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书 强

(渭南师范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并指出现阶段我国存在的主要矛盾突出表现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振兴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和部署，提出乡村振兴的总体时间表。上述文件精神都为渭南市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农村改革、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

一、文献综述

在国外，乡村振兴一般被称为“乡村发展”或“乡村建设”。国外诸多学者站在乡村发展和全球治理角度，或结合实务，或结合研究领域，围绕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路径选择以及乡村建设实践经验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乡村建设理论研究方面，Grenerczy、Hao 和 Agency、Osterud Grey等学者根据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历程，指出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必然要经历现代农业及新型农村的构建和发展过程，提出新农村建设应与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保持一致，并指出乡村振兴的希望在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互影响[1-2]；在乡村建设实践经验与路径选择方面，Broadway和Michael、Y Okura、Uchendu、Jung WonSonn和Dong-Wan Gimm等学者通过对世界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提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产组织参与、选择适合当地发展的品牌、产学研相结合、加强村庄和自然环境的原始形式建设以及强化村庄内外交通与联络等方面对乡村建设的作用巨大[3-6]。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国内对乡村振兴的研究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对乡村振兴的意义、内涵的研究、路径选择的研究以及实践经验的研究。在乡村振兴的内涵意义方面，王亚华、苏毅清和廖彩荣、陈美球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应顺应国情变化，赋予了农村发展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实现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新内涵[7-8];在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方面，康永征、王泽莉和刘合光及胡中应等学者指出，村镇化是一种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是对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现实回应，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机制创新、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四大路径[9-11];还有凌常荣和周曦、王思斌等学者提出应该通过形成适应农村“可行能力”的产业结构及加强集体经济等方面提出乡村振兴的路径，并具体研究如何通过乡村旅游来实现乡村振兴[12-13]；在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方面，蒋和平、杨希、吴建等学者通过实地调研，从产业基础、景观规划、发展环境、党建助力等方面总结归纳出特色乡村振兴发展模式[14-16]。

二、渭南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条件

(一)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城乡发展失衡

根据陕西省政府研究室课题“陕西农民的意愿”结果显示，近年来，渭南市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尤其是“8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在“80后”流动人口中，80%的“第二代”农民工基本不具备农业技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农村土地耕作主要依靠40岁以上人口，这些人口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仅依靠种植传统农作物，无法实现耕种科学化，高效经济作物的种植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导致出现普遍的广种薄收现象。尽管我国一直持续推进城乡统筹，但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表现为城乡分离的工业化模式、城乡分割的市场体制、城乡有别的治理机制，使得资源要素配置向城市和工业倾斜，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大量流向工业和城镇，大量农村优秀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村人口的过度外流导致农村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矛盾，由此引发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农村经济社会的整体功能退化，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失衡，使得农业生产的新技术、新管理理念难以推广应用，城乡发展出现严重失衡。

(二)农业产业竞争力不强，束缚着产业的发展

渭南市是传统农业大市，其地域及气候条件独特，生态多样，农产品种类丰富，农业特色产业资源优势明显。但是从总体来看，渭南市农业产业大而不强，农业结构转型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首先，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导致农业小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大流通之间的矛盾凸显，集中体现在供给侧结构方面，主要是低水平供给与高水平需求不匹配，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低端产品多，中高端产品少；单一功能产品多，多种功能产品少，这些结构性问题使农产品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存在着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其次，农产品在市场上缺乏有效的终端信息对接机制，农户不能及时掌握市场需求信息，生产具有盲目性，上规模、成体系的特色产业集聚区比较缺乏，特色农业产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农户面临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第三，渭南市农业产业链被分割在不同地区和部门，形成了“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产业发展格局，在这种分割的农业产业链中，农户的经营被限制在种植和养殖等低利润、低附加值环节，难以向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延伸，农业的分工和协作网络也无法形成，农业产业竞争力不强，束缚着产业的发展。

(三)多元化治理体系不完善，乡村文明亟待加强

如前所述，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村庄社会边界被打破，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外流，农村处于“空心化”状态。导致当前农村社会面临着治理主体单一，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性组织等多元化治理体系未能完全建立，主要表现形式是村级组织自治功能弱化和内生性村治主体无法生成，使村庄自治事务处于管理真空状态。农村“空心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便是传统乡风文明衰退，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但是在传统村落向现代村落急剧转变的过程中，传统村落大量消失，既没有城市的气息，也没有了乡野的质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向乡村社会渗透，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村庄内部纠纷调解机制瓦解、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代际关系恶化等问题产生，传统村规民约的约束力下降，新的乡村社会秩序还未构建起来，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亟待加强。

(四)农村资源严重浪费，乡村宜居建设存在瓶颈

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是利用市场机制集聚和整合农村资源，通过产业集聚，实现规模效益。但是传统农业农村原有的拼资源拼消耗的发展方式已导致资源环境压力较大，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土地重金属污染、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环境代价越来越沉重。长期以来农村自身的积累贫弱，基础设施薄弱，人居环境脏乱差现象突出；农民建房缺乏科学规划和设计，有新房无新村，这些都是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瓶颈约束。

(五)缺乏有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显得乏力

为了充分释放农村生产力，国家在农村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这一农村集体经济形式改变了农村旧的经营管理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家庭承包制下，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组织化程度低，经营的土地规模小，生产的产品既无品牌、又缺乏销售渠道。而在农产品市场上，一方面，买方缺乏有关农产品的产量、质量、特性等信息，另一方面，卖方则缺乏农产品的市场行情与价格等方面的信息，作为卖方的农户不能及时掌握市场需求信息，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能力和议价能力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无法抵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陷入增产不增收的困境。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充分发挥统一经营功能，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显得乏力。

三、渭南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

(一)优化配置农业农村资源，实现产业兴旺

1.系统规划渭南市不同区域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农业产业布局

合理规划渭南市种养殖结构，依照粮经饲统筹、种养加一体、农林牧结合，优化产业结构，科学合理布局特色农产品生产。渭南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农业基地，应该划定和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打造一批稳固的集中连片现代粮食生产基地，不断巩固“陕西大粮仓”。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产业比较优势以及产业发展潜力，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建设现代果业强市、建成陕西现代畜牧业示范区、打造陕西绿色大菜园以及建设西北地区农业发展“三产融合”试验地。以打造陕西现代果业强市为抓手、以建设现代农业园区为支撑，加强品牌建设和主体培育，强化技术支撑，改进基础设施，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优势聚集、产业融合、市场竞争力强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2.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激活农村要素资源

在线共享式课程丰富了教育形式，为学习者提供了多元的教育资源；提高了教育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更贴近学习者的学习习惯和需求。但目前在线共享课程还未发展成熟，很多问题还彻底未解决。如何对学习者进行真正有效的线上学习行为监管，如何确保远程教学真正达到传统课堂面对面教学中的生动效果，如何构建一个更为全面、合理、多元的评价机制，激发学习者学习的主动性，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待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深化研究。

针对渭南市不同区域特色农产品特点，建立区域特色农产品数据库，构建农业产业链大数据，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构建农产品可追溯体系，规划生产经营行为，倒逼农业精细化、标准化生产，引导农户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农产品，使农产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促进区域内农产品高效有序发展；积极培育壮大一批内在要素齐备、管理水平高、经济实力强、经营效益好的经营主体。整合相关涉农项目资金，重点投向经营主体；通过利息补贴、设立风险补偿基金、加强政策性担保等方式，解决经营主体融资难题；有效激活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资产资金和自然资源，以产权为纽带，将农业产业链中从事生产、加工、服务的各经营主体通过要素、产业、利益紧密连接，以品牌建设为导向，经营规模化农业。

3.提升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

积极推进农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借助产业间的融合，发挥农业潜力，升级和转型第二产业，最大化利用第三产业辐射力，打造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开放农业、共享农业等多样性农业。树立“农业+”发展理念，加大多地区、多种类产业融合，为发展“农业+”“+农业”提供良好的产业基础条件。探索“电子商务+乡村旅游+农村消费”模式，由单一的经济向区域资源整合、产业融合、共建共享的农村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加速转变，克服以往单一的“农家乐”形式，各地找准自身的文化定位，制定详细的休闲农业园区经营战略，将农业自身的文化特质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依托渭南市“山、水、城、陵”特色优势，并结合渭南市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资源等各具特色的旅游版块，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推动优势资源整合开发，实施精品景区提升工程、建设文化旅游项目、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打造精品旅游线路等，形成特色鲜明、多元化全域旅游新格局。结合渭南特色产品，大力发展农业+制造业，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的食品加工和深加工产业，挖掘地方农业文化资源，从而带动营销、物流、电子商务等多种形式的涉农服务业，全面实现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融合。

(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生态宜居

1.坚持整体谋划，做好生态宜居乡村建设规划与设计

加强村民建房质量与风貌管控的要求，明确建筑材料、层高、间距和容积率等，制定田园风光、自然景观、建筑风格和文体保护的具体标准，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田园乡愁；编制和完善县域内村庄和城镇建设规划，根据村、镇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口培养变化趋势等情况，围绕农村居住形式、村貌建设、村落形态、生态环境以及产业发展等重点深入研究，明确一般镇和重点镇、一般村和中心村的规划布局和建筑风貌，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乡镇，凸显乡村特色，不搞简单复制，避免同质化建设。

2.加强农村生态治理，为美丽乡村奠定产业基础

生产生态产品，打造生态品牌，完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政策，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规范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运用生态的理念，打造生态的环境，生产生态的产品，是美丽乡村实现产业带动的核心；坚持绿色生产、生态生产，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加大对秸秆、畜禽粪便等农业废弃物的利用率，培养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修复已被破坏的农业生态系统，重视对湿地、林地的养护，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做到发展与保护并行，建设与美丽并重。

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与生态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业等农村新型产业，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切实加强农村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改善沿江、沿河、沿路生态环境。完善水、路、林、田、湖有机布局，推动水相连、路相通、林成网、田成片、湖镶嵌，构建传统与现代兼容的农村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魅力，记得住乡愁，看得见发展。

(三)弘扬农耕文明和优良传统文化，实现乡风文明

1.重塑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加大政策集成与资源整合力度，扫除城乡要素资源流动障碍，打通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通道，以新型城镇化为主线，引入工商资本，植入城市文明，挖掘农耕文化，引导城市资本和农村土地要素结合；引导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更要大力度向“三农”倾斜，支持农村基建、教育事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振兴，通过PPP、公建民营等形式撬动民间资本进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民间资本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积极作用。

2. 充分挖掘乡村文化特色，实现乡村人文美

利用不同地区自然地势和地貌布局，推进农业与文化、艺术、科技、生态、服务和旅游等产业融合，实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联动发展。充分挖掘渭南市具有民族风情、习俗礼仪、地方曲艺等方面的深刻内涵，挖掘当地传统文化，形成独特的农村名片；传承文化特色，实现人文美，实现村风和谐文明、文化特色鲜明，居民的灵魂都有安放之处。大力发展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将当地或特定的文化元素进行提炼、加工，通过创意的手段，导入到乡村建设、乡村产业、乡村旅游、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全过程。

3.倡导乡村文明新风，创建现代和谐新农村

积极倡导乡村文明新风，开展各种文明创建活动，村村制定村规民约，村村建立道德评议会、村民议事会；开设农村道德讲堂，宣讲党的大政方针，宣传文明新风；通过树立“致富能手”“模范家庭”等先进典型，评选“美丽庭院”、设立“党员示范园”等一系列文明创建活动，树立正面致富和文明典型，帮助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激发村民人人参与文明创建的内生动力；倡导举止文明、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俭节约的好风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

(四)以善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治理有效

1.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激活乡村治理的传统文化资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及“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依据不同区域传统文化特点，紧紧围绕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建议，详细记录群众诉求想法，结合实际制定符合各自村情的有针对性的村规民约，让村规民约与村情民意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乡贤带动作用，盘活凝聚乡贤资源，以乡贤自身的道德感召力教化村民，让传统文化价值无远弗届、凝聚人心，从而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涵养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乡风文明。在村规民约实施过程中，成立乡贤理事会，聘请本地老党员、老教师、老模范、老干部、复退军人、经济文化能人组成理事会，监督村规民约的执行，处理处置违规违约现象。

2.加强党建引领，以“善治”为标准实现治理有效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组织和农村集体组织建设，依据善治在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及治理过程的规范性和透明性特点，充分发挥村级自治组织的治理主体作用，把自治重心下移至村民小组，通过设立“村小组议事会”并赋予其决策权、监督权和议事权，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功能，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遵循合法性、法治性、透明度、参与性、协商性等善治理论标准，以村民需求为导向，提供满足村民需求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

3.运用大数据推进乡村善治，实现乡村治理精准化

在互联网+背景下，各级政府加大对“互联网+乡村”基础设施投入，重视相关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懂技术、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将大数据嵌入乡村治理过程中，运用数据挖掘技术收集、管理乡村事务的海量数据，挖掘有用信息，科学预测治理问题，为乡镇政府科学决策、快速应对村民需求提供依据，通过数据共享实现多元主体共治，快速响应村民实际诉求，为村民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便捷化的服务，实现乡村治理精准化。

(五)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

1.强化以“三变”为重要内容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活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即“三变”改革作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主抓手，探索“财政注资、单户入股，村村建园、企园带动”的方式，创新模式，精准发力，有效促进农户增产增收。选取典型村镇，试点进行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资金等入股企业、合作社或其他经济组织，或将各级财政投入到村、明确到户到人的扶贫类资金以及其他扶持资金，在农户自愿的前提下，投入到效益较好的经济组织，增加村集体和贫困农民收入。通过股份合作机制，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向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发展，有效激活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2.明确主权主体，提高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

对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及用于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的非经营性资产开展清产核资，逐项盘清集体资产，界定权属、分门别类登记，健全台账管理制度。坚持一村一策的原则，依照村民意愿，灵活地折股量化。在此基础上，农户在自主、自愿、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产权主体明确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集体产权制度。建立农户与集体之间“管理民主、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利益联结纽带，提高各利益主体的责任感、主动性和积极性。

3.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制度，健全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制度，建立健全收益分配制度、明确收益分配原则、合理提取集体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切实保证按股分红。集体公司负责管理集体资产、选好发展项目、统筹收益分配，按照市场规则运营，按照“保底收益+按股分红”的模式，由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等作为经营主体控股经营。按照政策要求，核定县级农业经营管理编制，乡镇设置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通过安排专兼职人员、招收大学生村官等途径，加强基层农村经营管理队伍建设，建立健全职能明确、权责一致的基层农村经营管理体系。