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萌惠（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文化与艺术学院，陕西 咸阳 712046）

思想史上，孟子地位的提高、《孟子》的由子升经，始于中唐韩愈的尊崇。韩愈尊奉儒学，于历代儒者中，独崇孟子。以孟为得孔门真传的“醇乎醇者”[1]，并且以孟子之学为入室门径：“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秀才序》，《韩昌黎文集注释》，第397页）。无论在学理还是情感认同上，韩愈都对孟子有所钟爱。孟子对其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关于这一影响，或者说韩愈对孟子的接受，历来所论，多在思想、人格、文论、文风等方面，于诗歌则关注较少，尚可探讨。

（一）

韩愈“生死文字间”（《杂诗》），其诗是学者诗，属“无一字无来处”之俦，往往广引经典，锻造诗语，乃至有“造语皆根柢经传”[2]的论断。韩愈自幼苦读，学养深厚，又值诗坛处于不满前代诗风，力图转变之际，自作诗之初，就表现出了熔炼经史百家之言丰富诗语的特色。作为韩愈“少而乐观”（《送王秀才序》，《韩昌黎文集注释》，第396页）的著作，《孟子》的文辞文意，自然成为韩诗的一大取材处。韩愈诗歌语言对《孟子》文辞文意的陶铸，有以下几种形式：

直用其辞，如“伫答逾兼金”（《县斋读书》）的“兼金”，语出“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孟子·公孙丑下》）。《符读书城南》中“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一句，用“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尽心下》）之辞。《此日足可惜赠张籍》中的“仁义路久荒”，则出孟子仁宅义路、居仁由义之说（见《离娄上》、《万章下》、《告子上》、《尽心上》等篇）。

化用文意，如《北极一首赠李观》言自己与李观志趣相投：“所尚苟同趋，贤愚岂异伦”。“同趋”语出《告子下》：“三子者不同道也，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荐士》中的“行身践规矩”，是对“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的改造。《符读书城南》中“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一句，是从“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滕文公上》）中来，将道德修养要求改为勉子读书之言。

（二）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公孙丑上》）。孟子所言养气，本是指儒者反身而诚，居仁由义的道德境界、精神层次。当孟子集刚直之气的诸般言行，落实为《孟子》的文辞，其文气势自生。这就为后代文士将思想、道德高度与文学创作联系贯通起来提供了启发和方式，韩愈的“气盛宜言”说便是承此而来。

韩愈素以直道自许，以刚直见称，于养气自有心得。其于文章更是力求行乎仁义、游乎诗书，致力于醇而后肆，故刘熙载云“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3]。韩愈诗中，颇多言气诗句，状我精神，如“吾欲盈其气”（《病中赠张十八》）、“壮气起胸中”（《赠族侄》）、也常用来状人精神，如“叔起君今气方锐”（《赠侯喜》）、“才豪气猛易语言”（《赠崔立之评事》）等。

至于创作主体养气集义，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大致有二端：一是诗歌自我形象正义凛然，气魄宏大；二是诗句正气凛然，气势雄伟。

韩愈自言“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生平企仁义”（《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于内在修养方面，“犹嫌子夏儒，肯学樊迟稼”，可见志之所向，是儒之大者，是大丈夫。于外在事功则“事业窥皋稷”（《县斋有怀》），抱有致君之志。怀揣如此理想，韩愈诗中所呈现的自我形象，就是忧时伤乱、仁民爱物、居仁行义、为民请命、舍我其谁的仁人志士。即便是志气不遂、行有不得时的悲愤之语，也是汤汤浩愁，气魄极大。如论佛骨而初贬潮州的名句“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颇有“自反而缩，虽万千人吾往矣”（《公孙丑上》）的风骨，气概何其相似。收骨江边的激切怨语，也正是由于所极大的心理反差所致。

此外，创作主体的养气集义，往往使其诗中透出正气。韩愈坚决维护中央政令的统一，因而在《征蜀联句》、《元和圣德诗》两诗中，站在国家立场写征讨逆贼的情节，正气磅礴，大有劈山倒海、逼人就范之势，以至于有惊骇残酷的一面。韩愈文作《原道》辟佛老，诗也有所驳斥。如《谢自然诗》、《谁姓子》两诗，以人伦斥升仙之妄作，谆谆教导，义正辞严。《记梦》则于诗末云“我能屈区自世间，安能从女巢神山”，纯以不屈气势压倒梦中仙人。

（三）

韩愈中期的险怪诗风，可从孟子心性论隐约找出一缕关联。孟子倡导仁义，注重挖掘心性，较之于孔子，已趋向内求。其“反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尽心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告子上》）等思想本指仁义之心人皆有之，反求即可，无须外索。将这类思维方式移植于文学的形象思维，则与“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窥意象而运斤”[4]的构思过程有相通之处了。韩愈的“窥奇摘海异”、“精神驱五兵”（《城南联句》）。它虽广搜意象，却不在乎外物的本体，不着意客观描述外物，更多地依据创作要求，向内搜求所积累的经传知识、文学经验，由主体精神驱使驾驭，主观意念剪裁锻炼。如钱锺书《谈艺录》所云，是“只以山水就我之性情”[5]，以形象就我之需要，驱使万象而凌驾万物，正好达到了他对李杜的评价——“万类困陵暴”（《荐士》）。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诗人的主体精神得到了彰显与膨胀。

孟子的思想与人格，无论对韩愈的精神气质还是艺术创作，都有着深刻影响。力大思雄的韩愈诗，为唐诗之一大变。在韩愈诗风形成和改革的过程中，在语言的熔铸、创作主体的完善、艺术构思的改变等方面，孟子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注释：

［1]韩愈《读荀》，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6页。

［2]马位《秋窗随笔》，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0页。

［3]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页。

［4]周振甫简释《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48页。

［5]钱锺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