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英

（渤海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曹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大家，特别是在戏剧创作方面，曹禺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从1934年到1942年，短短8年时间，曹禺接连创作出《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著名剧作。曹禺笔下塑造的人物形象及其命运引起了一代代读者广泛的共鸣，充分奠定了曹禺在中国戏剧史上的杰出地位，也证明了曹禺独特的艺术才华。曹禺及其作品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的指引和其后很长一段时期文艺政策的影响下，曹禺创作出《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等作品，但批评界普遍认为这几部作品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较曹禺的前几部名剧发生了变化。曹禺的戏剧创作的成败与转型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与关注。但不可否认，曹禺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迫切渴望融入新时代及在创作上的焦虑和努力的付出。

一

“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文艺思想随之而生，其更是对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实践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概括、总结和继承。”[1]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对于我国文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讲话。《讲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接受与阐释，对中国文艺创作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讲话》明确地指示：为达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改造思想意识。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讲话》被确定为当时文艺的总方针。广大文艺工作者以《讲话》为指针，积极学习并深入阐释《讲话》，曹禺也不例外。曹禺认为，“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认识新民主主义与今后文艺路线的关系。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据原则发挥文艺的力量，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解答的课题”[2]。曹禺找到了思想上的先进武器，并努力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努力改造自己。作为一个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曹禺是较早进行思想改造的作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曹禺发表了一些文章，阐述自己创作上的认识和理解，如曹禺在1950年10月25日的《文艺报》上发表的《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自己对今后创作的认识，并基本否定了他过去的作品，他指出《雷雨》《日出》是写了大致不差的道理，但是没有起到若干进步作用，对人民群众没有产生好的影响，反而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不好影响，他为此感到非常“痛心”。曹禺在文章中说：“作为一个作家，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而多将自己的作品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才可以使我逐渐明 我的创作思想上的脓疮是从什么地方崩溃的。”[3]曹禺在这篇文章中，对自己的思想做了深刻反省，认为过去的思想认识非常幼稚和荒谬。曹禺对文学创作的理解较之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要用新的文艺思想武装头脑，每当读到毛主席《讲话》中对于文学艺术家的要求和希望，“就不觉热泪盈眶，又是兴奋，又是感激”[3]。在这篇文章最后，曹禺深情地说：“我很快乐，在四十之后，看见了正路，为着这条正路，我还能改正自己。因为，我知道，一个作家只有踏上了这条正路，才开始有一点用处。”[3]于是，他带着满腔热忱重新学习，深入领会新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工作路线。曹禺根据学习到的思想理论来改造自己，积极响应文艺政策。

1952年5月，在《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曹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永远向前——一个在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在这篇文章中，曹禺进一步深入“改造”思想，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曹禺一针见血地从正反两方面对文艺界十年来学习《讲话》的情况进行概括和评价：“10年以来，凡是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学习和遵循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而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都得到了一定的收获，做出了劳动人民所赞许的作品，有的并获得了国际上的赞扬。凡是以不老实的态度学习这篇‘讲话’、不去认真改造自己的人，也就在文艺创作上遭遇到挫折和失败。”[4]在这篇文章中，曹禺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际情况进行自我剖析，认为自己是一个从黑暗的旧社会里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一直向往着光明，但自己的思想意识却受了相当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曹禺表示开始用心学习毛主席《讲话》，要进行检讨和改造，“要变化，要改造，我该沉下心来，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意识，究竟有多少是人民大众的，多少是非人民的”[4]。曹禺逐渐发觉自己心灵的空虚，他认为自己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新的社会现实体验，甚至连人民大众的语言也不大熟悉。曹禺感到了精神领域“贫无立锥之地”的痛苦。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老舍、骆宾基等同时代的很多作家都有深切的体会。曹禺在这篇文章中既对旧我进行批判和否定，又表达了战胜困难融入新社会的决心：“我是毛主席的文艺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劳动人民伟大的建设业绩鼓励着我们，全中国光明的前途召唤着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一定要学习得比现在更好。我自身的毛病会使我遭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一定要逐渐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工农兵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这是不可移的决心。”[4]从曹禺的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思想深处的“检讨”意识。

此外，在《讲话》发表10周年之际，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10周年举行了文艺座谈会，曹禺参加了座谈会，他与郭沫若、周扬、丁玲、冯雪峰、赵树理等发言者一致认为文艺工作者要改造思想，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实际参加群众斗争。思想改造是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克服资产阶级等落后思想，它包含了作家的思想、情感、心理、趣味等多方面的改变，对于被改造者来说，必然要经过剧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和心理转变过程。曹禺正是如此，其在《讲话》影响下进行着思想的改造和艺术观的调整，并且在文章中表达了思想改造的迫切愿望和战胜困难的坚定决心。一直到晚年，曹禺本人非常渴望继续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并为此积极努力和付诸探索。

二

毛泽东的《讲话》针对当时文艺界的思想状况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就“为什么人”“如何为法”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结合实际来说，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群众中去，曹禺不仅在思想上深入学习《讲话》，而且在创作上积极实践，以行动响应党的号召，诠释《讲话》精神，这主要表现为对旧作的改写和新作的尝试写作。

曹禺满怀喜悦和激动之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了跟上文艺潮流，与新的社会紧密衔接，曹禺对他前期的剧作进行了较大幅度改写，试图将作品和革命相联系。曹禺对成名作《雷雨》进行了彻底否定和重新审视，他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的文章中曾谈到这一问题，曹禺认为《雷雨》是一个落后的剧本，剧作中把一些人物离奇的亲子关系纠缠一起，加上从书本上得来的命运观念，于是真实被悲天悯人的思想所歪曲，作品的社会意义也随之被扭曲，所以，曹禺对《雷雨》进行了改写。比如，在《雷雨》中曹禺把人物赋予鲜明的阶级特征，人物的动作、语言都具有阶级性，侍萍从原来的悲剧宿命者变为具有斗争和反抗性格的妇女典型，侍萍在与周朴园对话时语言也变得强硬很多。此外，工人罢工取得了成功，剧中人物四凤也没有死，剧中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也都改变了。通过改写，《雷雨》最为独特的悲剧性大大降低。《日出》也不例外，剧中的小东西被无产阶级解救。这种改写具有明显的迎合新时代的心态，这也和曹禺前期的剧作中一再否认的革命目的相反。

除了对旧作进行改写，曹禺还积极尝试新剧的创作，努力再创辉煌。曹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创作中来，并且响应号召，到基层体验生活。他到北京市高校参加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搜集生活素材。1952年，曹禺在北京协和医院体验生活3个月，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笔记，经过充分的准备和精心的构思，他在1954年推出了《明朗的天》。作为曹禺1949年以后的第一部话剧作品，《明朗的天》是一部与当时思想改造的时代背景非常契合的作品。这部剧作主要描写了北京解放前夕，美帝国主义办的燕仁医学院中的大夫教授对解放抱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人欢欣鼓舞，有的人持观望态度，有的人则希望继续保持“美国传统”。细菌学者凌士湘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他继续埋头于科学研究，可又答应了帮助贾克逊把田鼠运送到美国去。北京解放后，医院归到了人民的手中。可是像美帝国主义分子贾克逊的影响还残留着，党为了争取、教育和改造这些知识分子做了许多工作，江道宗这样的反动势力却通过各种方式来阻挠。经过教育和党的帮助，医院里的大夫教授们逐渐认识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真面目，但是凌士湘仍旧不相信。直到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了细菌战，凌士湘亲自看到自己的研究被敌人利用了，同时贾克逊杀人的真相也全部揭发了出来，他才真正地认清了敌人，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思想。这是一部很典型的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作。按照《讲话》中所倡导的，群众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应该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曹禺描写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曹禺在创作这出戏时下了不小的功夫，这部作品问世后既很快上演，而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第一届全国戏剧观摩演出中获得剧本创作奖，又受到了评论家的好评。

随后，曹禺继续进行创作上的尝试。1961年，曹禺与梅阡、于是之合作，由曹禺执笔创作了五幕话剧《胆剑篇》。《胆剑篇》是一部历史剧，通过越王勾践败给吴王夫差而后卧薪尝胆的故事，启发弱小国家的人民，只要能卧薪尝胆、奋发自强，就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剧本发表后受到广泛的称赞。曹禺在创作《胆剑篇》的时候，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历史剧创作的高潮期，当时类似题材的作品有很多，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等均是这个时期优秀的历史剧。曹禺创作《胆剑篇》的初衷是发掘历史精神来鼓舞今人。著名的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曾说：“我访问他的合作者于是之先生，于先生说了一个故事。曹禺提出这个戏的结尾应该是这样的：在夫差失败之后，他学着勾践也在卧薪尝胆。这样一个结尾，显然更有意味，可以看到曹禺力图在突破概念化的创作路子，也看到曹禺的才华。”[5]虽然曹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但是曹禺作为戏剧家的才华和思考还是充分展现出来的。

曹禺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1962年开始创作话剧《王昭君》。但由于曹禺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直到1978年完成初稿，并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1期。这部作品历时较长，曹禺到内蒙古去了两次，看到了两个王昭君的墓，听了著名的马头琴大师巴杰等弹唱的关于王昭君的传说，访问了一些老一辈的蒙古族人。曹禺考察了《昭君出塞》《王昭君变文》《西京杂记》《汉宫秋》等历史上关于王昭君的记载或描写。这部剧是周总理生前交给曹禺的任务，曹禺对王昭君的刻画是力图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指示精神去考虑的。无论是旧作的改写，还是新作的尝试，都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曹禺在思想和文艺观念的改造调整之下，创作主题和思想紧密贴近新时代，艺术风格也自然随之发生着变化。

三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曹禺的几部剧作，不难发现曹禺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和转型。这种创作上的转型，一方面表现出曹禺积极学习《讲话》精神，践行党的文艺政策，进行思想改造和创作实践上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曹禺后期创作转型的问题，有得有失。

时代背景和文艺环境对曹禺来说好似一把双刃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曹禺几部新剧都是其戏剧创作道路上的勇敢尝试，突破原有的题材、主题、方法，这对作家的创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实际情况来说，曹禺面对的挑战更大一些。曹禺内心充满响应并践行《讲话》的无限渴望，但是行动上却难免一种急就的状况。虽然曹禺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收集素材，到生活中寻找人物和故事，但难免走入“主题先行”的误区，缺少对生活长期的体验、感悟和积淀，缺乏对生活的诗意发现。《明朗的天》等作品是文艺创作上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政治操练的色彩。国家成立以后曹禺融入新社会的迫切心态，夹杂着历次文艺批判运动背景下曹禺谨慎、焦虑等复杂的心理变化，使曹禺的创作效果和初衷发生了偏差。作为一个国家成立前已经处于戏剧殿堂顶峰的剧作家，国家成立后再想大展拳脚，面对众人期待的目光，曹禺创作上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国家成立后的曹禺身兼多职，社会活动比较频繁，创作不能像以前那样集中精力，有些创作并不是来自作家本身的艺术发现，“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写了几个，有的也没写出来，像河北省的抗洪斗争，像私营工商业改造，都搜集了不少材料，没有写出来。”[6]曹禺后期的《桥》写了一半，写了两幕后出国就搁下了。曹禺还想写岳飞，写李白，写杜甫，虽然做了一些考查，可是愿望都没有实现，都没有写出来。包括已创作的《艳阳天》《明朗的天》《胆剑篇》，没有获得“成功”的原因，除了时代背景、创作动机等因素外，还有曹禺不擅长、不熟悉这些题材领域，生活素材没有经过艺术的消化、吸收、沉淀和再发现，创作的仓促和应急等原因。关于《明朗的天》，曹禺自己都承认：“我写别的知识分子怎么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彻。有人说凌士湘、尤晓峰的思想转变都没有写好，写得不深刻。你想，连我自己都没有体验过这样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要想写的深刻，那怎么能行呢？”[6]379曹禺以后的创作缺少内在自由，“‘内在自由’说到底是创作主体精神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包括情致的自由、理性的自由，其重要特质是自为性。曹禺这位创作主体，内在是不自由的，其写作常常不是自为的状态。”[7]这种创作上不自为的状态也对曹禺的创作转型带来了阻力。

其实，曹禺在创作生涯中遇到的“转型”问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老一辈作家普遍面对的问题，文艺创作如何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一个作家很难成为“全能型”作家，每一位作家都有其所擅长的创作的，如鲁迅擅长描写农民和知识分子；老舍擅长刻画市民形象，特别是底层市民形象，并带有浓厚的京味特点；巴金擅长揭示封建大家族中的青年形象，等等。这些名家都有自己的强项，都因某一方面的突出成就而征服读者，屹立文坛。对曹禺来说，他的强项是擅长写戏剧，尤其擅长写悲剧。曹禺年幼丧母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较大的。从曹禺前期的作品可以看出，对于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资产阶级和封建家庭等方面的题材他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因为这些题材曹禺最熟悉。曹禺对“人”的认识非常深刻，最擅长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人逃不出命运的捉弄。就像曹禺所认为的，宇宙是一口深深的井，任凭你怎么呼号，都逃不出这个黑暗的坑。曹禺剧作的高度无人能及。从戏剧创作这一体裁本身来说，悲剧往往比喜剧更有震撼的力量，艺术成就也更显著。比如，古希腊著名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都是以悲剧成名的，莎士比亚以《哈姆雷特》《麦克白》等四大悲剧闻名于世。曹禺深受西方悲剧艺术的影响，发展和拓宽了悲剧的艺术深度，为我国悲剧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光辉的典范。然而新的时代要求曹禺所写的不是他一贯思考和熟悉的强项。曹禺试图跳出个人化的写作路径，进行艰难尝试，然而并不理想。曹禺创作的敏感区域是对人及命运的深度思考，他擅长揭示的问题是人的精神痛苦和挣扎，而不是阶级斗争。到了当代，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他的作品当中的悲剧意识、人的挣扎显得不合时宜，当他的作品紧跟时代步伐，当曹禺完全放弃了自己写作的长处，虽然合了时宜，但却找不到最独特的曹禺了，这一点其实像艾青、郭沫若等作家都曾遇到过同样问题。

四

毛泽东的《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高度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文艺工作实际中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是关于文艺问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作为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讲话》总结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针对当时的实际，解决了我国革命文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毛泽东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长期性，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投身到这个源泉中去。曹禺对《讲话》的阐释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是非常积极的，并进行着不断探索。但是由于作家艺术创作的审美趣味、敏感区域、时代背景等主客观原因，使得曹禺后期的转变之作不甚理想，这也为研究现代作家的后期创作提供了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