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赵 峰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今天的富平县属于陕西省渭南市，但是富平县的源头在宁夏吴忠市。富平县历史悠久，存续时空跨度大，是我国目前从设县以来存续时间最长的县之一。富平县在战争烽火中多次迁徙，迁徙地点多，跨度时间长，地跨宁夏、甘肃、陕西三个省五个地市，堪称民族战争的“飞地”。北地郡最初设县19个，东汉时仅剩下六个，汉末只剩下富平县和泥阳县，泥阳县后来被废止，只有富平县硕果仅存。富平县在民族冲突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是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的产物。富平的变迁与发展体现了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特点。

富平县的变迁历史，可以分为吴忠时期、庆阳时期、冯翊时期、秦东时期。(西汉时期在今山东陵城区同时设有富平县，东汉改为厌次县，与今富平县没有渊源关系)。

一、吴忠时期的富平县

(一)边塞要地

吴忠时期指的是从秦至东汉中平年间。富平县最早设县在今吴忠市附近，其设立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为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北地郡，昭襄王三十六年置，治富平。”[1]110此说认为富平县和北地郡同时设立，属北地郡，并且为北地郡治。另一说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鲁人勇等认为：“富平县，治富平城(疑在今吴忠市西北)，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置，属北地郡，详细辖境不详，约当今宁夏平原大部。秦北部都尉治县城。”[2]9不论是公元前271年还是公元前214年，均说明了一点，即富平县的设置历史悠久，绵延达2200多年。关于北地郡的郡治，学术界一般认为秦治义渠(今甘肃省宁县西北)，西汉治马岭(今甘肃省庆阳市西北)，东汉治富平。《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载北地郡：“东汉移治富平(今宁夏吴忠市西南)。辖境相当今宁夏贺兰山、青铜峡、苦水河以东及甘肃环江、马莲河流域。属凉州。东汉末地入羌胡。”[3]227“东汉初，建武六年(30)冯异领北地太守，治富平(在今宁夏青铜峡县南)。”[4]109北地郡内居住着小月氏、乌桓、鲜卑、匈奴和羌族等少数民族，富平县也当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富平县和北地郡相伴相随，从秦开始历西汉、东汉、三国、魏晋，富平县均属于北地郡。北地郡是秦灭义渠国后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在义渠地所设立的郡，是防守北部匈奴和屏障国都咸阳的重地，秦始皇十分重视。“二十七年(前220)，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5]241秦设北地郡的同时，设立了陇西、上郡，其目的是“筑长城以拒胡”[6]241，北地郡和陇西、上郡是依托长城防御匈奴的边塞防线。元狩二年(前121)夏，霍去病率军征讨匈奴，把匈奴赶出了河套地区，其征讨匈奴的出发地就是北地郡富平县。这一时期的富平县属于边塞要地，县内有军事防御设施神泉障、塞外浑怀障，设北部都尉(北地郡北部的军事长官)和浑怀都尉，治所在富平县城。县西有典农城，设典农都尉。王莽改制，改北地郡为“威戎”，富平县为“特武”。王莽所改县名，具有浓厚的战争色彩。东汉初年，恢复原郡县名。许成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认为秦汉时期的富平县古城“应在汉代墓葬区汉渠以南的关马湖二中队附近”[7]141。关马湖二中队在吴忠市城南20公里处。富平县是宁夏境内最早设置的县级行政机构之一。

吴忠时期的富平县命运多舛。西汉开国后，北地边塞经常遭到匈奴的侵扰，北地郡首当其冲。“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6]2901在这次与匈奴的作战中，北地都尉孙卬率领北地郡的戍边将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力战死事”，壮烈殉职。北地都尉卬被杀，说明富平县及北地郡处于匈奴的铁骑威胁之下了。西汉开国至汉武帝反击匈奴前的60多年里，北地郡及富平县一直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面对匈奴的威胁，汉武帝组织了大规模的军事反击。“武帝与匈奴之战，若从马邑之役元光元年(前134)算起，至征和三年(前90)贰师将军李广利降匈奴，共进行了45年，其中有战斗的年份约23年。”[8]99经过大约百十年的战争风云，富平县和北地郡看到了和平的曙光。打败了北疆强敌匈奴，边塞各郡取得了一段时期的安宁，这对发展经济是非常有利的。此后的百余年时间里，边塞各郡趋于安定。

(二)富平三迁

到东汉安帝永初年间，滇零起义打破了北地郡的平定生活，位于今吴忠市附近的富平县成为滇零起义的中心地带。以滇零为首的羌族民众反抗东汉朝廷的军政徭役和肆意滥杀，于永初二年(108)发动起义，占领北地郡富平县，并在这里称帝，自称天子，建立羌族政权，建都丁奚城(在今灵武西南)，北地等边缘8郡被少数民族占领。羌族政权前后坚持了11年之久，对东汉王朝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东汉永初五年(111)，东汉王朝被迫将北地、安定、上郡、陇西内迁，陇西迁襄武、安定迁义阳、北地迁池阳等。富平县随北地郡迁到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战火中的富平首次离开了今吴忠市，是为富平首迁。

元初四年(117)的冬天，汉将任尚、马贤在富平河击败先零羌首领狼莫，收复了北地失地。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经历18年的飘零，富平县(北地郡治)迁回旧址，回到了今吴忠市故地，是为富平二迁。不料12年后，即永和六年(141)，爆发第二次羌人暴动，东汉政府迫于形势，“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9]2896。至此，富平县离开今吴忠市，是为富平三迁。富平县在吴忠历经三迁，先后存在了350多年。

二、庆阳时期的富平县

公元185年，北地郡治富平县由左冯翊回迁到彭阳(今甘肃省庆阳市)，富平县进入庆阳时期。庆阳时期的富平县有记载的时间是东汉中平(184—188)中。“中平中，以羌乱，富平继治安定郡彭阳县(今甘肃省镇原县东)界，自晋以后，益徙而南，古城遂废。”[10]269“东汉中平一至四年(184至187)，北地郡为羌族占领，富平县治迁于安定郡彭阳县(今甘肃省镇原县东)。”[11]11庆阳时期的富平县为北地郡郡治，存续时间从公元185年到公元220年，时间约为35年。北地郡治富平县由左冯翊回迁到彭阳，当与东汉黄巾起义有关。在张角起义的同时，边章、韩遂、北宫伯玉等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起义。公元185年春，北宫伯玉等寇掠三辅(即关中)，左冯翊属三辅范围。在黄巾起义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的冲击之下，左冯翊自顾不暇，北地郡治富平县只好回迁，但是到了安定郡的彭阳，就走不动了。这个时候的彭阳县属安定郡，富平县依然属于“流亡政府”。庆阳时期的富平县依然为羌族与东汉王朝战争的前沿地带，黄巾起义和民族起义都影响着庆阳地区，“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寇钞，杀掠不可胜数”[12]342。由此可见，寄居庆阳的富平县并不太平。

庆阳时期的富平县情况比较复杂。三国魏时，富平县自彭原界(今甘肃省庆阳市西南)徙治于怀德故城(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界)，庆阳彭原的富平县废止。但是，到北魏时期又在庆阳复置富平县。《元和郡县图志》卷3记载：“彭原县……本汉彭阳县地。暨于后汉，又为富平县之地。后魏破赫连定之后，于此复置富平县，废帝改为彭阳县，属西北地郡。”[13]66史念海先生认为：“赫连定灭于北魏太武帝延和二年，则富平县的设立最早当在延和三年(437)。”[14]297北魏太武帝和孝文帝时期庆阳富平县一直存在，属于西北地郡，存续时间70余年。如此，则庆阳富平县和冯翊的富平县同时存在。北魏时期存在县名重复现象。如同时期营州营丘郡(今辽宁省朝阳市)也有富平县。“营丘郡领有富平、永安二县，均在今大凌河下游近海及以东地区。”[15]214北魏时期至少有三个地方同时设有富平县。

大约在公元220年，富平县随北地郡迁徙到左冯翊境内，至此，北地郡和富平县脱离庆阳，由凉州改属雍州，进入关中。

三、冯翊时期的富平县

冯翊时期的富平县的迁延比较复杂。东汉永初五年(111)，富平县随北地郡迁到池阳(今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西北)，池阳属左冯翊，富平县的冯翊时期开始于东汉永初五年。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富平县(北地郡治)迁回故地(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永和六年(141)，爆发第二次羌人暴动，作为北地郡治的富平县又迁至冯翊。东汉中平中，富平县和北地郡因为冯翊羌乱由冯翊迁至安定郡的彭阳县(今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东)界，又于三国魏文帝时期由彭原界迁往冯翊，落脚在今富平县地。

冯翊时期的北地郡和富平县经历了几次迁徙，有了实土，北地郡领有泥阳和富平二县，结束了有名无实的流亡状态，成为名实相副的郡，最后落脚于现在的富平县境内，郡治在今富平县。三国时期，“北地郡治所祋祤，辖富平、泥阳2县。”[16]96《续汉书郡国志汇释》载：“汉末北地郡富平、泥阳二县，徙置冯翊，三国魏同。”[17]351北地郡迁至冯翊所统领二县泥阳县和富平县，在冯翊界内。三国魏文帝时(220—226)，迁北地郡于祋祤，泥阳县迁至冯翊祋祤县地，改祋祤为泥阳，祋祤县废。祋祤县设于汉景帝二年(前155)，属左冯翊。富平迁至冯翊界内的时间当和泥阳县迁至祋祤县的时间一致，在三国魏文帝时期。富平县迁至冯翊频阳县地，与频阳县同时存在。《中国地名辞源》载：“(富平县)在陕西省中部。秦为频阳县地，三国魏移置富平县。”[18]108北地郡由乔置变为实封，领有实土，与冯翊郡划地而治，结束了动荡迁徙的冯翊时期。

四、秦东时期的富平县

公元220年开始，富平县落地秦东，进入秦东时期。秦东时期的富平县指的是富平县由庆阳彭原界迁到今富平县域，进入今天的秦东地域内。此后富平县的地域虽然屡有变动，但是始终在今富平县内，没有超出秦东的范围。因此从三国魏文帝时期至今的富平县可以称为秦东时期。

(一)新的变迁

据《魏书·地形志下》载：“北地郡(魏文帝分冯翊之祋祤置)，领县七：富平(有北地城、汉武帝祠)泥阳、弋居、云阳、铜官、土门、宜君。”[19]2608富平县排在北地郡之首。按照当时的习惯，排名在首位的富平县为北地郡郡治所在地，而且富平县有北地城，当为北地郡治当无疑。自三国魏以来，北地郡治就在今富平县境内。北地郡拥有了相当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富平县地，郡治富平，属雍州。其后辖境时有伸缩。同时，泥阳县县城也在今富平县境内。泥阳县地跨今富平、耀州区二地，泥阳城旧址在今富平县西北安家堡附近。“泥阳县故址在今富平县西北17．5公里安家窑附近。”[20]612由此可以说明，泥阳县城在今富平县境内。

北地郡存在344年后，西魏废帝三年(564)，改为通川郡，领有富平、泥阳、土门(今陕西富平县东七十里)，富平县和北地郡渊源关系就此终结。此后，富平先后隶属于通川郡(北魏)、中华郡(北周)、京兆郡(隋)、京兆府(唐)、耀州(后唐)。富平县先后同频阳县(秦至北魏，存续956年)、怀德(西汉高帝至东汉初，存续200余年)、土门(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至太宗贞观十七年，存续143年)、美原(唐高宗咸亨二年至元世祖至元元年，存续593年)等县共存于今富平县地。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富平县并美原县为今天的富平县。此后的富平县归属关系多有变化，先后隶属于西安、铜川、渭南，最终归属于今渭南市，其活动区域始终在今秦东地域。

(二)民族冲突之地——富平之战的文化内涵

秦东时期的北地郡和富平县依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也是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富平县和北地郡的秦东时期，北地胡、北地羌也发展到了关中。魏晋南北朝(220—589)时期的富平县大多时期属于北地郡。西晋之际，关中已遍布羌人，主要集中于冯翊、北地、新平等地。富平县和北地郡是羌族聚居的重要地区，处于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的中心地带。这一时期关中发生的民族之间的重大战事大都和北地郡及富平县有密切关系。

八王之乱时期(291—306)，中山王刘曜(匈奴人)先后三次攻北地郡(治富平，今陕西富平)，拿下北地后又相继攻取冯翊(治大荔)，上郡(治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自长安以西，皆为刘曜所控制。富平为刘曜的屯兵之地。公元296年，匈奴郝散弟度元起义，杀北地太守张损。“匈奴郝散弟度元率冯翊、北地(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铜川市耀州区、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一带)马兰羌、卢水胡起事，攻陷北地、冯翊、雍州等郡，杀北地太守张损，败冯翊太守欧阳建。”[21]10是为齐万年起义的先声。东晋咸和八年(333)，北羌四角王薄勾大率领大队人马攻北地，进一步加剧了北地郡的动荡与不安。东晋废帝太和五年(370)正月，前秦苻坚安置乌丸羌于北地(治今富平)，令姚苌为北地太守，慕容泓为北地长史。淝水之战后，姚苌和慕容泓相继起兵叛秦，集北地、新平、安定归附的十余万户羌人，在北地即万年秦王位，自称大将军、大单子。姚苌与苻坚在北地郡决战得胜，于385年俘获并处死苻坚，386年称帝于长安。前秦因此而亡，后秦因此而立。

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落，民族冲突加剧。富平是陕北少数民族南下关中平原进攻长安的重要通道，再次处于民族冲突的漩涡之中。在仆固怀恩叛乱期间，渭北内迁党项羌、吐蕃与仆固怀恩遥相呼应，屡次攻击掳掠富平县，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二月十六日，党项羌攻占富平县，“焚定陵寝殿”，定陵是唐中宗李显的陵墓。15年后，定陵又遭厄运。德宗建中元年(780)二月，党项、吐蕃攻掠富平，“定陵遭到党项、羌和吐蕃等部族的焚烧”[22]153。定陵遭受两次战火摧残，诸多建筑毁于一旦，文化遗存损失惨重。民族冲突和战争是民族生存意识和文化意识的表征，同时也伴随着对文化的破坏。

在富平县历史上发生的较大的一次民族冲突是建炎四年(1130)9月24日的宋金“富平之战”。这是宋军自金军入侵中原以来第一次主动以集团军方式与金军展开的决战。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统领20余万大军与只有六七万人的金军对峙，结果是宋军大败。富平之战的结果反映了南宋与金朝在战争观念、战争行为和战争文化上的差异。

宋朝自建立以来实行以文压武的“崇文”国策。宋太宗以后，逐渐形成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的定例。南宋继承了以文压武的思想。富平之战的酝酿和组织，是南宋以文压武思想的突出表现。富平之战的酝酿是文臣张浚错误地估计宋金两军的形势，企图在陕西关中组织一场针对金军的大规模军事反攻，以扭转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军事压力。而这一举措恰好符合金军把战略重心从江南向陕西转移的战略意图。在战役进程中，战场形势一度对宋军非常有利，和宋军对阵的只有金军的兀术部(驻扎在今渭南市临渭区下邽镇)，娄室的军队尚在千里之外的绥德，将领们请张浚趁金兵尚未会合之际，对势单力薄的下邽金军主动出击，可是遭到他的拒绝，南宋军队失去了主动进攻的战机，让娄室的军队很快地移师到了富平，与宋军对垒。十四日，宋、金两军大战于富平，结果是大败而归，物资辎重尽失。以文臣统御武将指挥战争是南宋政权战争活动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在富平之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富平之战中，金朝军队的战争思路和战略安排及战斗精神和南宋政权明显不同。金朝以武立国，金初的宗室贵族子弟都参与了征辽伐宋的战争。金军主将完颜宗辅(名讹里朵，1096—1135)，金太祖之子，即后来的睿宗。在攻辽战争中，“常参帷幄……攻宋，取大名府，平河北”[23]547，是位帅才。富平之战中的金军将领完颜宗弼(金兀术)、完颜娄室、赤盏晖、韩常等人都是历经战火的金朝名将悍将。金军将士奋勇直前的战斗精神在富平之战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富平之战彰显了宋军和金军在战争文化上的显著不同。南宋的“崇文”以及以文压武以文人统御军队的治军方略显然不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而金朝是以武立国，以战争求生存，以战争图发展，在战争中建功立业是金朝将士的价值追求。战争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宋军和金军在战争谋略和战争方式上的差异，也决定了富平之战的结局。

(三)民族融合之地

在北地郡和富平县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战争人物对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有着重要影响。北魏北地郡太守刘藻和西魏大将军贺兰祥对北地郡和富平县的治理方法有效地消减了民族冲突。《魏书·刘藻传》记载：“时(480)北地诸羌数万家，恃险作乱，前后牧守不能制，奸暴之徒，并无名实，朝廷患之，以藻为北地太守。藻推诚布信，诸羌咸来归附。藻书其名籍，收其赋税，朝廷嘉之。”[20]1549刘藻对北地郡和富平县的治理方式，反映了北魏王朝在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上有所变化，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仅仅靠战争来解决，和平方式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形式。

到西魏时期，富平县的民族矛盾有明显的缓和，贺兰祥(鲜卑族)大将军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贺兰祥是宇文泰的外甥，跟随宇文泰南征北讨，立下了赫赫战功。贺兰祥不仅骁勇善战，也具有经略地方的才能。他深受宇文泰治国理念的影响，在地方治理上具有善政思想，是宇文泰“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执政理念的忠实执行者。大统十六年(548)，宇文泰命令贺兰祥修建富平堰，开渠引水，向东流入洛水。当地民众建贺兰观纪念贺兰祥的功绩。富平堰在今陕西富平县南，贺兰观在今富平县留古镇贺兰村。在富平县有《贺兰祥将军与“贺兰赵家”》的传说故事，流传至今。

太守刘藻和大将军贺兰祥在北地郡和富平县的非战争治理方式反映了民族交往中的新理念，在民族融合中各民族关系的处理上，战争不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善政也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刘藻和贺兰祥的善政给富平县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此后从西魏恭帝三年(556)到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二百余年间，富平县无重大民族冲突发生，处于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富平县境内的匈奴、羯、氐、羌、泸水胡各族，以及最后崛起的鲜卑族和关中其他地方的少数民一样，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与汉族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在经济、文化、语言、风俗等方面融合在一起，成为汉族的组成部分。富平作为少数民族融合与汇聚之地，曾经是北朝少数民族西魏、北周封建割据政权的京畿重地，也是不少民族人物的最后归宿之地。北周文帝(宇文泰)、西魏文帝(元宝炬)、北魏孝武帝、大唐太尉天下兵马都元帅契丹族人李光弼等民族人物都安葬于此。这些少数民族战争人物归葬富平，说明了富平县与少数民族深厚的渊源关系。

富平县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其迁延发展经历了吴忠时期、庆阳时期、冯翊时期、秦东时期。吴忠时期和冯翊时期有交叉，庆阳时期和冯翊时期也有交叉，这里面反映了汉民族和以羌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复杂关系。富平县的每个发展阶段都与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密切相关，在吴忠时期，发生了滇零起义和富平河之战，在庆阳时期经常遭受“寇钞”，冯翊时期受到黄巾起义和北宫伯玉的袭扰，秦东时期有北地胡、泸水胡起义和富平之战等等。富平县的迁延发展和民族战争如影相随，难解难分。富平县的命运反映了西北地区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的曲折与复杂性，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自然环境的改变和生存的压力使得西北少数民族不断向关中和中原地区推进，以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和生存资源。在这一进程中，汉族王朝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文化冲突，使得民族冲突和民族融合以比较激烈的方式展开，战争是这一时期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的主要方式。在民族战争的推动下，西北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进入关中和中原地区，与汉民族杂居相处。富平县的迁徙轨迹和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发展方向相符合，是西北民族融合与民族冲突的缩影，是民族融合的文化象征。从富平县迁徙看，战争是羌族融入中原民族强烈愿望的表达方式，富平县所蕴含的“富庶太平”之意，恰好和民族融合的目标相暗合。“富庶太平”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不懈的文化追求，富平县在民族融合的历史中能够持续地存在与发展，当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