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彬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现有研究表明，未成年人若在童年早期遭遇负性创伤事件，对于成年后的身心健康、社会生活均会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绝大多数创伤发生时都事出突然，且创伤会破坏当事人已形成的对人对事的参考标准，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一旦处理不当的话，轻则影响当事人的自尊、社会交往；重则会引发社交焦虑障碍和抑郁症等一系列精神疾病[1]。可以说，面对创伤事件的威胁时，不同应对策略的采用往往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资料显示，部分当事人在与创伤进行抗争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损失社会功能，而且还获得了创伤后的正性成长[2]。

不同类型的童年创伤经历对大学女生心理健康产生多大影响？应对方式在两者之间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以往的数据一直缺乏女大学生的样本和视角。因此，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就此做一些研究和探讨，以期为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提供实证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在长沙3所本科院校中，随机整班抽取大学一年级女生共600名进行调查，年龄集中在17-20岁，回收有效问卷514份，有效率为85.67%。

(二)方法

1.儿童期创伤问卷(CTQ一SF).Bemstein等编制、赵幸福修订。该问卷分为：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五个分量表，一共25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症状从从来没有(1分)到总是(5分)。得分越高说明创伤经历越多，受虐程度越重。本问卷中文版各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3[3]。

2.应对方式问卷.肖计划等编制，包括问题解决、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6个分量表，总计62个条目。每个条目分“是”(1分)和“否”(0分)两个答案，计分方法是把各个条目得分相加再除以分量表条目数，即得各个分量表的因子分。参照量表作者建议，本研究把6个分量表合成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大的维度，其中前者包括解决问题、求助两个分量表；后者包括自责、幻想、退避三个分量表。考虑到合理化常与情境相关，很难区分，本文暂不对其进行分析。本研究中，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3、0.84、0.83[4]。

3.心理健康量表采用Derogatis编制的SCL-90量表，共计90个条目，包含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症状、焦虑症状、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等10个因子。采用1-5级评分，症状从没有(1分)到严重(5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低[4]。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21.0软件对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处理，选用Process插件进行Bootstap分析。

二、结果

(一)主要变量间的相关

Pearson相关检验结果显示，除了性虐待和积极应对相关不显著外，其它不同类型儿童期创伤经历、不同类型应对方式、心理健康得分均表现为两两显著相关关系。

表1　儿童期创伤、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的相关

注：“—”表示无此数据*p<0.05.**p<0.01.***p<0.001下同。

(二)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分析

参照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法[5]，运用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分别对消极应对方式在童年期创伤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具体步骤为：第一步，分别以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五种儿童期创伤经历为自变量，心理健康为因变量，检验回归系数是否显著；第二步，分别以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五种儿童期创伤经历为自变量，消极应对为因变量，检验回归系数是否显著；第二步，分别同时以上述五种创伤经历和消极应对为自变量，心理健康为因变量，检验回归系数是否显著。

如表2所示，五种儿童期创伤经历对于大学女生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力。消极应对在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五个方面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依次检验的四个t值都显著，消极应对在五种创伤经历和心理健康中均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的比例依次为：29.81%、41.31%、9.81%、44.71%、44.83%。

表2　消极应对方式在童年期创伤与心理健康间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

注：“Ⅰ、Ⅱ、Ⅲ”分别代表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的第一、二、三步。

表3　积极应对方式在童年期创伤与心理健康间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

注：“Ⅰ、Ⅱ、Ⅲ”分别代表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的第一、二、三步。

(三)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分析

采用和上述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分析的同样做法，把消极应对换成积极应对，就积极应对方式在童年期创伤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三步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详见表3。

如表3所示，除开性虐待，积极应对在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依次检验的四个t值都是显著的，积极应对在这四种创伤经历和心理健康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依次分别为：8.49%、20.71%、23.09%、28.97%。

积极应对在性虐待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方程Ⅱ的系数a不显著。按照Zhao等(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6]，参照Preacher和Hayes(2004)提出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7-8]，本次样本总量选择为5000，95%的置信区间下，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中包含有0(LLCI=0.0012，ULCI=0.0258)，说明中介变量(积极应对)在自变量(性虐待)和因变量(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成立。控制了中介变量后，自变量(性虐待)对因变量(心理健康)的效应区间(LLCI=0.071，ULCI=0.0728)不包含0，说明c'是显著的，直接效应大小为0.449，说明性虐待对大学女生心理健康具有直接作用。

表4　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注：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分别为性虐待、心理健康、积极应对方式。

三、讨论

绝大多数人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些创伤，本研究中，大学女生儿童期创伤检出率为90.86%(总均分>1)。按照得分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分别是：情感忽视(9.338±1.309)、躯体忽视(7.325±2.569)、情感虐待(6.957±2.217)、躯体虐待(5.640±1.619)、性虐待(5.383±1.309)。此排列顺序与傅文青(2005)[3]和王小玲(2011)[9]等的调查研究结果大致相同。儿童期创伤经历会增加成年后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情感忽视对大学女生的心理健康的影响最大。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健康水平与消极应对方式负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正相关。应对方式在儿童期创伤经历与大学女生心理健康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会增加创伤经历引发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相反，积极应对方式能缓冲或减少创伤经历给心理健康造成的负性影响。面对创伤，良好应对策略的应用能使个体在良好的社会支持前提下，具有更好的自我恢复和发展潜力，从而拥有更高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水平[10]。

对于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来说，重视来访者的成长背景和成长过程中积累的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正确认知自己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使用积极取向的应对策略，能有效缓解创伤体验，促进心理健康。对于儿童的养育者而言，营造温暖、安全的家庭氛围，在情感支持和身体照料方面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重视与孩子的沟通和交流，将有助于孩子形成安全依恋，避免创伤事件的危害，减少成年后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

参考文献：

[1]崔丽霞，等.儿童期创伤对特质抑郁和特质焦虑的影响：图式中介特异性研究.心理学报，2011(10)：1163-1174.

[2]周永红.童年创伤经历与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3)：509-512.

[3][10]付文青，等.儿童期创伤问卷在中国高校大学生中应用的信效度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40-42.

[4]汪向东.应付方式问卷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09-115，31-35.

[5]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6]Zhao X，Lynch JG，Chen Q.Reconsidering Baron and Ken-ny：Myths and truths about mediation analysis.Journal ofConsumer Research，2010，37：197-206.

[7]Preacher KJ，Hayes AF.SPSS and SAS procedures for esti-mating indirect effects in simple mediation models.BehaviorResearch Methods，Instruments，and Computers，2004，36：717-731.

[8]Hayes AF.An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moderation，and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New York：Guilford Press，2013.

[9]王小玲.童年心理虐待和忽视经历、述情障碍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10]涂阳军，郭永玉.创伤后成长：概念、影响因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科学进展，2010，18(1)：11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