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猷龙

第三节 蚕桑科学技术

1 蚕桑科技的成就

汉代种桑，一种是采取桑子与黍混播，第二年利角苗叶养蚕的方法，“种桑法：五月取椹著水中，即以手渍之，以水灌洗取子，阴干。治肥田十亩，荒田久不耕者尤善，好耕治之。每亩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种之。黍、桑当俱生，锄之，桑令稀稠调适。黍熟，获之。桑生正与黍高平，因以利镰摩地刈之，曝令燥，后有风调，放火烧之，常逆风起火。桑至春生，一亩食三箔蚕。”（《汜胜之书》）。指出了即使是荒地，只要深耕，就能育好桑苗，并且到明年，一季春叶就能饲养三箔蚕，相当于现今亩产茧30斤，即产叶450斤。如果连年如此利用桑叶，那便是无干桑，即“地桑”的养成型式，适于妇女采叶。宋子侯《董娇娆》诗中有“提笼行采桑”，说明采桑是很轻便的。

另一种是“还庐树桑”（《汉书》“食货志”），这都是乔木桑，也是在农田大面积栽桑的，“务修田畴，滋植桑柘，肥硗高下，各因其宜”（《准南子》“主术训”）。春季结成很多的桑椹，甚至在高温的秋季也能再结椹一次，《续汉书》“五行志”记载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九月，桑复生椹，可食”，指长安一带的桑树生长情况，又认识到“桑无附枝”（《后汉书》“张堪传”）是树势健壮的表示，《论衡》“商虫篇”记载“桑有蝎”指出当时已有桑虫的严重为害，蝎是桑天牛的幼虫。此外，还有尺蠖和桑螟（《尔雅》）。

2 养蚕科技的成就

汉朝养蚕己在保温的室内进行，并了解到温度高低和饱食程度与蚕生长发育的关系，“寒而饿之则引日多；温而饱之则引日少”（仲长统《昌言》），“并有意识地提高蚕室温度，以促进蚕的生长发育，凡养蚕者，欲其速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养之”（《前汉书》卷59）。因此，在养蚕前就充分做好蚕室保温和蚕具的准备，“涂隙穴、具槌、椅、箔、笼”（崔寔《四民月令》），从山东临沂银产山发掘的东汉墓石浮雕的图象可见，当时生火的抬炉与明清的仍极相似。

对蚕的生活史已有简单的叙述，“蚕食桑老，绩而为茧，茧又化而为蛾；蛾有两翼，变去虫形”（《论衡》“无形”）。对出丝率与茧层的关系，也有所研究，“虫茧重厚，称其出丝，孰为多者”（《论衡》“白纪”），要求饱食上蔟，焦赣《易林》载：“饥蚕作室，茧多乱绪，端不可得。”

蚕的眠性，仅有三眠的记载，龄期经过二十一日，蚕的化性，在北方有一化、二化（原蚕）和多化，且多化性一直连续孵化直到秋末，“秋蚕不成，冬种不生”（焦赣《易林》），二化性蚕的饲养比较大，因此，二蚕粪成为当时种麻、种瓠和小麦播种的主要肥源，并作药用（《武威汉代医药简续》）。由于二蚕用桑采伐过度，受到政府的限制，原因是会对桑树的生长带来损害，“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准南子》“泰族训”）。①《史记》“平准书”此时处在南方的日郡，则饲养着八化的多化性蚕。蚕茧有黄、白两色，因此，缫出的丝线，黄的像蜜蜡，白的像凝脂（王逸《机妇赋》）。

蚕病有白僵的记载，白僵蚕作药用（《神农本草经》）。

柞蚕丝虽远在周前已经利用，并作为山东一带的名产，即所谓“檿丝”，但在汉朝，柞蚕丝仍来自天然资源。《古今注》载：“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东莱郡（今山东登州地区）东牟山（今山东文登西北牟平县东南的东牟山）有野蚕成茧，茧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万余石，民以为蚕絮”；《后汉书》“光武本纪”载”至是（建武二年，公元26年）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

3 茧处理和缫丝技术的成就

为防止鲜茧一时缫丝不及可能引起化蛾，采用震蛹和晒茧的方法，《淮南子》“谬称训”比喻说，“小人在上位如寝关曝纩”，寝关暴纩的意思是：“曝茧蛹动摇不休，死乃止也。”

缫丝的器械未经查考，缫丝已用沸水，《春秋繁露》“实性”载“茧待缫以涫汤后能成丝”。

缫丝后的废茧用作丝绵，这在前代已经盛行，即所谓“纩”，但未见制法的记载。汉朝的制绵，是把烂茧、茧衣等缫丝中的次料，煮后漂洗，放在竹帘上打击除去脱皮或蛹油等杂物而成。荡在帘上的薄丝片，原是漂绵时的附带物，后来剥下来作为缣帛的代用品，这就是纸的起源。因此，《说文》中对纸的解释说：“絮—苫也，从系氏声”，说明纸的起源是漂绵而得到的薄片，“絮”象是一个妇女（女）在用筐（口）漂洗丝缕（系）。

从《九章算术》的记载中，“今有生丝三十斤，干之耗三斤十两”（衰分章第十七题），可见生丝的一般含水率为12.5%；又记有“今有络丝一斤，练丝一十二两”（均输章），说明熟丝的练减率为25%，与近代的数值大致接近。

从马王堆发掘到的丝织品可见一般丝缕的粗细为11-14旦，当时单茧丝纤度在l旦以内，当为13-17颗茧的定粒缫。但不同织物所要求丝缕的纤度是不同的，有纤细到用一茧缫丝做成衣服的，“曳”独茧之褕絏（司马相如《上林赋》），虽则可能是形容之词，足以说明丝缕的用茧数是极少的。但绒圈锦的绒圈经绒纤度达42.12旦，用54颗茧定粒缫制而成。

由于养蚕规模的扩大，除生丝产量大幅度增长外，丝绵的服用已很普遍。《汉书》“西南夷南粤朝鲜传”载“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褚即丝绵袄，上中下表示丝绵的多少厚薄。

最早对丝绸作为实物租税的记载见于东汉。章帝元和中（公元85年左右）“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帝然之，有诏施行”（《后汉书》卷七三“朱晖传”）。“一取布帛为租”，可能就是汉朝对农民征收实物地租的开始。待至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九月，宋穆上奏说，“河内一郡赏绸缣、素、绮、縠才方八万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现钱，皆出于民”（《后汉记》卷20）。可见在这八十多年间，统治者对农民丝绸的征收，有增无已。至汉末，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令：“户出绢二匹、绵二斤”（《魏书》卷一二“何虁传”；卷二三“赵俨传”），改按户口为征收丝绸的单位，自此对农户的征丝、征绸有增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