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竹婷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太原 030006)

一、引言

女性身份问题一直是英国作家A.S.拜厄特小说关注的主题之一。从最早的《太阳的影子》，到她的成名作《占有》，再到她的女性四部曲《园中处女》《静止的生活》《巴别塔》《吹口哨的女人》，几乎都以女性为主人公或关注的中心，并展现了其主体认知及身份变化的过程。文学批评理论家霍尔认为身份的重要特征是“成为”(becoming)，而不仅仅是“是”(being)。也就是说，“身份处于形成和塑造的过程之中，而不会保持目前稳定不变的现状”[1]。本研究中帕帕盖夫人身份的形成和塑造过程引导着故事的发展，也彰显了故事的主题，展现出拜厄特对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注与反思。

《天使与昆虫》是拜厄特的第二部新维多利亚小说，分为两个中篇小说，上篇为《大闪蝶尤金尼娅》，下篇为《婚约天使》。其中，《婚约天使》的故事以幽灵题材为框架，以两场降神会为主线，讲述两位灵媒莉莉娅斯·帕帕盖(以下称“帕帕盖夫人”)和索菲·舍克为现世的委托人招魂的故事。拜厄特采取了一贯的“虚实相交”的手法来展开故事，力求在虚构的世界里寻觅现实的踪迹。

以往的研究大都以丁尼生兄妹的故事为焦点，探讨拜厄特对这几位历史人物的重构，以表达自己的诗学思想；或是以小说中明显的女性叙事为基点，从女性主义角度探寻被历史和男权中心社会淹没了的女性声音。再或是从隐喻的角度，探索维多利亚时代的降神会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系。从微观的角度出发，对小说中其他人物如帕帕盖夫人、索菲、杰西上校、霍克先生及赫恩肖夫妇的分析则凤毛麟角。本文试图从其中的关键人物帕帕盖夫人入手，着重分析其灵媒身份掩盖下的“反灵媒”形象，揭示其身份动态变化的过程，并得出结论：通过他人及自动书写对其身份的发现，体现出拜厄特对人的身份主题的一贯关注，也体现出在唯灵论与达尔文进化论交锋的维多利亚时代，拜厄特对主人公智性及纠正自身认识偏差的肯定以及对女性的生命关怀。

二、“反灵媒”形象之一：生存的需要

小说一开头点明了帕帕盖夫人的特质——“莉莉娅斯·帕帕盖属于那种纯幻想型的女人。这种气质在她的职业活动中有时会让人觉得不可靠，应该加以警惕和节制。”[2]177这无疑是叙事者在开篇就给读者的暗示。事实上，她第一次参加降神会的目的是为了搞清自己的丈夫是否被淹死，自己是否成了寡妇。但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自己与灵魂世界沟通的能力，并收留了“能用眼睛看见，用耳朵听到神出鬼没的幽灵”[2]177的索菲，从此走上了职业的灵媒道路。此外，故事的背景设置为1875年，博物学、地质学的发展及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表都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拜厄特在《论历史与故事》中也提到自己能理解维多利亚人在意识到“我们等同于我们的躯体，在死后发生的一切只是自然腐朽”[3]148后的恐惧。达尔文的进化论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自然神学对人们的束缚。因为在这个体系下，人与其他生物毫无差异，死后一样腐朽变烂，根本没有什么天堂和地狱之说。因此在一个科学与宗教界限模糊的时代，人们便作出各种努力来挽救岌岌可危的信仰。但是，叙述者随后又交代帕帕盖夫人却不是冲着这个去的：“无论是写作、癫狂还是胡言乱语都是为了当下，为了现在生活得更好，不是为了来世”，“这种与死人沟通是了解、观察和热爱活人的最好的方式”[2]186。这无疑都体现出帕帕盖夫人参加降神会，成为灵媒的真实目的——为了生活及她的“叙事好奇”。“现在，她们凭着某种小聪明，不知不觉从纯属业余和私人性质的实验活动中溜出，开始进入付费灵媒们精心安排的行业性质。”[2]184这些都可以看出，帕帕盖夫人误打误撞的灵媒身份一开始就隐藏着“反灵媒”的特征。“这种异质共融的辩证思维贯穿拜厄特艺术创作的始终”[4]，使得帕帕盖夫人的角色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张力。

三、“反灵媒”形象之二：对生命的关怀

在小说的第一场降神会上，索菲和帕帕盖夫人为七年失去五个孩子的赫恩肖太太招魂。这些寿命从三个星期到十一个月不等的孩子的离世使赫恩肖夫人几近崩溃，她迫切想要参加降神会来寻求孩子们生命未消亡的证明，以抚慰她悲痛欲绝的心灵。在降神会之前的交谈中，赫恩肖夫人再次向大家表达她的丧子之痛。杰西太太(即艾米丽)在旁开导她，而索菲只说了一句：“一切都一样。生与死。就像胡桃一样。”[3]214与索菲的冷静、被动、接纳相比，帕帕盖夫人的心理活动丰富得多。在鬼魂显灵即将进行自动书写之时，“她‘本能’地感到，‘如果必须满足而又不去放大这种情感饥渴，她必须要帮一把。她想要一个好的信息传达给这个失去希望的可怜的妇人……’”[5]181帕帕盖夫人本应做好灵媒的本职工作，像“容器”一样接受灵界信息，却在此时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意愿，体现出她对人的生命关怀。她后来的自动书写所传达出的赫恩肖夫人的五个孩子在天堂的玫瑰园中幸福生活以及赫恩肖太太已再次孕有一女的好消息，更让人看到她在通灵时主观意愿及想象力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对于这样确定的信息，帕帕盖夫人感到有些惊恐，因为她深知比起孩子们的“显灵”，赫恩肖夫人更需要的是安慰。最后赫恩肖夫人惊奇地说：“那几个可爱的小家伙抓住了我的恐惧心理，而且理解得很透彻，还试图安慰我。”[2]217与其说是“那几个可爱的小家伙”抓住了她的恐惧心理，不如说是帕帕盖夫人“对赫恩肖夫人的某种鼓励与精神暗示”[5]181。从表面上看，帕帕盖夫人给委托人提供了安慰，实际上她提供的却是赫恩肖夫人与生者重新协调的机会，赫恩肖夫人能够满心欢喜地迎接她未出世的孩子而不再执迷于过去。对生命的关怀所产生的强烈的道德和情感责任不仅使帕帕盖夫人本身包含着“反灵媒”的因素，还加速了其认识自我的进程。塔蒂亚娜认为：“书写内容也体现了帕帕盖夫人通过自动书写认识自己身份的方式。”[6]处于生死之间的灵媒在降神会上撕开了一条裂缝，展现出处于两个极端的人们之间的挣扎。与其说人们想利用灵媒实现对死者的影响，不如说死去的幽灵更影响了现世的人们。随着故事的发展，表面囿于灵媒身份的帕帕盖夫人最终受影响颠覆了其身份，跨越了生死及虚实的界限，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并实现了自我的重新认知与蜕变。

四、“反灵媒”形象之三：对灵媒职业的彻底放弃

在第一场降神会后，故事的叙述重点转到丁尼生、艾米丽及哈勒姆之间的过往上来。在此过程中，叙述者描述了索菲进入恍惚(trance)状态，并“看到”哈勒姆的腐朽的尸体，还与哈勒姆一起通过背诵济慈的诗歌招来了在场的但是活着的老人丁尼生。这两次灵视与以往不同，因为以往她只能“看到”或“瞥到”他们显形或他们的半个影子。“据她所知，这些实在的幽灵中没有一个曾把鼻尖探进某一场降神会。”[2]270然而这次，为了让哈勒姆的亡灵相信他所受到的怀念，她竟应要求触摸了“他”，不仅将“他的尸体”搂在怀中，还吻了“他冰冷的鬈发”。这种对生命物质化的渴望与关怀无疑体现了拜厄特式人物的生命观。哈勒姆却并不以为然，因为索菲从骨血中感到“这种怀念对他来说非常痛苦”[2]276。“拜厄特也指出，丁尼生以及他诗歌的生命力要为哈勒姆的痛苦负责。”[7]当她“看到”丁尼生在作茧却无法向哈勒姆描述这一情景时，她感觉“这个幽灵想吞噬她的性命，正誓死侵入她的每一条神经纤维”，以前的“那种恐惧与眼前的这种可怕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索菲意识表层最清楚的一个念头就是，她永远不会再尝试让这个可怕的死人恢复生命”[3]270。既然通灵无法让生者得到慰藉，又不能使死者安息，恐惧的索菲此刻切实感受到通灵术有悖自然、于人于己的危害性，并由此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感。

在前往第二次降神会的途中，帕帕盖对心力交瘁并产生怀疑的索菲深感担忧与同情，便安慰她：“你千万别做任何违背自己本性的事，任何难以胜任的事，我们可以以其他方式谋生，我们可以收留房客，可以干漂亮的缝纫活儿。这个我们以后再聊。”[2]307这说明同样感到通灵危害的帕帕盖夫人已心生放弃的念头，但还未痛下决心。在降神会上遭遇的又一个幽灵让事情有了转折。这个长着三只翅膀不完全是人形的幽灵的出现，让饱受折磨的杰西太太拒绝了她死去的爱人哈勒姆，而投入到现世活生生的丈夫的怀抱。此时索菲的状态开始急转直下。“索菲小小的脚跟像鼓点般敲击着地毯，脊梁弯曲，浑身痉挛。她睁大眼睛，却什么也没有凝视。以前她可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症状。”[2]317更令她诧异的是“除了她自己，没有人对索菲的状态感到震惊。没有人替她担忧”，“好像大家都知道索菲在演戏”[2]317。索菲的状态及众人的态度唤醒了帕帕盖夫人的理性与自我意识，正如拜厄特另一部小说《游戏》中的男主人公西蒙一样，在亲眼看着自己的摄影师被水虎鱼吃掉后，感到自己不能再置身事外，还“寻求用‘客观分离以及非个人化’的态度去亚马逊丛林面对自己的恐惧”[8]。这种亲身经历冲破了主人公们的情感防御，使其重获理性及道德情感责任。

接下来她或许有意为之的自动书写结束了这场降神会，因为其中出现了霍克先生所谓的“邪灵”：“天使张开金色的翅膀/高高地竖起金色的阴茎/男子和妻子共同连成/一具呻吟和欢歌的尸体。”[2]319霍克先生当即表示停止通灵并愤然离去。在杰西太太将写有自动书写的稿纸扔到火里烧毁之后，帕帕盖夫人便“知道这是大家在这个屋子里举行的最后一场降神会”[2]319。精神上得到解脱的杰西太太在霍克先生与赫恩肖太太相继离开之后说：“有人在拿我觉得神圣的东西玩游戏，那不是我，帕帕盖太太，也不是别的任何人，我不想知道太多。你觉得我缺乏勇气吗？”[2]319心里十分清楚杰西太太所指的帕帕盖夫人心照不宣地说：“我觉得你很聪明，杰西太太。我觉得你很聪明。”[2]319这种点到为止的对话标志着两位角色人物达成共识，彻底接受了死亡，不再寻求亡灵的慰藉，继而回归生命的本真。

拜厄特通过重现灵魂世界给主人公提供了另一种认识物质世界的方法，她却没有站在现代人的角度给他们提供一条出路，而是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经历选择，可谓实现了其“精神上的进化论”。坎贝尔曾说过：“她展现出她小说中女性人物经历的思想与感情的冒险历程，而这种历程将她们带到了太阳光下。”[9]小说中几位主人公帕帕盖夫人、赫恩肖夫人、索菲以及杰西太太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这种冒险，并最终走出了黑暗，迎接光明。同时拜厄特承认人类知识的局限性，但肯定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帕帕盖夫人对灵媒身份的彻底放弃，与大家一起回归平凡琐碎的物质生活，表现出有思想、有智性的主人公的正确选择。帕帕盖夫人通过对生命真谛的领悟，通过自动书写发现的自我，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彰显了故事的主题。这种“蕴藏在灵媒集体间的智慧”，这种神秘的力量，让“本来都不可能坐在这里惬意地品茶或吃甜点的”他们体会到现世的满足与美好。

五、结语

正如小说中出现的济慈《夜莺颂》描述的那样，尽管现实生活让人忧郁痛苦，也不能沉浸于夜莺的歌声所带来的美好幻觉中，人总该面对现实，不能消极逃避，因为“美即是真”。这部小说的背景设置时间为1875年，此时距哈勒姆亡故已42年，距杰西太太已婚也有33年。在经历了身心极度痛苦及绝望之后，杰西太太终于发现原来“婚约天使”就在自己的身边。而帕帕盖夫人从一个不怎么成功的灵媒，从一个“纯幻想”的女人，通过对生命本真的感悟，肯定了自身的情感诉求和自我意愿，变成了主动放弃灵媒身份的“反灵媒”，并奇迹般地等到了丈夫的回归。这种反转是拜厄特对有智性的主人公的一种交代，是她“自反式”写作的又一体现，也延续了她“以虚构建构真实”的一贯写作风格。这部小说以灵媒开始，又以灵媒结束，不同的是结尾的灵媒带着一种经历过死亡后的领悟投入了新的生活。这部小说不但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焦虑的一种回应，更体现了拜厄特对女性生命的一贯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