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佳蔚

（长江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重庆 408100）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全文凡14 000余字，内容博大精深，结构宏伟缜密，是新时期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宏观指导。《讲话》文本是议论性文体，必然包含有议论文创作的3大要素，即论点、论据和论证。论据作为支撑论点的材料，是作者阐述思想、论证观点的依据，自然十分重要。议论文中的论据通常有“事实性论据”“比喻性论据”“引言论据”等类型[1]。《讲话》运用了多种类型的论据，其中使用最多、频率最高、占据篇幅最大的是“事实性论据”。详读《讲话》全文，便会观察到其叙事的显著特点之一，即是以事实作为论据。“事实胜于雄辩”，数量众多，并与论题高度契合、逻辑关系严密的“事实性论据”不仅极大地增强了《讲话》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赋予文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思想张力。因此要全面地研究《讲话》这一新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便不能忽略文本所采用的论证方法及其以事实作为论据的写作特点。

一、事实性论据的充分性——博引古今中外事实加强论证力量

《讲话》作为议论性文体，旨在发表议论，阐明论点，实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之创作目的。在其行文中常提出具有“分论点”性质的观点，并援引大量事实对观点进行充分论证和深入阐发。作者所选用的“事实性论据”，既有人们普遍知晓的本民族古往今来的典型事实，也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域外古今经典案例。《讲话》特别擅长在列举和分析大量古今中外“事实性论据”的基础上，对所提出的观点进行逻辑严密、水到渠成的推论和确认。

《讲话》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2]这是一句论断性话语，也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为了充分证实这一观点，作者运用了事实论据法，旁征博引，以大量古今中外各国各民族创造文明成果的历史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论点。习近平同志先用自己出国访问时“最陶醉的是各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2]打开以事实进行论证的通路，并以自己在国外所亲见并“陶醉”于其中的亲身经历来凸显事实的真实性、可靠性。在“比比皆是”的“世界文明瑰宝”中他首先列举了“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古希腊神话、寓言、雕塑、建筑艺术及古希腊的著名戏剧作家；其次列举了俄罗斯、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数十位艺术大师；接着以自己近期访问印度为例，对印度公元前1000年前后的4种文献本集详细列举其名，并指出在我国高僧法显、玄奘取经时，“印度的诗歌、舞蹈、绘画、宗教建筑和雕塑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2]。他还提到了印度近代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的文豪泰戈尔。在如此广泛地列举域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他又以“我国就更多了”作为过渡句，进入博引我国古今文学艺术成就的事实性论证。他首先列举了我国先秦诸子、屈原、王羲之、《诗经》、楚辞、汉赋、唐宋诗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代名家名作，接着引述了现当代艺术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等，并且提到我国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讲话》由国外到国内、由古代及现代，选择“事实性论据”的视野极为广阔，以彪炳史册、人尽皆知、举世敬仰的古今中外各国各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作为“事实性论据”，从而使“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一观点得到充分而完满的论证，而且论证过程纵横开阖、文气充沛、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讲话》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2]习近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旨在强调文艺与时代及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进而勉励文艺工作者关注现实、服务人民、推动和引领社会前进。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他先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为例，列举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艺巨人”，指出正是他们“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开启了人们的心灵”[2]，启动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讲话》接着将话锋转向对我国历史事实的引述分析，强调“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同样与中华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先后列举了先秦诸子开创“百家争鸣”局面、迎来我国古代文化“鼎盛期”的典型史实，特别指出“五四”时期“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当时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成为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2]。《讲话》以人们熟知、确信无疑、已有定论的中外、古今的历史事实作为论据，再加上对“事实性论据”的精辟分析和深入阐发，充分论述了“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和文艺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的思想观点。

议论文写作运用“事实性论据”容易出现的失误主要有如下情况：“事例叙述太过详尽，近似记叙文”，因而“造成文体不清”；引述的事实材料未能“紧扣论点”，对论点的证明“如隔靴搔痒”；对事实论据缺乏“说理分析”，以致事实论据与所要论证的观点“分崩离析”[3]。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则避免了这种情况，虽然通篇频繁地援引“事实性论据”来阐述观点，所列举的“事实性论据”不仅数量大，而且纵横“域内”与“域外”、跨越“古代”与“现实”，但如此纷纭驳杂的“事实性论据”并非毫无逻辑关系的“杂陈”与“堆砌”，亦非与论点相“偏离”、相“疏离”，甚至离题万里；在《讲话》中每一个“事实性论据”都被作者精心剪裁，都与论题保持着密切的相关性和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些“事实性论据”在作者“紧扣论点”展开的“分析说理”中充分而有效地力证观点，揭示全文的主旨。

二、论据的相关性——事实性论据充分阐明论点

在议论文写作中，“如果论据对论题没有相关性或相关性很小，则论据就发挥不了论证作用从而失去论据资格”，因此与论题的“相关性”便成为“事实性论据”最基本的属性；与论题的“无相关性”或“虚相关性”与“弱相关性”，都是“事实性论据”运用中最常见的“逻辑错误”[4]。《讲话》运用“事实性论据”的最大特点，则是“事实性论据”与论题保持了高度的逻辑“相关性”。实际上，作者选择“事实性论据”的观察视线触及到了古今中外广阔无垠的历史生活和社会现实，可供选择的历史或者现实的“事实”应当是难以穷尽的，但作者做到了在相关事实中精准而贴切地选取那些与论点最具有“相关性”的典型案例，并通过透彻分析和哲理性联系将其“打造”成为立论观点的“事实性论据”。

《讲话》在论证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及文艺对人类思想感情的潜移默化作用时指出：“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2]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习近平同志以自己的阅读经历作为“事实性论据”，他说自己青年时期热爱阅读，对优秀文学作品的“许多精彩章节、隽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为了论证“文艺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他列举了自己2013年出访俄罗斯、2014年出访法国的感触，强调俄罗斯、法国文学对自己的深刻影响，甚至详述自己在陕北插队时为借阅德国文学家歌德的诗剧《浮士德》而徒步30里路、知青伙伴为取回《浮士德》也徒步30里路的难忘经历。因为这些“事实性论据”是他本人所亲历并有着深刻的感触，所以贴切、充分而令人信服地实证了文艺与生活的紧密关系，以及文艺所特有的情感教育功能。由此可见，《讲话》对“事实性论据”的选择已经达到“指向明确、语意集中”的艺术佳境[5]，因此其论证必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讲话》提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的观点，并以国内外文艺创作的事实加以论证。习近平同志首先指出：“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2]。为了阐发这一观点，《讲话》列举了我国传自远古的狩猎歌《弹歌》，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产生于周代的《诗经》中的《七月》《采薇》《关雎》等反映劳动人民生产生活和感情心声的诗歌，并且列举了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探索宇宙奥秘的《天问》，以及南北朝时期歌咏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敕勒歌》、体现古代女性英姿的《木兰诗》等，还引述了屈原、杜甫、李绅等诗人的传世名句。这些深刻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疾苦心声的佳作名篇凸显了文艺与社会现实、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讲话》以它们作为“事实性论据”来论证观点，论据选择做到了既自然得当又准确贴切。事实上，我国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灿若繁星，文学经典浩若烟海，那些具有忧国忧民情怀的文学家及其佳作名句都可以作为论证文艺与人民关系的“事实性论据”。但《讲话》所引述的上述文学创作事实，在中国文学史上都被公认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都是深刻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具有人民性和批判精神的艺术珍品，所以这些“事实性论据”必然与“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这一论点之间具有显而易见的“相关性”与严密紧凑的逻辑关联。

三、论据的典型性——事实选择与素材剪裁的艺术效应

议论文体中的“事实性论据”还必须具有“正确性、典型性和代表性”[6]，才能够唤起人们的普遍认同、深刻反思和思想共鸣，进而产生震撼心灵、令人心悦诚服的表达效应。

《讲话》在论证“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2]时，也采用了事实论证法。习近平同志列举了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时“有一页就写了5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3个月”，以及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事例，从而有力地阐述了“孜孜以求、精益求精”是打造出精品佳作的关键。古今中外的文学家在创作中精益求精的“事实”和“案例”必然很多，显然作者对相关素材进行了富有创意的取舍和剪裁。无论是福楼拜写作《包法利夫人》的精雕细琢，还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呕心沥血，都是中外文学史上被一致认同，特别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事实案例，所以作者以此作为“事实性论据”，当然很具有说服力。

《讲话》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而“中国精神”的核心是爱国思想，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2]。为论证这一观点，作者列举了大量古典诗文中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名作佳句，例如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南宋杰出爱国诗人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南宋爱国名臣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清代爱国政治家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名作《满江红》，以及现代爱国志士、共产党人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以这些举世皆知、人皆认同，具有正确性、代表性、典型性的“事实性论据”，充分地论证了爱国主义精神自古及今都是中国文艺“常写常新的主题”，也应该成为当代文艺创作必须唱响的主旋律。所以当代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肩负起历史使命，有责任创作出更多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2]。

《讲话》还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2]文艺创作追求真善美，是《讲话》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为了阐发这一观点，习近平同志列举了家喻户晓、感人肺腑的优美短诗《游子吟》，他说：“一首短短的《游子吟》之所以流传千年，就在于它生动讴歌了伟大的母爱”，宣扬了人类最真挚朴素的美好情感。习近平同志接着列举了宋代文豪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名句，并进而论断从汉代到中唐文风经历了“八代之衰”后韩愈之所以能够崛起于文坛，就在于他大力倡导“文以载道”，并以自己的诗文创作承载了“道”、宣扬了“真善美”。习近平同志列举从古至今人们普遍认同、也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唐代孟郊的《游子吟》，以及在文学史上人们津津乐道的苏轼论韩愈的著名案例，以事实作为论据，充分地阐发了文艺应该承载和宣扬真善美，激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向往和追求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的生活”[2]。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写作特别讲究要有“文气”，主张以充沛的“文气”来增强文章的论辩力量，加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7]这是说文艺作品应该蕴藉着丰富深刻的哲理和撼人心魄的情思，并通过“感人”和“摇荡”人之性情来实现其创作目的。事实上，文学作品对人类思想情感的“迁移”和“摇荡”，都离不开潜藏于作品之中的“文气”。历史上无论是庄子的“汪洋恣肆”，还是韩愈的“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都源自作者在论说中灌注了浩然“文气”[8]。《讲话》可谓是立意高远、“文气”充沛的艺术佳作，其文本所蕴藉的“文气”不仅源自荡涤于作者胸襟的真知灼见，还来自作者的真情实感，当然也包括文本创作中选择事实性论据时对于各种“事实”的理性判断和运用“事实性论据”的情感渗透。

《讲话》文本中组织了丰富多彩、贴近论点并力证论点的“事实性论据”，而且作者在论证中围绕论点对“事实性论据”进行了鞭辟入里、透彻中肯的分析阐发，所以《讲话》是一篇充满了论证力量和说服力的议论文佳作。《讲话》正是通过大量列举与论点“相关性”强烈、“逻辑关系”紧密，并经过精选与剪裁而具有正确性、典型性、代表性的“事实性论据”，从而成功地构组了话语文本。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性论据”的成功运用赋予《讲话》强大的论证力量和感人的艺术魅力，也使文本的字里行间激荡着说服人、感染人、震撼人的浩然气势。

《讲话》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对《讲话》的思想理论深度、对当前文艺创作的宏观性指导和深刻社会影响力，以及文本创作的各种精彩点皆有论述。但从其文本作为议论文体对于论证方法的选择运用及其取得艺术成就的视角，尚未有充分关注。故这里选取“以事实作为论据”的视角考察习近平同志《讲话》在文本创作方面的论证方法和艺术特点，以期引起学界关注，并为全面细致地研究《讲话》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凤英.论说语篇的布局与论证方法[J].外语学刊，2005（5）：63-67．

[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电子版），2015-10-15（1）．

[3]陈朵.议论文事实论据之选择与加工[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191-193．

[4]李卒.略论论据与论题间的相关性[J].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2）：28-30．

[5] 陈亚敏.论证有力量，要用好论据[J].写作，2011（22）：17-18．

[6]王林琳.议论文事例及道理论据的处理[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2（2）：78-79．

[7]钟嵘.诗品全译[M].徐达，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

[8]王宝大.议论文写作技巧[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