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晨，吴丹丹

（1.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安徽 合肥 230022；2.安徽行政学院 管理学教研部，安徽 合肥 230059）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对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创新驱动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突出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创新思想的核心内涵、现实逻辑与顶层设计，对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创新思想的核心内涵

（一）内涵：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创新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不论是重要会议还是地方考察，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创新的重要性，频频谈创新，事事讲创新，处处谋创新，从全局的高度谋划部署，将“创新”这关键“一子”置于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位置。

创新的内涵非常丰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流淌着创新的血脉。《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动态的角度说明创新的持续性，成为习近平谈到创新时引用次数最多的一句话。习近平还多次引用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二程集》中的名句“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强调必须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在创新中赢得主动权。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体现的是一种哲学思想，那么西方语境中的创新更多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阐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不断探索经济增长源泉与奥秘的历程。新古典经济学家索洛，将技术进步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将无法用土地、资本和劳动解释的那一部分增长归因于技术进步，即索洛余值，当前各国为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提出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即来源于此。“创新理论之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经济本身存在着一种破坏均衡而又恢复均衡的力量，这种力量称为“创新”。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发展虽然起重要作用，但制度也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可以说，“创新”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上下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的背景下，习近平准确把握创新的内涵与外延，多次提到“创新是多方面的，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等。”[1]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理解创新，视野非常广阔，不论是科技、理论、制度还是文化，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都需要将创新贯穿其中。他多次强调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1]9。在强调全面创新重要性的同时，习近平又特别强调科技创新的核心作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1]17“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2]2014年8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1]17

因此，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习近平创新思想的精髓。正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创新思想，就必须深刻领会科技创新与全面创新的关系，这既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当前在对创新的认识上存在两种误区：一种是片面强调科技创新，认为创新就是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就是科技创新驱动，创新的主体只有科学家，创新仅仅是在科学技术范畴，显然，这是对习近平创新思想把握和理解的不到位，习近平说的创新含义宽阔，强调让创新贯穿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创新驱动在本质上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单单只有科技创新。另一种误区则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什么都是创新，到处炒概念，“挂羊头卖狗肉”，甚至包含了许多伪科学或者虚假成分。这里要明确的是，习近平突出强调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通过科技创新带动全面创新，就是要避免空谈创新，因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二）关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是十八大唯一一个全新的国家战略，对创新的重视程度达到历史新高度。从理论上溯源，创新驱动这一提法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它始终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中。习近平深刻把握创新内涵与外延，针对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作出在中国情境下实施创新驱动的重大战略选择，赋予其在实践中新的指导作用。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参加浙江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绍兴代表团讨论时就曾谈到，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把经济发展划分为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四个阶段，而他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判断是大致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时期。迈克尔·波特1990年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经济发展“四阶段理论”[3]：第一阶段为生产要素驱动，该阶段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增加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是一种粗放型、低质量的增长，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其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由此带来的产品价格优势，缺点是受全球经济环境和外汇波动的影响很大，十分脆弱。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拉动，政府加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加大投资更新设备，主要利用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利。在这一阶段开始引进和吸收外国的技术，但自主创新的能力很弱，与前一阶段相比，对全球经济环境和汇率波动的抵抗力有所提升，但体质仍然较脆弱。进入第三阶段即创新驱动阶段，则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等高级要素，而不是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初级要素规模扩张，因此是一种集约型、高质量、高效益增长。在此阶段，竞争优势从控制降低成本到提高生产率，技术含量不断提升，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显著提升。第四阶段经济发展依赖的是财富的积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波特的理论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好的阶段就是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第四阶段会出现企业投资实业的意愿不强，趋向于金融投资和干预国家政策来维持竞争力，因此波特认为该阶段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可能走向下滑。

早在2004年前后，习近平就审时度势地提出，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浙江在下一步的发展中不能增加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这就需要进行转型升级。随后，他形象地把这个转型升级的过程比喻成要养好“两只鸟”。2006年习近平以“哲欣”为笔名发表《从“两只鸟”看浙江经济发展结构调整》。所谓“腾笼换鸟”，就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所谓“凤凰涅 ”，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浴火重生。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是邓小平的“两只猫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那么习近平提出的“两只鸟论”则打开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门。

可以看出，习近平创新思想在继承和发扬中外创新理论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创新的内涵与外延，既强调全面创新这个基础，又强调科技创新这个核心，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结合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时代、新形势与新任务的背景，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动力转换这个角度，指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发展趋势，本身也是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具有极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习近平创新思想的现实逻辑

2016年，习近平在“科技三会”上作出精辟论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更好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2]如何理解习近平说的这三个必然选择？下面，尝试从国际竞争、国内发展、民族复兴这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国际竞争的大势所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多国甚至出现负增长，通过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刺激经济增长，已成为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一致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之中，现有产业形态、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很有可能被颠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可能会出现深度调整。

因此，发达国家纷纷大力推进创新驱动，积极抢占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与制高点。美国先后几度发布美国创新战略，主要是加大工程技术领域的创新投入和人才培养，实施“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计划”“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等一系列计划，试图解决金融与服务业高度发达而制造业却空心化的问题，重点聚焦机器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德国也先后发布高技术战略和数字化战略，重点就是著名的“工业4.0”，与美国制造业出现空心化不同，德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达，“工业4.0”就是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从而确保德国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欧盟从2014年开始发布了三期的《地平线2020计划》，投入近800亿欧元与非欧盟国家开展科技合作，通过整合科技资源，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战胜债务危机。日本提出“再兴战略”和“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有针对性选择在信息通讯、节能环保等产业技术上突破美国，连续四年发布科技创新综合战略，提出实现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相融合的智能社会（Society5.0）。除此之外，法国提出“新工业法国战略”，韩国提出“创造经济”、俄罗斯启动“国家技术计划”，等等。

可见，创新驱动已成为当前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战略。习近平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时说：“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我们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13因此，我国必须适应国际竞争新形势，大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力求在世界经济深度转型调整的激流中赢得先机和主动权。

（二）国内发展的形势所迫

要素驱动难以为继。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40年间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被称之为“中国奇迹”，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然而，几十年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资源、环境、生态的巨大消耗。随着发展中的问题与弊端逐渐暴露，拼资源、拼环境的老路已经走不通。2013年9月30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我国现代化涉及十几亿人，走全靠要素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物质资源必然越用越少，而科技和人才却会越用越多，因此我们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释放出来。”[1]3

投资驱动难以为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不可能崩溃或者“硬着陆”，其主要理由是中国政府拥有海量资源，无论国内外经济形势多么严峻，只要政府大手笔投资，GDP就能保持高速增长。现实是不是这样？2009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强刺激计划。短期内似乎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十分有效，2010年GDP增长10.6%，这也是近年来增速最后一次超过两位数。2011年回落在9.5%，2012年直接下探至7.9%，随后几年更是迅速跌到7%以下。一方面，这与我国政府近年来逐渐淡化GDP，并不一味追求高速增长有关；另一方面，也确实表明了投资拉动的效应在逐渐减弱。同时，短期内财政资金的大水漫灌还造成了大量的产能过剩，既包括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也包括若干年前红红火火的部分新兴产业如光伏产业的过剩，这也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药方“三去一降一补”中去产能的主要对象。从经济学基本规律来看，随着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一味指望投资驱动已经难以为继。

创新驱动突破增长的极限。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都难以为继，创新驱动是否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说，具体某项技术或者某种模式的创新确实存在边际效益递减，但是由于创新的持续性和开放性，新技术或者新模式不断产生，这就是前面说索洛探索的为什么世界经济可以长期持续增长的奥秘。1972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提出，由于人口不断膨胀，而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有限，增长即将达到极限，人类文明可能走向崩溃。2016年，罗马俱乐部资深成员乔根·兰德斯教授，在复旦大学发表《极限之上：〈增长的极限〉40年后的再思考》主题演讲，指出：40多年过去，出现了以下趋势：一是增长仍在继续；二是超载问题出现，尤其在气候领域；三是资源枯竭目前没有发生[4]。应该说，当年的预测对于提醒世人关注增长与生态占用的关系、提高资源环境意识起了很大作用，但是预测的结论本身并没有出现，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带来巨大变革。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并不绝对对立，习近平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也是这个道理。

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难以为继，而创新驱动屡屡突破增长的极限。因此，习近平提出：我们要“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推动工程科技创新，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1]15

（三）民族复兴的国运所系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领土幅员和人口规模，更取决于它的创新能力。回顾历史，世界科技、经济中心大致有过四次转移，因为这些中心都出现在北纬40度附近所以也被称为“北纬40度”现象[5]。其实，严格来说起码有五次转移，因为古代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的科技与经济中心，近代以来中国衰落以后，世界中心才开始转移。从13世纪末一直到17世纪，意大利掀起文艺复兴运动，思想解放带来了科技的繁荣，极大推进了经济的发展，成为近代第一个科技、经济的世界中心。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成功，随后通过工业革命，英国迅速成为世界科技经济中心，开启日不落帝国的辉煌。18世纪法国经过启蒙运动、19世纪德国通过洪堡的大学改革，科技与经济迅速发展，成为第三和第四个世界中心。20世纪，美国先后通过设立新型研究生院、颁布鼓励创新的《拜杜法案》，加上开放的移民政策，至今仍是世界科技、经济的中心。可以看出，世界中心不是经济和科技的分离，而恰恰是两者的相互推动。

习近平2013年3月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指出：“历史事实表明，经济大国不等于经济强国。一个国家长期落后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落后，而不取决于经济规模大小。历史上，我国曾长期位居世界经济大国之列，经济总量一度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技术落后和工业化水平低，近代以来屡屡被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国家打败。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输在经济规模上，而是输在科技落后上。由于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落后于人，西方列强才得以用坚船利炮轰开我们的国门。中国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根子就是技术落后。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们要牢牢记取。”[6]

因此，无论是从横向看国际、国内两个环境，还是从纵向看历史发展的脉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我们党和政府高瞻远瞩作出的一种主动选择。我国经济总量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能否成为下一个世界中心，关键在科技；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回世界之巅，关键也在科技。当中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之日，也就是中国梦圆梦之时！

三、习近平创新思想的顶层设计

习近平谈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时强调：“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要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1]15201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7]。可以说，《纲要》贯彻了习近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的要求，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充分体现了科技创新的核心和引领作用。

（一）实施创新驱动，科技创新是核心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从投入来看，我国研发投入稳居世界第二位，2017年达到1.76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大幅超越同期GDP增速，表明我国确实把科技创新摆在优先发展地位；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研发强度也不断提高，2017年研发经费占GDP比重达到2.12%，超过欧盟15国2.08%的平均水平。从产出来看，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连续八年稳居世界第二，高被引论文数和国际热点论文数双双攀升至世界第三，部分学科领域如材料科学等居于世界第一位；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2017年科技进步贡献率增至57.5%。“量子京沪干线”“墨子号”“FAST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等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表明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创新大国，我国科技创新从跟跑时代逐渐步入并跑、领跑并存而且并跑与领跑占比不断加大的新时代。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互动日益频繁，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计民生事业及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力量。

与此同时，习近平强调：“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发展，世界也在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的基础还不牢固，创新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在一些领域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国际科技竞争，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1]24一方面，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许多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受制于人，如每年集成电路进口额超2 000亿美元，远远超过石油和粮食，近期的“中兴”事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习近平指出：“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核心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人家把核心技术当‘定海神针’‘不二法器’，怎么可能提供给你呢？”[1]36另一方面，我国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互动存在脱节。与发达国家70%至8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相比，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成为“肠梗阻”，严重影响创新驱动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打通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成为关键。习近平强调：“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而是必须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1]57

（二）实施创新驱动，体制机制创新是保障

《纲要》中突出强调“双轮驱动”，明确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这也是习近平创新思想的着力点与落脚点。如前文所述，习近平对于创新内涵的理解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包括科技驱动也涵盖了体制机制驱动。如果认为创新驱动就是科技创新尤其是可以迅速产业化的技术创新，因此先验性地将创新驱动仅仅看成科技创新驱动，由此带来的观点是创新驱动的主体只有科学家、创新驱动仅仅是在科学技术范畴。显然，这是对习近平创新思想内涵的理解和把握的不到位，创新驱动在本质上是一项系统工程。体制机制的创新，一方面，涵盖了科技领域体制机制的改革，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1]62“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决扫除阻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有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优化科技政策供给，完善科技评价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环境。”[1]56因此，改革就是要进一步破除阻碍科技创新的种种障碍与藩篱，为科研人员松绑，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另一方面，包括国企改革、反腐败斗争等等其他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也是对现有体制机制结构尤其是背后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和变革。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下，不断解决当前我国发展在体制机制层面所面临的阻碍，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各种创新要素充分涌流，这本身也包含在习近平创新思想的内涵之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8]。这里其实也是强调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把各种要素调动好、配置好、协同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8]，这是强调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也就是要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技创新要对应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体制机制创新要对应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可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创新引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部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双轮驱动”为着力点的创新思想。

（三）实施创新驱动，人才驱动是根本

习近平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1]3创新驱动归根到底是人才驱动，这里既包括人才的培养也包括人才的使用，既包括科学家、企业家也包括各级领导干部，更包括全体人民。习近平强调：要“着力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观念，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在全社会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1]114。这就需要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创新思想的内涵、核心与着力点，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思维定势，培养和运用创新思维，营造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包容失败的环境，建立并落实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为改革者撑腰，为创新者撑腰，不断将我国创新事业推向高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