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为什么我们这个“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专栏，要发表奥斯特哈默教授这篇关于全球史研究的演讲辞？

这是因为讨论历史中国的“内”和“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回应目前全球史研究潮流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简单地说，是因为当全球史研究提倡历史叙述超越传统国境，不再强调传统帝国或现代国家的疆域或边界，这使得“内”和“外”又一次变得模糊不清。在那个叫做“全球史”的全方位宏大视界下，超越国境的气候、贸易、移民、战争等，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话题，而“国”之内、外，在历史叙述中，似乎变得有点儿无关宏旨，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作一个回应。

毫无疑问，全球史是近来历史学界日益热门的一个领域，它不同于把区域或国家历史组合起来的传统的世界史，而是通过网络、联系和影响，把全球描述成为一个整体，借用奥斯特哈默教授的话说，全球史“对同时性和同步性感兴趣，青睐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因此，我们看现在若干全球史著作，包括奥斯特哈默教授本人的大作，主要历史叙述中，“定居与迁徙”、“生活与物质”、“城市与乡村”、“战争与革命”、“等级与文明”等主题，取代了过去的王朝更迭、政治人物与事件等主题，给传统的历史学理论、方法和写作，带来了很多新的启示和挑战，这种变化是我们必须举双手欢迎的。但我也一直觉得，当全球史关注弥漫于整体的“网络”、“联系”和“影响”的时候，也需要关注过去国别史叙述中呈现的“变化”、“断裂”和“区隔”，我很赞赏一部关于全球史的通识教材WorldTogetherWorldApart。事实上，世界历史进程中，既有“合”也有“分”，有时候，“分”也许恰恰是更深刻的“合”。而国别史如果可以超越国境，把全球史或区域史作为观察背景，也许正好可以看到，由于帝国/国家的力量，在历史中逐渐区分“内”与“外”，催生了近代的各个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崛起的近代，也催生了全球进一步的融合。其实，16世纪以来现代国际秩序和现代民族国家，不也正是这种区分与融合的结果？

所以，我特别赞成奥斯特哈默教授这次演讲中所说的，“国别史和民族主义主导的国家史不应混为一谈”，也特别赞同“全球史与这种国别史绝对兼容”，这是一个真正研究了全球史的学者的通达见解。我还想进一步指出，如果说全球史往往比较容易处理文化史上的联系、比较和影响，使得气候、环境、疾病、移民、宗教的传播，以及技术与知识的转移等，比较容易纳入历史学的视野，那么，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国家历史，则相对容易处理政治史。特别是中国，当传统帝国和现代国家同样以政治权力划分“尓疆我界”，从而形塑了华夷/胡汉，也就是“我者”和“他者”的时候，研究历史上的中国的“内”与“外”，就还是必要的。

奥斯特哈默教授是世界闻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少有的从研究中国(以及英国)起步的全球史家，他的三卷本《世界的演变：十九世纪史》不仅如同各界评论所说，厚重、有趣，令人印象深刻，描绘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十九世纪图景，而且他不断地把“中国”带入“全球”，把“中国”放入“全球”，使得过去中国往往缺席的全球史，开始有了较多的中国故事，也使得中国故事较多地有了全球背景。9月份，他在复旦大学的这一演讲，谈到他对有关全球史和时间的思考，也一样给了我们深刻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