同规律，以及有效地改进和创新的途径。”[9]张琪玉教授的独辟蹊径和情报语言学研究目标定位，不仅在理论研究方面为我国情报检索语言指明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而且在研究视野方面将图书馆学界专家、学者的关注重点、研究重心、创新思维转向“检索效率”研究，为学科的构建、创新和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二)检索效率的高低是情报检索系统质量的标志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琪玉教授在《检索语言讲座(二) 第二讲检索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对检索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阐述和专门研究[1]。不仅阐明了检索效率概念，而且还用“图示和公式”直观表示出检全率、检准率、漏检率、误检率四个概念及相互关系，同时从“情报检索语言对检全率的影响”“情报检索语言对检准率的影响”“情报检索语言对检索速度的影响”“情报检索语言对检索方便性的影响”“情报检索语言对检索成本效益比的影响”五个方面探明影响检索效率的诸多因素。

张琪玉教授在全面分析研究各种情报检索语言的性能后，找出影响情报检索效率的主要因素。他认为：各种情报检索语言在“编制过程、文献标引过程、情报检索过程”三个阶段对检索效率都会产生影响，情报检索语言的编制质量对于“检索效率”的影响是先期性的、不可逆转的[4]。

张琪玉教授首次提出“检索效率的高低是情报检索系统质量的标志”[1]观点，充分体现“以效率为核心”的理论效率观。正如陈湘在《浅析张琪玉的“检索效率”理论》一文中所说：“检索效率”它不仅是我们衡量一种情报检索语言性能的主要标准，也是我们对用户检索效果满意程度的主要评价，决定着一种情报检索系统的资源能否得到充分有效地开发与利用以及用户能否获得良好的信息服务[10]。

张琪玉教授对情报检索语言的系统阐述和专门探究，不仅在理论上探明情报检索系统质量影响检索效率的诸多因素，而且从实践方面为我国“创制更多新型的、结构更完善、性能更好、质量更高”[8]的情报检索语言提供理论依据。

(三)检索效率由其功能产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琪玉教授为从本质上弄清楚“检索效率”是由情报检索语言什么功能产生以及它们的“功能与局限”和孰优孰劣等诸多方面问题，他运用自己独创的“比较研究”和“结构功能分析”的原理和方法，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和艰辛求索，取得突破性进展，找到最终答案，得出“检索效率主要是由情报检索语言的功能产生的”[11]重要结论。

张琪玉教授主要从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一是运用“比较研究”的原理和方法，比较分析各种类型情报检索语言的性能，概括出它们本质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如：“组配分类法与体系分类法”；“标题法与体系分类法”；“单元词法与标题法、组配分类法”；“叙词法与单元词法、标题法、组配分类法、体系分类法”；“自然语言与情报检索语言”等[12]。二是运用“结构功能分析”的原理和方法，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分析结构与功能之间的重要关系，坚信“没有无结构的功能，也没有无功能的结构。”[3]研究发现，一种情报检索语言是否能较充分地发挥其功能，“实际取决于它的宏观结构是由哪些种微观结构构成的，以及每一种微观结构的编制质量。”[12]张琪玉教授特别指出：“产生检索功能的是情报检索语言的微观结构。”[13]在此基础上，张琪玉教授提出“寻找更佳结合模式是情报检索语言创新的主流”[13]的观点。

三、张琪玉“检索效率”理论的重大突破

张琪玉教授既是“检索效率”理论的提出者，又是“检索效率”理论的探寻者和引导者。在长达3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他始终关注着情报检索语言和自然语言检索的“检索效率”问题，并取得重大突破，引起我国图书馆学界的高度重视，成为图书馆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一)情报检索语言“检索效率”的重大突破

20世纪90年代末期，张琪玉教授通过对情报检索语言本质属性、性能以及各种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及应用等诸多方面问题的分析研究，摸清现今各种情报检索语言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创制“学科-事物概念组配型检索语言”，简称为“学科-事物组配语言”。

张琪玉教授在《学科-事物概念组配型检索语言——关于情报检索语言的遐想与求索》和《探索21世纪的情报检索语言》两篇文章中，专门研究了“学科-事物组配语言”的本质属性、性能及其实现方法[14-15]，并用图示法显示“学科-事物组配语言”的“标识系统”“标引过程”“检索过程”流程和操作界面。在母校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建系50周年之际，以此作为献给母校的一份厚礼。张琪玉教授认为：“学科-事物组配语言”最大特点，“它由学科分类系统面和事物分类系统面构成，两个面可以互相组配。当按学科聚类时，藉助于事物及其部分面进行系统复分；当按事物聚类时，藉助于学科及其问题面进行系统复分。”它的功能和作用很多，可以最大限度提高检索语言的检索效率。在此基础上，张琪玉教授进一步指出“学科-事物组配语言”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分类法与主题法彻底一体化，用户可以十分方便地进行情报检索，“用户用不着区分是自然语言还是人工语言，而是方便有效地使用不断增补概念和可更换的代表词进行情报检索，充分发挥情报检索语言对知识组织的功能”。最后，张琪玉教授明确指出“学科-事物组配语言”的原理和实现方法，即“分面分析+概念代码+概念对应转换+数据库技术”。

张琪玉教授创制的“学科-事物组配语言”，正是人们渴望和期盼的一种情报检索语言，充分考虑和反映当今人们的检索愿望和检索需求[16]，在中国当代情报语言学发展史上是一种理论创新，在提高情报检索语言“检索效率”理论方面是重大突破。

(二)自然语言检索“检索效率”的重大突破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琪玉教授在创制情报检索语言时，就关注过自然语言检索问题。曾提出过“后控制词表”概念，只是没有进行专门研究，呼吁后来研究者们在研究情报检索语言的同时，应注意对自然语言检索的研究[8]。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琪玉教授针对人们围绕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孰优孰劣产生的巨大争议，将研究重点转向自然语言检索研究。在充分考量自然语言检索性能的基础上，提出“在文献检索过程中，如果要达到较高的检索效率，控制是永远需要的”观点。《论后控制词表》一文中，他在充分考量后控制词表的控制机理、控制程度、编制方法以及编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文献检索系统”四种模式：一是“标引控制+检索控制”；二是“标引控制+检索不控制”；三是“标引不控制+检索控制”；四是“标引不控制+检索不控制”。特别指出：“标引不控制+检索控制”就是一种后控制模式，专属自然语言检索法[17]。

张琪玉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后控制词表专用于文献检索而不用于文献实际标引，故其分类体系的改变十分灵活，用户可进行较大范围的调整和变动，对检索系统都不会引起重新标引[17]。据此原理，他提供一种较理想的后控制词表结构模式，即“分类词表+字顺/轮排表”模式。

张琪玉教授提出的“后控制”理论及其结构模式，有效地提高了自然语言检索效率，克服了自然语言检索中的漏检和误检问题。各大搜索引擎，如：百度、谷歌、天网、雅虎易搜等网站，都以自然语言检索作为网络信息资源检索的主流。他们接受了张琪玉教授提出的“后控制”理论及其结构模式思想，并具体应用到搜索引擎的“相关检索”“检索提问”和无处不在的“友谊链接”等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张琪玉教授的“后控制”理论及其结构模式思想，正在日益发挥它的巨大功能和作用，帮助亿万人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资源的海洋中，快捷、方便、高效地搜索和获取网络信息资源。它是我国自然语言检索领域一次革命性的飞跃。

四、结语

“检索效率”思想是张琪玉教授学术思想的精髓。围绕如何提高“检索效率” 这个根本目的和核心问题，张琪玉教授一直动态地、前瞻性地研究和探讨“检索效率”的有效改进途径和适应性问题。在他的研究进程中，主要研究情报检索语言的“检索效率”和自然语言的“检索效率”，同时还将研究领域延伸至网络信息资源“检索效率”等方面。他的思想智慧和理念，正如他的开门大弟子曾蕾在《超越时空的思想智慧和理念——有感于张琪玉教授创建情报语言学学科领域之巨大意义》[18]一文中所说，“张老师的思想和学术著作是难以用任何文章来表达和总结的，他的学风和精神也是难以用文字来描述的，他的思想智慧和理念是超越时空的。”反思和探究张琪玉教授的人生经历和学术道路研究历程，他有五种学术精神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一是“独辟蹊径，专注聚焦”；二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三是“理论突破，穷究真理”；四是“独立思考，严谨治学”；五是“为人师表，提携后学”。

参考文献：

[1] 张琪玉.检索语言讲座(二) 第二讲检索效率及其影响因素[J].情报理论与实践,1995(2):51-53.

[2] 张琪玉.张琪玉文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3] 张琪玉.钟情事业就是走向成功之路[M]//俞君立,黄葵,罗武建,等.中国当代图书馆界名人成功之路.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283-295.

[4] 张琪玉.我的情报语言学研究[J].图书馆杂志,2014(9):4-7.

[5] 侯汉清.分类法的发展趋势简论[J].情报科学,1981(1):58-63,30.

[6] 张琪玉.情报检索语言的国家特点、时代特点和自然语言特点[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89(4):9,8.

[7] 曾蕾.我国三十二年来检索语言文献的初步调查与简略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1982(2):29-33.

[8] 张琪玉.论情报检索语言的研究、创制与普及[J].图书情报知识,1983(4):10-15.

[9] 张琪玉.情报语言学[K]//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和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10] 陈湘.浅析张琪玉的“检索效率”理论[J].情报探索,2009(5):76-77.

[11] 韩淑举.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访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信息管理系教授张琪玉先生[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