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清，莫运平

（1.湖南科技大学湖南方言与文化科技融合研究基地，湖南湘潭411201；2.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佛山 528000）

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就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而言，各种新的理论思潮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出现的。作为总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有机构件，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在当时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身份与价值功能就是基于新时期语境的总体倾向与基本性质而被确定的。作为一种具有特定价值规定性的意识形态表意方式，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对于“文革”历史显示了很强的祛魅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就是作为解构“文革”历史的政治无意识而显示自己的公共身份的。其核心旨归是解构“文革”极端政治对于人的主体模式的规训与编码，培育和释放合理的物质感与世俗感，以其重新获得认同与自我认同，建构关于理解与自我理解的新的意义系统，其具体表现就像有论者所指出的，“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2］2

一、“文革”政治叙事的解构

“文革”是一个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历史文本，其特殊的性质就在于它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甚至是唯政治化的历史阶段。从一般意义上讲，政治成为总体公共历史的主导符码，各种社会生活叙事的丰富内容或者被强行化约为单一的政治叙事，或者完全仰赖于政治归属来决定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特殊的意义上，“文革”语境中的社会生活、文学表意与道德规范不但一般性地被阶级政治所辖制，而且使问题更其严重的事还在于，它们所赖以为自身立法依据的政治并非一般的政治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文革”政治形态，即极左政治威权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对于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而言，要实现其自身合法性的存在并显示其对于一种新的公共生活空间所具有的建构意义，就必须在特殊意义上解构“文革”历史的极端化的政治宰制，在一般意义上修正与政治的合理结构关系，并根据历史的要求适时重构一种新的政治叙事模式，即以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内核的新的政治关切。正是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历史任务使然，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在新时期之初的萌生并不是某种仅仅用美学框架就可以阐释清楚的单纯的文学事件，相反，在其现实性上，它倒是以美学符号与快感经验的方式演绎了一种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解构意义的政治叙事。

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历史时代而言，都不可能只有社会发展的单一维度与单一规定，尽管每个历史时代可能有一种社会因素居于统治地位以规定该社会历史时代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基本问题意识，但这仍然是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结构性关系因素同时在场以及协调发展为前提的。依照这样的历史规则，“文革”显然是一个极端反常的社会历史形态，因为它恰恰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背离了这种观念，一种政治视域，准确地说是一种狭隘而极端的政治视域构成了“文革”历史的绝对视域，它以其他社会因素的缺席或者被政治收编为代价换取了超级政治能指的唯一在场。在一种相对的意义上，如果说文学场域的知识分子书写因为被设定为极左政治文学叙事的批判对象还被允许某种限度存在的话，那么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则完全被褫夺了任何存在的可能性，换言之，它只是被指认为某种不在场的事物而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性期待中。然而，正是基于其被强行清场的遭遇，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恰恰又在另外的意义上构成了“文革”历史的最大文化症状与不合理状态的反证。关于文学消费主义祛魅的基本对象，有论者得出了一个总体性的结论，“它所祛的是以‘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为最高典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之魅，是‘三突出’的创作方法之魅和‘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之魅。”［3］1不管是着眼于内容还是形式，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都显示了与“文革”文学的极左政治规定性大异其趣的致思向度。作为一种以读者审美趣味为导向、立足人性的世俗状态并致力于娱乐大众身心的自由书写方式，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放弃了对阶级斗争与宏大政治寓言、政治运动的书写，其所关注的对象更多地转向了普通大众及其日常的情感诉求，纾解物质饥饿、精神贫乏与合理的身心娱乐成为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的言说主题。港台流行音乐、通俗文学与娱乐影视在新时期的受热捧现象意味着，人性的世俗情感意志欲求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社会生活的单向维度状态必须被消解，人们应该回归生活本来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摒弃了“文革”文学的逻辑框架与表意范式，突破了极左政治对于文学的专制主义规约及其所设置的题材禁区，以一种潜在的不合作态度展示了对于“文革”政治生态的控诉以及对于一种健康清明的世俗政治生态的诉求。“样板戏”“主题先行”“宣传根本任务”“三突出”反“黑八论”等所推行的本质上是一种虚假而夸大的话语教条，因为它罔顾特定历史语境中人性存在的有限性、复杂性与低限度状态，仅仅出于狭隘的政治需要强行推行一种所谓的“高大全”式的、抽象的、至上性的阶级意识与人性模式，而在事实上，这不但严重逆违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最大现实，而且也是对人们基本生活诉求与合理情感欲求的最大漠视。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的出现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批判了这种文学观与政治观的反人道主义性质，它以关于正常人的正常欲求的书写建构了一种新的人性形象，祛除了极左政治观与文学观对人的专制主义与禁欲主义钳制，释放了人们的感性生命活力，使人回归到一种世俗化的正常状态。在文学消费主义的语境中，人们的政治关切不但注目于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民族国家寓言，而且也关注健康合理的政治秩序对于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所具有的积极建构意义，换言之，文学消费主义叙事并不排斥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叙事，它只是通过批判否定“文革”极左政治叙事以期修复与政治的合理关系并以符合自身特点的方式来加以表现，就此而言，文学消费主义显然可以被视为一种新时期政治的微观修辞学和日常生活修辞学，很显然，在新时期语境中，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的存在具有远远超出其自身的指涉意义，就像詹姆逊所说的，“不言自明，一种确定的文学形式的存在，总是反映该社会发展的某种可能的经验。”［4］8它不但表明一种文学史变局的出现，而且以审美镜像的方式提示了总体政治气候的更新与社会生活新的边界的建立。

就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总体态势而言，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无疑不是其中的主导知识形态，但是这样的判断绝不意味着可以无视甚至低估它对于“文革”极左政治生态与霸权话语所具有的消解意义，有论者在谈到新时期审美文化的总体情势之于“文革”极左政治文化的解构作用时就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文革’时期，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批评被严格地整合进国家的政治轨道中，文学文本成为政治文本，公开的文学写作屈从于政治压力和服从于政治目标，这类写作是禁忌美学的体现；另一方面，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压抑也激发了一种潜在的反抗，那些写给抽屉和心灵的作品，犹如黑暗中的星光，犹如死灰中的余烬，延续着一种对于自由和独立的向往。”［5］112鉴于当时的特殊语境，文学消费主义在基本原则与历史任务上并没有不同于思想解放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的另外的价值目的，它们实际上处于一种互文性的共在关系状态，从一方面看，思想解放运动与知识分子文学对“文革”的批判之于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而言无疑具有廓清思想前提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主义审美思潮的萌芽生长却又是对于思想解放运动与知识分子文学消解“文革”运动的精神声援与意义佐证，在新时期之初，这两者显然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

二、“文革”经济范式的解构

尽管“文革”主要是一种极“左”的政治性叙事文本，人们对于它的批判和反思也主要集中在其不合理的政治身份与政治规定方面，就问题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看，这样的定位显然并无不妥。然而一旦涉及对于“文革”做一种全面的考察，则关于问题的判断就不能仅止于此，因为在其现实性上，“文革”仍然是一个总体性的社会历史阶段，除却极左政治关系而外，高度集中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文化专制主义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些经济关系与文化形式同样构成“文革”的本体论规定，正是基于问题的这种性质，我们认为，文学消费主义不但可以被视为一种批判解构“文革”极左政治的美学修辞学，而且同样可以被解读为批判解构“文革”经济范式的政治经济学文本。马克思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6］82很显然，文学消费主义正是作为新时期社会历史的一种特殊生产方式而出现的，它所反映并遵循的是一种与“文革”生产方式大异其趣的社会范式，它的在世不但直接是对后“文革”生产方式的一种意义建构，而且也是对“文革”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与解构。

设若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和知识分子文学主要立意于从政治、道德等角度来批判和反思“文革”历史及其政治道德方面的病灶，那么文学消费主义则与此显示了不同的解构路向，换言之，文学消费主义不但对“文革”历史实施了同等意义的政治道德批判之外，它还显示了对于“文革”的经济批判意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学消费主义是与商品经济最具有亲缘关系的一种审美思潮。文学消费主义对于人性的经济维度和社会生活的商品化与消费化赋型与价值认同已经明确地显示了一种总体社会征候的转向，即历史已然发生了由政治性“神性”社会向商品性世俗社会的转型，因为文学消费主义的出现不但表征了一种审美苑囿之内的思潮流变，而且作为一种社会镜像，它在一种更基础的意义上确证了一种它所由产生的根本生产方式与社会基本提问方式的转变。沃尔夫冈·伊塞尔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产物，它产生于一种文化背景，它的活力来自这一背景的紧张关系以及对这一背景所施加的影响。它尤其强调与决定自身环境有关的不同物，以此介入自己真正的环境并确定自己的独特性。文学以这种方式显示出自己位于业已制定的文化地图上的新区域。”［7］298这就说明，文学消费主义实际上是与世俗性的商品社会互为表里的，这样的关系状态印证了它们本质上具有相同的价值旨趣。具体来说，文学消费主义既在建构的意义上为世俗化与商品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也从解构的意义上言说了“文革”语境下那种以极左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战略的不合理性。文学消费主义之于社会生活的功能意义并不只是在于谋求抽象观念层面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是致力于从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相结合的总体性上促进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如果这种理念无法得到落实，就可能带来某种危机。“一种观念（或思想）如果始终不能转化为粗鄙化的真实存在（或转化为一种世俗化的社会实践），其精神的持久性就很容易使人怀疑，一场思想运动的存在时间相对来说就比较短促。”［8］这个问题对于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国度而言意义尤其重大。我们可以说，就发展物质生产而言，“文革”主要是认识论的和理论性的，而文学消费主义所建构的社会历史则主要表现为实践性的和现实性的，它切实地承诺了人们对于现实地发展物质生产的关切。文学消费主义正是通过解构高度单一化与集中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确立了市场商品经济与多种经济关系的历史合法性，如果说市场经济、商品观念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关系为文学消费主义的意义撒播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与立论依据，那么在另外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学消费主义及其所内涵的价值观念为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道义支持与合法化的理论护佑。

伊格尔顿曾说，“你从理论上选择或否定的东西依赖于你实际上想做些什么。这一向是文学批评的情况，只是它常常很不愿意了解这个事实。在任何学术研究里，我们都选择我们认为在程序中最重要的那些对象和方法；而我们对它们重要性的估价，则受到深深扎根于我们实际社会生活方式的利害关系的支配。”［9］211作为一种具有很强针对性与论辩性的意识形态，文学消费主义的公共性价值功能主要在于对“文革”语境下那种极左政治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单一僵化的经济模式的解构方面，职此之故，文学消费主义虽然在实体性意义上是一种美学话语和知识形态，但它在功能意义上却又可以产生很强的文学或文化经济化的效应，作为一种与市场经济与商品观念具有深层指涉关系的价值形态，文学消费主义本身的出现就意味着社会经济范式的深刻转型，它既指涉着自我经济身份认同的转变，也勾连着人们基本在世方式的深刻转型。

三、“文革”美学规制与文学场域的解构

“文革”作为一种语境化的逻辑框架是总体性的，它从技术与精神相结合的总体意义上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单向度状态。正是基于这样的性状，如果只是注重单纯的政治解构或经济解构当然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实际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对一系列具有家族相似性质的刺激问题的解决以期达到全部问题的解决，对此，卢卡奇提示了一种启示，“某一问题的历史实际上变成诸问题的历史。某一问题的文献表达方式，表现为某一历史整体的表达方式，表现为这一历史整体的各种可能性、界线和问题的表达方式。”［10］85也就是说，“文革”实际上是一个总问题，它具体的内容落点在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些相互联系的具体问题以及由这些因素建构的关系上，一旦这些具体的问题得到解决，总问题就会顺利得到解决。这对于文学消费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要解构“文革”历史，除却从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进行相应的解构之外，检视和批判“文革”的文化范式也是其解构任务的题中应有之义，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从总体上超越“文革”语境。

在“文革”语境中，文学实际上已经异化成了依附性话语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仅仅成了一种徒具形式的存在，其内在精神被有意无意地改写成了非文学性的因素，书写极左政治意识被强制性地命定为文学的根本旨归。在这样的逻辑框架规约下，文学的思想主题、内涵题材和叙事话语等呈现出单一化与程式化的状态，狭隘的阶级斗争主题、政治注解式的结构形态、题材方面的“样板戏”规制、人物塑造的“三突出”原则等鲜明地表征了“文革”语境下很多文学的形态特点。那些表现个人感性体验与世俗需要的审美经验自然被排斥在所谓的主流叙事之外，文学变得僵化而单一，低估甚至漠视了世俗人性的复杂性与正当性。文学消费主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凸显了它的积极解构意义。新时期之初，虽然文学消费主义并不构成“文革”文学的主导解构因素，但是作为新时期文化观念的有机构件以及主导解构力量即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与知识分子文学的价值联盟因素，它的出现及其所昭示的感性化与世俗化价值趋向仍然显示了较强的文学革命意义。从比较意义上看，文学消费主义建构了不同于“文革”语境的书写范式，在“文革”视域中被放逐的爱情题材、世俗趣味、日常生活在文学消费主义的意义域中都获得了合法化的存在，构成新时期文学重要的叙事内容。基于“文革”话语的霸权式规训，新时期之初的中国本土并没有现成的文学消费主义理论与实践资源可资利用，选择从境外尤其是港台地区救助性地输入消费文学、通俗文学与流行艺术就成了当时更新文学观念与重构文学秩序的文化策略，以金庸、琼瑶、三毛等人的小说为代表的港台通俗言情文学热风靡一时，那些以往处于地下状态的文学逐渐浮出水面。出于某种理论政策的回应，20世纪90年代初，中宣部文艺局组织编撰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领域面临的新问题》，提出市场经济语境下重新审视文艺功能的现实问题，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大众通俗文学及其正当审美娱乐功能的肯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所表现出的世俗化的情感意志性在文学消费主义视域中的回归昭示了一种新的人的形象，同时也意味着“文革”语境中那种抽象片面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式微。

作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审美观念，文学消费主义的核心目的在于促使一种成熟的商品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此目的，解构“文革”僵硬计划经济模式及其文化秩序就构成了文学消费主义新时期之初的前提性使命，它的价值使命就在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总是越来越体现出公共行为的特点：接受商品法则的支配。它不再仅仅是纯粹的精神行为，而首先是一种价值交换行为，是作家、读者大众、出版商紧密结合、共同创造作品的价值、形成文化市场的过程。”［11］33体现到具体的文学场域与技术制度层面，作家的自主意识和创作自由得到极大张扬，部分作家开始脱离体制束缚成为自由撰稿人，文学作品发生了向文化商品的身份位移，在价值规律与供求关系的新语境中，文化产品的出版与发行都逸出了以往钦定体制的范畴而呈现出一种自由选择与协商合作的态势，各种文学性的杂志期刊不但在审美风格和价值题旨方面显示了个性化与多元化的改版取向，而且实现了自我身份的市场化定位，自负盈亏和独立核算成就了各文学传播机构的独立性存在，能否获得观众的认同并成功赢得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自建国以来第一次成为了它们存在的生命线，市场与读者导向渐次取代以往的计划模式与行政命令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导法则，稿酬和版税不再被视为一种非法牟利，它从具体的操作层面兑现了文学活动的商品属性，各种商业性的文化公司、艺术中介机构和文化经纪人作为一些新的具有浓郁市场化特色的现象座架了文学活动的基本过程，所有这一切在极力消弭“文革”文学体制的意义痕迹的同时，也形构了商品经济时代的新的文学形象。

文学语境与价值范式的变革，映照了文学在其生产方式方面的结构性变化。“文革”语境下极左化的文学原则、题材体裁与生产方式基本上是由与其相匹配的思想观念与表意机制来获得实现的，这些思想观念与表意机制的解构，在另一种意义上就说明它们所赖以维系的创作范式被解构了。在一种新的提问方式与价值框架下，文学消费主义重构了文学叙事的意义边界与价值认同，从而建构了新的文学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