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洪滔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终极目的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共产社会），进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虽然他们当时并没有直接使用“共享发展”这样的词语，但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共享发展思想。相关论述散见于他们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发展思想，对于解决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共享发展就是用共享的理念来发展社会经济、分配社会财富，在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同时注意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发展思想形成于资本主义早期，他们在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彻底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其共享发展的思想。首先，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资产阶级剥削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势必会尽一切最大的可能来压榨劳动者，剥削无产阶级，这就使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现象。资产阶级利欲熏心，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商品生产，追求的是资本的增值，而非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其次，资本主义早期的自由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放任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和剥削，是社会矛盾积累的根源。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生长发育期，极不成熟，这种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缺少相应的调控措施、法律规范，经济的运行完全由“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整。在这一时期，资本家们往往只会考虑如何实现资本的快速增值和直线上升，只会盘算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完全不考虑对广大的贫苦的无产阶级的尊重，这样使社会发展极其不公平、不和谐，进而急剧累积社会矛盾。再次，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不平衡。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在带来社会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和对立；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进程在推进西方国家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不仅严重地污染了环境，而且也造成了城乡的两级分化。最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开始更加的解放，自我意识更加凸显，对于自由和公平的向往也愈加强烈，这时共享发展的思想也在萌芽和发展。

总之，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深刻地阐明了共享发展思想，并描绘出一幅未来社会自由平等的美丽愿景。

二、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也由于当时历史活动的特殊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使用“共享发展”这一述语。但是以他们所论述的共享发展思想来对照当代社会日益严重的社会的、具体的现实情况，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极大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社会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享发展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一）共享发展的价值取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指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提下，社会中的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学习、生活、工作，最终实现自身的全方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理念中的“每一个人”“全人类的解放”以及某些论述中的“自由发展”都是在表述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同样的内涵。

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发展。只有尊重个人、为个人成长创造条件、整个社会向前发展，才能实现个人的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而残酷地压榨剥削无产阶级的利益，甚至侵害他们的身体健康、践踏他们的生命。马克思在批判资本家如此贪婪的本性的时候曾经这样写到：“‘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1]在资本主义无情的压迫下，绝大多数本应自由的人背负上了资本家沉重的枷锁，一直在压迫中、剥削中煎熬地活着。

在鲁迅的视野中封建礼教是吃人的，同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资本主义也是吃人的。与资本主义对人的轻视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人。他们首先承认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出让了自己的部分权力，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公民，组成了卢梭眼中的契约社会，也就是国家，但“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类存在物的地方，认识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2]173，契约社会利用人出让的权力来统治、奴役、剥削大多数人。人如何才能实现复归？怎样才能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人解放自己并建立起联合体，也就是人将自身的力量相互结合成为共同体。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因此，从根本上说，无论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共享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二）共享发展的社会理想：社会公正

实现社会公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共享发展的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就意识到社会公正是人类能够向人性本质复归的重要条件，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而不是被剥削，就必须追求平等，进而实现社会公正。马克思曾经发问：“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4]

马克思的社会公正思想，是从批判当时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开始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正或者说平等是虚假的平等。虽然表面看起来每个人都有相应的权利，但实际上却是不公正、不平等的，就像马克思所说：“服从书报检查制度，就像专制政体下面人人一律平等一样，虽然不是在价值上平等，但是在无价值上是平等的。”[5]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开始关注与社会公正密切相关的人的利益问题，将人的合法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护作为衡量社会是否公正的一个重要尺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来考察社会公正的得到问题。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国家观进行批判的同时，阐述了自己的国家观。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制度才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只有代表最多数人利益的国家机构才是较为公正的国家机构。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指出了只有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平等，进而实现社会的公正。《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应该对资本社会的不公正现象进行反抗。《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熟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们深刻地指出自由和平等是社会公正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人类真正的共同体就是一个公正的社会。

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公社制度下才可能实现。”[2]482这就说明，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才能为实现社会的公正创造制度保证。只有人类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公正的社会。

（三）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改善民生

发展是为了实现人的需要，共享发展亦是如此，实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改善民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生存的需求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民生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要解决人类生存发展基本的需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中的人是民生的主体，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指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6]519。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个体是社会的细胞，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只有人存在了，才会有对人的生存的问题的探讨，也就是民生问题。正是因为人要生存，就必须满足其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由现实的人的需要产生了各种民生问题。民生问题自人类社会产生之时起就一直存在。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如何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发展，这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践活动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途径，也即是说，人只有通过自身的生产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

人是社会中的人，真正意义上的人是社会关系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在社会生活中，人对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就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利益”。马克思曾在《神圣家族》中认为，人只有追求自身的利益才能生存下去，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286。随着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利益的追逐使他们利用压榨的手段来剥夺无产阶级的满足其生存的基本利益，这就产生了利益的分配不均问题。因为利益的分配不均，就会使少数资本家占据绝大多数的利益，而使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只能得到极少部分的利益，这部分利益甚至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因此，马克思认为利益分配的原则必须是“按劳分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人的基本利益，在共享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的生存的需求。

三、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同志曾经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对发展提出的要求毫无疑问就是要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7]，各个方面都实现了巨大的跃升。然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解决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已成为中国深化改革和继续发展的必然逻辑和现实选择。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审视我国发展现状并进行创造性思维，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的“共享发展”理念既是针对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经济“蛋糕”分配不均等阻碍社会和谐发展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也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直接要求。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基本原则，也为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新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提供了基本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天，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经历了几次变化，每一次对之所作的判断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指导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判断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毫无疑问，这一新的主要矛盾的表述内含着共享发展的思想。首先，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看，无论是十一届六中全会还是党的十九大，两次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表述中关注的主体都是人民，从1978年到2050年，以人民作为主体，始终关注、解决人民需要无疑是将共享发展作为了根本原则。其次，从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由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向美好生活的需要扩展，表现出主体需要的范围在扩大、层次在提升，这种转变是以社会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当然也是以发展成果的共享为前提的。如果说有时候物质文化需要不一定涵盖所有人的话，那么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安全、环境等必然涵盖所有人。这是共享发展思想的根本体现。最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不平衡”指向的是发展共享的不平衡，“不充分”指向的是发展层次和共享层次的不充分。因此新时代社会主义矛盾的判断体现着共享发展思想，是共享发展思想贯彻的时代体现，这也从根本上表明，共享发展思想为新时代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提供了基本依据。

（二）为理论创新提供了逻辑起点和价值依归

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理论虽然超越了实践，然而理论创新又是实践发展的根本要求，并反过来为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用100多年的实践就充分验证了这一点。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人联合体，都内在地包含着共享的逻辑。从消灭商品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消灭阶级到无阶级社会的建立，无不以共享作为基本的逻辑。因此，共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起点和价值起点。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坚持了这一基本逻辑。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共享的说法，但其思想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共享思想。从人民公社到合作经济，再到共同富裕的提出，内在地包含着共享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概括鲜明地体现了共享的理念和价值逻辑。从那个时候开始，无论是改革探索还是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思想，都为共享发展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旗帜鲜明地践行着共享的逻辑和价值依归。

（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明确了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根源并建构起了新的社会形态理论和制度形态基础，这同时也为中国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出了新要求，即是不仅中国的理论创新应以共享作为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也必须以共享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从邓小平同志提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开始，实践上秉承共享理念已经内化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思想自觉。在我们推进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如何对市场进行调控以防止市场经济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成为调控的重要任务。同时，在再分配过程中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已成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目标追求。尤其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共享“绝不仅仅是共享改革发展的现有成果，而是要建立起一个共享发展资源、发展机会、发展过程、发展成果的和谐社会”[8]。如果说共享发展理念还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的话，党的十九大从实践上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后续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毫无疑问，逐渐明晰的行动纲领，为共享发展思想的践行提供了最好的注释。

（四）为凝心聚力助推中国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方法

共享发展思想一方面提出了共享，另一方面指出了共享的路径是通过发展。共享的主体是人民，因此，它时刻提示我们共享应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的根本，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共享发展理念的根本。它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最根本的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向人民学习，坚持向群众问需、向群众问计并允许鼓励群众问责，唯此才能赢得民心、赢得动力、赢得未来。同时，不断深化改革谋发展是共享发展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下，发展的起点无疑是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科技创新，实现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是我国改革发展应坚持的基本点。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在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以实现社会公正为抓手，以改善民生为目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提供了基本依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并为中国改革发展凝心聚力提供了根本方法，是我们今天解决发展面临的问题必须不断深化研究并加以应用的基本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8]曹洪滔.论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向度[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418-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