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荣 刚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阳 550018)

一、王世贞初论归有光及归、 王关系的发展过程

归有光出生于明代正德元年(1506)，嘉靖四年始为苏州府生员，十九年举应天府乡试第二名，至四十四年中进士，卒于隆庆五年(1571)。王世贞出生于嘉靖五年(1526)，二十六年成进士，卒于万历十八年(1590)。考之归、王生平、交游以及著作等，两人关系的产生始于王世贞《艺苑卮言》对归有光的评论。

据《艺苑卮言》序言以及徐朔方《王世贞年谱》可知，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归有光评论的时间是嘉靖三十六年。而针对王世贞的评论，嘉靖三十八年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注]明代陈文烛《孤屿山人项思尧墓表》(《二酉园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39册第165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中记载：“参政公卒于东粤矣……往北试，有及期，传大父封君公卒者……竟持服而归。时永嘉县令慕君才名，大加礼遇，忌者争毁，部使者购捕甚急。寓居京师，事渐白。至丁卯，病不能试也，束书东归。”参政公即项思尧父亲项乔，卒于嘉靖三十一年，而“传大父封君公卒者”则应为嘉靖三十五年春闱前之事，因此嘉靖三十二年、三十五年礼部会试项氏均未参加。其后项思尧“寓居京师”，正与归有光所说“永嘉项思尧，与余遇京师”之事相合，《项思尧文集序》说“思尧怀奇未试”，则指嘉靖三十八年礼部试，故可知《项思尧文集序》作于嘉靖三十八年。中做出了“妄庸人”[1]21的回应。因此，嘉靖三十六年、三十八年为两人初始关系产生的时间，且此一关系也仅仅是间接的关系。

嘉靖三十八年之后，王世贞与归有光的关系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王世贞有《送归熙甫之长兴令》二首，其一谓：“泪尽陵阳璞始开，一时声价动燕台。何人不羡成风手，此日真看制锦才。若下云迎仙舄去，霅中山拥讼庭来。莫言射策金门晩，十载平津已上台。”其二又谓：“墨绶专城可自舒，应胜待诏在公车。春山正好时推案，化日何妨且著书。到县斋宫留孺子，诘朝车骑请相如。客星能动郎官宿，白雪阳阿兴有余。”此二首作于嘉靖四十四年，王世贞自注道：“子与时在邑，与熙甫善，故云。”[2]478子与，即徐中行，故王世贞以诗赠归有光，应当与徐中行有一定的关系。第一首言及于归有光及第之事，慰其虽晚得一第，然其才能终有施展机会；第二首则又有勉励之意，归有光进士及第后，京师有入翰林为庶吉士的说法，而最后以年老授为长兴县令，故其失望之情或有流露，王世贞诗中“墨绶专城可自舒，应胜待诏在公车”之语，盖为勉励归氏之意，而“推案”“著书”言其仍可以有所作为，“留孺子”“请相如”则又期望归有光留意人才。

《震川先生集》有《与俞仲蔚》《与王子敬六首》篇，也记载二人关系进一步发展之事，其中《与俞仲蔚》中说道：“前奉别造次，不能达其辞。至京口，曾具文字委悉，遣人送凤洲行省矣。”[1]881此处所说则与王世贞赠诗事照应。《与王子敬六首》又道：“王元美自大名还，致彼抚公意，大略如王少宰所云当作书院山长耳。方尔次且，得元美此言，始复作行计。”[1]890归有光任职长兴，与当地大户有矛盾，遭其排挤，遂有隆庆二年明升暗降于顺德之事，归有光乞疏欲自去，然得诸相善者为劝，始赴任顺德，而王世贞即为劝说者之一，故文中有“得元美此言，始复作行计”之语。

此外，《震川先生集》中有《思质王公诔》篇，即为王世贞父王忬而作。嘉靖三十九年王忬因兵事下狱被杀，归有光此篇即作于第二年。近人林纾认为：“然震川与世贞不相能，至斥之为妄庸，何以允为吴中士大夫作，想此时世贞之名尚未大盛，而忬之名重于吴中，故有是作。”[3]129若按林氏之意，则归、王之间断不会有诗书往来之事；若认为“世贞之名尚未大盛”，则《项思尧文集序》中“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之语又当作何解释？是故，归、王间初始龃龉不合的矛盾，并非是归、王关系的主要内容，也并没有使二人的关系止步不前。

由是而言，归、王关系之始末，始于嘉靖三十六年《艺苑卮言》、嘉靖三十八年《项思尧文集序》的创作；至嘉靖四十四年之后，归有光既成进士，两人间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层次关系，即有着诗书相赠及往来。而两人间初始之龃龉不合，似乎已成陈年旧事而未尝再提起。必须指出的是，归、王之间初始的龃龉不合，并非是归、王关系的全部，也并非是归、王关系的主要内容，至少在归有光去世之前是如此。

二、王世贞再论归有光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归有光的评论，除了引起归有光“妄庸人”的诋斥外，陆汝陈、陆明谟皆向王世贞写信以相责问。而正是这些责问，是王世贞再论归有光的原因之一。

陆汝陈是王世贞中表兄，其具体所责内容今不可知，然而从王世贞《答陆汝陈》中可略窥其梗概。王世贞说道：“向者偶以著述相勉，陆师粗及归生，非欲雌黄令哲有所上下也。足下不察，以为仆见归文不多，辄便诬诋，使仆衔后生轻薄之愧。……归生笔力小，竟胜之，而规格旁离，操纵唯意，单辞甚工，边幅不足，每得其文，读之未竟辄解，随解辄竭，若欲含至法于辞中，吐余劲于言外，虽复累车，殆难其选。”[2]148由文中称归有光为“归生”可推知，此文作于嘉靖四十四年以前。就王世贞所论而言，“单辞甚工”“篇幅不足”，是归有光记家庭琐事、抒情言志之文的特征，也正是今天视为归氏代表作品的特征，而“规格旁离，操纵唯意”是此类作品的创作方法。是故，王世贞此处所论，亦并非苛刻“诬诋”之言，正如徐学谟所说：“其指摘吴中诸公与熙甫之短，亦似中窾。”[4]5168

陆明谟之事，王世贞在《书归熙甫文集后》中有言及于其事，并且在该文中王世贞对归有光有着更为深刻的论述，王世贞说道：

余成进士时，归熙甫则已大有公车间名，而积数年不第，每罢试，则主司相与咤恨，以归生不第，何名为公车。而同年朱检讨者，佻人也。数问余，得归生古文辞否？余谢无有。一日忽以一编掷余，面曰：“是更不如崔信明水中物邪？”且谓何不令归生见我，当作李密视秦王时状。余戏答：“子遂能秦王邪？即李密，未易才也。”退取读之，果熙甫文，凡二十余章，多率略应酬语，盖朱所见者杜德机耳！而又数年，熙甫之客中表陆明谟忽贻书责，数余以不能推毂熙甫，不知其说所自。余方盛年骄气，漫尔应之。齿牙之锷，颇及吴下前辈中，谓陆浚明差强人意，熙甫小胜浚明，然亦未满语。又数年，而熙甫始第。又数年而卒。客有梓其集贻余者，卒未及展，为人持去，旋徙处昙靖，复得而读之，故是近代名手。若论议书疏之类，滔滔横流不竭，而发源则泓淳朗著；志传碑表，昌黎十四，永叔十六，又最得昌黎割爱脱赚法，唯铭辞小不及耳。昌黎于碑志，极有力，是兼东西京而时出之。永叔虽佳，故一家言耳。而茅坤氏乃颇右永叔而左昌黎，故当不识也。他序记，熙甫亦甚快，所不足者起伏与结构也，起伏须婉而劲，结构须味而裁，要必有千钧之力而后可；至于照应点缀，绝不可少，又贵琢之无痕，此毋但熙甫。当时极推重于鳞，于鳞亦似有可憾者。嗟乎！熙甫与朱生皆不可作矣，恨不使朱见之，复能作秦王态否？熙甫集中有一篇盛推宋人，而目我辈为蜉蝣之撼不容口。当是于陆生所见报书，故无言不酬。吾又何憾哉！吾又何憾哉！[5]55-56

就文中内容而言，大致有四个方面：首先，自“余成进士”至“盖朱所见者杜德机耳”为一层含义，此时期应该是后七子唱和之时，而王世贞所见的归有光文章，“多率略应酬语”。其次，自“而又数年”至“又数年而卒”为一层含义，主要叙述了陆明谟贻书相责之事，所责内容针对的就是《艺苑卮言》中的评论。再次，自“客有梓其集贻余者”至“止毋但熙甫”，主要内容是对归有光的再论述，针对归有光不同文体作品，予以较为详尽的评述，扬其所长，摘其所短。今考之《震川先生集》，亦可以认为是中允之论，论议书疏之体与明代场屋中二三场所考诸体相近，而正是归有光所擅长的。韩愈志传碑表之割爱脱赚法，即明人所说的架空议论，而这又是明代经义时文中“凌驾”之习的渊源，归有光《詹仰之墓志铭》等即具有此种特征。最后，自“当时极推重于鳞”至末尾，似乎是对自己早年所作所为的遗憾，然而与归有光早年的龃龉不合，是自己“盛年骄气”所为，于今也没有了意义，故“吾又何憾哉”。

《归太仆像赞》[注]娄坚《归太仆应试论策集序》(《学古绪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景印本1295册第11-1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所载：“当是时，吴之以高文称者，曰王司寇元美，其始不无异同，及归自留都，从其家求画像，摹为小幅，系以传赞，属予书之。”王世贞万历十六年任南京兵部侍郎，十七年六月转任南京刑部尚书，旋南归至家，其间到嘉定拜访了徐学谟，同时相聚之人有唐时升、娄坚诸人，八月赴南京任，《归太仆像赞》似乎即作于此一时期。作于王世贞晚年，也是再论归有光中重要的一篇文章。赞作为一种文体，明代徐师曾《文体辨明序说》谓：“其体有三，一曰杂赞，意专褒美，若诸集所载人物、文章、书画诸赞是也。二曰哀赞，哀人之没而述德以赞之者是也。三曰史赞，词兼褒贬，若《史记索隐》《东汉》《晋书》诸《赞》是也。”[6]2114王世贞所赞归有光等吴中往哲，自元末明初处士周寿谊、翰林编修高启始，凡一百一十二人，其旨意即在“意专褒美”。其序赞归有光时说：

先生于古文辞，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其晚达而终不得意，尤为识者所惜云。赞曰：风行水上，涣为文章。当其风止，与水相忘。剪缀帖括，藻粉铺张。江左以还，极于陈梁。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2]179

此文与《书归熙甫文集后》所述相比，显著的不同是只有赞美而无指摘，当然这是由文体特征所决定的。至于文中赞语，本即颂美之辞，然而却是后世争议的部分，俟后文复论。

王世贞再论归有光，与《艺苑卮言》中所论者相比，没有了早年的骄盛之气，尤其是归有光像赞序中所给归有光古文所学与成就的评价，其卓识远在晚明众人之上。归有光与王世贞为文同是以《史记》为法，然而所得不同，章太炎尝谓：“震川与凤洲争名，二人皆自谓学司马子长，然凤洲专取《史记》描摹之笔及浓重之处，震川则以为《史记》佳处在闲情冷韵。”[7]248章氏所说的“闲情冷韵”，大概指的是《史记》中的后妃、外戚传。而王世贞在赞语中的“余岂异趋”，或许是其“殊途同归”的感叹。

王世贞对归有光作品的再论述，既与其晚年对文章的认知有关，也与外部因素有关，如前文所述陆汝陈、陆明谟的责问，即是外部因素之一。事实上，在王世贞再论归有光的外部因素中，徐学谟所起到的作用是最为显著和直接的。徐学谟与归有光相友善，对归有光古文、经义时文皆有着欣赏和同情的态度。而徐学谟与王世贞为乡试同年，两人的关系为莫逆之交，徐氏尝自言，“余以怯于饮，复拙于修辞，遂不能追随公后”[8]617。

关于归、王之间初始的龃龉不合，徐学谟在其文集中也有记载。徐学谟认为归有光古文辞“澹然若不经意，而妙思溢发”，而这一特点是“元美不尽知”的。徐学谟也对当时秦汉派的弊端提出了批判，并且对王世贞所推崇的李攀龙持否定的态度。同时，徐学谟对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对王世贞的诋斥，认为归有光“未免过激”。总之，徐学谟认为归、王“皆吴中之俊，前此罕有其俪，然其言矛盾不相容如此”，因此“姑记以俟知者衡较之也”。[4]5169-5170或许是同与归、王相善的缘故，徐学谟并没有对归、王的是非对错予以评价。然而，或许正是由于同为归、王好友的缘故，徐学谟才反复向王世贞推扬归有光。王世贞尝致书徐学谟，道：“况弟数年来，甚推毂韩、欧诸贤，以为大雅之文，故当于熙甫不薄，第无由相闻耳！”[2]514以此而言，王世贞推崇韩、欧等唐宋之文，对推毂归有光是有作用的，至少在王世贞看来是如此，而从这封书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徐学谟应该向王世贞推扬过归有光。

徐学谟《归有园稿》卷十九有《与王凤洲司寇九首》，徐氏在第二首中说道：“熙父文章，其用小处，尽识古人面孔，唯结构无法，间失之弱。所以吾丈前时阔略之，故特为拈出，令其一生辛苦，不至没没耳。非敢肆横议以自外于门墙也。乃今吾丈公听并观，不肯自怙其见匪直，能妆熙父，而弟亦不蒙鄙夷矣。真菩提之心哉！”[8]4此文作于万历十七年，文中熙父即归有光。观徐学谟信中所言，“前时阔略之”者，盖指王世贞所作《书归熙甫文集后》，而“乃今吾丈公听并观，不肯自怙其见匪直，能妆熙父”者，盖又指王世贞所作归有光画像赞序而言。事实上，《归太仆像赞》中王世贞所论归有光“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之语，与徐学谟所说“澹然若不经意，而妙思溢发”又是相一致的。

归有光固为明代古文大家，然而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科举制度决定着士子的前程，左右着他们的命运”[9]，归有光“八上春官”而不第的现实，使其声名在当时的文坛上远不如王世贞，徐学谟因欣赏而同情其辛苦与遭遇。是故，徐学谟不仅不遗余力地推扬归有光，而且还向王世贞推荐，以借其在文坛上的盛名显扬之，正如晚明黄淳耀论徐学谟时说道：“公与弇州为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论龂龂不为之变，弇州晩年颇好唐宋，而不薄归熙甫，则亦自公发其端云。”[10]738

三、钱谦益与王世贞晚年“自悔”说

王世贞晚年反复再论归有光、推毂归有光，与徐学谟的影响和作用是分不开的。然而正是由于王世贞晚年推毂归有光，才使得钱谦益提出的王世贞晚年“自悔”说有了可能。

对于归有光与王世贞的关系，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震川先生归有光》中说：

当是时，王弇州踵二李之后，主盟文坛，声华烜赫，奔走四海。熙甫一老举子，独抱遗径于荒江虚市之间，树牙颊相支柱不少下。尝为人文序，诋排俗学，以为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弇州闻之曰：“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岁赞熙甫画像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识者谓先生之文，至是始论定，而弇州之迟暮自悔，为不可及也。”[11]559-560

及其论王世贞，则又说道：

迨乎晚年，阅世日深，读书渐细，虚气销息，浮华解驳，于是乎淟然汗下，蘧然梦觉，而自悔其不可以复改矣……论文，则极推宋金华。而赞归太仆之画像，且曰“余岂异趋，久而自伤”矣。其论《艺苑卮言》则曰：“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未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秘，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元美之虚心克己，不自掩护如是。[11]436-437

上述类似观点，在钱谦益文集中其他篇章亦可以看到。钱氏将归、王初始龃龉不合的关系，叙述的生动形象，而王世贞晚年“自悔”说亦遂之而产生。文中所涉内容，主要来源于《项思尧文集序》《吴中往哲像赞》和《艺苑卮言》等。那么，钱谦益是如何“扬归抑王”，以及如何提出王世贞晚年“自悔”说的呢？

上文最为精彩生动的莫过于归、王二人关于“妄庸”的对话，这段精彩的对话源于娄坚，而娄氏原文说道：“先生尝为人序其文，中有‘妄庸’之讥，或曰‘妄诚有之，未必庸也’，先生曰：‘子未之思耳！唯庸故妄，唯妄益庸。’闻者莫不心厌焉。”[12]11由文中可知，此处所对话之人显然不是王世贞。至于王世贞所论《艺苑卮言》的“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等语，四库馆臣认为见于《读书后·书李西涯古乐府后》，然笔者考之《读书后》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康熙三十八年刻本、“丛书集成续编”本以及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均未有上述王世贞所论之语。故以笔者愚见，四库馆臣大概因袭于钱谦益所说，而钱氏所言则不知其所本于何。同时，钱谦益所言“极推宋金华”之说，又源于王世贞所作《书宋景濓集后》，然而文中王世贞所极推崇的，指宋濂十二年中作文之多而已；至于宋濂作品，王世贞认为“以典实易宏丽，以详明易遒简，发之而欲意之必罄，言之而欲人之必晓”[5]52，并未见其“极推”到何种程度。

然而上述内容却正是钱谦益提出王世贞晚年“自悔”说的立论基础。通过归、王二人关于“妄庸”的精彩对话，钱谦益扩大了归、王初始间的龃龉不合，而像赞中“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则又为“弇州之迟暮自悔”做铺垫。同时，借《读书后》中王世贞自论之言，则又坐实了其晚年“自悔”。事实上，这是钱谦益笔下的归、王关系，也是钱谦益笔下的王世贞晚年“自悔”。

对于《归太仆像赞》中的“自伤”“始伤”的区别，钱钟书先生尝就此提出了较为深刻和详尽的论述，认为钱谦益以“刀笔伎俩”将原文中的“始伤”改为“自伤”，从而造成“词气迥异”的效果。[13]163-165而正是凭借“刀笔伎俩”，钱谦益构建了“扬归抑王”的归、王关系，并进而提出了王世贞晚年“自悔”说。事实上，钱谦益杜撰史事的“刀笔伎俩”，除了上文之外，也曾借助于汤显祖、徐渭等“诋毁”王世贞，如王世贞拜访汤显祖一事，汤氏尝自言：“无所相益，有以相损。因自隐避，不敢再谒尚书之门。”[14]1234对于此事清代的王宏论道：“予谓牧斋欲訾弇州而适著其美，其誉义仍也，君子以为犹诋也。”[15]409

那么，钱谦益为什么要构建“扬归抑王”的关系，以及提出王世贞晚年“自悔”说呢？事实上，这与晚明文坛的流弊，以及钱谦益的文学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钱谦益在晚明文坛上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钱氏对于公安派、竟陵派与秦汉派皆持反对和批判态度，其中对竟陵派和秦汉派所批判则最为激烈。究其原因，正在于两派在当时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故而其流弊影响亦大。而钱谦益为文主张则是宗唐宋古文的，批判打击竟陵和秦汉派实际上与钱氏提倡唐宋古文是互为表里的。而王世贞不仅主盟文坛数十年，而且还是秦汉派的领袖，所以其“抑王”也是必然的了。而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尝力抗王世贞，因此“扬归抑王”就成了钱谦益的必然选择，正如黄霖先生所说的“借钟馗以打鬼”，黄先生说道：“钱谦益尽管连篇累牍地宣扬归有光的文章，但主要是出以‘恶乎稗贩剿贼、掇拾涂泽之流’，借钟馗以打鬼，扬归有光来批复古派，实际上他并没有对震川文章作过认真的分析。”[16]而借曾经的文坛领袖来推扬归有光，即王世贞晚年“自悔”说，则是对复古派最彻底的批判。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梳理，我们对归有光与王世贞的关系有了客观而清晰的认识，归、王间初始的龃龉不合，是由王世贞《艺苑卮言》中对归有光的评价所引起的，并导致了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的诋斥。然而，这种龃龉不合并非是归、王关系的主要内容，也不是归、王关系的全部内容。在归有光成进士之后，归、王关系则有了诗文往来的深层次关系，可以说与初始龃龉不合的关系发生了转折。

王世贞对归有光的再论述，可以认为是归、王关系的深化，而这种深化主要又围绕着初始间的龃龉不合。王世贞再论归有光，对归氏作品有了较为深刻而详细的论述，并认知到了归有光作品的价值和地位，然而这种再论述和新的认知，则又与徐学谟等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这种再论述和新的认知，又为钱谦益“扬归抑王”提供了素材和土壤，并进而提出了王世贞晚年“自悔”说。需要指出的是，钱谦益借助杜撰或者“刀笔伎俩”，所提出的王世贞晚年“自悔”说，其目的是为了批判当时文坛上复古的弊端，更是为了提出自身宗唐宋文学的观点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