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嵩

大约十年前，苏童“重述神话”的《碧奴》刚刚问世的时候，郜元宝先生写过一篇题为《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的评论。他借这个略显怪异的题目表达了对时下中国小说中流行的“神话般的脚不着地的想象力”的不满。在他看来，以苏童和《碧奴》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作家作品实际上是在“制造自己想象力的奇观，以证明一部分中国人确实喜欢并善于胡思乱想罢了。”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郜先生是反对小说家的想象力的，因为作为一种虚构文体，任何小说都必然或多或少地有想象的成分包含其中；有时，想象力的高低甚至可以成为衡量小说质量的标准。郜先生也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他所否认的只是那种“虚空高蹈”的、“脚不着地”的想象，而对于苏童在“枫杨树故乡”和“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所极力表现的“匮乏而快乐的记忆”则予以高度评价，因为它们“与公共历史记忆形成一种奇妙的张力”，“并且和知青一代作家想象现实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照。”

郜元宝由《碧奴》生发出的对文学想象力的看法，不免让人回想起本雅明对“生活”与“创作物”之间关系的辩证思索：“恰恰是艺术的最薄弱的成果是以生活的直接感受为基础的，而最强的，就其真理来看.则与类似神话的范围——创作物——有关。可以这样说，生活一般是诗作的创作物；但是，诗人越是试图毫无转化地把生活整体变为艺术整体，他就越是个无能之辈。把这种无能作为‘直接的生活感受、‘心灵的热忱和‘气质来捍卫、来要求的做法，已是司空见惯了”（本雅明《评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两首诗》）。尽管本雅明论证的出发点是诗歌，但将其推广至时下的小说领域，似乎仍然适用：翻看一摞摞文学期刊，充斥其中的大多数都是那种打着“现实主义”旗号、“毫无转化地把生活整体变为艺术整体”的小说。而这种危机在中篇小说领域表现得似乎更为突出。由于篇幅的原因，短篇小说作者致力于营构叙事空白，长篇小说作者尝试着谱写叙事复调，都在以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形式对生活加以改造；惟有中篇小说的作者们将篇幅的优势化作劣势，对现实生活进行原封不动的抄袭和复制。在这里，作者非但不用担心想象力有“脚不着地”的危险，反倒是因为深陷现实生活的泥淖而步履维艰。长此以往，中篇小说有沦落为庸俗文体、中篇小说作者有堕落成“无能之辈”的危险。

所幸的是，在阅读2017年第一季度的中篇小说时，我发现，仍然有这样一些作者，他们竭力避免触碰本雅明和郜元宝所划定的小说想象力的两条界线。在他们笔下，“生活”与“想象力”被联结在一起，想象力并非向隅孤立，对生活的反映与批判也因想象力的介入而显得不那么滞重和无趣，从而有了飞升的可能。谈到“飞升”，首先从双雪涛的《飞行家》（《天涯》第1期）说起。小说很容易被看作是写了一个不甘心承受现实生活压抑的天才（引用小说中高旭光临终前的对李明奇的评价来说就是“不是一般人”）用几十年时间去寻找“逃离”之径的故事。李明奇自青年时代便怀揣制造“飞行器”的梦想，却与冰冷的现实、以及自己“并不特别喜欢”且“有点庸俗”的妻子高雅风扦格数十年，最终和儿子李刚一起不辞而别，试图用乘坐气球的方式逃离家庭、逃离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破败的东北小城，以“再跳一次”的方式去南美洲开创新生活。这个“去南美洲”的奇特安排，让人隐约看到《挪威的森林》里女主人公之一小林绿子的影子：在被琐事纠缠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她也是将远在南美洲的“乌拉圭”视为躲避日常凡俗生活的“世外桃源”而加以幻想。只不过村上春树并没有让这种幻想成为现实，而双雪涛却让李明奇和李刚跨上了气球的吊篮。这个大胆的想象似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理想的讴歌，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简单的理解只是将《飞行家》看成一篇平庸的幻想小说而已。作者用几乎全部篇幅来书写现实。只是在即将结尾处描绘出一个带有奇幻色彩的场景，用意其实在于以“奇幻”指向对现实生活的反讽。小说有两条情节线索，第一条是“我”回乡寻找失踪的二姑父李明奇和表哥李刚的过程，第二条是李明奇三十多年前（1979年）第一次拜见未来岳父高立宽并终夜对饮的经历。李明奇的形象是在后一条线索的叙述过程中慢慢清晰的，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性格极度矛盾的形象：一方面耽于幻想、不愿沉溺于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却又显得心机复杂而沉重（选择高雅风为终身伴侣，只是因为“看中了她的条件”）。而他在高家人面前的表现，也是从一开始的温文尔雅、谦虚谨慎，随着对饮的过程逐渐放开，直至最后爬上房檐，在高旭光面前手舞足蹈地发表关于“飞行器”的演说。小说中有两个前呼后应的细节，首先是李正道在“文革”期间上吊前告诫李明奇“做人要做拿破仑。就算卖西瓜，也要做卖西瓜里的拿破仑”；其次是李明奇在乘气球去南美洲前告诫“我”说“做人要做拿破仑”，“做不了拿破仑，也要做哥伦布，要一直往前走。做人要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只能找到垃圾堆。”这两个细节的呼应，揭示了李家父子二人（或祖父孙三人）身上一脉相承的特点，即对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深信不疑。然而，所谓改变命运的希望，却被寄托在乘气球逃离现实这一奇幻而荒诞的行为上。行文至此，相信读者自能体会出其中的无奈与心酸。就此看来，《飞行家》实在是一个“反心灵鸡汤”的文本，双雪涛的用意其实在于点破“个人奋斗”的幻梦：在冰冷凝滞如东北冬夜的现实面前，任何反抗的努力（如李正道式的“知识改变命运”和李明奇式的奇思妙想）都是徒劳的。小说中的高旭光是少有能够理解甚至崇拜李明奇想法与行为的人。但这个整日沉迷于阅读却拒绝参加高考的书呆子。尽管在临终之际还念念不忘“度过一生并非漫步穿过田野”.回望其一生，却是以一种“清静”（这是作者的原话）的方式度过的，与李明奇的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只有如高旭光者，才能得到善终。

如果说读者需要调动阅读经验中的每一个细节并加以勾连才能索解《飞行家》隐藏的思想指向，那么，赵光鸣的《芬兰湾的冷苏眉》（《青年作家》第2期）和叶清河的《衣人》（《创作与评论》第1期），主题则要明显得多。前者以一种略带神秘甚至惊悚的气氛.虚构出一种因厂矿渗漏工业用水污染环境而变异的鱼。这样的桥段在众多科幻大片中屡见不鲜.为读者敲响环境保护的警钟自然是书写此类题材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作者将更为深远的目光投向人性层面。借退休会计朱修义发现怪鱼并以之生财、最终欲用炸药包与蔡老板同归于尽却落得两败俱伤下场的故事，暴露出欲望膨胀的无尽恶果。两位主人公朱修义和蔡老板由合作关系转为反目成仇，虽然最终的结果不出“恶有恶报”的俗套，但相较于一出场便以“恶”的形象示人的蔡老板（当年犯事从重庆逃到新疆，开鱼餐馆为了招徕食客用大烟壳子当佐料），朱修义性格深处的“恶”是在欲望的驱使下一步一步暴露出来的。一个原本小心谨慎、过着乏味退休生活的老人，却在由怪鱼带来的不义之财蛊惑下迅速堕落，晚节不保，让人痛心不已。而当此事真相大白之后，众多曾经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和虚荣之心而吃过怪鱼的人都因为担心余毒残存体内诱发癌变。对自己当初经不住诱惑而懊悔。可是，人世间所难以抵御的、副作用更为严重的诱惑成千上万，也许连懊悔的机会都不会给人留下。作者对“怪鱼”这一关键情节的想象和虚构是怪诞的，但这种怪诞，正如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凯泽尔所指出的那样，是“异化的世界”。“潜藏和埋伏在我们的世界里的黑暗势力使世界异化，给人们带来绝望和恐怖。尽管如此，真正的艺术描绘暗中产生了解放的效果。黑幕揭开了，凶恶的魔鬼暴露了，不可理解的势力受到了挑战。就这样，我们完成了对怪诞的最后解释：一种唤出并克服世界中兇恶性质的尝试”（沃尔夫冈·凯泽尔《美人和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这种怪诞的美学特征，在《衣人》中表现得更为鲜明。《飞行家》和《芬兰湾的冷苏眉》是写实成分大于想象成分，而《衣人》则是想象成分远远大于写实成分；甚至可以说，想象是这篇小说赖以存在的基础。“气球”和“怪鱼”在现实生活中有存在的可能，但衣服因为穿久了、沾染上主人本身的能量而长成主人“复制体”的衣人，则显然只能存在于作者大开的脑洞中。叶清河的这篇小说，在构思和主题上，都与同为“80后”作家的王威廉数年前的几篇幻想型作品（如《内脸》《第二人》《没有指纹的人》等）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将高度的幻想与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力求达到深邃的哲学思索。在作者笔下，“衣服”成为现代社会异化人性的一种手段，人们在衣服的遮盖下压抑原初的梦想，又任凭邪恶的欲望野蛮生长，而即使是最亲密的人之间。也不可能真正相互理解，看不清彼此的真面目。在小说结尾，许单和制服融为一体，也异化为“衣人”，丧失了饥饿感这种人类本能和时间意识，让读者看到了凯泽尔意义上的“绝望和恐怖”。

双雪涛、赵光鸣和叶清河的这三个中篇，无一例外都选择了生活中的失意，失败者或阴暗面作为书写的对象。这些在当下被统称为“负能量”的元素，在一片高亢激昂的交响合奏中不合时宜地发出执拗的低音。用想象的方式对这些元素进行表现，也许是作家们在时代语境下一种身不由己的狡猾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元素的张扬与想象力的展翅飞翔的确是相得益彰。而且，二者结合所建构出的并不一定都是怪诞的美学风格，还可以是温暖又略带忧伤怅惘的情调，比如侯磊的《水下八关》（《西湖》第2期）。小说通篇是对童年往事的回忆，重点是写一个功课好、不会玩又戴眼镜的男孩“我”和一个智力发展有障碍的胖大男孩“学峰”之间的友谊与恩怨。存在于“我”回忆中的校园霸凌、教师体罚侮辱学生的现象颇具现实批判意义，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我”的小学时代如噩梦一般。因此，“我”才会在恍惚中想象出一个名叫“静琪”、同样戴着眼镜的又高又胖的女生。幻想她能够在“我”遭受周围孩子冷落排挤时来保护、安慰自己。小说题目“水下八关”来自一个关于电子游戏《魂斗罗》的传言，与“静琪”一样，都是只存在于想象之中。而“我”在被其他孩子诓骗到“鬼楼”里去以后。迷离间与并不存在的“静琪”一起玩的。正是这同样不存在的“水下八关”。“我”用这种想象的方式来寻求心灵安慰，而原本在现实生活中惟一可以与“我”同病相怜的学峰，却由于“我”的不经意之举。导致赛跑摔倒后剪刀刺破肚子、失血过多而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小说通篇都在写两个少年失败者被同伴和老师歧视和捉弄的遭遇，最终却因为学峰冲刺时的摔倒而用年轻的生命换来了比赛的胜利。胜利的虚幻和生命逝去的悲伤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给读者的心灵带来难以言说的震撼。这种震撼。有如大提琴、大贝斯和低音号缓缓奏出的执拗旋律，虽然没有高音区的通透感，却因其阴暗、压抑的音色而显得更加如泣如诉。

张开想象力的翅膀，四位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超越简单描摹生活表象和反映生活感受的努力。但想象的路数并非只有虚构一条，还可以通过悬疑的方式将生活中暗无天日的隐秘一层层剥离、曝光给读者看。例如禹风《洋流》（《山花》第2期）中的婚外孽恋、王可心《一个人的行走》（《上海文学》第2期）中的权色交易和物质欲望怂恿下孤注一掷的要挟敲诈、王华《陈泊水的救赎之路》（《民族文学》第1期）中“文革”往事给人带上的心灵枷锁与传统观念支配下的伦理观，以及常小琥《摔跤手》（《上海文学》第3期）中一个“流氓”的心理包袱和蜕变，都没有幻想成分参与其中，而是以“设置一解除”悬念的套路，帮助几位作者原本就已经很出色的写实功力更上层楼。只是与更为开放的幻想相比，这种营构想象的方式帶来的是另一种审美体验。“幽暗的树林里有两条小路，可惜不能同时去涉足，我站了很久，尽力向一条望去，直到它拐进那片丛林/随后选择了另一条”（弗罗斯特《林中路》）。无论是“幻想”还是“悬疑”，都是作家们突破创作思维滞障的选择。“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希望他们能在这两条林中路上越走越远。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