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天彪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1世纪的今天，专业实验室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理、工、农、医等科研机构的重要创新部门。此外，文、史、哲、政、经、法等文科院校也逐渐认识到实验室对持续创新和学科发展的意义，并纷纷设立与各自学科相适应的实验室。面对专业实验室普及化的世界趋势，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分支的逻辑学自然不能“甘为人后”。再考虑到“逻辑学是一门具有工具性、基础性和人文性的学问，它与科学、教育、社会治理等都有密切的关系”[1]。这些迹象共同表明，建设具有中国科研特色的逻辑实验室是一项蕴含重大“战略意义”的工作。若想做好这一工作，首先需对世界范围内高水平逻辑实验室的总体建制情况进行深入解析，旨在对照地挖掘我国现阶段逻辑实验室建设的关键性不足，从而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关“发展策略”和“规划蓝图”，目标是为开辟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逻辑实验室建设之路提供智力支撑。

一、国外逻辑实验室建设情况总览

截止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国外逻辑实验室建设仍然是学界的标杆。为了达到“由彼知己”“以彼鉴己”并最终“借彼强己”的目的，有必要对国外逻辑实验室的总体情况和基本建制作一般性分析。我们为这种分析构建了全新的方法，即“数据统计与层次搭建法”。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更加精确地实现上述目标。

据目前的最新统计，全球范围内共有17个顶尖的逻辑实验室。它们分别为：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爱荷华州立科技大学的“瞬时逻辑实验室”、康奈尔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实验室”、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西蒙弗雷泽大学的“逻辑与实验哲学实验室”、剑桥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东克雷泰伊大学的“算法、复杂性与逻辑实验室”、认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的“应用本体论实验室”、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的“数学逻辑实验室”、由马德里理工大学和马德里高级软件开发研究所联合创办的“计算逻辑、语言、实现与并行研究实验室”、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服务于企业的“应用逻辑实验室”、奥斯特拉瓦技术大学的“智能系统研究实验室”、日内瓦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日本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的“石原实验室”、斯泰伦布什大学的“计算机科学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软件工程基础与工具实验室”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的“理论研究小组”。

可以看到，上述这些实验室的地理位置分布是极为广阔的。据统计，它们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六个大洲，即：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及大洋洲。换句话说，除了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宜人类开展科研活动的南极洲以外，地球上的其它各大洲的实验室都囊括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并且，这17个实验室分属于上述六个大洲中的14个国家，这些国家分别是：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匈牙利、捷克、瑞士、日本、南非、阿根廷及澳大利亚。从洲际的层面来看，17个实验室中出自北美洲的最多，共有5个，比例约为29%；来自地球其它大洲的实验室各有1个。而若从国际的角度来说，17个实验室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共4个，比例约为24%；来自世界其它国家的实验室各占1个。

以上研究内容反映的是“数据统计与层次搭建法”的前一层意涵，即：数据统计。接下来将要体现的是该方法的后一层意涵，即：层次搭建。从而对全球范围内的逻辑实验室的建制情况进行深度剖析。

首先，依据国家属性或国别特征对全球逻辑实验室的建设情况进行层次搭建。第一，按照实验室所属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分，包括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东方国家的代表为俄罗斯，西方国家的代表为美国。第二，按照实验室所属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分，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代表为加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是南非。第三，按照实验室所属国家的宗教信仰种性分，包括基督教的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以及佛教国家。新教国家的代表为英国，天主教国家的代表是意大利，东正教国家的代表俄罗斯，佛教国家的代表是日本。第四，按照实验室所属国家的科研传统类型分，包括海洋型传统和大陆型传统。具有海洋型科研传统的国家有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具有大陆型科研传统的国家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

其次，依据主要功能或科研诉求对全球逻辑实验室的建设情况进行层次搭建。第一，国家或地方研究院系统的逻辑实验室。此类实验室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应用理论研究为辅，同时兼顾人才的培养。如俄罗斯科学院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的“数学逻辑实验室”。第二，高等教育院校系统的逻辑实验室。这种实验室以人才培养为主、基础理论研究为辅，同时兼顾应用理论的研究。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计算机系统实验室”。第三，生产企业或商业公司的逻辑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以商业用途的技术开发为主、基础和应用理论研究为辅，一般不涉及人才的培养。如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应用逻辑实验室”。第四，除了科研、教育和企业以外，还有结合上述三种模式于一身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实验室。它们将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商业产能有机地整合在了一起。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最后，依据学科领域或研究内容对全球逻辑实验室的建设情况进行层次搭建。第一，致力于硬件研制的逻辑实验室。如美国爱荷华州立科技大学的“瞬时逻辑实验室”，以及英国剑桥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第二，致力于软件开发的逻辑实验室。如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软件工程基础与工具实验室”，以及由马德里理工大学和马德里高级软件开发研究所联合创办的“计算逻辑、语言、实现与并行研究实验室”。第三，致力于纯逻辑研究的相关实验室。如俄罗斯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的“数学逻辑实验室”，以及日本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的“石原实验室”。第四，致力于将社会科学(如哲学和语言学)与自然科学(如计算机科学)结合起来研究的逻辑实验室。如意大利认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的“应用本体论实验室”，以及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逻辑与实验哲学实验室”。

二、国内外逻辑实验室发展现状比较

前述运用“数据统计与层次搭建”的新方法分析了全球逻辑实验室的建制情况，且得出了一系列相关结论或素材。通过对这些结论或素材给予进一步思考和归纳，便能得出全球逻辑实验室建设情况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将它们与国内逻辑实验室的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发现我国在相关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旨在为制定国内逻辑实验室的发展策略提供一个客观且详实的参考系。

首先，学术氛围宽松具有包容性质(Tolerance)。国外逻辑实验室的治学氛围是较为宽松和包容的，基本不受学术以外因素的影响。如前述的17个逻辑实验室，它们均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并在政治体制、经济水平、文化类型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有着很大差异。然而，这些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人文环境的实验室却始终在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甚至彼此之间还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事实上，这些都得益于国外逻辑实验室对学术自由的追求以及对科研本质的认识。由于受传统落后的治学观念以及僵固保守的政治立场的影响，国内在此前很长一段时期都缺乏轻松自由的科研环境。这种氛围不可避免地对逻辑实验室的建设产生了较为负面的影响。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国内的学术科研活动逐渐与政治因素或意识形态脱钩，由此使逻辑实验室的建设得以摆脱不相干因素的束缚，从而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党和国家服务。

其次，建制模式各异具有多样性质(Diversity)。国外逻辑实验室的建设模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这些模式包含但不限于：以基础理论研究为根本任务的科研院所的逻辑实验室；以培育专才为基本职责的高等院校的逻辑实验室；以技术开发和提高产能为核心诉求的公司企业的逻辑实验室。此外，还有兼容上述三种模式于一身的“产学研”一体化的实验室。由此可见，国外逻辑实验室的运作模式可谓丰富多样，这有利于形成一个关于实验室发展与建设的“生态系统”。国内逻辑实验室的建制情况则有所不同。勿论能否融入国外的相关“生态系统”，而单就“数量”这个最基本的指标来看，国内逻辑实验室就尚未达标。如果在数量上屈指可数，那么在建设思路或发展模式上也必然不会过于丰富。目前来看，国内逻辑实验室的建设只限于少数几所高校，而高校的实验室又不可避免地要以培育教学为主。因此，国内逻辑实验室的建设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对应于科研院所的研究型实验室亟待大力发展。

再次，研究深度突出具有创新性质(Innovation)。国外的逻辑实验室不仅在学科交叉方面颇具广度，而且在理论渗透方面也不乏深度，普遍具备创新性特质。正如前述的17个西方主流逻辑实验室，它们跨学科的幅度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心理科学、认知科学、脑神经科学等。此外，国外逻辑实验室在科研过程中的理论渗透能力也不可小觑。目前，它们已经将触角伸向了如下这些尖端且专业的理论研究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微电子电路、仿生模拟以及航空航天等。国内的逻辑实验室在研究创新方面则略显不足。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国内的逻辑实验室数量本就不多，且基本都集中在高等院校当中，因此它们普遍奉行这样一种模式，即以实验的基本形式来教授逻辑的一般知识。这就意味着实验室不必具体地对某个课题方向进行过于深入和专业的钻研，从而也就谈不上不同领域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了。正因如此，创新性研究对于国内的多数逻辑实验室来说似乎并非必要。

最后，合作范围广泛具有应用性质(Applicability)。由于国外逻辑实验室的基本数量庞大、建设理念先进且国际化程度较高，因此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实验室与政府之间”以及“实验室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尤其是后一种合作在为实验室带来经济价值的同时更加凸显了它的应用性质。如前述的爱荷华州立科技大学的“瞬时逻辑实验室”，它与美国国家宇航局的合作甚为紧密并有共同的科研项目。再如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它与诸如松下和三星这样的国际知名企业都有深入的合作。由于在基本数量、建设理念以及国际化程度等方面与国外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国内逻辑实验室在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合作与应用的意识。事实上，国内的科技企业于近些年来发展迅猛，它们迫切希望与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逻辑实验室合作，用以提高自身的商业竞争力。但迫于国内缺乏高水平的研究型逻辑实验室，因此它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国外的相关机构，如腾讯、百度和滴滴打车已经与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展开了合作。由此可见，尽快提升“数量”和“质量”并强化“合作”与“应用”乃是我国逻辑实验室建设的当务之急。

三、国内逻辑实验室的具体发展策略

通过将全球逻辑实验室建设情况的“新特征”“新趋势”与国内的相应情况进行比较，指出了存在于国内逻辑实验室建设中的一些固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暂时性方法。接下来我们将把上述那些相对具体且表层的方法用更为宏观和深刻的眼光加以审视，进而从“战略”的层面进一步提出用于改善国内逻辑实验室建设的长远策略。

关于国内逻辑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可从以下四个战略层面来部署。具体而论，每个战略层面对应一项“四字方针”，而每项方针又蕴含着“三重原则”。

第一，思想指导层面。此一层面的职能是针对国内逻辑实验室建设的若干问题制定贯彻始终的指导性思想，旨在指引国内逻辑实验室的未来发展方向。与该层对应的四字方针为“核心定位”。它的涵义即一切关于实验室的建设工作都要紧密围绕指导思想来展开，并树立其不易动摇的核心地位，而构成指导思想的三重原则是既“竞争”又“合作”须“共赢”。

“竞争”是现代社会绝大部分机构得以存续和发展的主旋律，其中就包含逻辑实验室这个领域。表面看来，国外逻辑实验室的建设显得井井有条且发展迅猛，但这种表征的背后却隐藏着难以想象的来自本地、本国和本洲的同一领域甚至不同领域的竞争。然而，竞争却为它们带来了繁荣与进步。换句话说，国内的逻辑实验室若想全面发展，就必须融入并参与到国外逻辑实验室的这种竞争环境中去。

“合作”非但不是“竞争”的对立面，而且是通过充分竞争之后才得以达到的高级阶段。一言蔽之，合作是既内在于又区别于竞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国外的相关情况比较来看，国内逻辑实验室的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基于此，国内的逻辑实验室就必须学会在竞争中合作，而合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国外的丰富经验、最新技术以及先进理念。

“共赢”符合竞争与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众多实验室之所以要在竞争中砥砺前行、在合作中相互促进的终极诉求。具体来说，关于逻辑实验室建设的“共赢”概念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实验室之间可以采取“强弱互补”的模式，即通过将各自的强弱学科对调支援的方式实现共赢；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强强联合”的模式，即通过将共同的优势学科叠加联合的方式达到共赢。

第二，学科发展层面。国外的逻辑实验室正在不断地做强、做大，而国内的相关工作却由于前述种种原因而呈现缓慢和保守的态势。由此而论，有必要将该领域上升至学科发展的高度并给予充分重视。为了体现这种重视，我们为其制定了四字方针，即“全面统筹”。其内涵是将国内逻辑实验室方方面面的建设工作视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体系，进而对该体系的建设施以统一调配和整体协作的策略，而实施全面统筹战略方针的三重原则是既“传承”又“突破”还“均衡”。

“传承”是国内逻辑实验室建设的基本前提，更是保持自身独有特色和优良传统的一般方法。无论是“竞争”“合作”或“共赢”，都依赖于自身的那些无可替代的特点和价值，包括传统优势学科、特色管理模式以及近年来迅速激增的专业人才。充分传承并发扬这些优势，才有望在竞争中占得先机、在合作中掌握主动并在共赢中获得更具针对性的价值。

“突破”的本性是不保守。通过传承国内逻辑实验室的优势和特色，并辅以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理念，旨在长远规划与国内实验室未来发展相关的一系列事务。逻辑实验室的建设关乎中国逻辑学的未来发展形态，也是逻辑学科研模式改革与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具体方法是破除我国逻辑实验室建设中的痼疾，并将其纳入我国整体逻辑学科的发展大局中加以考虑。

“均衡”是相对于前述的“传承”与“突破”来说的。后两者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二者之间既有对立又有联系，将这种辩证关系称为均衡。均衡类似于孔子的“中庸”和亚里士多德的“mediocritas”。借助先哲的智慧来审视国内逻辑实验室的建设，即：一方面，传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特色优势；另一方面，也要不断突破用以创新。最后，要在“传承”中克服“保守”、在“突破”中避免“冒进”，从而努力达到一种均衡。

第三，理论创新层面。理论创新是促进知识增长、学科进化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所有与学术研究和科研探索相关的领域都必须严肃地思考如何进行理论创新。这对于国外的逻辑实验室是如此，而对于长期落后且誓在赶超国外先进水平的国内实验室就更当如此。为此制定了“整体推进”的四字方针，从战略性的高度对创新的主要方面和具体措施进行分析，旨在整体推进国内逻辑实验室的建设工作，而实施整体推进战略方针的三原则是既“融合”又“跨越”且“应时”。

“融合”是指理论方面的相互融合与嫁接，它是发生在逻辑学科内部的各支派研究领域之间的一种创新模式。这些支派领域的共同特征乃是以逻辑的基本概念为理论内核，并以逻辑的符号系统为分析工具。较为典型的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近期异常火热的大数据分析等领域。这些逻辑学科内部的分支领域都是国内实验室进行理论创新的适当切入点。

“跨越”是指学科之间的彼此启发与借鉴，它是发生在逻辑学与其它较为不同的学科之间的一种创新模式。这种不同表现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法等方面，如脑科学、教育学、伦理学甚至音乐学等。这些学科看似与逻辑学如此殊异，但一旦找到它们之间的某种隐蔽的契合点并加以捏合或移植，那么创新便就此产生了。此类跨越式研究能够有效推动国内逻辑实验室的理论创新。

“应时”是对国内逻辑实验室理论创新的总体要求。具体来说，理论创新需与时俱进。无论是逻辑学内部的“理论融合式”创新，抑或逻辑学外部的“学科跨越式”创新，这些关于创新的策略都要遵循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原则。此外，国内逻辑实验室还要在研究内容层面紧跟当下热点，在研究理念层面融入先进思想体系，从而尽早适应世界层面的理论创新氛围。

第四，成果应用层面。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国内学者提出“当代逻辑科学‘应用转向’的观点……”[2]经过若干年的观察与研究，逻辑学的应用转向趋势确实已经悄然兴起。作为这种趋势的积极后果，“应用逻辑学”于近些年来发展迅猛，它“作为现代逻辑的一支，随着逻辑学科的整体向好发展并伴随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取得了长足进展”[3]。该学科对“逻辑应用”做了大量工作。逻辑应用不仅包含逻辑理论的应用，而且也包括理论应用之后所取得的具体成果的应用。成果的应用是理论创新在现实世界中的“目标兑现”和“价值延伸”。尤其是逻辑实验室这种诉诸实践操控并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的机构，仅有理论上的创新还不够，更重要的乃是将新理论、新观念转化为现实成果并服务于社会生活。针对此方面提出的四字方针是“多点开花”，喻指国内的逻辑实验室应该尽量使其成果应用的领域多样化，进而充分发挥它们的现实效益，而实施多点开花战略方针的三重原则是既“科研”又“教学”也“商业”。

“科研”是逻辑实验室得以将创新性理论转化为现实性成果的根本驱动力。因此，逻辑实验室的“研究活动”本身可以也理应成为其“成果应用”的受益者。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良性循环回路”。该回路模式的可能实例是前面提出的“逻辑科研软件”的构想。具体来说，逻辑实验室的理论创新通过成果转化进而产生了逻辑科研软件，而由于后者具有辅助科研的基本功能，因此它能进一步应用于实验室的理论创新。由此形成了“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与应用——再次理论创新”的循环回路。受该模式的启发，国内逻辑实验室可以将科研活动视作自身成果的应用领域之一。

“教学”意指与学术研究很接近的教育教学。由于逻辑实验室在很大意义上属于学术研究机构，因此在它与教育教学之间必然存在共性或交集。由此而论，逻辑实验室产出的成果也很容易应用到教育教学领域。正如目前所广泛应用的“逻辑教学软件”，其源自逻辑实验室或与之合作的软件开发公司，而其应用的舞台则是与逻辑相关的教育领域。由此，国内的逻辑实验室可以继续开阔思路，将自身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到其它类型的教育领域中去。如目前国内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各类“高级人才评价选拔”考试。此类考试将越发注重对受试者的“语言能力”“推理能力”和“计算能力”的评测[4]。逻辑实验室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从而开发出针对上述“一般逻辑思维能力”的专业教学软件。

“商业”是现代社会得以繁荣和发展的基础。而且，现代社会中的逻辑实验室并非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因此也需要充分考虑其成果应用的经济取向和商业价值。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领域对逻辑实验室的建设有如下益处：其一，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从而反哺实验室的科研活动；其二，能够为现实生活提供便利，从而彰显实验室的社会价值；其三，能够与不同类型的企业合作，从而丰富实验室的发展模式。

四、结语

回望历史，“‘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逻辑学研究步入大发展时期”[5]。以此为契机，学界逐渐认识到“逻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共同的基础学科”[6]，而21世纪的逻辑学发展又越来越依赖于逻辑实验室带来的创新性动力。由此而论，逻辑实验室建设的“好与坏”甚至“快与慢”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国家人文发展水平的高低和科技进步程度的大小。鉴于此，国内的相关科研机构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感召之下，充分重视逻辑实验室的发展与建设问题，即周密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和“建设规划”，并迅速将这些策略和规划推进到具体的实施阶段，旨在大幅加快我国逻辑实验室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